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的小說家顯然不會使用我們今天的分類去描述當時的社會結構，但他們卻也描繪了這種深層次的社會結構，即要想過得舒適就必須擁有大量財富的社會。盡管巴爾紮爾和奧斯汀分處英吉利海峽兩岸，在流通貨幣、文學風格以及故事情節方面完全不同，但他們筆下所記錄的社會不公平、貧富階層以及財富數額狀況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正如本書第二章中所言，在這兩位小說家筆下的世界沒有通脹，貨幣幣值保持穩定，因此他們能具體說明要有如何規模的收入（或財富）才可超越平凡的生活而進入體面優雅的生活圈。他們都認為，無論從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來說，這個門檻都應是當時平均收入的30倍。如果主人公的收入在這收入水平之下，那麼將難以過上足夠體面的生活。在這樣的階層中，任何人都完全不需要去從事某種職業，無論這種職業的薪水有多高：即便是薪資最高的1%人群（甚至薪資最高的0.1%人群）也無法達到這樣的生活水準。
在小說《高老頭》中，主人公最後不得不住進了伏蓋公寓裡最破舊的房間且每天都靠粗茶淡飯果腹，此時他已經喪盡了尊嚴，因為他要把每年生活開支削減到500法郎（這大約相當於當時的平均收入，但對於巴爾紮克來說那意味著赤貧狀態）。高老頭為了兩個女兒犧牲了一切，他為兩個女兒每人準備了50萬法郎的嫁妝，每年利息就可達2.5萬法郎，相當於當時平均收入的50倍：在巴爾紮克的小說中，這是最為基本的財富單元以及真正財富和優雅生活的最低門檻。因此社會貧富兩極對比在開篇就已確立。當然巴爾紮克也沒有忘記，在赤貧和真正富裕之間還存在各種各樣的中間狀態，有的偏富一些，有的偏窮一些。例如拉斯蒂涅家族在安古蘭的產業每年只有3 000法郎的租金（相當於平均收入的6倍）。對於巴爾紮克來說，這就是典型的外省破落貴族的收入水平。拉斯蒂涅的家族每年只能省下1 200法郎供他在首都巴黎攻讀法律。在伏脫冷的教導中，年輕的拉斯蒂涅即便費九牛二虎之力當上了皇家檢察官，他的年薪收入也只能是5 000法郎（平均收入的10倍），這只是典型的中等收入，由此就可證明，他通過努力學習是無法真正跻身上流社會的。巴爾紮克描繪了這樣的社會，想要過上體面的生活就要賺相當於平均收入20~30倍的錢，甚至50倍（高老頭的兩個女兒但斐納和阿娜斯塔齊就因為有了豐厚的嫁妝而達到了這一水準），當然能有100倍最好，例如維多莉小姐的百萬家財每年就可獲得5萬法郎的租金。
在《賽查·皮羅托盛衰記》中，這位野心勃勃的花粉商也夢想著能擁有百萬法郎，這樣他可以將一半留給自己和妻子，而另一半就可用作女兒的嫁妝，他認為只有這樣的嫁妝才能讓女兒嫁個好人家並讓他的未來女婿能當上羅根地區的公證人。他的妻子則更願意回歸田園，她試圖說服丈夫，認為兩人退休後只要每年有2 000法郎租金就可生活下去，而女兒也只需要每年8 000法郎的租金，但賽查完全聽不進去，他不想自己像同伴皮勒諾那樣退休之後只有5 000法郎的租金。為了過上體面的生活，他必須要拿到相當於平均水平20~30倍的收入。如果只是平均收入的5~10倍，那麼生活將會顯得凄慘。
