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學發展歷史看衆籌
衆籌的解放，究其根源是來自於人的解放。而提起人的解放，就不得不從幾百年前的歐洲文藝複興與啟蒙運動談起。
現代歐洲是發達、文明、富裕的代名詞，可幾百年前的歐洲，則完全是一個“人間地獄”。公元476年，蠻族的入侵和定居引起了西羅馬帝國的崩潰，以古希臘和古羅馬為代表的歐洲古典文明幾乎完全被毀滅，歐洲大陸從此進入長達千年的“黑暗中世紀”時期。
在“黑暗中世紀”時期，基督教主宰了一切，基督教認為，人生而有罪（“原罪”），人來到世上是要贖罪、等待末日審判的，至於什麼情感、智慧、自由、尊嚴……統統靠邊站。在同時期的大明王朝，跟皇上唱反調是會被當衆脫掉褲子打闆子的。而在歐洲，與教皇觀點不一致，甚至會被“點天燈”，意大利科學家佈魯諾就是因為力挺哥白尼的“日心說”而被宗教裁判所判為“異端”燒死在羅馬鮮花廣場。這種暗無天日的中世紀，與燦爛的現代文明自然是格格不入的。
談起歐洲的近代化，在很大程度上還得益於一本奇書。1298年，馬可·波羅在獄中創作了《馬可·波羅遊記》，書中以大量的篇章、熱情洋溢的語言，描述了中國無窮無盡的財富、巨大的商業城市、極好的交通設施以及華麗的宮殿建築。《馬可·波羅遊記》引來了大量“粉絲”，其中就包括意大利的哥倫佈、葡萄牙的達·伽馬等衆多的航海家。可以說，馬可·波羅和他的《馬可·波羅遊記》給中世紀的歐洲帶來了新的曙光，帶領歐洲邁進了大航海的新時代。
隨著視野的開闊，人們的思想也變得開放起來。他們漸漸知道了地球是圓的，人是猿猴變的；他們也逐漸認識到，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天主教原有的禁欲主義那套說教已不能再“忽悠”大家了。在新型商品經濟中成長起來的新生代要求變革，追求新生活，那些飽含著對人類現實生活強烈關懷的古希臘、古羅馬文化深深吸引著這些新興的資產階級，他們樂於從古典文化的思想寶庫中尋找自我解放的旗幟。於是，一場以複興古典文化為形式，意在鼓吹資產階級新文化的文藝複興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始了。
文藝複興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對人文精神的回歸和對人性的解放。文藝複興時期人文主義的表現形式是從肯定人的欲望和歌頌自然的人性開始的。意大利文藝複興初期出現的“三傑”——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都用自己的文學作品譜寫、奏響了人性的贊歌。英國偉大的戲劇作家莎士比亞是文藝複興高潮時期的傑出代表人物，莎翁的作品以優雅流暢的語言、豐富細膩的情感、隽永深刻的哲理刻畫了複雜的人類内心世界，歌頌了人間的仁愛和友誼，提升了人性的高尚與尊嚴。
歐洲文藝複興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之際，中國正處於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在其成名作《萬歷十五年》中所記述的那個時代，正是從那時起，東西方文明開始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兩條發展道路：歐洲大踏步邁向自由民主與市場開放，古老的天朝上國卻在封建專制與閉關鎖國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啟蒙運動是人類歷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它起源於西方民族對思想自由的新要求，是文藝複興思想解放運動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如果說文藝複興是對神權的挑戰，那麼，啟蒙運動就是對封建君主的挑戰和對專制制度的宣戰。在啟蒙思想的指引下，歐洲出現了轟轟烈烈的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了封建專制統治，建立了歐洲近代國家，甚至催生了美國這個新興國家。
就在大西洋東岸掀起轟轟烈烈的啟蒙運動浪潮時，在太平洋西岸，順治爺的子孫還在大興“文字獄”。這邊廂，文人雅士隨便吟一句“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都會被皇帝砍了腦袋；而那邊廂，查理一世、路易十六這些專制暴君卻被人民砍了腦袋。唉，這同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境遇咋就相差這麼大呢？！
啟蒙運動最重大的價值和意義不僅在於它給歐洲帶來政治、經濟與科學技術的巨大進步，更在於它是對人性本身的一種徹底解放。正是由於啟蒙運動對人身體和思想的雙重解放，人們在經濟生活中才得到了全面解放。
1776年，無論是對經濟學史來說還是對人類革命史來說，都是具有裡程碑意義的重要一年。3月9日，亞當·斯密出版了他的經濟學巨著《國富論》，從而讓經濟學正式成為一門社會學科，也因此成就了他經濟學開山鼻祖的地位。
亞當·斯密最偉大的貢獻在於他是從弄清市場經濟是如何運行的這個複雜問題入手的，並獲得重大發現，即自行調節的自然秩序（也叫自由市場機制），也就是著名的“看不見的手”。
