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分配已成為時下最廣泛讨論和頗具争議的話題之一。但是我們是否真正了解其漫長的演進過程呢？私有資本的不斷積累真如卡爾·馬克思在十九世紀預言的那樣，將導致財富被少數人掌握嗎？或者如西蒙·庫茲涅茨在二十世紀所設想的那樣，增長、競争與技術進步之間的不斷博弈將會逐漸降低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不平等程度，促進其更加和諧的發展？我們對財富和收入從十八世紀演變至今真正了解多少？當下，我們從中又可以汲取怎樣的經驗呢？
從馬爾薩斯到大衛·李嘉圖
經典政治經濟學誕生於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英、法兩國，關於社會分配問題的讨論貫穿始終。人口的持續增長——這是以前不曾出現的情況——再加上農村人口的外遷以及工業革命的來臨，使每個人都深深意識到激烈的變革正在進行。這些劇變又是如何影響財富分配、社會結構以及歐洲社會政治穩定的呢？
托馬斯·馬爾薩斯在1798年發表的《人口原理評述》一文中明確指出：人口過剩是影響財富分配的首要因素。
李嘉圖於1817年出版了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主要關註的是土地價格和土地租金的長期演進。和馬爾薩斯一樣，他的文章幾乎沒有進行過真正的統計。盡管如此，他對其所處時代的資本主義知識是非常精通的。由於其出生在一個有著葡萄牙血統的猶太商人家庭，他的政治偏見似乎也比馬爾薩斯少。他受到馬爾薩斯模型的影響但對其做了進一步的發展。他對以下邏輯悖論十分感興趣。一旦人口和產出開始穩步增長，相對於其他商品，土地會越來越稀缺。根據供需原理，這意味著土地的價格會不斷上升，支付給地主的租金也會上漲。如此一來，地主占國民收入的份額會越來越大，而提供給其他人的份額就會減少，從而破壞社會平衡。李嘉圖認為，無論是從邏輯上還是政治上來說，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法是穩步增加對土地租金的稅收。
這一悲觀的預測被證明是錯誤的：土地租金在較長時間内仍將居高不下，但最終，隨著農業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的下降，相對其他財富形式，農田的價值不可避免的下降了。在十九世紀初期，李嘉圖沒有辦法預測未來技術進步的重要性或工業的發展。就和馬爾薩斯和楊一樣，他不能想象人類會從食物需求中完全解放出來。
然而，他對土地價格的洞察仍是有趣的：他提出的“稀缺性原則”意味著某些價格可能在幾十年後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這可能足以動搖整個社會。價格體系在協調數百萬個體的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實際上，現今新的全球經濟體系中有著數十億人。問題是，價格體系既不能發揮約束作用也不能體現道德觀念。
在二十一世紀，對於理解全球財富分配來說，忽略“稀缺性原則”的重要性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為了更具說服力，我們可以用世界主要國家首都城市房地產價格，或者石油的價格來代替李嘉圖模型中農田的價格。在這兩種情況下，如果將這一發生在1970～2010年間的趨勢推導至2010～2050年或2010～2100年，將導致國家之間以及國家内部相當大規模的經濟、社會及政治失衡——這將使我們不可避免地想起李嘉圖的預言。
可以肯定的是，原則上有一個相當簡單的經濟機制，可以使經濟恢複到平衡的軌道上：需求和供給的機制。如果某種商品的供給不足，價格太高，那麼，對該商品的需求就會減少，這將導致其價格的下降。換句話說，如果房地產和石油價格上漲，人們就會搬到鄉村或者騎自行車旅行（或兩種都做）。不用擔心這種調整可能令人不快或是複雜的；這種調整可能需要幾十年的時間，在此期間，地主和油田所有者以其餘人口為基數進行大範圍的積累，這樣他們可以很容易地擁有可擁有的一切，包括農村房地產和自行車，一勞永逸。與之前一樣，最壞的情況從來不會發生。所以現在警告讀者到2050年他們可能要支付租金給卡塔爾的酋長，還為時尚早。我將適時考慮這個問題，我的回答將會更加細致入微，雖然也只是讓人相對安心一些。但現在最重要的是要弄明白，絕不能排除供給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在涉及到某些相對價格發生巨大變化的財富分配上，會有大而持久的分歧的可能性。這是李嘉圖稀缺性原則的主要含義。但我們沒有必要因此而孤註一擲。
馬克思：無限積累原則
在馬克思於1867年出版《資本論》第一卷時，也就是李嘉圖的稀缺性原則發表後的一個半世紀，經濟和社會現實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問題不再是農民能否養活不斷增長的人口或是土地價格將瘋狂的上漲，而是如何理解現在正迅猛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的源動力。
