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醫療衛生體制的改革，從改革開放之初走到今天，已歷經了三十多年。由20世紀90年代的“給政策不給錢”到如今的深化體制改革，中國醫療改革（以下簡稱醫改）一直在曲折中不斷地前進，期間充滿了探索的艱辛，也有著可圈可點的成效。
通常認為，中國的醫改經歷了七個不同的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為20世紀80年代，國務院批轉衛生部《關於允許個體醫生開業行醫問題的請示報告》，打破了國營醫院一統天下的格局。第二個階段為20世紀90年代，針對醫療行業的各種亂象，包括醫德、醫風敗壞、大處方藥品、高新儀器、亂收費、藥品回扣等問題，引發了“醫院是不是掉到錢眼裡”“政府主導還是市場化”的大讨論。隨後，在第三個階段的2000年，針對第二階段出現的各種問題的指導意見出台，意見的主要目的和方向是通過醫療機構的產權改革，解決各種亂象。在政策的實施過程中，又出現了改革初衷的偏離，即“賣醫院”的情況。第四階段從2006年開始，對於全國範圍的“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從根源上進行了透徹的分析，將症結歸根於我國醫療服務的社會公平性差、醫療資源配置效率低。之後，國務院相關部門確定了“我國醫改基本不成功”的基調。2007年為我國醫改的第五個階段。國家發改委相關部門將醫療行業定性為公共服務產品，之後成立了醫療體制改革小組，建立了更高層次的醫改協調機制。2008年是我國醫改的第六個階段，這一年，我國的醫改步入了一條快車道，醫改方案也得到了國務院的通過。從2009年至今為醫改的第七個階段，也是醫改的關鍵時期。這一階段的開始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中發〔2009〕6號）（以下簡稱6號文件） 和《國務院關於印發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近期重點實施方案（2009—2011年）的通知》（國發〔2009〕12號）（以下簡稱12號文件）的出台為標志。
中國醫改的關鍵時期，面臨的最大困難依然是公立醫院的改革。在公立醫院改革中，應該著重破除其逐利機制，增強公益性，還要避免政府資金被醫療機構和醫藥流程相關部門分割。單一依靠政府的投入已經無法滿足醫療機構良性管理和運行的要求，同時由於缺乏相互制衡的監管機制，造成了醫生和醫院的被動參與。
與公立醫院改革關系最為密切的就是醫保支付政策的變革。簡單的病症若採用平均治療費用的核算方式，勢必造成部分輕度患者的過度醫療和重症患者治療費用不夠的問題。
中國醫面臨的另一個難點是對藥價的調控措施。為應對藥價虛高問題而出台的相關政策，卻造成了另外一種困境，如聯網採購藥品導致藥價越拉越低，藥品生產企業經營困難、負擔加重等。醫院的二次議價等方式也沒有讓患者從中享受到更多的優惠。
正是為了解決以上的這些問題，國家相關部門在2009年先後出台了6號文件和12號文件，對現行的醫療體制提出了大膽的改革意見。
◆中國新醫改元年：2009年，提出多元化辦醫格局
6號文件和12號文件中最為突出的一點就是對社會資本辦醫的支持和鼓勵。6號文件中對完善醫療體制，保障醫藥衛生體系規範、高效地運轉提出了多元衛生投入機制，明確了“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發展醫療衛生事業。積極促進非公立醫療衛生機構發展，形成投資主體多元化、投資方式多樣化的辦醫體制”的醫療改革指導思想。
12號文件中對公立醫院改革同樣提出了多元辦醫格局：“鼓勵民營資本舉辦非營利性醫院。民營醫院在醫保定點、科研立項、職稱評定和繼續教育等方面，與公立醫院享受同等待遇；對其在服務準入、監督管理等方面一視同仁。落實非營利性醫院稅收優惠政策，完善營利性醫院稅收政策。”
與以往不同，12號文件中明確了公立醫院改革的時間，即“2009年開始試點，2011年逐步推開”。
6號文件和12號文件提出的多元辦醫的根本目的在於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實現醫療服務普遍而且高效地供給。以此為出發點，唯有多元辦醫能夠快速、有效地解決上述難題，將非公有制引入到醫療機構之中，增加社會資金的投入，擴大醫療產業的競争主體。
在當前的現實情況下，只有打破醫療行業進入限制的壁壘和政策性歧視，才能改變醫療資源在不同級別的醫療體系和城市格局中的結構失衡。因此，政府要做的工作就是出台嚴格而科學的準入審批制度，為民間的資本介入打開通道。將市場機制引入到醫療產業中，充分發揮市場競争對資源的優化配置作用，達到醫療機構、社保機構、患者之間的制衡，以此增加患者的權益。
