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病了的星球上，不可能生活著健康的人類。
——托馬斯·貝利（Thomas Berry），文化歷史學家
驚鴻一瞥：環境危機
五大看點：
1.氣候變化是真的在發生，並且是幾乎不可逆的。全球變暖是經濟活動的結果，已經在全世界範圍内造成了極端的天氣情況，導致了死亡、物質的損毀和巨大的經濟損失。地球的溫度正在接近災難性的級別。
2.關鍵性資源正被耗盡。由傳統油田提供的石油量在2006年達到頂峰，但現在全球能源需求還在上升，因為成百萬的消費者正邁入中產階級。水資源的緊缺也變得越來越嚴重。對現代科技至關重要的稀有礦產正變得越來越稀少，因此也就越來越貴，越來越難以獲得。
3.環境危機的影響可能會是災難性的。樂觀一點兒的情況是企業利潤大大減少，嚴重的話，世界經濟可能進入大衰退，還會出現饑荒和大範圍的社會動蕩。
4.低碳從代表著企業有社會責任感演變成了企業必須要達到的底線。減少碳排放將會成為市場競争力的關鍵。企業必須在運營和決策過程中植入環境意識，創造出一種企業文化和經營方式，以把企業對環境的影響降到最低。
5. 轉型的思維和運作模式將是必須的。領導者們本身必須要從轉型的視角去看問題，清晰地向下傳達巨大變化背後的理論依據，並且確保把變革貫徹下去。新型的合作關系，包括與對手組建合資企業，都需要尋找創新的解決方案。
領導者們應該問的五個問題：
1. 在我的企業内部，對環境問題的認識到達什麼程度？
2. 隨著化石燃料和稀有礦產價格的上漲，企業的利潤會受到多大的影響？
3. 在建立友善環境的企業文化和可持續發展運作機制的路上我們還要走多遠？
4. 萬一環境災害導致業務中斷，我們有什麼可以應對的緊急措施？
5. 我們到哪裡去尋找合作夥伴以幫助求得這些痼疾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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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門正漸漸關上……如果在能源的使用上我們再不改變方向……這扇門就要永遠關上了。”
這則措辭嚴厲的警告並不是什麼環境保護組織或是倡導使用再生能源的團體的一面之詞，而是出自國際能源署（IEA）的首席經濟學家法提赫·比羅爾（Fatih Birol）之口。
據國際能源署的報告顯示，使用化石燃料的發電站在世界範圍内正以令人擔憂的速度建造起來。在這種速度下，全球變暖的幅度到2017年會超過2攝氏度（3.6華氏攝氏度），而兩個攝氏度的增長幅度被科學家們認為是避免真正災難性氣候變化的“安全上限”。我們的目標是防止地球的平均溫度上升超過2攝氏度。
這個嚴肅的結論來自國際能源署的年刊《世界能源展望（World Energy Outlook）》。這份年刊被公認為世界能源預測和分析的權威。根據2011年刊的說法，氣候變化已接近不可逆，保持現有氣候的希望即將永遠失去。
大趨勢：環境危機
讨論環境問題，一不小心就會越說越誇張，最後就開始描繪世界末日般的場景了。不過的確，環境危機可能是所有大趨勢中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個。它令我們對經濟賴以發展和繁榮的根本產生了質疑。環境危機為何如此重要，是因為它會對全球社會和繁榮產生致命影響。如果它對全球都將產生影響，那麼當然也會影響到企業和她們的領導者。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這個問題極少在企業領導力這個語境中被提起，可能是因為它對於企業的影響還令人捉摸不定，而且領導者們要應付人類造成的影響就已經焦頭爛額了。除了在企業社會責任（CSR）這一項上打個勾表明態度，然後付錢補償一下碳排放以外，企業似乎更傾向於把環境問題放在“太難處理”這一欄下。但是這種鴕鳥政策堅持不了多久了。地球所面臨的環境危機已經織起了一張大網，把企業網在其中。在這一章中我們會具體讨論編制起這張大網的其中兩個要素：全球變暖造成的氣候變化，以及自然資源的持續緊缺（主要指石油、水和稀有礦產）。我們將會看到，這些變化是緊密動態相關的，但是首先，讓我們看看它們各自的情況。
不可否認的事實
在詳細分析環境危機這個大趨勢以前，我們先要明確氣候變化是不是真的正在發生。為了本書的目的，我們假設由人類活動引起的氣候變化是真的在發生，和全球化一樣，這是一個先期假定。
地球正在變暖是毫無争議的。來自可信度很高的非官方的獨立組織——常常是非環保組織——的研究給出了很多證據，顯示氣候正在改變。幾乎沒有嚴謹的獨立科學家和學者對此提出質疑。
然而，還是有少數但有影響力的反對的聲音（特別是在美國）持續反駁“氣候改變是人類活動的結果”這一觀點。他們堅持認為這是氣候模式的自然變化。普遍認為在這些反對的聲音中幾乎沒有聲譽很高的科學家或是氣象學家，都是些保守的掮客以及政治活動家。
