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要知道，資源名義上可以國有，但因為交易費用的緣故，不可能讓每個人都行使所有權。中石化是國有企業，名義上它屬於13億中國人，但能夠讓13億人都來開會決定資產怎麼用、收益怎麼分嗎？不能的，因為那樣的話，費用會高得得不償失。13億人擁有所有權等於人人都沒有所有權。可是，無主的資產租值要消散，於是國有資產就不能不委托給政府職能部門的官員和董事長、總經理們來管理，他們才有權決定資產怎麼用、收益怎麼分。
以經濟學的視角看事物，重要的可不是什麼名義上的所有權，而是實際的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什麼國有企業，本質上乃是官有企業。倒不是說這些企業百分之百歸屬於政府職能部門的官員和董事長、總經理們，但說主要歸屬於他們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產權不是抽象的，而是使用權、收益權、轉讓權權利束在人群中的實際配置，這種配置常常是非對稱分佈的。
我們常常被名義所迷惑。其實名義的東西沒有那樣重要。不要被國有企業的名義所迷惑，中石化的茅台酒，你我喝到了嗎？中石化的利潤，你我分享了嗎？沒有吧。所以，虧損的時候，沒酒可喝需要補貼的時候，它才是我們的；盈利的時候，有酒可喝的時候，就是他們的了。
嚴格來講，國有企業只有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才是比較名副其實的存在。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沒有經濟自由，一切按計劃行事，個人不能擁有生產資料，連消費品也要憑票供給。只有在此制度下，普通意義上的國有資產才是可能比較名副其實的存在。其實，即使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資產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具有官有的性質。而一旦經濟開始了自由化改革，國有資產的產權性質就發生了變化，就向著私有產權的方向走了去，向著官有的方向走了去。
千萬不要以為改革開放深入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才開始產權改革，要知道，整個經濟自由化的過程就是產權改革的過程——全部的經濟改革，歸根結底體現在，也一定體現在產權的變革上。我們總講什麼國有資產流失，但我們沒有搞清楚國有資產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流失的。我們以為只是在現在開始產權改革的時候才存在國有資產流失。這是極端膚淺的看法。
如果市場條件下真有什麼國有資產的話，它能不流失嗎？一定要流失的。國有經濟裡都是一些形形色色的代理人，國有經濟的一切交易無可避免地帶有自定價格交易的成分。除非是回到計劃經濟體制之下，不給當事人經濟自由，否則，國有資產是註定要流失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反複強調國有企業的治理模式要回到計劃體制那裡去：企業不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按計劃生產，沒有自主經營權，政企也不分離。自然，多數處於競争領域的國有企業是要進行公司化改造的，但是公司化的最終目的是要讓國有股從經濟中退出來，而不是別的。
是巴澤爾發現，任何的私有產權在邊際上都具有公產的性質。反過來更是確定無疑，任何有價值的資源都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公有。不要相信公有制的寓言。就我等老百姓來講，即便國有資產不流失，它跟我等有什麼關系嗎？沒有。國有資產流失呢，它跟我等還是沒有關系。說不定別人拿了去經營好了，多交一點稅，多吸納一點就業，倒不失為一件萬幸的事情呢！我們需要清楚：國有資產是不可能保值增值的，能夠保值增值的資產，已經不是國有資產了。
沒有產權的清晰界定，就沒有法治、自由與民主