當時最引人註目的事實是工業無產階級的悲慘生活。不光是經濟的增長，或者經濟只是一部分原因，也由於人口增長和農業生產力的提高造成的大批農村人口外遷，工人湧入城市貧民窟。工人們工作時間很長，工資卻非常低。新的城市悲劇發生了，更為明顯，更讓人震驚，甚至在某些方面比舊制度造就的農村悲劇更加悲慘。《萌芽》（Germinal）、《霧都孤兒》（Oliver Twist）和《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並不是來源於其作者的想象力，而是來自於在工廠工作的那些根據法律限制僅大於八歲（1841年的法國）或在礦山工作的大於十歲（1842年的英國）的童工們。維萊姆博士（Villerme）的著作《制造業工人的現狀》於1840年在法國發表（推動了1841年一個嘗試性的新童工法律的頒佈），描述了與弗裡德裡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於1845年出版的《英國工人階級現狀》中描寫的同樣肮髒的現實。
事實上，今天我們所掌握的所有歷史數據表明，直到十九世紀的下半葉——甚至是到後三分之一時間才出現了工資購買力的顯著上升。從十九世紀的第一到第六個十年中, 工人的工資停滞在非常低的水平——接近甚至不如十八世紀及其之前的水平。據我們的觀察，英國和法國在這漫長的工資停滞的階段停留的更久，因為在這一時期他們的經濟增長正在加速。兩國的資本占國民收入的份額——工業利潤、土地租金和房屋租金——利用目前可用的不太完整的資料進行合理估算，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大大增加了。隨著工資部分趕上經濟增長，這一份額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幾十年略有減少。然而，我們整合的數據沒有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不平等的結構性下降。我們在1870 年～1914年間看到的充其量是一個穩定在一個非常高水平的不平等，以及在某些方面無盡的不平等相互纏繞，這通過增加財富的集中度重點體現了出來。很難說如果沒有因戰争引發的重大的經濟和政治沖擊，這個軌迹將會向何處發展。借助歷史分析和一點遠景預測，我們現在可以把這些沖擊視為自工業革命以來強大到足以減少不平等的唯一力量。
無論如何，資本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繁榮發展，工業利潤增長，但勞動收入卻停滞不前。這是顯而易見的，即使當時還沒有出現完整的國家統計數據。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第一個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發展起來了。他們的中心論點很簡單：如果經過半個世紀的工業發展，人民群衆的生活狀況還是和之前一樣悲慘，而立法者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禁止工廠雇佣八歲以下的兒童，那麼工業發展的好處在哪裡？技術創新、辛苦工作以及人口流動的好處又在哪裡？現有的經濟和政治體系的破產似乎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人們想知道其後的長期演變：你們到底還能說些什麼呢？
這就是馬克思為自己設定的任務。1848年，在“民族春天”運動（這是指在那年春天爆發的歐洲革命）爆發的前夕，他發表了《共產黨宣言》，一篇簡短而強有力的文章，它的第一章由一句名言開始：“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文章以同樣著名的革命預測結尾：“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存的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在接下來的20年裡，馬克思做了多卷的論述文章對這個結論進行論證，同時第一次科學分析了資本主義及其崩潰的原理。馬克思沒有完成這本著作的撰寫，《資本論》的第一卷發表於1867年，而馬克思於1883年帶著兩卷未完成的遺憾就與世長辭了。他的朋友恩格斯將其遺留的手稿片段進行整合，在其死後將這部大作出版供世人瞻仰。
和李嘉圖一樣，馬克思將他的研究重心專註於對資本主義體系内在邏輯矛盾的分析上。他因此尋求將自己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即認為市場是具有自我調節系統的，就是說，系統内部可以通過自身調節，在不出現重大偏差的情況下達到均衡，與亞當·斯密（Adam Smith）“看不見的手”原理和讓·巴蒂斯特·薩伊（Jean-Baptiste Say）生產創造需求理論有異曲同工之意）、空想社會主義者和蒲魯東主義者（Proudhonians）區別開，馬克思認為這些人只是一味地譴責工人階級的苦難生活，卻不曾為解決他們的實際經濟困難提出真正的科學分析。總之，馬克思將李嘉圖的資本價格模型以及稀缺性原則作為強化資本主義動態分析的基礎，當時資本是工業設備（比如機械、廠房等）而非固定資產主導，因此原則上累積資本數額沒有限制。事實上，他的主要結論可以被稱為“無限積累原則”，即資本將不可逆轉地不斷積累，並最終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個沒有天然界限的過程。這就是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終將滅亡預言的分析依據：資本收益率穩定降低（這樣將遏制資本積累並導致資本家之間的激烈沖突）或是資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無限制地增長（這遲早將變成工人運動的導火索）。不論發生何種情況，社會經濟均衡或是政治穩定都將變成奢望。