我們發現在英吉利海峽對岸也存在類似的貧富分層。在小說《理智與情感》中，所有主要線索（金錢和心理）都包含在前10頁約翰·達什伍德與其妻子範妮的驚人對話中。約翰繼承了龐大的諾蘭莊園，這可帶來每年4 000英鎊的收入，超過當時平均收入的100倍（1800~1810年英國人平均年收入只有30英鎊多一點兒）。諾蘭莊園是典型的占地面積很廣的產業，莊園也是奧斯汀小說中的主要財富形式。例如書中佈蘭登上校和他的德拉福德莊園每年能有2 000英鎊的收入（是平均收入的60倍），那麼佈蘭登上校就顯然是在上流莊園主之列。通過其他小說，我們也能發現，如果書中人物能有每年1 000英鎊的收入，那就基本上可入圍奧斯汀小說主要角色範圍。相反，像約翰·威洛這樣年收入只有600英鎊的角色（平均收入的20倍），那麼只能維持最低限度的舒適生活，而且週圍人們還忍不住要猜想，這位英俊魯莽的青年為何收入那麼少卻又這樣大手大腳。這毫無疑問就是他為何會心神錯亂般放棄瑪麗安，然後又悲痛欲絕地去追求格雷小姐和她那5萬英鎊的嫁妝（每年租金2 500英鎊，相當於平均收入的80倍），按照當時的匯率，這幾乎和巴爾紮克筆下維多莉小姐的百萬法郎嫁妝旗鼓相當。奧斯汀的財富觀跟巴爾紮克相似，認為即便這樣的嫁妝哪怕只有一半，那也是相當令人滿意的，例如高老頭就為兩個女兒各自準備了50萬法郎的嫁妝。例如諾頓爵士的獨生女諾頓小姐擁有3萬英鎊的財富（每年租金1500英鎊，即平均收入的50倍），這就讓她變成了理想的結婚對象，一大堆的潛在婆婆打著她的主意，例如菲拉斯夫人就認定自己的兒子愛德華將會迎娶諾頓小姐。
正如巴爾紮克在其小說中所述，奧斯汀也在其小說裡秉承了這樣的觀念：如果收入只是平均水平的5~10倍，那麼生活將相當拮據。那些用相當於甚至低於每年30英鎊的平均收入所支撐的生活甚至不在小說中出現：有人猜測或許這樣的收入水平已經與仆人類似，所以根本就沒有寫出來的必要。因此當愛德華·菲拉斯曾考慮成為牧師並接受德拉福德教區每年200英鎊薪資時（大約是平均收入的6~7倍），他幾乎被大家視為自願接受磨難的聖徒。由於他的婚姻忤逆了家族意願，因此作為懲罰，家族只能給他很少的補貼，而即使再加上埃莉諾的微薄收入，兩人的財務狀況並不會有根本性的改善。“兩人雖然相愛，但也都知道每年350英鎊的收入根本不足以支撐舒適的生活。”兩人最後因真摯愛情而走到一起的圓滿結局並不能掩蓋這樁婚事的本質：由於聽信了令人讨厭的範妮的話，盡管約翰·達什伍德曾在自己父親臨死時信誓旦旦，但他最終還是不願意資助其同父異母的姐妹，也不願將家財分一些給她們，因此實際上是約翰·達什伍德迫使埃莉諾和瑪麗安過上了只能以粗茶淡飯度日的拮據生活。
本文摘自《21世紀資本論》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對自18世紀工業革命至今的財富分配數據進行分析，認為不加制約的資本主義導致了財富不平等的加劇，自由市場經濟並不能完全解決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問題。皮克迪建議通過民主制度制約資本主義，這樣才能有效降低財富不平等現象。
皮克迪在中，對過去300年來的工資財富做了詳盡探究，並列出有關多國的大量收入分配數據，旨在證明近幾十年來，不平等現象已經擴大，很快會變得更加嚴重。在可以觀察到的300來年左右的數據中，投資回報平均維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長1%?2%。5%的投資回報意味著每14年財富就能翻番，而2%的經濟增長意味著財富翻番要35年。在一百年的時間裡，有資本的人的財富翻了7番，是開始的128倍，而整體經濟規模只會比100年前大8倍。雖然有資本和沒有資本的人都變得更加富有，但是貧富差距變得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