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看病貴，看病難”
“有什麼別有病”，人們最懼怕的就是生病，因為生病不但傷身也“傷錢”。
衛生部門統計，2008年個人支付費用所占比例呈上漲趨勢，衛生總費用中，個人支出由1978年的20.4%上升到2007年的45.2%。 2005年第三次全國衛生服務調查數據顯示，我國有48.9%的群衆有病不去就診，29.6%應住院而不去住院。 2011年，我國醫院門診病人次均醫藥費用為179.8元，住院病人人均醫藥費用6632.2元。一次住院費接近城鎮居民年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相當於農民一年的人均純收入。
我們不但看病貴，看病也難。當然，你去農村的赤腳醫生、社區醫院或等級不夠高的醫院看病時，看病並不難。在知名度較高的大醫院尤其是三甲醫院則是人滿為患，專家號更是一票難求，徹夜排隊挂號的現象也屢見不鮮。
人們一直滿腹疑慮，為什麼看病這麼貴？
看病貴，緣由之一就是醫院收費高。為什麼“救死扶傷”的醫院也開始銅臭味十足，因為醫院也要“養家糊口”。據全國政協委員、中華醫學會秘書長吳明江提供的數據稱，中國公立醫院有名無實，國家投入只占10%，其餘90%則需要醫院自籌。醫院的醫生也是凡夫俗子，衣食住行樣樣都需求，為了醫生的生存與福利，醫院難免要考慮生財之道。一旦頭上懸著“掙錢”這把利劍，再人道的醫院也得考慮從患者身上多撈些油水了。公立醫院生財之路有兩條，一條是“以藥養醫”和“以技補醫”。有些醫院的醫療服價格低，就可能會在藥品和檢查上下功夫，如通過重複檢查、過度檢查、頻繁開藥等增加收費。
備受诟病的還有藥品價格。
中國的醫藥，有一個長長的產業鍊。在藥品從藥廠抵達消費者的途中，有很多中間人隐藏在利益鍊條中，不放過任何一個通過擡高藥品價格獲取利潤的機會。由於層層盤剝，一些本是出自尋常百姓家的平民藥，也在利益鍊條的包裝下，搖身一變成了令人消費者咋舌的昂貴藥品。
與醫療行業相比，藥品行業的門檻要低得多，對民間資本設置的關卡並不森嚴，整個行業發展得如火如荼。醫藥行業蒸蒸日上，藥品價格並沒有遵從市場規律，反而在價格虛高徘徊。參與其中的各個角色，熱衷的不是比著降價，而是比著給回扣，市場規律成了小醜，最終埋單的是消費者。
人們看病時，還在一個問題上相當糾結，即要不要給醫生紅包？
明明醫生救死扶傷是職業操守，他們拿著工資，就應該遵守職業道德，履行醫生職責，盡心盡力治病救人，為什麼患者還要額外“嘉獎”醫生？患者給醫生送紅包，不外乎兩種情形：一是表示謝意，二是花錢買平安（醫德）。那麼為什麼醫生要接受紅包？醫生工資低，相對剝奪感嚴重是首要原因。在政府的價格管制下，醫生和護士等醫療工作者的工資偏低。醫生的不平衡感加劇，免不了“曲線掙錢”，患者又對送紅包樂此不疲，於是也就樂得順手推舟，送個人情，讓送了紅包的患者安心，自己也能彌補低工資的缺憾，通過自發的形式糾正管價失誤。
醫院的盈利目的、藥品價格畸高、送紅包一系列因素導致看病貴。讓人們郁悶的是，看病不但貴，還難。根源在於中國醫療的資源分配不平衡，優質資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的公立醫院。
社區醫院醫療資源缺乏，醫生醫術還欠火候，只能救個頭疼、感冒、肚子疼的急，病情稍嚴重，他們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洋醫院太少，不可能人人都紮堆去洋醫院。民間醫院的名聲，也被一些不厚道的診所敗壞得差不多了。“黑心診所漫天要價”、“不良診所治死人”，時不時在報刊雜志上冒出的控訴，讓人們對民間醫院草木皆兵。在中國，真正高質量、高信譽的民間醫院並不多見。身體不是兒戲，一旦有恙，人們往往會選擇口碑好、資源集中的大醫院就醫。以2010年為例，該年公立醫院診療人次18.7億人次（占醫院總數的91.7%），民營醫院1.7億人次（占醫院總數的8.3%）。2010年公立醫院的病床使用率達90%，而民營醫院僅為59%。
人們越對大醫院趨之若鹜，大醫院的議價能力就越強，往往醫生說釘就是釘，說鉚是就鉚，消費者只有悉聽尊便的份。醫生的專業優勢和資源優勢，從理論上延伸出其藥品話語權和較高的勞動價值。但是，由於特殊的價格管制，醫生較高的勞動價值並沒有得到合理的勞動報酬，不平衡感嚴重的醫生難免會生出其他的一些生錢之道。醫生的藥品話語權，則為醫生該走其他省錢之道提供了權力，藥品話語權也有了尋租的空間。
有不少人義憤填膺，認為醫院太黑，醫生太沒良心，連救命錢都要賺。很多看似屬於道德層面的問題，其實更多是體制原因，如政府的管制過多，但提供的財政支持很少；醫療資源分佈不平衡，外資和民營資本進入行業的門檻高等……一系列體制原因，導致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能不能從根上解決這一性命攸關的問題，還要從醫改下手。
醫改向何處去
2009年，對於中國醫療改革是極其重要的一年。
沉寂多年的“二次醫改”再次啟動，試圖給範圍更廣的人們更為可靠的醫療保障與福利。