盡管存在局限性，馬克思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還是卓有成效的。首先，他以一個重要問題開始（關於工業革命期間空前的資本積聚），然後試圖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現代經濟學家都應該以他為榜樣並從中受益。更加重要的事，馬克思提出的無限集聚原則表現出其深邃的洞察力，它對於二十一世紀有效研究的意義毫不遜色於在十九世紀的影響，從某個角度看，這個原則比李嘉圖的稀缺性原則更加讓人擔憂。如果人口和生產力增長水平都相對較低，那麼財富積累自然會引起極大的關註，特別是如果它增長到極致，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的時候。換句話說，低增長不會完全抵消馬克思的無限積累原則：由此產生的均衡狀態盡管令人煩擾，但與馬克思的預言仍相去甚遠。如果積聚終止於有限水平，那這個有限水平恐怕高到足以影響社會安定。事實上，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某些歐洲富裕國家和日本，私人財富水平在國民收入中呈現的高水平，直接輔證了馬克思主義理論。
把分配問題重新置於經濟分析的核心
自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收入不平等在發達國家顯著增加，尤其是美國，其在二十一世紀頭十年收入集中的程度回到了——事實上甚至略微超過了上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因此，理解在此之前的一段時間收入不平等為何以及如何下降至關重要。可以肯定的是，貧窮和新興國家的高速發展，特別是中國，很可能會被證明是一種在全球層面減少不平等的有效力量，這與1945-1975年間發達國家的發展情況類似。但是這一過程在新興國家產生深深的焦慮，在發達國家產生的焦慮則更甚。此外，最近幾十年在金融、原油、房地產市場觀察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失衡，自然引起對於索羅（Solow）和庫茲涅茨“平衡增長路徑”（balanced growth path）必然性的懷疑，他們認為所有經濟變量都以相同的速率在變化。到2050年或2100年，世界會被交易員、高層管理者和超級富豪所擁有，還是會被石油生產國抑或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所擁有？又或者世界可能將被避稅天堂所擁有，因為上述角色中會有許多去那裡尋求庇護。如果不問誰會擁有什麼，而只是從一開始便假定增長在長期是自然而然“平衡”的，這種想法是很荒謬的。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在二十一世紀初所處的階段就好似我們的先輩在十九世紀初的狀況：我們正在見證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經濟的變化，並且很難知道這些變化的廣度，或者說幾十年之後全球財富在一國内或多國間將如何分配。十九世紀的經濟學家將分配問題置於經濟分析的核心地位並致力於研究其長期趨勢，鑒於此，他們理應得到極高的評價。他們的答案並不總是令人滿意的，但至少他們提出了正確的問題。
我們沒有任何根本的理由來相信增長是自動平衡的。我們從很早起就應該把收入不平等的問題重新置於經濟分析的核心地位並提出十九世紀就已經出現的類似問題。長久以來，經濟學家們都忽視了財富分配問題。如果不平等問題重新成為中心議題，那我們就必須開始收集足夠廣的歷史數據，以便更好的理解過去和現在的趨勢。只有通過耐心地建立事實和樣本，再在不同的國家間進行比較，我們才有希望識別出發生作用的機制並對未來有一個更加清晰的預見。
本文摘自《21世紀資本論》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對自18世紀工業革命至今的財富分配數據進行分析，認為不加制約的資本主義導致了財富不平等的加劇，自由市場經濟並不能完全解決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問題。皮克迪建議通過民主制度制約資本主義，這樣才能有效降低財富不平等現象。
皮克迪在中，對過去300年來的工資財富做了詳盡探究，並列出有關多國的大量收入分配數據，旨在證明近幾十年來，不平等現象已經擴大，很快會變得更加嚴重。在可以觀察到的300來年左右的數據中，投資回報平均維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長1%?2%。5%的投資回報意味著每14年財富就能翻番，而2%的經濟增長意味著財富翻番要35年。在一百年的時間裡，有資本的人的財富翻了7番，是開始的128倍，而整體經濟規模只會比100年前大8倍。雖然有資本和沒有資本的人都變得更加富有，但是貧富差距變得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