現實狀況是這樣的：在過去的一百年裡，地球表面的平均氣溫已經上升了大約0.8攝氏度（華氏1.4度），可怕的是，這個增長的大約四分之三是在過去的三十年内完成的。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該組織在2007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在六年前總結說“過去50年裡觀測到的氣候變暖大部分都極有可能是因為溫室氣體濃度增加造成的。”這個委員會是由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和聯合國（UN）環境計劃共同組建的，旨在監測全球變暖。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非常確定溫室氣體濃度上升的原因就是人類活動：“人類活動……正在改變大氣成分的濃度。”
2007年，該委員會宣佈有“90%的可能性”氣候變化是人為的：能源供給——人造能源——向大氣中排放大量的碳。之後，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和英國氣象局（Met office）的一項聯合研究將單個 氣象事件與人類活動導致的氣候變化一一對上了號。在2013年，一份來自美國國家氣候評估及發展咨詢委員會（U.S. National Climate Assessment and Development Advisory Committee）的報告直接聲明“人類引起的氣候變化”正造成一系列的氣候事件：天氣變得更熱、氣溫和海平面升高、變得更為頻繁和劇烈的冬季暴風雪，還有冰雪、冰川、永凍土和海冰的減少。
溫水煮青蛙
2012年的夏天，美國經歷了很多媒體評論家所說的第二次沙塵暴。根據官方數據，美國大陸幾乎三分之二的地區——覆蓋了美國八個州——都處於幹旱狀態，大約四分之一的地區遭遇了極端幹旱的天氣。氣溫超過了20世紀30年代沙塵暴期間創造的記錄。2012年的七月是美國歷史上最熱的一個月，平均氣溫比1936年那次沙塵暴期間七月的氣溫還要高出0.2攝氏度（華氏0.36度）。事實上，2012年被證實是美國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年。
當然，一次極端天氣事件並不能說明氣候產生了變化。但僅在美國，2011年就有十二次氣象災害，這是前所未有的。每一次氣象災害都造成了超過十億美元的損失。更令人擔心的是，前一次一年内有如此多氣象災害就在2008年，那一年發生了九起氣象災害。
而且，近十年來我們已經見證了全球範圍内這種極端天氣情況的頻繁發生。比如在2003年，一次漫長的熱浪在歐洲造成了70，000人的死亡。飓風卡特裡娜（Catrina）在兩年後襲擊了新奧爾良，造成了嚴重的破壞。而2007年則由於希臘的野外大火被大家銘記。之後的2009年，在澳大利亞，幹旱和高溫導致的森林大火造成100多人喪生。而就在一年之後，俄羅斯氣象史上最嚴重的熱浪引起的野火幾乎讓莫斯科窒息，並且一直燒到離幾個核電站非常近的地方，令人膽寒。2010年，巴基斯坦發生的洪澇災害奪去了1000多人的生命，幾百萬人流離失所。中國爆發的山洪也造成了同樣災難性的後果。德國、波蘭、捷克也遭受了嚴重的洪澇災害。而在英國，按照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說法，2012年就是“天氣發了瘋的一年”，人們從未見過的“極端天氣在同一年内相攜出現”，其中有接近最高紀錄的高溫、低溫和降雨。這一年是英國氣象歷史上降雨量第二多的年份，但緊接著出現的確實嚴重的幹旱。英國氣象局發出預警，認為更多極端天氣會接踵而至。
同一年秋天，史上最大的大西洋風暴在美國廣大地區橫沖直撞。飓風桑迪造成了大約500億美元的損失，它因此榮登美國最具破壞力飓風榜第二名。2013年，森林大火再次肆虐澳大利亞，悉尼經歷了她史上最熱的一天，溫度達到了令人震驚的45.8攝氏度（華氏114.4度）。
同時，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和英國氣象局（我們上文已經提過）的聯合研究認為幾乎可以肯定，這類值得引起重視的氣象事件是由人類活動引起的（請見《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部分）。這個聯合組織研究了英國自150年前起到現在的氣象記錄中最熱的九月，得出的結論是：人類活動造成極端天氣的可能性至少是自然天氣模式變化造成極端天氣的可能性的六十倍。他們還發現2010年夏天席卷德克薩斯，毀壞作物的熱浪很有可能也是人類活動造成的氣候變化引起的，這種可能性高出自然成因的可能性二十倍。
自十八世紀中葉化石燃料第一次點燃工業革命以來，我們就在慢慢地加熱我們所居住的這個星球。科技進步使我們能夠不斷創新而後制造出琳琅滿目的商品，溫暖千百萬的家庭和工作的地方，讓我們以更低的成本、更便捷的方式旅行到更遠的地方，因為選擇範圍大大拓寬了。但這也意味著燃燒更多的化石燃料，向大氣排放更多的溫室氣體。
在過去的200年裡，發達世界人均消耗的能源量比有記載的歷史上其他階段都多。全球來自化石燃料燃燒的碳排放量從1900年到2008年增加了16倍之多。這導致地表溫度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上升了0.8攝氏度（華氏1.4度）。聯合國預測現在的碳排放量很可能導致溫度進一步升高2.5攝氏度到5攝氏度（華氏4.5度到9度），遠遠超過2攝氏度的安全底線。
