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有趣味的是，19世紀的小說家並不僅僅滿足於詳細描述當時存在的收入和財富分層。他們還經常以非常具體和細膩的筆觸描繪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以及什麼樣的收入水平對應著什麼樣的日常生活。有時候這種寫法也會有對懸殊貧富差距進行辯護的意味，通過字裡行間透露出來的意思就是，如果沒有這樣的貧富差距，那麼社會上就無法形成這樣的少數精英階層來讨論超越柴米油鹽之外的事情，意即——極端的不公平幾乎是文明的條件。
簡·奧斯汀特別細膩地描繪了19世紀初的日常生活，她記錄了用餐的成本、家具、服裝和四處遊歷的費用等。誠然，在缺乏現代技術的19世紀，所有這些活動都相當昂貴，需要時間和仆從安排。莊園需要仆人來採集和準備食物（當時食物儲存不易）；服裝也很費錢，即便是最普通的禮服也會耗費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收入；出遊也非常昂貴，因為出遊需要用到馬匹、馬車以及駕駛馬車和喂飼牲畜的仆人。讀者可以感受到，如果某人的收入只有平均收入的三五倍，那麼他的收入在客觀上無法支撐這種生活方式，此外該人可能要把大部分時間都用來處理日常生活所需。如果你想要讀書、彈奏樂器、佩戴珠寶、盛裝出席舞會，那麼你別無選擇，只能將收入提高到平均水平的20~30倍之上。
按照官方指標，英國和法國在1800年的人均購買力約為2010年人均購買力的1/10。換言之，即便在1800年時的收入能達到平均水平的20~30倍，其真正的生活水準也未必比現在收入是平均水平兩三倍的人要好。因此在1800年時如果收入只是平均水平的5~10倍，那麼其真正的生活水準可能僅相當於今天最低工資和平均工資之間的某檔水平。
但無論如何，巴爾紮克和奧斯汀筆下的主人公都心安理得地讓數十個仆從為其服務。在大部分時候，小說都不曾交代這些仆從的姓名。當然兩位小說家還不時嘲諷書中人物的裝腔作勢和奢靡生活，例如當瑪麗安幻想著自己能風風光光地嫁給威洛比時，她就曾嬌嗔道，按照她的測算，如果每年少於2 000英鎊（超過當時平均收入的60倍），那麼生活就會變得困難：“我覺得我的要求完全合情合理，如果要有最起碼的仆人數量、一兩輛馬車還有獵狗，這個標準是必需的，再少了就真的不行了。”此時埃莉諾都忍不住在旁邊指出，瑪麗安的要求有些過了。與此類似，伏脫冷通過自己觀察，認為要想活得尊貴最少也要有2.5萬法郎（平均收入的50倍）。他尤其強調了在服裝、仆人以及出遊方面的開銷。當然書中沒有人指出伏脫冷的要求有些過分，但鑒於伏脫冷是如此見利忘義，讀者也不免揣測其想法有些奢靡。在阿瑟·揚的旅行日記中，他也毫無隐晦地談到了各類生活需求以及類似的要有多少錢才能過上舒適生活的論調。
盡管這些19世紀的作家會談到書中人物的奢侈態度，但在他們所描繪的世界，不平等幾乎被認定為是必要的：如果沒有少數的富人，那麼所有人談論的都將是如何謀生。這種觀點沒有把這種少數人過舒服日子的情況稱為精英統治，也就這一點還算值得稱贊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小部分人是代表其他人生活，但是沒人會認為這批人要比其他群體更有功勞或更崇高。在這個世界上，人人都可看出，尊貴的生活必須要有充分的物質保障。或許擁有文憑以及某種技能可以提升一個人的生產能力，或許能讓他的薪資達到平均水平的5~10倍，但要想再高也就很難了。在現代的精英治理社會，尤其是在美國，失敗者的處境將會更加艱難，因為人們會為成功者尋求正義、道德和品性等理由，更不用說底層人民的低效生產活動了。
本文摘自《21世紀資本論》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對自18世紀工業革命至今的財富分配數據進行分析，認為不加制約的資本主義導致了財富不平等的加劇，自由市場經濟並不能完全解決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問題。皮克迪建議通過民主制度制約資本主義，這樣才能有效降低財富不平等現象。
皮克迪在中，對過去300年來的工資財富做了詳盡探究，並列出有關多國的大量收入分配數據，旨在證明近幾十年來，不平等現象已經擴大，很快會變得更加嚴重。在可以觀察到的300來年左右的數據中，投資回報平均維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長1%?2%。5%的投資回報意味著每14年財富就能翻番，而2%的經濟增長意味著財富翻番要35年。在一百年的時間裡，有資本的人的財富翻了7番，是開始的128倍，而整體經濟規模只會比100年前大8倍。雖然有資本和沒有資本的人都變得更加富有，但是貧富差距變得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