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錘毀之，鐘況然有聲。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遽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也！”這是《呂氏春秋·自知》裡的一段文字，也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成語“掩耳盜鈴”的出處。從這最初的源頭來看，其實是“掩耳盜鐘”。世易時移，一路演變下來，遂成“掩耳盜鈴”了。古人的智慧，有時真令人感歎。短短一則寓言故事，窮形盡相。故事遠矣，寫在數千年之前，非但沒有湮沒在歷史深處，反而至今依然為人們所時時提起。古老的故事，緣何會有如此鮮活的生命力？無他，因為現實為其不斷註入新鮮的血液。譬如說，當下樓市中蠢蠢欲動的“限價令”，便是一個最新的註腳。房價的持續上漲，讓首善之區的主事者倍感壓力。5月11日出版的《華夏時報》報道，不久前，北京一位市領導對住建委相關負責人“發了一通火”，並責成住建委想辦法控制住房價。為應對來自市領導及房價控制目標方面的壓力，北京市住建委為此已經立下“軍令狀”——“在二季度要讓房價數據有所改觀”。
如何做到“在二季度要讓房價數據有所改觀”？報道說，北京市住建委將採取“史上最嚴厲的價格管制”。其思路是，“在商品房開發的各個環節都體現‘價格管控’的要求，將限價落實到土地出讓、開發商報價、預售審批等各個方面”。按照這一要求“，原則上新開盤項目的定價不超過區域均價、已開盤項目定價不超過前期銷售平均價格、當月銷售價格不超過上月銷售平均價格，已經成為獲得預售許可的重要條件”。也就是說，如果開盤的商品房項目報價超過政府的指定的價格，將不予核發預售許可證，或不給予成交資格備案。
京城樓市“限價令”的出台，並非突如其來，而是有徵兆可循的。在貫徹樓市調控“國五條”時，北京出台的實施細則在所有城市中是最為嚴厲的。在這“史上最嚴”的實施細則中，有一段明確的表述：“全市新建商品住房價格與2012年價格相比保持穩定，進一步降低自住型、改善型商品住房的價格，逐步將其納入限價房序列管理。”不唯是北京，地處南方的廣州在4月下旬出台規定，全面執行商品房住宅預(銷)售價格網上申報制度，開發企業預(銷)售商品住宅前，須辦理預(銷)售價格網上申報，並接受國土房管部門的價格指導。“預售方案申報價格過高且不接受國土房管部門指導的商品住宅項目，暫不核發預售許可證。已取得預售許可證的商品房項目，繼續嚴格執行商品房銷售明碼標價、一房一價規定；超過申報價格銷售的，不得網上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調整後再予銷售。”
“納入限價房序列管理”也好，“接受國土房管部門的價格指導”也罷，雖然說法不一，但其實質，一句話就可以說明白，就是這些一線大城市開始對商品房實施“限價令”了。倘若房地產開發商的報價超過了政府制訂的“指導價格”，則將被封殺——不予核發預售許可證及不給予成交資格備案。一言以蔽之，商品房的價格，將不再由市場供求決定，而是由於政府規定。從最初的“限貸”，逐漸加碼至“限購”，終於發展到“限價”！市場的“無形之手”漸漸被消弱乃至於廢除；政府的“有形之手”逐漸強化終成“價格決定者”。10年的樓市調控就這樣一路而來，脈絡清楚，邏輯嚴謹。這其實是勢所必至的，從“有形之手”插手市場的那一天起，已經註定了今天的結果。因為逆市場而動的行政幹預，要維持所謂的“調控成效”，必須有後續而且力度更大的行政幹預力量不斷跟進才能實現。“限價”是白話，翻譯成經濟學的術語，即“價格管制”。一般而言，價格管制有兩種，一種是“價格上限”，規定某一物品出售時的最高價格；另一種是“價格下限”，規定某一物品出售時的最低價格。很顯然，當下樓市調控中一線城市力推的“限價”行為，是一種“價格上限”。實施“價格上限”的管制，意味著物品的價格被管制於市場價格之下。當物品的價格被管制於市場價格之下，會發生什麼？經濟學說得明白，會出現兩種現象。其一是倘若嚴厲執行，則會導致資源價值的下降。譬如說在同一地段，被價格管制的商品房的質量，會比隨行就市的商品房要差。這質量，“包括但不限於”建築材料的選擇、房型的設計、小區環境的營造、物業管理的水準等。這一點上，在這些年來風波不斷的經濟適用房上已經得到了充分的驗證。原因其實也簡單，優質優價，低質低價，唯有如此，市場才有可能達到均衡，這是市場的鐵律。當價格被管制於市價之下時，稀缺的資源就不可能達到最有效率、最有價值的配置和使用。