世界銀行（World Bank）做出了相同的預測。2012年11月由世界銀行委托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所（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所做的一項綜合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即便所有國家都能達到國際碳減排要求，地球到2100年溫度還是會升高4攝氏度（華氏7.2度）。這就意味著更嚴重的熱浪，全球糧食減產，生態系統的破壞，生物多樣性的減少以及海平面災難性的上升。
僅僅保持現在的碳排放級別就已經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更別說按照國際條約減少碳排放量了。正如我們說過的那樣，現在溫室氣體最大的制造者是能源供應系統，大約占到現在碳輸出量的四分之一。而且我們將看到，新興世界的工業化進程將導致全球能源需求的爆炸性增長。到2030年，預計增長的能源消耗將把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向上推升1.6%（二氧化碳是主要的溫室氣體，與全球變暖緊密相關）。
就算沒有工業化進程的影響，溫室氣體的排放已經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2012年，全球碳規劃（GCP）測定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為392億公噸（356億噸），創了歷史新高。國際能源機構（IEA）在之前一年發佈的嚴正警告也響應了這一說法。全球碳規劃指出，要把氣溫的增幅控制在2攝氏度以内的可能性正在不斷減小。據一位參與項目的研究人員稱，能做到這一點的“科技還未被開發出來”。大量證據擺在眼前，一些科學家開始預測人類將要面臨的直接後果。
石油困境
美國高爾夫選手每年大約要丢失3億個球，幾乎每個球都含有聚丁二烯。聚丁二烯是一種石油化學合成橡膠。而高爾夫球僅僅是一個國家一年所生產的衆多石油副產品中的一個。由此我們可以推算全球高爾夫球的年產量，再往遠一點推算就會發現世界工業產品中90%都必須使用石油。石油不僅用來生產工業產品，也被用於運輸和旅行，並且溫暖了無數家庭和工作的地方。它是塑料的基本成分，是千百萬產品的基礎材料。人類經濟活動對石油的依賴度之高可見一斑。然而，它正在被耗盡。
根據國際能源機構的報告，石油峰值——也就是全球傳統石油生產速度開始下降的時間點——出現在2006年。如果這是真的，那就意味著開採自地下的原油的規模量已經在縮小。
石油峰值出現的後果不容小視。我們來做一個不太符合實際的假設——全球石油消耗量保持穩定不變，即使那樣，已知現存的石油存儲量也只能維持不到四十年時間。
2010年，一份從德國軍方改革中心的未來分析部門（該組織未參與氣候變化的争論）洩漏出來的報告預測，石油峰值的出現將引起災難性的全球經濟衰退。（請見《疼痛反應》部分）
這是相當可怕的事情，然而石油減產還只是問題的一部分。全球石油供給可能會觸頂，但需求卻還遠遠沒有達到拐點。國際能源機構預測全球能源消耗量在2008年到2035年之間還會增加36%。
在殘酷的全球困境中，石油峰值出現的同時，全球化二代卻正在東方起飛（請見第一章）。世界很大一塊區域的經濟正加速發展，導致對石油的需求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強烈。
石油是工業產品的血液，新興市場渴求更多的石油，但此時石油供給卻開始變得困難了。
亞洲、拉丁美洲、非洲的幾百萬人都在享受剛獲得的財富，渴望大量豐富的產品。這些產品都需要生產和運輸。結果就是，到2030年，不屬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的國家對能源的需求會占到全球消耗總量的三分之二，而在1990年，這個比例還不到二分之一。
非常規問題
傳統原油供給的衰退讓世界的焦點轉向了可替代的原油供給源。非常規的原油指的是不通過鑽井，而是採用其他方式提取的石油。最常見的兩種非常規的原油材料是油砂和油頁岩。油砂内含有瀝青、水和粘土；油頁岩則是含有油母質的沉積岩，經加熱就會分泌石油。
這些供給源問題不少。首先，非常規原油生產比傳統的效率低很多也昂貴很多，因為所使用的方法並不能直接得到可以拿去精煉的油。像瀝青、油母質這樣的成分需要經過一些處理才能被拿去精煉成石油。這個過程大約會消耗掉最終得到的能源的30%。
附加的費用給這些非常規原油供給源的經濟可操作性打上了一個大大的問號，至少目前是這樣的。在較長一段時間内，我們需要提高原油的價格，以便我們把通過非常規手段生產石油的成本降低，最終使其在商業上可行。當然，原油峰值的出現可能意味著長遠來看，轉向非常規石油生產並非不現實。
還有一個問題：諷刺的是，在從油砂、油頁岩中提取原油的過程中要消耗大量的傳統燃料，因為這個過程需要很高的熱量。比如油母質一定要被加熱到500攝氏度（華氏932度）才行。
最後我們要說的是非常規石油提取技術對環境的影響。光從這些技術手段的名字我們就能窺見一些蛛絲馬迹：蒸汽噴射和蒸汽重力輔助引流這兩種方法都需要使用大量的水，這就會大大消耗我們的安全飲用水，因為使用過的水是有劇毒的。在加拿大的阿爾伯塔（Alberta）——加拿大是唯一一個油砂開採商業化的國家——用於油砂產業的水主要來自阿薩巴斯卡河（Athabasca River）。生產產生的廢水和其他污染物都滲入地下水中。
