巴爾紮克1835年出版的《高老頭》描寫得再清楚不過了。高老頭原是一名意面制造商，在法國大革命家和拿破侖時期，靠經營面粉和糧食賺了一筆大錢。他是一位鳏夫，為了給兩個女兒（但斐納和阿娜斯塔齊）在19世紀初的巴黎上流社會找個婆家，他犧牲了一切。他留給自己的錢只夠支付在一家破舊包飯公寓的吃住費用。在那裡，他遇上了拉斯蒂涅。拉斯蒂涅是一名身無分文的年輕貴族，從外省來巴黎學習法律。他野心勃勃，但因貧窮受到羞辱，只好靠一位遠房表姐的幫助，擠進了大資產階級和巨額融資交匯的豪華沙龍。很快，他愛上了被丈夫紐沁根男爵抛棄的但斐納。紐沁根是一位銀行家，早就用光了妻子的嫁妝，搞些投機倒把的業務。拉斯蒂涅發現社會已完全被金錢腐蝕，於是放棄了原來的幻想。他十分震驚地得知高老頭是如何被兩個女兒抛棄的。她們沉湎於所謂的功成名就，卻為父親感到羞恥，掏光父親的財富後就很少與他見面。這位老人在貧賤和孤寂中死去。只有拉斯蒂涅參加了他的葬禮。可是一離開拉雪茲公墓，塞納河兩岸就滿眼都是眩目的財富，他決定去徵服這些資本：“現在咱們倆來拼一拼吧！”他向這座城市呼喊。他的多愁善感和社會教育一去不返，從此，他也變得殘酷無情。
最黑暗的時刻是小說的中間部分，拉斯蒂涅面對的社會和道德困境此時最為真切和清晰，而陰暗角色伏脫冷給他上了一課，指點他的前程。 伏脫冷與拉斯蒂涅、高老頭一起，住在同一家破舊的包飯公寓。他很像《基督山伯爵》裡的埃德蒙•唐泰斯和《悲慘世界》裡的冉•阿讓，是一個伶牙俐齒的騙子，隐瞞了自己曾是罪犯的不光彩歷史。這兩個人物總體還算得上是個賢人，但沃脫冷非常不同，他極其陰險，憤世嫉俗。他打算引誘拉斯蒂涅殺人，好去染指一大筆遺產。在此之前，伏脫冷給拉斯蒂涅上了一堂極其可怕的課，詳細講述當時法國社會年輕人可能面臨的各種不同命運。
伏脫冷對拉斯蒂涅說，認為在社會上通過學習、天賦和勤奮就能成功，那簡直是異想天開。如果學習法律或醫學這兩個職業能力勝過先人財富的行當，伏脫冷則為這位年輕朋友詳細描繪了他面前的各種事業前景。特別是，伏脫冷向拉斯蒂涅非常詳細地解釋了在每個行業每年有望掙到多少年薪。結論非常清楚：即使他在班裡名列前茅，歷經許多委曲求全，很快進入光彩照人的法律生涯，他依然只能靠平庸的收入生活，沒有指望真正成為大富大貴。
對比之下，伏脫冷向拉斯蒂涅建議的成功策略的確更加有效。年輕的維多莉小姐也住在公寓裡，她羞羞答答，眼裡只有英俊的拉斯蒂涅。娶了她，馬上就可以染指一百萬法郎的遺產。他可以在20歲時就拿到每年5萬法郎（資本的5%）的收入，馬上達到他夢寐以求的檢察官薪水的十倍，而要當上檢察官，還得10年以後。這筆收入也相當於當時巴黎最富有律師50歲時的收入，可當律師還得靠幾十年的刻苦努力和陰謀詭計。
靠工作還是吃遺產？
伏脫冷教導中最可怕的是，他對王政複辟時期社會的敏銳描述竟包含如此精確的數字。19世紀法國的收入和財富結構就是如此，法國最富裕之人的生活水平是僅靠勞動生活的人無法企及的。有這樣的條件，為什麼還去工作？做事為什麼必須遵守道德？既然社會不平等本質上是不道德、不正當的，那麼為什麼不能變得徹頭徹尾的不道德，使用一切手段獲取資本呢？
在19世紀的以及20世紀初的法國，靠繼承財富及其收入而獲得的舒適水平，只靠工作和學習的確達不到。這種情況盡人皆知，巴爾紮克不需要統計數字來證明，更不需要收入等級的十分位數和百分位數。而且，18世紀、19世紀的英國也非常相似。對簡•奧斯汀筆下的主人公來說，工作不是問題，最重要的是財富的多寡，不管是靠繼承還是靠婚姻。
其實，“一戰”前的各個地方幾乎都是這樣，而“一戰”成就了過往世襲社會的自我毀滅。美國是為數不多的例外，其北部和西部各州的“開拓型”微型社會也是例外，18世紀和19世紀，這些地方繼承的資本幾乎沒有什麼影響。不過，這種情形沒能維持太久。在南部各州，奴隸和土地是主要的資本形式，而資本占主導地位，繼承的財富與舊歐洲一樣至關重要。在《飄》中，郝思嘉的追求者們，與拉斯蒂涅一樣，不能靠學業和天賦確保未來生活的舒適：父親（或嶽父）種植園的大小是決定因素。伏脫冷不去考慮道德、是非和社會正義，明著對年輕的拉斯蒂涅講，他願意像美國南方奴隸主一樣過日子，享受著黑人帶來的富足。很明顯，吸引著這位法國前科犯的美國，並不是吸引著托克維爾的那個美國。