市場在資源優化配置中的重要作用適用於任何經濟領域，包括醫療領域。既然要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就必須將政府在醫院管理中的作用削減，將政府職能從醫院的“前方”調整到“後方”，由管理者和幹預者轉變為監督者和協調者。12號文件中還明確了民營醫院與公立醫院在醫保、科研、職稱評定等方面的“平等地位”，在民營醫院的服務準入、監督管理上做到一視同仁。
新的政策需要一個嘗試和逐步完善的過程。醫改之初也出現過一些不成熟的“賣光”模式。比如，遼甯海城市政府通過激進的方式將市婦幼保健院全部改為私有，被衛生部叫停；山東菏澤市將最大的五家市立醫院先後賣給企業，然後終因矛盾激化而終止協議；河南新鄉市試圖將五家醫院賣給國企華源集團，最後因註資問題不得不收回……
在這一輪改革中，最為突出的模式是由改革的争議人物仇和領導的 “宿遷模式”和“昆明模式”。仇和在宿遷和昆明主政期間，對多家公立醫院進行了產權制改革，形成了多種辦醫主體，包括合夥制、股份制、獨資等。利用公立醫院的優勢資源吸收社會資本，形成股份制是一種有效的改革方式，避免了完全“賣光”帶來的巨大影響和不良後果。
◆58號文件是對非公有制辦醫機構與機制的正名
為了進一步完善多元化辦醫的政策，消除執行障礙，確保社會資本的註入，2010年12月3日，國務院發佈了《關於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的意見》（以下簡稱58號文件）。58號文件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和指導性，其目的是完善和落實6號文件和12號文件的優惠政策，消除阻礙非公立醫療機構發展的政策障礙，確保非公立醫療機構在準入、執業等方面與公立醫療機構享受同等待遇。
在58號文件頒佈之前，人們對於非公有制醫院的評價多用“民營醫院”“民營托管”“個人承包”等詞匯，此類描述和定位充斥於行業與報端，使非公有制醫院受到輿論上和實際上的不平等待遇。正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社會資本辦醫遇到了各種阻礙和困難。
58號文件是對非公有制辦醫機構與機制的正名。“社會資本辦醫”的言簡意赅與高屋建瓴使所有已經或者即將參與多元辦醫的人士切身感受到了醫療行業的“新年新氣象”，他們均翹首以待，摩拳擦掌。58號文件表明了國家對醫療健康服務市場的正式開放。對於醫療行業來講，這個開放已經等了30年。
非公立醫療機構的發展經歷了蹉跎的30年。作為我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非公立醫療機構在改革開放之後不斷發展。到2009年，這類機構數量已經占到總數的36.06%，但非公醫院的床位數僅占醫療機構床位總數的5.19%。非公立醫療機構的規模一直難以擴大，原因包括準入門檻高、經營壓力大、人才匮乏、監管機制欠缺等。
58號文件的出台就是為了解決上述的諸多問題，使公立醫療機構和非公立醫療機構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格局盡快形成並完善。58號文件從社會資本的準入、執業、發展等方面，明確了相關的政策和措施，為非公立醫療機構的健康持續發展提供了保障。同時，該文件針對社會資本舉辦、發展醫療機構的各個環節和突出問題（機構設立、經營性質、執業範圍、外資辦醫、稅收價格政策、醫保定點、用人和學術環境、設備配置等），出台了相關的政策措施。
從58號文件的宗旨和内容可以看出，國家對於非公立醫療機構的發展已經有了更加客觀與公正的認識，已經將社會資本對醫療機構的投入納入了國家管理的規劃之中，並鼓勵其與公立醫院在同樣的標準和資源配置下進行合理的競争。同時，國家提倡大型醫療集團的發展和建立，從而集中優勢的醫療資源，提高辦醫效率，降低成本，形成品牌優勢。這些都有利於社會資本進入之後醫療機構的管理和發展。
◆宣告多元辦醫的戰略意義：黨的十八大報告中關於醫療健康的内容及影響
58號文件推出後，以央企為代表的大型機構紛紛響應，華潤、中信等都成立了專門的醫療服務投資機構與平台，也成就了類似華潤投資昆明兒童醫院的經典案例。但是，由於各個省市對於文件的解決和支持力度的差異，多元辦醫依然處於艱難的探索階段，直到黨的十八大的召開。
2012年11月8日，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報告的第七部分“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中明確提出了“深化公立醫院改革，鼓勵社會辦醫”的主張，並且要求將公立醫院改革與多元辦醫緊密相連。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關於健康的部分明確地表達了對於社會辦醫的支持，“深化公立醫院改革，鼓勵社會辦醫”。