2009年4月7日，《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近期重點實施方案（2009年-2011年）》（以下簡稱《方案》）正式推出，按照官方說法，具有裡程碑意義：醫療服務覆蓋範圍增強；保障水平提高；部分醫療服務由政府埋單；公共衛生經費增加，群衆得病機會減少；人們有望用上低價藥；“看病難”問題也有所緩解。
看病，對於富人或許不算什麼；對於收入較低的人，或許就只能“小病拖著，大病等死”，或者砸鍋賣鐵了。一場大病，就可能把一個不富裕的家庭拖到貧困線上。看得起病，看得上上病，既是一個人基本的生存需求，也是一個國家的民生必答題。
理想與現實，總是有距離，即使是舉全國之力勾勒的理想藍圖。在向理想高亢邁進的途中，總有一些看似不經意實則必然冒出的一些不和諧插曲，有意無意的消耗著我們的信心指數。
2009年4月，新醫改出台。2009年，中國宣佈計劃投資1,240億美元推行醫療改革，到2013年，中國政府實際花費超過3,710億美元。然而，根據零點研究咨詢集團（Horizon Research Consultancy Group）在2013年10月發佈的一項調查報告，卻給我們潑了冷水——中國人依然難以享受醫療保險。大約81%的受訪者表示，看病是件難事，超過57%的受訪者認為，現在看病要比四年前難得多（相比之下，20%的人認為現在看病變得容易了）。有關醫療費用方面，95%的受訪者認為，醫療費用昂貴，87%的人認為，醫療費用要高出四年前。
要徹底改變“看病難，看病貴”問題，還需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其一，保證新醫改方案堅定不移紮根現實土壤
如果新醫改方案能夠在現實中得到切實貫徹，那麼，人們能從醫改中獲得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惠：更多的人納入醫保範圍，人們“看得起病”；公共衛生服務水平提高，人們“預防得上病”；有更多的縣級醫院、鄉鎮衛生院、行政村、衛生室成立，人們“看得上病”。
然而，政策是一回事，現實又是另一回事。當各項政策歡歡喜喜從中央的文件，一層層向現實的土壤滲透時，現實的反應並不能與政策達到分秒不差的吻合，可能會出現偏離，甚至南轅北轍。
所以，政策的執行力直接決定著政策，到底是嘩衆取寵的噱頭，還是真刀實槍的作為。相關政府部門應加強監督，保證各項政策有序落實，以免惠民的政策打了水漂。
其二，掌握好公立醫院公益性與利益性的度
新醫改方案提出逐步將公立醫院補償由服務收費、藥品加成收入和財政補助三個渠道改為服務收費和財政補助兩個渠道。藥品加成收入被強行砍掉，似乎可以解決醫生漫天要價問題，患者藥品負擔有所降低。
但是，政府的財政補貼並不多，難以滿足醫院的支出，誰來補償這個缺口？
以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的收入為例，醫療收入占53%，藥品收入為40%，財政補助收入只有5%，其他收入占2%。如果少了藥品收入這個收入大戶，醫院的財政收入會出現大缺口。
如果財政補貼不放松錢袋子，打著“公益性”旗號的醫院只能暗地裡向市場靠攏，最終叫苦連天的還是普通消費者。
衛生部部長陳竺指出，“堅持公益性、調動積極性”是醫改大方向，“忽視對醫務人員的支持，‘堅持公益性’難達目的；而過於強調醫務人員待遇，忽視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的任務，醫院的發展就會跑偏，就會發展為創收的積極性。”
如果只註重醫院的公益性，頻頻打著“白衣天使”的旗號，號召醫生人員堅持清貧的原則下恪守職責，缺乏相應的激勵機制，恐怕會出現大批逃兵，或者滋生醫療服務的尋租。
因而，把握好公立醫院公益性與利益性的張力，一方面，對於消費者，公立醫院著眼於公益性，為公衆提供優質廉價的服務；對於醫院的大夫與護士，則要實施相應的激勵機制，最大限度動用資源，提高他們的積極性，畢竟“白衣天使”也食人間煙火。
協調公益性與利益性的關系，增加政府的財政補貼是關鍵。
其三，引入競争機制，降低民營資本的進入和生存門檻。
如果在政治、法律以及政策層面上保障民營企業有進入的權利，只要不是“經濟成分”門檻，不管進入這一行業的技術、資金、經驗門檻有多高，民營資本也會克服一切困難，成功打開市場之門。
政策上，民營資本在醫療市場的生長空間日漸開闊和明朗，但口子在政策上已然打開，並不意味著豁然開朗到淋漓盡致。民營資本雖然在政策上拿到了“尚方寶劍”，但一旦紮根現實的土壤，又會遇到種種政策、道德乃至大衆文化上的歧視，這就是民營資本進入醫療市場遭遇的現實玻璃門。相關部門包括社會，應逐漸打消對民營資本的歧視，讓更多的民營資本獲得與公立醫院競争的權利與環境。如果鲶魚效應發揮得出色，“公立醫院人滿為患”的狀況也會得到改觀。
本文摘自《中國如何切割危機》
“大變局，中國怎麼辦？”無論哪個話題都是宏大叙事，如果從經濟學、金融學、政治學、國際關系學等角度，恐怕幾本書都難窮盡，一本書又如何能面面俱到？
不妨換個角度，這些深奧、複雜甚至在平常人看來晦澀難懂的專業術語，只不過是手段，我們利用這些手段獲得緣由、結果，至於如何解決危機，如果站在危機管理的角度，反而能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