而且，生產過程包括燃燒傳統化石燃料，例如，油母質的加熱過程要使用天然氣。結果就是阿爾伯塔因為油砂提煉而排放的溫室氣體比傳統石油提煉所排放的高三倍。阿爾伯塔地區的空氣污染比加拿大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嚴重。
即使這些問題都能被很好地解決，用非常規方式提煉石油仍然不是解決化石燃料告急的靈丹妙藥。它們能做到的只是推遲石油供給大幅下降的時間，並且這種緩解並不能維持太久。在美國，用壓裂頁岩（水力壓裂）來生產石油的方式預計最快在2020年也會面臨減產的危機。
飲用水危機
石油耗盡以後的生活景象將十分悲涼，但這對人類來說仍然只是想象中的場景。水就不一樣了，缺水的夢靥人類是再熟悉不過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和世界衛生組織（WHO）估計直到最近的2012年，世界人口的11%，約7.83億，都無法獲得安全的飲用水。根據聯合國報告，2006年，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都面臨極度缺水的狀況。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以現在的用水狀況持續下去，預測到2025年，將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極度缺水。和石油一樣，爆炸式的需求也正加速水資源的匮乏。到2030年，人口增長將使全球飲用水的消耗量增長300%。
稀土元素壟斷
“稀土元素”就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詞語。稀土元素雖然帶著“稀有”的“稀”字，在地殼中的含量卻是十分豐富的，大約與我們更熟悉的銅、鎳、鋅差不多。問題是，雖然稀土礦的儲量豐富，但卻不易被開採。雖然全球儲量達到1.25億噸（1.14億公噸），但每年只有13.8萬噸（12.5萬公噸）被開採出來，相當於總儲量的千分之一多一點。
而且，從地理分佈來看，它們還是十分稀少的。開採活躍的地區僅分佈於世界少量地區，事實上，幾乎都在中國。現在中國出產大約占全球90%的稀土。正如鄧小平曾說過的，“中東有石油，我們有稀土。”
和石油一樣，發達國家完全依賴於稀土礦。稀土元素是成千上萬種產品的關鍵成分，從汽車到電腦再到手機都需要它們。它們同時在衆多高科技領域中也被廣泛運用，因此與我們的現代生活息息相關，如航空航天、醫藥和核能（請見《司空見慣》章節）等領域。路透社在2009年警告說，僅在數年内，全世界每年對稀土的需求就將超過供給4,4000噸（4，0000公噸）。
對一個產品激增的需求十有八九是因為一個原因：供求關系，而根據這個市場鐵律，需求的增長就可能導致物價飛漲。中國兩個稀土元素——钕和镝，用於制造磁鐵——的出口價格在2005年到2011年的六年裡飙升了將近60倍。到2011年底為止的十八個月裡，钕的價格上漲了10倍，镝的價格上漲了5倍。
司空見慣
我們大多數人可能連一個稀土元素的名字都報不出來。諸如钇和镨這樣的名字是不會出現在茶餘飯後的閑談中的。然而，我們卻每天都在使用稀土。可能我們並沒有意識到，但其實作為消費者我們已經對稀土上了瘾。沒有了它們，我們的現代生活將無以為繼。
無論是在棒球棍、自行車、燈泡、LED屏幕、電視顯像管、手機、汽車、照相機、望遠鏡鏡片、彩色玻璃、瓷器、磁鐵、打火機，還是在麥克風、揚聲器、耳機、電腦硬盤、日光燈中，我們都能找到稀土元素。除了生活用品外，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亂的專業技術設備中也能找到它們，比如航天航空器材、碳弧燈（用於電影拍攝）、激光、核反應堆、船舶推進系統、光纖、高溫超導材料、風力渦輪發電機、應力計等等。稀土元素在醫學上也被廣泛運用，如在藥物上、磁共振成像、X光系統上，甚至在癌症治療方面都有應用。
除了以上這些產品以外，稀土元素也出現在一些有趣的地方，比如手槍裡。有意思的是，住在歐元區的3億3千多萬人每天都隨身攜帶著一種稀土元素——就是歐元紙幣上的防僞熒光粉所含有的铕元素。
本章中有一處頗具諷刺意味，就是稀土金屬是汽車行業有可能降低對環境影響的核心要素。稀土元素被用於催化式排氣淨化器中，因此對於最大限度地提高燃油裡程數是十分關鍵的。它們在混合動力汽車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比如豐田普銳斯的電池、電動發動機、發電機、催化式排氣淨化器、整個車身上安裝的25個電動機、玻璃和視鏡、LCD屏幕，以及汽車使用的柴油中的添加劑都使用了稀土。
表面緊張
取自地表以下的重要資源的持續短缺很可能造成國際關系緊張，甚至導致潛在的沖突。我們上文提過的聯合國有關水資源緊缺的報告中提出了這種擔憂。且這些正在減少的資源供給上的不平衡也極有可能進一步加大這種風險。發展中國家擁有大約85%的石油資源和93%的天然氣儲備。石油供給出現拐點以後，剩下的原油儲備將幾乎都集中在中東地區。
這些情景所暗示的全球權力關系的轉移引起了經濟學家和軍事戰略家的極大關註。經濟學家兼政治顧問的傑瑞米·裡弗金（Jeremy Rifkin）在他的書《氫氣經濟（Hydrogen Economy）》中認為，這種權力關系的轉移將威脅到所有國家經濟和政治的穩定。我們之前讨論過的德國關於石油峰值的軍事報告也分析了這些風險，很多細節已經向我們敲響警鐘。（請看《疼痛反應》章節）