誠然，勞動收入也不總能得到公平分配，但把這個社會正義問題簡化成是勞動收入重要還是遺產收入重要也是有失公允的。雖然如此，民主現代性（democratic modernity）的基礎是認為源於個人天賦和勤奮的不平等比其他不平等更合乎情理，或者至少我們希望向這個方向發展。
其實，伏脫冷的教導在20世紀的歐洲一定程度上不再管用了，至少一段時間是這樣。“二戰”之後的幾十年裡，繼承來的財富不再重要，並且也許是歷史上第一次，工作和學習成為出人頭地的最可靠路徑。今天，盡管各種不平等再度出現，許多人認為社會和民主進步遭到了動搖，但多數人依然相信，自伏脫冷教導拉斯蒂涅以來，世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依靠學習、工作和職業成功，不僅更加道德，也更有錢可賺。
伏脫冷的教導讓我們關心兩個問題，盡管可用數據不太完整，但我將在下面回答幾個問題。第一，從伏脫冷那個年代以來，我們是否能夠確信，勞動收入與遺產收入的相對關系已經徹底轉變？如果是，程度有多大？其次，甚至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認為這種轉變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那麼它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還會被逆轉嗎？
勞動收入和資本收入不平等
要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必須先介紹幾個基本概念，以及不同社會不同時期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基本形態。收入一直可以表示為勞動收入和資本收入的總和。工資是一種勞動收入，從定義上講，在所有社會中，收入不平等都是這兩部分的總和：勞動收入不平等和資本收入不平等。這兩部分中每種收入的分配越不平等，總收入的不平等就越大。抽象地講，我們完全可以想象有這樣的社會，其勞動收入不平等非常嚴重，而資本收入不平等較低，或者正好相反，也可能兩種成份高度不平等，也可能非常平等。
第三個決定因素是這兩方面不平等之間的關系：擁有高勞動收入的個人在多大程度上也享有高資本收入？從技術上講，這個關系是一種統計相關性，其他因素相等的情況下，相關性越大，總的不平等程度越大。實際上，有的社會裡，資本不平等嚴重，資本所有者根本沒有必要工作，那麼這個相關性經常很低，甚至為負數。那麼今天是什麼情況，將來是如何呢？
也要註意，如果擁有大量財富的人想辦法獲得較高的收益率，而中等財富只獲得適當的收益，那麼資本收入的不平等可能大於資本不平等本身。這一機制會成為不平等的強大乘數，當前這個世紀剛剛開始，情況尤其如此。在簡單情況下，財富等級的各個層次，平均收益率都是相同的，那麼從定義上講，這兩種不平等保持一致。
工資收入水平的嚴重差距
在多大程度上，勞動收入不平等是溫和的、理性的或者今天已不再是個問題？的確，勞動方面的不平等總是比資本方面的不平等小得多。然而，忽視它們也是相當錯誤的，首先是因為勞動收入一般占國民收入的2/3到3/4，其次是因為國家之間勞動收入分配方式有顯著差異，這表明公共政策和國家差異對這些不平等和許多人的生活條件有重大影響。
在勞動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國家，比如1970~1990年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最上層10%的人拿到總工資的約20%，最底層的50%拿到約35%。在工資不平等處於平均水平的國家，包括當今的多數歐洲國家（如法國和德國），第一群組占有總工資的25%~30%，第二群組約30%。
在多數最不平等的國家，如21世紀第二個十年初的美國（後面會提到，其勞動收入分配比任何國家都不平等），最上層10%拿到工資總額的35%，最底層50%只拿到25%。換言之，這兩個群組的均衡狀態幾乎被徹底逆轉了。在最平等的國家，最底層的50%在總收入上接近最上層10%的兩倍（有些人會說依然太少，因為前一群組人數是後者的5倍之多），然而在最不平等的國家，最底層50%比最上層群組還少拿三分之一。如果過去幾十年在美國出現的勞動收入日益集中還要繼續下去，那麼到2030年，最底層50%拿到的總報酬只是最上層10%的一半。這種演變顯然不一定真地持續下去，但這一點說明，近期發生的收入分配變化決不是毫無痛苦的。