至此，國家將多元化辦醫提高到了國家發展戰略的層面，無論是對於普通百姓，還是辦醫者們都是一件振奮人心的大事。筆者清晰地記得，在黨的十八大召開之際，筆者正在參與一個公立醫院改制的項目，黨的十八大報告一出，筆者便興奮地打印了11份，把其中關鍵兩句用橙色熒光筆圈出並立刻向相關領導匯報。黨的十八大報告成為項目宣傳的一個最好的工具。
◆40號文件真正地推開大門：《關於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幹意見》及其影響
盡管在黨的十八大報告後，有更多的產業機構加入到多元辦醫中來，但其中很多僅限於戰略研讨層面，只有為數不多的機構依靠第三方項目咨詢開始小型項目嘗試。但是，由於缺乏配套的政策與細則，多元辦醫依然處於“硬啃骨頭”的階段。
當時筆者獨立操作的一個項目就出現了週期長、資金壓力大、配套不理想等問題。面對一籌莫展的局?，作為第一批“最有辦醫理想”的辦醫者們中有很多有了轉行的念頭。
這種艱難局面直到2013年10月14日，伴隨著國務院《關於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幹意見》（以下簡稱40號文件）的公佈才得以徹底解決。40號文件更加細化了非公有資本辦醫的細則，具有更強的可操作性。它不僅細化了多元辦醫的投資主體的範圍（包括“企業、慈善機構、基金會、商業保險機構”和“中外合資、合作辦醫”等），而且細化了非公立醫療機構享有的政策（包括“市場準入、社會保險定點、重點專科建設、職稱評定、學術地位、等級評審、技術準入”等）。
從40號文件的内容可以看出，其中關於醫療改革的發展目標十分明確，同時涵蓋了更為廣泛的領域。它明確提出了到2020 年使健康服務業總規模達到8 萬億元以上（按照目前占國内生產總值的5 %左右的規模計算，未來健康服務業增速將在15%左右），打造一批具國際競争力的健康服務產業集群。
同時，40號文件進一步加大了醫療服務領域的開放力度，加大了對醫院、診斷檢驗、養老產業、商業保險、中醫藥保健、體檢咨詢、服務外包、健康信息化、醫療器械等領域的市場準入，以及規劃佈局和用地保障、投融資引導政策、財稅價格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40號文件首次公佈了對社會資本進入醫療服務行業的支持細節，明確了法律法規沒有命令禁入的領域，都必須向社會資本開放，並要做到一視同仁。非公立醫療機構在市場準入、社保定點、重點專科建設、職稱評定、學術地位、等級評審、技術準入等方面均與公立醫療機構享受同等待遇。
40號文件提出了鼓勵發展醫院管理集團建立的意見，支持非公立醫療機構的規模化發展，大力促進連鎖專科和綜合性醫院集團的發展。這對於目前國内的連鎖醫療機構，比如愛爾眼科、複星醫藥、金陵藥業等來說，是一個極好的機遇。
40號文件還對中醫藥提出了明確的發展措施，包括推動醫療機構、開設中醫服務、鼓勵藥店中醫坐診以及開發藥食同用的中藥材和保健品等。發展中醫藥醫療保健服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提升中醫藥服務能力，包括推動醫療機構中醫服務、鼓勵零售藥店提供中醫坐堂診療；開發中醫保健產品，包括種植中藥材及其產品研發和應用、推動中醫養生保健等。這一系列舉措對於發展我國的傳統中醫藥學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必將促進傳統醫學的大發展。
如果說58號文件是剛剛開了鎖，黨的十八大報告則是把門打開了一道縫，那麼40號文件就是徹底地推開了這扇門，給了充分地空間讓一批社會資本的辦醫者進去。不僅如此，40號文件還引爆了多元辦醫的資本市場，吸引了更多的金融機構。在這種情形下，一些金融機構與辦醫者有效地合作，開發出了一系列的金融工具，讓辦醫者有了更多的武器，如“流水質押貸”等。
本文摘自《多元辦醫的超級入口》
當前，醫療與健康服務投資需求強勁，幾千億資金雲集關註這個未來8萬億產值的行業。本書從準備投資醫療機構的角度出發，結合作者自身辦醫的經驗與心路歷程，詳細介紹了大機構的醫療服務戰略、投資模式，投資標的與具體項目落地以及投後管理的内容，特別剖析了未來辦醫行業如何基於社交化平台與大數據篩選作為核心。本書為希望進行醫療行業的投資人、醫療項目的創業者以及健康地產醫療地產等關註者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鑒的投資理念和實戰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