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國人均收入超過1000美元，經濟總量達到1?3萬億美元。
國際公認的，人均收入達到1000美元，經濟社會就算解決了溫飽問題；超過3000美元，就算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不要以為基本解決了吃穿住的大問題，我們的社會問題和矛盾就必然減少了。人民吃不飽飯，穿不暖衣，這樣的社會一定是不穩定的社會，一定是高風險的社會。但是，這可不是說溫飽問題解決之後，社會問題和矛盾就必然會少下來，社會風險就必然會降下來。個人的看法：溫飽之後、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之前的社會反而是高風險的社會。
我這麼說，不是說這個階段社會矛盾和沖突的強度變得更大了，而是說在這個階段引發社會矛盾和沖突的因素會多起來。在溫飽之前的階段，我們也面臨一些社會問題和矛盾，甚至非常棘手，但這個階段的問題和矛盾畢竟單一得多。然而在溫飽之後、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之前的這個階段，我們不得不面臨很多特殊的問題和矛盾：一是經濟起飛階段遺留下來的大量問題和矛盾；二是收入增長引起需求變化帶來的一些新的問題和矛盾；三是伴隨經濟增長，國家的對外依存度提高了，從而必然地要面對來自外部世界的更多的沖擊和風險。
首先是經濟起飛階段遺留下來的問題和矛盾。有環境污染、資源枯竭、收入分配不平等、地區發展不平衡、城鄉發展不平衡等問題。經濟起飛，不可避免地要帶來這諸多方面的問題和矛盾。某種意義上講，這些問題和矛盾乃是經濟起飛之必要的代價。所以我們講這是發展中的問題，要通過經濟發展來解決。在經濟起飛階段，是沒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的。這些問題和矛盾，有待於我們在現階段予以解決。這些問題和矛盾又制約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因而需要我們從現在起逐步地予以解決。縱觀先發國家的成長路徑，莫不是先發展後治理的路子。當年萊茵河污染極端嚴重，是經濟發展之後得到治理的。當年西方國家也存在比較嚴重的不平衡和不平等問題，也是經濟發展了然後才得到解決的。
其次是收入增長引起需求變化帶來的一些新的問題和矛盾。人均收入達到1000美元，這是收入增長了。收入增長後，人們當然要增加消費。但是，人們的消費可不是平穩增長的，而是伴隨了結構的巨大變化。恩格爾法則講的就是這樣的結構變化。溫飽之後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之前的階段，是消費結構劇變的歷史時期。
收入增長了，人們就不只是騎自行車和坐公交車了，還要購買私車的。沈陽的經濟形勢不算好吧。但就是在經濟形勢不算好的沈陽，在2004年平均每天售出100多輛汽車。一年是個什麼概念呢？一年就是3萬多輛。車多了，必然要求道路拓寬。道路跟不上，老百姓就會不滿意，就要鬧意見。他買車花的是自己的錢，又交了稅，政府不能提供通暢的道路，他就有意見。車多了，油的消費也會大幅增長，油價的漲跌就會造成巨大的社會影響。政府油都搞不回來，你的外交能力在哪裡？老百姓還是不滿意，還是要鬧意見的。這從居民用電價格上漲後老百姓表現出的強烈不滿意可見一斑。還有安全問題。收入增長了，外出旅行和參加商務活動的人就會頻繁和多起來，這對於政府的安全服務顯然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收入增長了，人們不只是增加物質產品的消費，必然會要求增加精神產品的消費，還必然會要求參與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俗語“飽暖思淫欲”，講的就是這個意思。話雖醜，但理是端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經濟體制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但也無須諱言，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是相對滞後的。我們最終是要面對這個不可逾越的問題和矛盾的。