目前，中國對稀土供給的控制已經造成國際糾紛了。中國時不時就會暫停開採、限制生產、限制出口（僅在2010年就把定額向下削減了40%），還有對日本、歐洲和美國有時會停止出貨，理由是存貨量下降或是環境問題。世貿組織（WTO）曾宣佈中國政府的一些政策是非法的，但中國政府並不買賬。
不僅如此，一些政府和世界金融家被指責“掠奪土地”，這使得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金融危機初期，激進組織GRAIN宣稱中東和亞洲的富裕國家，聯合一些國際金融機構，正從貧窮但資源豐富的國家攫取農業用地。隨後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也曝光了類似的細節。一些國家為了穩定本國的食品供給，就試圖從別的國家購買農用地和水資源，作為她們食品生產的外援。而對於銀行、對沖基金、養老保險公司來說，目標就是從一個相對穩健的投資中得到盡可能大的回報。在信用危機造成的風暴中，這些投資簡直就是避風港。
疼痛反應
饑荒，國家破產，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崩潰，以及無窮無盡的安全問題，這些反烏托邦的景象可能都不是我們期望從軍事戰略家那兒得到的分析結果。但這就是事實，是石油達到峰值的另一些更令人震驚的後果，是德國聯邦國防軍轉化中心（German Federal Defense Force Transformation Center）在2010年的研究結論。它給出了一些推斷，如果我們找不到石油的替代品來支撐世界經濟和社會體系，將會發生什麼可怕的長期的連鎖反應：
持續提高的石油價格會降低消費和經濟輸出，造成世界範圍内的經濟衰退。上漲的運輸費用會導致所有產品和服務的價格膨脹起來，從而抑制全球貿易，嚴重阻礙資本流動，加重經濟的滑坡。所有發達國家的就業率都會直線下降。
食物的生產和分配會問題重重。政府預算將承受很大的壓力，因為又要保持食品供給，又要在常規石油替代品上投資。有些國家將沒有能力保障基本的食品供應，饑荒就會隨之而來。
由於全球經濟規模量縮減不知道何時結束，商業投資會因無利可圖而幹涸。銀行只剩一個空殼，沒有可以交易的商業基礎。金融市場、證券交易所，以及整個銀行系統——全球經濟的脊梁骨——都將崩潰。
價值鍊的斷裂、惡性通貨膨脹、黑市將令人們不再相信貨幣的保值功能。地區性的以物易物的經濟形式會重新出現。
國家稅收將消失。國家的基礎設施都將變得破敗不堪，因為維系它們的經濟來源不存在了。
由於民衆對國家政府機構以及政府解決問題的能力已經不信任，政治動蕩不可避免，極端主義將大肆盛行。
這項研究警告說，這種“高度不穩定”的狀態，伴隨著“由分佈不均且日益減少的資源引起的激烈競争”，會使得國内和國際争端的前景變得更加複雜和緊張。政策的沖突會在交戰的石油進口商之間，或是極力謀取有利位置的出口商之間，甚或是在買賣國之間爆發。國内沖突也會變得更加頻繁。
當然，這份報告不得不承認，石油峰值出現的後果只是大家的猜測。正如作者所說，“所有這些安全後果都可以想象。”
充滿惡意的旋轉
我們前面所強調的每一個大趨勢——氣候變化，極端天氣，石油、水和稀土資源的短缺——本身都已經夠令人憂心了，更糟糕的是，它們不是獨自戰鬥，而是團結作戰，每個都在向它的隊友提供養料，互相強化，加速和惡化環境問題。不僅如此，還有膨脹的人口、增長的財富和新興市場的消費力都在進一步加重環境危機。
全球對食物、水、能源和產品的需求將進一步攀升。對食物不斷增大的胃口必然需要更多的農產品，也就意味著需要更多的水，砍伐更多的森林，而森林是對抗溫室氣體的主要鬥士之一。此外，森林面積縮小不光會導致地球對抗溫室氣體排放的能力減弱，還會產生其他問題。氣象專家認為亞馬遜地區的森林面積縮小會影響到墨西哥灣洋流的流動；還可能會帶來更嚴重的極端天氣情況，可能將歐洲帶入極寒的冬天，而同時巴西則會在幹旱中難以喘息。
越來越富裕的消費者會驅使商家生產更多的東西，也就需要燃燒更多的化石燃料，使用更多的石油和稀土金屬。這都會向大氣排放更多的溫室氣體，進一步提高地表溫度，加重幹旱和洪澇災害，毀壞糧食作物，威脅到工廠和發電站，包括核電設備。
產品量和消費量的不斷上升還會產生堆積如山的廢料。這些廢料都必須要慎重處理，才不至於污染土地、水和空氣。比如中國空氣污染的等級已經是世界衛生組織設定的標準的五倍多。2007年的時候，經中國政府申請，世界銀行就空氣和水污染對中國經濟造成的損失進行了估算，結果是占到整個國内生產總值（GDP）的5.8%左右。
全球變暖還威脅到了極地的冰川。從1880年到現在，冰川融化已經把海平面推高了差不多8英寸（20厘米）。如果海平面再升高20英寸（50厘米），生活在低窪沿海地區的人口就必須遷移。這些人口占到世界人口的10%。
北冰洋上傳說中的西北航道（Northwest Passage）的冰雪覆蓋面積這些年來一直在縮小，使得海峽變得越來越易於通行，國際局勢因此吃緊。2010年6月，北冰洋的冰覆蓋範圍降到歷史上同月的最低點。加拿大軍方將海峽“重新命名”為“加拿大水域”，清楚地聲明了加拿大政府對這個貫通北冰洋和太平洋，在戰略上和商業上都非常重要的海峽具有主權。這一舉動觸發了加拿大和很多國家的矛盾，大家都覺得該航道是國際水域。