具體地講，如果月平均工資是2,000歐元，平等分配（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結果是最上層10%每月拿到4,000歐元（最上層1%為10,000歐元），中間40%每月拿到2,250歐元，最底層50%每月1,400歐元。而在更不平等的分配方式中（美國），則形成明顯陡峭的層級：最上層10%每月7,000歐元（最上層1%每月24,000歐元），中間的40%為2,000歐元，最底層50%只有1,000歐元。
對受惠最少的半數人口而言，這兩種分配方式之間的差別也不是無關緊要。即便考慮稅收和轉移支付，如果一個人每月收入1,400歐元而不是1,000歐元（額外增加40%的收入），那麼對生活方式、住房、度假、工程資金、子女花費等的影響也是相當大的。而且在多數國家，婦女在最底層50%人群中實際上比例很大，所以這種國家間巨大差異部分反映了男女工資差別的不同。北歐在這方面小於其他地方。
這兩種分配方式的差別對高收入人群的影響也很大。一個一輩子每月掙7,000歐元而不是4,000歐元（或者更好，掙24,000歐元而不是10,000歐元），不會花錢買同樣的東西，不僅會對所買的東西而且對他人也會產生更大影響：例如，這個人可以雇用收入不高的人來服務於他或她的需要。如果美國的那種趨勢持續下去，那麼到2030年，收入最高的10%會每月掙9,000歐元（最高的1%掙34,000歐元），中間的40%每月掙1,750歐元，最底層50%每月只有800歐元。收入最高的10%因此可以用一小部分收入雇用許多最底層50%的人充當家庭佣人。
顯然，這一同樣微薄的工資和上述兩種非常不同的勞動收入分配方式是不矛盾的，但卻會給不同的社會群體帶來迥異的社會現實。在一些情況下，這些不平等可能激起沖突。因此，了解決定勞動收入不平等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力量非常重要。
資本收入差距進一步加重貧富分化
雖然勞動收入不平等有時被（不正確地）視為溫和不平等，不再會激起沖突，但這在很大程度上與資本所有權分配相比較的結果，而後者在每個地方都是極端不平等的。
在財富分配最平等的社會（還是20世紀70、80年代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最富裕的10%占有國民財富的50%，如果人們準確申報財富的話，甚至還多，約在50%~60%。當下，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初，在多數歐洲國家，尤其是在法國、德國、英國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占有國民財富的約60%。
最令人驚訝的事實是，在所有這些社會裡，半數人口幾乎一無所有：最貧窮的50%占有的國民財富一律低於10%，一般不超過5%。在法國，根據最新數據（2010~2011年），最富裕的10%占有總財富的62%，而最貧窮的50%只占有4%。在美國，美聯儲最近所做的調查覆蓋相同年份，表明最上層10%占有美國財富的72%，而最底層的半數人口僅占有2%。然而請註意，像所有的調查一樣，財富都是自我申報，因而這一來源低估了最大財富數值。而且重要的是，補充一下，我們在每一年齡群組中都發現了同樣的財富集中度。
最終，在這方面最平等的國家（如20世紀70、80年代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財富不平等好像明顯大於工資方面不平等國家（如21世紀第二個十年初的美國）的工資不平等（見表7.1和7.2）。據我所知，如果“溫和”不平等意味著社會半數人口占有較大份額（如1/5到1/4）總財富，那麼資本所有權分配屬於這種情況的社會從來就沒出現過。