但作為“經濟人”，每一個參與者不會束手就擒。一旦實施價格管制，規避、繞開管制的方法和手段就會出現。衆所週知，在市場上，遊戲規則是“價高者得”，誰出的價格高，誰就獲勝。競争的勝負準則是價格。然而當價格被管制的時候，價格準則失靈。然而競争依然，必須決出勝負，於是乎，另一種或者幾種非價格的競争準則隨即被採用。常見的有排隊等候，先來者得；有走後門托關系，有人脈者得；有論資排輩，年高者得；有等級制度，位高權重者得等，不一而足。
從經濟學上說，價格是唯一沒有租值消散的競争準則，非價格競争準則的採用會導致租值消散。但是，這些非價格的競争準則的出現，是為了減少租值消散而起。那麼，如此多的非價格的競争準則，如何判斷最終哪一種或者幾種非價格的競争準則會被採用？回答是，租值消散最少的非價格競争準則會被採用！由此，順理成章的邏輯是，越是接近價格競争準則的非價格競争手段，租值消散越少，從而被選擇和採納。轉到北京、廣州對商品房的“限價令”。為了限制高房價，這兩個城市對開發商的報價超過政府指導價的，“不核發預售許可證”和“不得網上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逼迫著開發商接受政府指導價，價格管制是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管制，自然有規避管制之法。譬如說，在那些此前出台“限價”政策的城市，陰陽合同、多合同（一份購房合同加一份裝修合同）等花樣層出不窮。為什麼這些非價格競争準則會被人們廣泛採用？因為這些非價格競争準則是價格競争準則的變形，最接近價格競争準則，
租值消散越少，因而毫無懸念地被人們所採用。在20世紀紐約實行“租金管制”時，租客必須向房東支付“鑰匙費”（keymoney）,而在香港，租客則向房東支付“鞋金”。在如今的限價下，一份購房合同加一份裝修合同盛行。道理很簡單，那一份裝修合同，就是支付給開發商的“鑰匙費”或者“鞋金”。
然則這些小伎倆，政府主管部門及其主事者不知道嗎？當然知道。那麼，為什麼何以主管部門對拆分價格的做法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無他，因為經過這一番處理之後，表現在統計數據上，房價顯得很平穩。“房價數據”可以立竿見影地獲得改觀。至於真實的房價，眼不見心不煩，既然在統計數據上看不出來，則萬事大吉天下太平。“以錘毀之，鐘況然有聲。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遽掩其耳。”欺人做不到，自欺也是可以的。現代版的掩耳盜鈴，大抵也就如此吧。
“中國人天生富有很強的表演才能，面子很多時候事關形式，與事實無關。”一百多年前，阿瑟·亨德森·史密斯在其《中國人的性格》中這樣寫道：“對於中國人來說，永遠不是事實問題，而是形式問題。”掩耳盜鈴的把戲數千年綿延不絕，其來有之。
本文摘自《解惑中國經濟》
《解惑中國經濟》一書針對當下社會經濟熱點現象下筆，通過經濟學的視角，以隨筆的手法，深入淺出地分析了其背後的道理。邏輯井然，文採斐然。《解惑中國經濟》作者用自己紮實的經濟學基礎，和身為記者的敏銳度，就廣大讀者關心的社會經濟現象，例如“雙十一”“霧霾”“比特幣”“樓市”等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各個方面背後的經濟原理加以剖析說明，立體且全面的展現了當今的中國經濟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