氣候變化在俄羅斯這一邊的東北航道（Northeast Passage）也有類似的影響。2013年8月，由於該海域的冰量減少，一艘從中國駛往荷蘭的貨船利用這一點順利通過了海峽。這是商船第一次進行此類嘗試。相關公司聲稱這條航線可以將中國到歐洲的貨運時間縮短最多15天時間。
然而，極冰融化的後果遠不止政治糾紛和災難性性的海平面上升這兩個。融化的冰還可能給地球的氣候系統帶來一場浩劫，溫室效應急劇增強。它會改變海洋溫度，進一步破壞蒸發系統，釋放大量原本冰封在凍土中的二氧化碳和甲烷。這些可以輕易抵消我們因航道增加而得到的好處。《自然》雜志2013年7月刊上發表的文章和《衛報》的報告都警告說，極地凍土中釋放出來的甲烷氣體會造成更大的氣候變化，大約將造成6千億美元的世界經濟損失。
環境危機的影響
環境危機的後果在規模、深度和複雜性各方面都是不可估量的。但是企業領導必須要對它們做出估計。到時候，不僅是消費者，市場、政府都會要求這些環境危機得到應對和解決，而且環境變化造成的影響也使這種需求變得緊迫。
清白的歷史
最終，企業將會需要為了環境做出巨大的改變。企業如何應對碳足迹將不再僅僅只是企業責任的問題。它將決定一個企業的競争力和企業的盈利表現。當務之急是真正減少碳的使用，而不只是簡單地種幾棵樹來中和碳排放造成的後果。企業將需要採用多種不同的方法以降低對環境的影響，要尋找新的可持續發展的科技來替代現有的化石燃料。
有徵兆表明企業已經開始改變。據畢馬威會計事務所（KPMG）統計，到2011年底，三分之二的大企業都在發佈有關可持續發展的報告，另有12%的企業計劃在2年内開始實行可持續發展。2009年，道瓊斯（Dow Jones）發佈了可持續發展指數，從環境、社會、經濟各方面來分析世界性大企業的股票市場表現。更重要的是，清潔能源的全球市場正蓬勃發展。僅在2011年，生物燃料、太陽能、風能和基於太陽輻射的光伏發電（PV）在全球的銷售都增長了將近三分之一，達到了2460億美元，而前一年只有1880億美元。有意思的是，據2011年聯合國和法蘭克福金融學院（Frankfurt School of Finance）的聯合研究稱，雖然中國對傳統化石燃料的胃口仍然巨大，但同時也是再生能源最大的投資者。
除此以外，像福特（Ford））這樣多元化的大企業正和中國政府合作進行綠色設計，研發綠色制造工藝，比如“從搖籃到搖籃（cradle to cradle）”，這已不僅僅只是循環利用，它的目標是徹底消除廢料，保證產品可再生。（請見以下的案例分析：從循環利用到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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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從循環利用到再生
“增長是好的。問題是，增長的是什麼——貧窮還是富裕？”
——威廉·麥克唐納，“從搖籃到搖籃”產品創新研究所的聯合創始人。
福特的某一任總經理曾將福特公司位於密歇根的胭脂河工廠（River Rouge factory）描述成“21世紀不願意接納的東西”。胭脂河工廠曾是美國最大的工業基地，但是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很多設施已經過時，並且致癌物質污染嚴重。
不過那都是過去式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胭脂河工廠經歷了大修，這個占地600英畝的大工廠在當時又站到了同行的前沿，《建築實錄》（Architectural Record）稱其為“21世紀制造業的模範”。它有一個10英畝的“活天頂”，覆蓋著景天植物，除了可以蓄存雨水淨化雨水以外，還可以調節大樓的室内溫度。因此能耗降低了7%，空氣質量提高了40%。這個天頂還是一個造價一千八百萬的雨水處理系統的一部分。這個雨水處理系統每年淨化200億加侖（750億升）的雨水。這個量超過了工廠機械設備的用水量，為福特公司每年節約下5000萬美元。
胭脂河工廠是對設計和生產新途徑的一次成功嘗試，這種嘗試已不僅僅滿足於減弱對環境的影響，它們走得更遠。從搖籃到搖籃（C2C）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設計方法論，目標是在創造新事物的同時，不僅不對壞境造成破壞，還能通過再生效應對地球做出回饋。
C2C是一套嚴格地設計原則，基於這套原則，生產過程必須被改寫以模擬自然的生物過程。所有材料都要能夠在當地自然環境中降解，為土壤提供養料，或者至少對環境沒有壞的影響並且可以在保持自身質量和完整性的情況下被再利用。
這個概念是德國科學家邁克爾·佈朗加特（Michael Braungart）和美國建築師威廉·麥克唐納（William McDonough）共同孕育的。通過他們創建的“從搖籃到搖籃”產品創新研究所，C2C現在已經成為一個正式的認證程序。研究所已經認證了大約400件產品，防止了超過1430萬噸（1300萬公噸）的碳排放和1100萬磅（450000千克）有毒廢料的排放。
繼胭脂河工廠再生系統的成功之後，福特公司在她的汽車設計上也結合了C2C概念。在福特公司創建百年之際（2003年），這個汽車行業巨頭揭幕了一款Model U概念車。Model U概念車内置氫動力内燃機，再配合混合動力變速箱，以大豆為基礎的材料被用來填充座位和構成後擋闆。該型汽車被認為是“從搖籃到搖籃”這一概念在實用性和生產工藝上完美的诠釋。並且，Model U概念車的適應性很強，可以由SUV轉換到小卡車的角色，以適應車主生活方式的變化，這樣就不需要定期購置新車。