如同工資不平等的情況，重要的是要很好把握這些財富數字到底意味著什麼。
我們設想有一個每位成人平均淨財富為20萬歐元的社會，當今最富裕的歐洲國家大體屬於這種情況。這一私人財富可以劃分成兩個大致相等的部分：一方面是房地產，另一方面是金融和商業資產（包括扣除債務以後的銀行存款、儲蓄計劃、股票債券、人壽保險、養老基金等）。當然，這些是平均數字，國家之間有很大差異，個人之間差異更大。
如果最貧窮的50%占有財富總額的5%，那麼從定義上講，這一群組的每個成員平均占有全社會每個成員平均財富的10%。在上一段落的例子中，這意味著最貧窮50%中每人平均占有淨財富2萬歐元。這不算小數目，但與社會其他財富相比就非常少了。
具體而言，在這樣一個社會，最貧窮的半數人口一般都是龐大的數目（一般占總人口的1/4），他們根本沒有什麼財富，或者頂多幾千歐元。實際上，有些人（也許總人口的1/20到1/10）僅擁有負的淨財富（他們的債務超過資產），這些人的數量不容忽視。其他人擁有少量財富，約6萬到7萬歐元，也許還多一點。這些情況，包括存在大量絕對財富接近於零的大量人員，導致最貧窮的半數人口平均財富約為2萬歐元。其中一些人可能有房地產但債務負擔沉重，而其他人則可能只有非常少量的儲備金。然而，多數人是租房者，他們僅有的財富是儲蓄或支票賬戶裡的幾千歐元。如果我們把汽車、家具、家電等包含在内的話，那麼最貧窮50%的平均財富會增加到不超過3萬或4萬歐元。
對這一半數人口來說，財富和資本概念是相對抽象的。對數百萬人來講，“財富”加起來不過是支票賬戶或低利率儲蓄賬戶裡幾個星期的工資、一輛汽車和幾件家具。無法逃避的現實是：財富非常集中，社會中大部分人幾乎意識不到它的存在，於是一些人想象財富屬於超現實或神秘的實體。這就是為什麼系統研究資本及其分配如此重要。
在天平的另一端，最富裕的10%占有總財富的60%。因此，該群組每個成員平均擁有該社會平均財富的6倍。在這個例子中，每個成人的平均財富是20萬歐元，最富裕10%中每人平均擁有120萬歐元。
財富分配的最上層10%本身也極不平等，甚至比工資分配的最上層10%還不平等。像當今多數歐洲國家的情況，最上層10%占有總財富的60%，最上層1%的份額一般約25%，其餘9%約35%。因此，第一群組成員的富裕程度是社會成員平均的25倍，而第二群組的成員是4倍。具體而言，在這個例子中，最上層10%的平均財富是120萬歐元，最上層1%每人500萬歐元，其餘9%每人稍低於80萬歐元。
此外，財富的構成在這個群組中差異也很大。最上層10%幾乎每人都擁有房產，但在財富層級中越高，房地產的重要性則急劇下降。在“9%”群組中，財富約100萬歐元，房地產約占總財富的一半，人數約占3/4。相比之下，在最上層1%中，金融和商業資產明顯超過房地產。尤其是，在大宗財富中，股票、合夥企業幾乎占據全部。在200萬到500萬歐元之間時，房地產的份額不到三分之一；超過500萬歐元時，則下降到20%以下；超過1千萬歐元時，則不到10%，財富主要由股票構成。房產是中產階級和小康階級最喜歡的投資形式，但真正的財富總是主要由金融和商業資產構成。
總收入的不平等：兩個世界
最後，讓我們轉向總收入不平等問題，即勞動收入加資本收入。不出意料，總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居於勞動收入不平等和資本收入不平等之間。也請註意，總收入不平等更接近勞動收入不平等而不是資本收入不平等，這也沒什麼意外，因為勞動收入一般占國民總收入的2/3到3/4。具體地講，在20世紀70、80年代斯堪的納維亞平等社會裡，收入層級的最上層10%占有國民收入的約25%（當時的德國、法國是30%，現在則高於35%）。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裡，最上層10%占有國民收入的50%（最上層1%占有約20%）。舊制度（Ancien Régime）及美好時代（Belle Époque）之時的法國和英國是這種情況，當今的美國也是這種情況。