再次是來自外部世界的沖擊和風險。與收入增長相伴隨，對外依存度必然要提高。這既是增長的結果，也是增長的原因。2013年中國的原油要依賴進口，我們早已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原油進口國。我國鋼產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我們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今天，我國GDP的24?06％是出口部門創造的；我們是世界最大貿易國，是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外資接受國。今天，我們不得不面對各種貿易和其他方面的摩擦。比如我們與歐盟的貿易摩擦，我們與日本在東部海域的争端就與能源争奪不無關系。今天，人民幣匯率是否低估已經成為國際經濟政治中的重要的議題了。但是十年之前、二十年之前，是沒有幾個國家關心這個問題的。
我們經常批評美國政府充當世界警察，到處伸手，到處管事。殊不知，這背後也有收入增長後美國對外依存度提高的緣故。一個可以觀察的事實是，發達國家參與國際事務的程度遠遠高於欠發達國家。這不只是有沒有能力參與的問題，更多的是需要不需要參與的問題。對外依存度提高，客觀上要求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當年鄧小平同志講韬光養晦，但是現在我們不得不更多地參與國際事務，這是形勢使然的緣故。參與國際事務，也是巨大的挑戰。
是的，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時候，社會反而是高風險的社會。20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社會就很動蕩，工人罷工、學生罷課、民族運動此起彼伏。我們不能說是他們的絕對生活水平下降的緣故吧？事實是，那時他們的絕對生活水平是大大地改善了。個人的看法，這些動蕩恰恰是收入增長的產物。是收入增長帶來的新的需求，引發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社會的動蕩；是在物質生活極大滿足的情況下，人民對於人權、平等、自由、法治、民主、政治參與等方面的需求帶來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社會的動蕩。
很多的後發國家就是在這個階段停滞下來的。一些拉美國家也曾有過驕人的增長業績，人民生活水平也曾得到過極大的改善，但就是在這個階段，社會動蕩起來，經濟發展停滞了下來。原因縱然有很多，但他們沒能較好地解決這個階段特殊的社會問題和矛盾，此點不可忽視。與先發國家相比，後發國家在這個階段有著一些特別的困難。一般來說，後發國家人口衆多，特別是農業人口。我們知道，如果一個社會收入分配呈橄榄球狀，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居少，中等收入的居多，那麼這個社會就具有穩定性；如果一個社會收入分配呈啞鈴狀，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居多，中等收入的居少，那麼這個社會就不具有穩定性。當年艾柯卡就講，美國社會穩定的基礎來自於像克萊斯勒工人那樣每小時掙十四五美元的廣大中產階級。但在一個人口衆多，特別是農業人口衆多的國家，如何創造出廣大的中產階級呢？
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問題尤為突出。中國面臨著八九億農民的約束。現實的情況是，20%的人口占有著80%的儲蓄存款。我們能夠做到收入分配呈橄榄球狀嗎？不能夠做到的話，它對我們的其他制度安排會產生怎樣的要求呢？比如會對我們的政治體制提出怎樣的要求？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應該走怎樣的道路呢？西方的民主政治體制能夠簡單地移植到中國來嗎？所有這些問題，並沒有現成的答案。但問題已經提出來了，我們該如何解決呢？
本文摘自《人人都是資本家》
房價、物價下不去，股價溺水上不來，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有病難醫還少不了“紅包”……中國人需要面對的問題不少，作者卻為何說你我皆是“資本家”？這既是對人類社會進行的深刻剖析，也是給當今人們提出的啟示。
文章緊扣時事熱點，深入淺出、針砭時弊，以獨特的角度分析中國經濟問題的結症所在。
餘額寶提高了社會融資成本？看病難、看病貴是市場化的錯？人操縱匯率可以解決就業？強拆乃是強拆本身的錯？自利是天下最大的道德？中國石油資源缺乏、需求旺盛因而油價應該高於美國？石油美元價格上漲國内成品油價就應該上漲？……
作者通過“政府與市場”“產權與合約”“股價、房價與通貨膨脹”“經濟與社會”四個方面，告訴你“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在哪裡，哪些事應該由市場做，哪些事應該由政府做”。作者並非要通過文章給出標準答案，而是希望能夠引起讀者自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