今天我們強調法治的重要性，可是法治不是呼之即來，我們想要就有的。法治有條件，條件之一，是私有產權。只有在產權私有的社會裡，法治才可能真正推行開來。
要知道，權利未經界定，在競争下資源價值就會消散殆盡。這是著名的租值消散定理，是“公地的悲劇”的含義。一塊草地，如果任何人都可以隨便使用，那麼就會變成不毛之地。如果一個社會的所有資源都是如此，那麼結果就絕不只是一窮二白，社會成員根本就沒有生存的可能性。所以，權利是需要界定的。可以將權利附著在物上面，通過物的所有權來界定權利。資源是我的，那麼只有我可以使用並獲得相應的收益。別人可不可以使用並獲得相應的收益呢？可以，但要有我的同意，或者要給我支付足夠的價格，或者你長得漂亮我白送你也可以。資源也可以公有，但那樣就必須要有論資排輩、等級制度等安排來界定權利。
法治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以產權界定權利，法治於是可以推行；以人權界定權利，法治就很難推行。經濟國有，法治是很難推行的。或許並非政府不重視法治，而是公有產權約束下必然的選擇。古代不是講究“刑不上大夫”嗎？“刑不上大夫”，不是不應該上大夫，而是人權不平等的社會裡，刑是不可能真正上得了大夫的。事實上，在傳統社會，人權就是不平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就是寫照。人權不平等的社會，是不可能真正推行法治的。
今天，我們知道自由寶貴。沒有自由，便不知道個人比較優勢之所在，經濟社會物質財富就會貧乏無比。而自由本身也是生命的重要含義之一。沒有自由，生命便失去意義。
可是，沒有產權及其相關的約束，自由同樣不可推行。沒有產權及其相關的約束，自由很可能帶來的是非生產性的競争，而不是生產性的競争；很可能帶來的是租值消散的競争，而不是租值增值的競争。那樣，人類根本就無法生存。這也是“公地的悲劇”的含義。
如果資產被界定為私有，又有自主簽訂合約進行交易的自由，交易費用又不是太高，那麼經濟就一定有效率。這是科斯定理給予我們的最重要的啟示。反之，如果資產被界定為公有，那麼社會一定會内生出諸多限制，以減低競争下的租值消散。公有制下的很多限制，比如不能自由擇業、論資排輩等等，正是避免租值消散的制度安排。在公有制下，是不可以給人們自由進行經濟決策的權利的。不然的話，貪污腐化，各種引起租值消散的競争就會蜂起。
那些無知的人們，主張要用公有制加民主政治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這只會帶來南轅北轍的後果，註定是要徹底失敗的。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城市郊區村民民主選舉矛盾重重，不可開交，但偏遠老家的村民民主選舉卻平穩進行。這不是個人素質可以解釋的吧？
須知，雖然土地承包給了村民，但畢竟只是承包，還有集體所有的性質。在種地不怎麼賺錢的今天，地處偏遠山區的家鄉的那些土地和山坡是不值幾個錢的，因此公有資產幾近於無。但是城郊村鎮就不一樣了，不僅土地很值錢，其他一些公有資產同樣也價值不菲。
公產盛行，那麼做官就有很高的租值。世界上沒有有租值存在而沒有人競争攫取的。這就是為什麼城郊村鎮民主選舉矛盾重重，不可開交的緣故。他們是在競争那巨額的資產租值呢。我的老家，由於公有資產幾近於無，村官們根本就撈不到什麼大的好處，無非是每年幾千塊的津貼收入。於是乎，年輕又能幹的人壓根兒就不願意做村官了，因為他們外出打工或者忙於自己活計的收入大大超過了做村官的收入。
歷久以來，我們總講自己有官本位傳統。但為什麼有官本位傳統呢？一定是因為公產盛行、私有產權沒有保障的緣故嘛，進而做官就有很高的租值，官本位就會流行開來。這裡我要講，公產盛行或者私有產權沒有保障，那麼民主政治就會矛盾重重，不可開交。民主是個好東西，但民主卻不是無條件的。民主需要在權利界定清楚的情況下才可以推行。
破壞私有產權，便破壞了一切
研究計劃經濟的文獻強調軟預算約束。不過在我看來，計劃經濟的主要問題並不是救助體事後要對“虧損”的預算體實施救助，而是救助體根本就不知道誰是盈利的，誰是虧損的。