我們有可能想象出財富集中度更大的社會嗎？可能不會。例如，如果最上層10%占有年產出的90%（和財富分配一樣，最上層1%占有50%），革命就可能發生，除非有特別有效的鎮壓機關阻止它發生。說到資本所有權，這樣高的集中度早已成為嚴重政治緊張的源泉，用全民公投通常難以調和。不過，這種資本集中度也許可以維持，如果資本收入占有國民收入的一小部分：如舊制度下只占到1/4到1/3，有時再多一些，當時的財富極度集中已特別具有壓制性）。但是如果這種不平等程度適用於國民總收入，很難想象底層人民會長期接受這種狀況。
即便如此，也沒有理由斷言最上層10%永遠不會占有國民收入的50%以上，或者這種象徵性門檻一旦越過，一國經濟就會崩潰。實際上，現有歷史數據還不夠了完善，這一象徵性極限已經被突破也並非沒有可能。尤其是，在舊制度下，直到法國大革命前夜，最上層10%可能已經占有國民收入的50%，甚至60%還多。其他傳統農業社會也可能已經是這種情況。其實，這種極端不平等能不能持續，不僅取決於鎮壓機關的有效性，也可能首先取決於辯護機關（the apparatus of justification）的有效性。如果不平等被視為合理，因為這可能是富人比窮人工作更勤奮、更高效，或者因為阻止富人掙得多必然會傷害社會上的窮人，那麼收入集中度極有可能會創造新的歷史紀錄。因此，如果勞動收入不平等（在較小的程度上資本所有權不平等）繼續像最近幾十年一樣漸增，那麼美國在2030年左右就可能創下新紀錄。最上層10%那時會占有國民收入的約60%，而最底層半數人口只拿到區區15%。
在這一點上，我堅持認為，重要問題是不平等的合理性而不是大小。這就是為什麼分析不平等的結構非常重要。一個社會的總收入分配達到非常不平等（最上層占有約50%，最上層1%占有約20%）有兩種不同的方式。
達到這種高度不平等的第一種方式是“超級世襲社會”（或“食利者社會”）：在一個社會中，繼承財富非常重要，財富集中度達到極端水平（最上層10%一般占有所有財富的90%，僅最上層1%就占有50%）。那麼，總收入層級由非常高的資本收入主導，尤其是繼承資本。這是我們在“舊制度”下的法國和歐洲所看到的格局，各國總體上差異很小。我們需要弄清，這種所有權結構和不平等是如何出現和持續的，它們在多大程度上只屬於過去（當然除非它們也與未來相關）。
達到這種高度不平等的第二種方式相對較新。這主要是美國在過去幾十年間創造的。這裡我們看到，非常高的收入不平等可能是一個“超級精英社會”（或者社會上層人士喜歡被稱為超級精英）的結果。人們也可以稱之為“超級明星社會”（或者用些許不同的稱謂“超級經理”）。換言之，這是一個不平等的社會，但是收入層級頂端是非常高的勞動收入而非繼承財富收入。
實際上，我們發現這兩種邏輯在每個社會都起作用。美國當下主要的特徵是：創紀錄的勞動收入不平等（高於世界上過去任何時間任何地方的任何社會，包括那些技能差距極其大的社會）和與傳統社會或1900~1910年歐洲相比不太極端的財富不平等水平。不要忘記，它們可能在未來這個世界相互補充，共同發揮作用。如果是這種情況，未來將出現一個新的不平等世界，比以前的任何社會都更極端。
本文摘自《21世紀資本論》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對自18世紀工業革命至今的財富分配數據進行分析，認為不加制約的資本主義導致了財富不平等的加劇，自由市場經濟並不能完全解決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問題。皮克迪建議通過民主制度制約資本主義，這樣才能有效降低財富不平等現象。
皮克迪在中，對過去300年來的工資財富做了詳盡探究，並列出有關多國的大量收入分配數據，旨在證明近幾十年來，不平等現象已經擴大，很快會變得更加嚴重。在可以觀察到的300來年左右的數據中，投資回報平均維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長1%?2%。5%的投資回報意味著每14年財富就能翻番，而2%的經濟增長意味著財富翻番要35年。在一百年的時間裡，有資本的人的財富翻了7番，是開始的128倍，而整體經濟規模只會比100年前大8倍。雖然有資本和沒有資本的人都變得更加富有，但是貧富差距變得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