C2C作為一個設計哲學，可以被運用到幾乎任何東西上：產品、建築、甚至一整個社區。比如瑞士的Rohner Textil公司已經開發出一系列用自然纖維代替棉材料制成的織物，這就減少了農藥的需求，還極大的降低了用水量。整個生產過程沒有使用任何有毒物質，產品在土壤中也能百分之百降解。
有些教育機構的設計也是基於C2C原則的，包括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的萊爾再生研究中心（Lyle Center for Regenerative Studies）及荷蘭生態研究所（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Ecology），這兩所機構在荷蘭有一些共有的建築物。中國政府也對C2C展現出了興趣，雖然在黃柏塬建立一個完全可持續發展的村子（與麥克唐納合作）這一嘗試最終並沒有成功。
當然，400件經認證的產品並不等同於設計、制造、建築方法的綠色革命。不過，C2C作為很多減小環境破壞的方法之一，很可能是我們在尋找潔淨能源之路上的一大步。至少理論上，它不僅只是減小人類活動對地球的影響，而是要將人類活動對地球的影響由壞變好，這是一個大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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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貧瘠地？
清潔科技會給更加註重可持續發展的企業帶來新的機遇。但最終，企業都會被兩個動機中的一個所驅使：固有的生態倫理思想，或者市場經濟規律。
有些公司是真的本著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在運行，為了減小對生態系統的影響以捍衛地球的未來。生態倫理學是她們的企業規範。對於她們來說，環境保護是一個指導方針，並不只是履行企業責任或是對市場要求的響應。綠色就在她們的DNA中。我們看到，一些企業真的在設計產品或是設計新的生產方法來幫助再生當地的環境（請見案例分析：從循環利用到再生）。另一些則盈利很少，她們將對社會是否有益——不僅是環境層面——擺在比利潤最大化更高的位置。美國的幾個州通過了法律，把低盈利的“L3C”（低盈利有限責任公司）公司列為合法的商業實體形式。
但要是你期望每個企業都由内被生態倫理觀驅使，你就太天真了，因為這等於要求她們抛棄資本主義原則。而無視這些原則就相當於自殺。
基本上，要企業變得更加有環境意識，我們可以提出兩個理由。一個是從道德角度出發的：如果企業不改變，那我們下一代的生存環境就會變得很糟糕。這已經給那些持有生態倫理觀念的企業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常常這也是她們存在的原因。
第二條是遵循資本主義邏輯的，這就意味著把價格競争和財務表現放在首位。對於企業來說，道德這個理由還不夠充分，大概直到社會採用了不同的市場經濟模式，她們才會做出改變。在這個新的模式中，靠大量消耗並不能獲得利潤，市場將決定大多數企業都必須採用可持續發展的生產運營方式。
作為人類，我們渴望有機會能盡可能提高我們的生活質量，而生活質量不僅僅是金錢和物質層面的。（在第三章中我們將對此進行深入探讨）同時我們也希望我們的下一代也能有好的生活質量。在市場經濟體系中，企業只有通過滿足消費者的這種願望才能獲得利潤，而只迎合人們毫無來由的欲望是行不通的。
現在，環境危機的徵兆已經清晰得可怕，我們可以期待這種利己主義會將優先保護生態環境推上日程。迫於壓力，企業的行為會更具可持續發展性，而且當她們這麼做的時候也更具有誠信度和信譽。如果企業希望在市場中繼續保持競争力，就必須應對消費者觀念上的這種革新（同時也包括雇員和投資者的觀念變化）。
有證據表明這種優先權的交接可能已經開始。2010年，貝塔斯曼基金會（Bertelsman Foundation）調查了2000個德國和澳大利亞的公司就環境的觀點，結果是具有啟示意義的。這個智囊機構發現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約90%參加調查的企業表示期望看到一個對環境保護和資源的合理利用都相當重視的未來。五分之一的受訪企業認為增長的財富和更高效地使用資源以及更好地對待環境可以攜手並進。四分之三的企業覺得為了下一代保護環境比物質上的富裕要重要得多。
當然，德國一直是一個具有很強環境意識的國家，可能從德國得到的數據並不足以說明問題。但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這種綠色意識已經不只局限於歐洲，據《國家地理》雜志的可持續消費行為綠色指數調查，韓國消費者在2010年到2012年之間有益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消費行為出現了極大的增長，甚至超過了其他所有國家。名列第二位的是德國消費者，接下來是西班牙和中國的消費者。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其中印度第一位、中國第二位）以及韓國、墨西哥和阿根廷對他們發展中給環境造成的影響最容易感覺内疚。