千萬不要自作聰明，認定那些有正會計利潤的工廠就是盈利的、有效率的，而那些負會計利潤的工廠就是虧損的、無效率的。科斯定理講得明白：私有產權是市場的前提。因此，私有產權也是價格的前提。計劃經濟因為取消了私有產權，因而也就沒有真正的價格。沒有真正的價格，我們不知道成本，不知道收益，無法進行經濟核算。沒有真正的價格，我們不知道盈利，不知道虧損，無法判定效率與否。不知誰盈利，誰虧損；不知誰有效率，誰無效率，這才是救助體事後對“虧損”的預算體實施救助的根本原因，也即計劃經濟體制軟預算約束的根本原因。計劃經濟體制的失敗不是別的失敗，而是沒有價格、沒有信息的失敗。
所以，價格絕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也不是我們可以隨意幹預的東西。市場經濟之所以做得好，是因為市場經濟下有了價格，有了信息。盡管市場經濟下信息未必就是充分的，但到底有了價格，有了信息。是的，假如信息是完全的，那麼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就是等價的。今天我們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怎可以人為扭曲信息的表達和傳遞呢？而既然價格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不是我們可以隨意幹預的東西，那麼私有產權也就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也就不是我們可以隨意破壞的東西。今天我們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又怎可以不搞私有制呢？
想想“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個“狠鬥私字一閃念”的年代，一閃念都是不可以的。結果怎樣呢？人們吃不飽飯，穿不暖衣；貨物單一、短缺和憑票購買、排隊購買成為經濟中的日常風景。小的時候，我家是要養雞的，可是我沒有吃過雞蛋。雞蛋是要拿去換錢買鹽、火柴等日用品的。我吃的是鳥蛋，想吃蛋了，就上房去、上樹上掏鳥蛋吃。不搞私有制的後果何止是民不聊生，連鳥兒都要跟著遭殃！
一個人應該得到多少收入，是由可能的替代性選擇來決定的。老闆之所以給你開3000塊錢而不是2000塊錢，是因為你在別處也能掙得3000塊錢。你之所以要花10%的利率而不是8%的利率去借錢，是因為別人按照10%的利率照樣可以把錢貸出去。你說這裡收入低，那得別處收入高才成。但既然別處高，你為何選此處呢？因此，只要人身自由沒有被限制，那麼任何人得到的就總是他能得到的最高收益。只要人身自由沒有被限制，馬克思所說的剝削便不可能發生。
剝削不可能發生在資本家處，倒可能出現在政府那裡，因為面對政府，你沒有替代選擇。
而且社會道德淪喪，坑蒙拐騙盛行，也與產權得不到保障有關系。幾千年前孟子就講清楚道理了：“無恒產者無恒心。”產權得不到保障，人們勢必不關心長期，而要做一錘子買賣。
和諧社會的產權基礎
上一屆政府提出要構建和諧社會，這沒有問題。但是和諧社會的基礎是什麼呢？這個問題，很多人就不那麼清楚了。我們要實行積極的就業政策，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所有這一切，的確重要，也很必要。然而我們可能忽略了，這些東西雖然重要，也很必要，但卻未必是和諧社會最為基礎的東西。
原則上，一個相互交易的社會，才是最為穩定和安全的社會。不是說交易中沒有矛盾和問題產生，而是說一個相互交易的社會，利益交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損害別人也會損害了自己，因此大家都會保持一份理性，不至於做出過激的行動來。