政界也將對企業施加“綠色起來”的壓力。當然，企業自己也有這樣做的動機——他們必須迎合消費者變化的需求，畢竟，消費者才是上帝。財政和監管系統會持續鼓勵可持續發展的企業行為，同時對不能達到要求的企業將更加嚴格。二三十年前被認為是激進的綠色學說，正變成政治政策的主流。
有迹象顯示企業們已經開始對這些壓力做出反應。2011年畢馬威的報告中提到有95%的企業已經完成或者正在制定可持續發展戰略。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企業已經制訂了這樣的戰略，換做三年前，這個數字只有二分之一。
2012年，法國道達爾公司（Total）成為第一個對在北冰洋開採石油這一方案提出警告的大型石油公司。顯然，維持公司聲譽是首席執行官（CEO）克裡斯托弗·德·馬爾熱裡耶（Christophe de Margerie）提出這一警告的主要原因。他認為，格林蘭島的一次石油洩漏“對公司的形象會有很大的損傷”。
轉換的催化劑
沿著可持續發展路線重塑一個企業需要整體且複雜的改變。這個範式的轉變將需要很高層次的全局戰略上和運營上的創新。
企業在戰略上需要更加敏捷，要能夠預測對市場和企業具有破壞力的威脅，這樣才能及時制定出適用的策略。企業可能需要尋求多個策略，有時甚至是互相矛盾的策略，來調和貿易、經濟、生態和社會各個方面。
企業應該思考如何將環境意識根植到企業的血肉中，無論決策、文化、結構、運作過程和程序，都要有環境意識。創造一個企業内部的生態品牌意味著將社會責任當作企業最重要的資產之一來對待。
除此以外，找到且實施既能滿足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又能產生經濟效益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解決方案也是當務之急。這包括優化能源使用、轉向使用可再生資源、在信息技術行業尋求更綠色的途徑、無紙化辦公室、召開視頻會議（因為商務飛行並不是環保行為）等，還有應用“從搖籃到搖籃”設計。水和碳足迹——也包括供應者的——需要被實時監測，看是否符合環境標準。
這種程度的改變和創新挑戰很可能會超過單一企業和其領導者的能力範疇，因此需要在企業内部和外部都進行“跨界合作”。企業需要通過與生態方面更先進的企業，有時甚至是商業對手進行合作來尋求聯合解決方案，以達到可持續經營。寶馬和標致聯合進行混合動力和電動發動機組件設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變革推動者
當企業將轉型放上日程的時候，領導者們不可避免地就將面臨巨大的挑戰，其中重大的組織轉型是最艱難的舉措之一。而環境危機將使轉型空前複雜。
領導者將需要扮演變革推動者的角色。他們要激發變革、實現變革、尋找合作夥伴，還要和他們的下級就變革進行溝通。他們不僅需要向雇員說明企業轉型後的實效（結構、角色、責任、任務和目標），還要向他們描繪轉型後的好處。在貫徹可持續發展策略的時候，領導者必須註意要讓員工也參與到其中，同時企業也能看到預期的結果。
如此深遠又錯綜複雜的變化會要求領導者具有卓越的認知能力和決策能力。創新的壓力會迫使他們想得更遠，而不受困於企業當下的環境。比如，當他們在選擇正確的合作夥伴一起建立可持續發展型企業的時候，或者是當他們向企業外利益相關者闡述可持續發展的價值的時候，他們就必須有長遠的眼光。
環境危機所提出的要求
領導者們要如何構建可持續發展的運營模式，同時又要應對由於能源枯竭而導致的成本增加問題？這裡有一份清單，列出了企業和領導者要面對的主要挑戰。
1. 轉型的思維。戰略、結構、決策、運營、文化、程序都必須要進化，以減少對環境的影響。創新在一個很大的範疇内都是必須的。具有創造力的、策略性的、概念性的思維將會成為關鍵的領導技能。
2. 執行。變革在構思階段極少會破產，但成功地將其付諸實施則很難。能夠多次成功推行變革的領導者理應受到嘉獎。
3. 願景式的溝通。企業往往會被慣性阻礙。作為變革的推動者，領導者們必須激發員工努力建設新型可持續發展企業的熱情。他們應該非常清楚地說明實際操作起來是怎麼樣的，每個員工每天所要扮演的角色和需要達到的表現。
4. 合作的新形式。應對氣候變化所需要的知識將遠遠超過領導者甚至企業的可控範圍。與來自企業外的個人或團體進行跨功能的合作將會是至關重要的。 競争者將被迫攜手共同尋求答案。
本文摘自《如何應對未來15年的商業巨變》
全球化2.0會創造數以百萬計的中產階級，但這塊市場肥肉只會被送到真正“懂”它的商家口中。每個新興市場都會有特定的消費偏好，市場將變得“既全球化又本土化”。“生意本地化”將成為占領外地市場，甚至海外市場的關鍵。
能源枯竭和環境危機對企業的影響將越來越明顯。石油、水等重要生產資源日趨緊張將導致生產成本上漲，致使粗放型生產方式不再能帶來利潤。而環境危機則會讓生活在其中的消費者抵制非可持續生產的企業。
……
這本書就是要告訴管理者和創業者們，未來15年，哪些領域隐藏著商機，哪些趨勢不容忽視，以及面對這些商業變化，世界500強企業的領袖們又是如何應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