高小勇講：“英國光榮革命是大家達成妥協，法國大革命則是血腥的暴力。為什麼？前者工業化程度高，工業經濟是相互交易的經濟，暴力革命就不容易發生起來；後者農業經濟，農業經濟交易程度低，達成妥協反而不易。”中國歷代以來也是暴力革命不斷循環往複：革命者革反革命的命，然後革命者又被反革命革命。為什麼？也是因為中國是農業社會，交易關系不發達，相互間缺少利益的牽制。他講，要是今天中日之間沒有緊密的經貿聯系，可能早就打起來了。他講南聯盟大使館被炸和撞機事件發生後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要是毛主席在世，早就和美國幹起來了。但實際不是這樣的。今天的中美關系，已經大不同於20世紀五十年代了。以今天中美經貿聯系之緊密，如果和美國打起仗來，經貿往來勢必要中斷，無數勞動密集的工廠勢必要停工，那些滿身肌肉的工人們就要遊蕩於街頭，社會就會充滿動蕩和不安定。因此，之所以不動手實在是因為中美對抗有了極高的成本的緣故。我們對於台灣問題的處理也遵循了這個道理。“台獨”勢力猖獗時，大陸就拼命加強兩岸間經貿往來，為什麼？
這也是張五常所反複強調的，“沒有什麼比讓別人賺錢更安全的了”。多說一句話，我們所謂糧食安全的思路也是有問題的。中國那麼多農民，農地收入很低，工業用地卻是農地收入的十幾倍、幾十倍，但我們總是以糧食安全為由，控制農業用地轉為工業用地。沒有那麼回事！要是糧食安全的邏輯真的成立的話，那麼能源安全的問題又怎麼解決？也靠内部解決嗎？解決得了嗎？要是糧食安全的邏輯真的成立的話，那麼鋼鐵安全又怎樣了？鋼鐵可是用於生產槍炮和坦克的，但那些鋼鐵進口國並沒有因為進口鋼鐵而變得不安全起來吧。
進一步，我們要問，怎樣的社會才會最大限度地交易起來呢？
我們講，基於市場的社會、產權私有的社會就會最大限度地交易起來。不是說交易一定要通過市場來進行，但依靠市場來交易，費用一般是較低的。因此通過市場來組織經濟，交易在深度和廣度上就會最大限度地擴展開來。又因為私有產權是市場交易的前提，因此只有堅持私有產權，交易在深度和廣度上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擴展開來。
而且，產權私有的社會，每個人不僅擁有生活資料，還擁有生產資料，動蕩和不安定的代價就會高起來。這直接地增強了社會的穩定性和安全性。一個有產階級的社會，一個中產階級占絕大多數的社會，必然是最為穩定和安全的社會。
我這一代人，對“文化大革命”已經是有印象的了。“十年浩劫”，說得一點也不過。但為什麼有這樣的“浩劫”呢？我們講是“四人幫”利用毛主席的個人威望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從經濟角度來講這不全面。“四人幫”利用毛主席的個人威望發動“文化大革命”，要大家寫大字報、串聯、武鬥，大搞政治鬥争，但如果老百姓覺得做這些事情代價高昂，他們怎麼會積極響應呢？
但我們很容易擔心，擔心私有產權會導致兩極分化。會這樣嗎？不會的。如果政府不能隨意幹預經濟，不私相授受，私有產權是不容易造成兩極分化的。
實行積極的就業政策，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這些不是不重要，也不是沒有必要。但我們一定要明白，靠這些東西是不可能擴展交易的；靠這些東西是不可能創造出廣大中產階級的；這些東西，用得不好，過了頭，反而會破壞私有產權，反而會阻礙交易的深廣擴展。
不是說基於私有產權的社會一定是和諧的社會，但私有制應該是和諧社會必要的產權基礎！
本文摘自《人人都是資本家》
房價、物價下不去，股價溺水上不來，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有病難醫還少不了“紅包”……中國人需要面對的問題不少，作者卻為何說你我皆是“資本家”？這既是對人類社會進行的深刻剖析，也是給當今人們提出的啟示。
文章緊扣時事熱點，深入淺出、針砭時弊，以獨特的角度分析中國經濟問題的結症所在。
餘額寶提高了社會融資成本？看病難、看病貴是市場化的錯？人操縱匯率可以解決就業？強拆乃是強拆本身的錯？自利是天下最大的道德？中國石油資源缺乏、需求旺盛因而油價應該高於美國？石油美元價格上漲國内成品油價就應該上漲？……
作者通過“政府與市場”“產權與合約”“股價、房價與通貨膨脹”“經濟與社會”四個方面，告訴你“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在哪裡，哪些事應該由市場做，哪些事應該由政府做”。作者並非要通過文章給出標準答案，而是希望能夠引起讀者自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