《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出版的1776年，也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亞當·斯密是在封建歐洲解體之末、近代世界開始之時寫作本書的，此時在這個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團經常表現的頑固性在堅持，他正是為反對這種利益集團而寫。從這個意義上看，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更像是一篇經濟學上的《獨立宣言》。
200年前的啟蒙運動奠定了現代社會的基礎，它的核心是“人的解放”。作為啟蒙運動的傑出代表，亞當·斯密將經濟自由視作解放人類的一個重要手段，他強調商業社會的遊戲規則，以此對抗封建統治的等級觀念，自由市場的前提，即是每位公民的地位平等。因此也可以說，亞當·斯密首先是一位關註“人的解放”的啟蒙思想家，其次才是一位偉大的市場預言者。
在其後的100多年裡，正是在亞當·斯密所說的這只“看不見的手”的力量下，世界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西方主要國家完成了工業化，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理論從此被奉為圭臬，直到1929年那個恐怖時刻的到來。
1929年10月24日的那個“黑色星期四”，在經歷10年的大牛市後，美國金融市場崩潰了，股票市場一夜之間從巅峰跌入深淵，道瓊斯工業指數從363點跌至1932年7月的40.56點，縮水高達89%，美國的失業率從3%升至25%，一場史無前例的全球性經濟危機拉開了大幕，此後以美國為代表的全球經濟進入了長達10年的大蕭條時期。
大蕭條重創了世界經濟，也動搖了人們對經濟自由主義的信念，於是各種形式的國家幹預政策和理念應運而生。在國家幹預政策方面，最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是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即臭名昭著的“納粹”）以及美國的“羅斯福新政”。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通過“後門”交易登上了德國總理的寶座，從那時起，魏瑪共和國正式滅亡，整個德國被綁到了希特勒的戰車上。同樣是在1933年，在大洋彼岸的美國，3月4日在早春的寒風中，羅斯福總統發表了20分鐘的講演：“我相信，唯一讓我們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這個國家現在需要行動，現在就開始的行動。”一場被稱為“羅斯福新政”的救贖開始了。
德國實行國家社會主義的結果，沒有給德國帶來安定與繁榮，反而給世界帶來了戰争與災難。而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真正幫助美國經濟走上複蘇之路的，恰恰是希特勒發動這場世界大戰所帶來的戰争需求，而不是政府幹預主義者所推崇的“羅斯福新政”。
在經濟學理論領域，凱恩斯以革命者的姿態粉墨登場，他要革的自然是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命。在凱恩斯的理論體系中，當社會總需求不足時，市場自身是無法調節的，這時，只有政府出面幹預，才能彌補社會總需求的不足，使經濟重新恢複增長。一時間，凱恩斯似乎已經找到了醫治市場失靈的靈丹妙藥，那就是政府幹預。在世界經濟蕭條的20世紀30年代，主張國家幹預的“凱恩斯主義”逐漸取代了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而占據了經濟學的統治地位，那些曾經信奉經濟自由主義的亞當·斯密的忠實弟子，紛紛轉投凱恩斯的門下，搖身一變成了主張國家幹預的“凱恩斯主義”虔誠信徒。當年的“解放者”亞當·斯密，一下子被“造反派”凱恩斯“搶班奪權”了。
在“凱恩斯主義”盛行的年代，經濟自由主義者日漸式微，但他們仍未放棄對經濟自由的堅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哈耶克。這位奧地利人的後裔，在國家幹預主義大行其道的日子裡，就像一位堂吉诃德式的孤獨騎士，舉著自由主義的長矛，只身對抗“凱恩斯主義”這架巨大的風車。
哈耶克相信市場經濟本身有一種自行趨於穩定的機能，反對國家對於經濟生活的幹預。他堅決反對政府包攬一切經濟活動的計劃經濟體制，他將對計劃經濟的深刻剖析，濃縮在其不朽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並預言了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必然走向奴役與失敗的歷史宿命。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幹預理論終究經不起實踐的檢驗，世界經濟在戰後的20世紀50年代度過了一段短暫的幸福時光後，到了20世紀60年代就已疲態盡顯了，而一進入20世紀70年代，世界經濟便一頭紮進大滞脹的泥沼而無法自拔。經濟運行的實踐證明，凱恩斯所謂醫治市場失靈的“靈丹妙藥”，本質上不過是一粒治標不治本且有著巨大副作用的“偉哥”，想僅僅依靠國家幹預讓世界經濟保持繁榮只能是一個永遠無法實現的夢。
在“凱恩斯主義”走入死胡同的同時，經濟自由主義者又重新繼承了亞當·斯密的衣缽，並進一步發展了自由主義的思想與理論。新一代經濟學大師弗裡德曼高舉“新自由主義”的大旗，以“貨幣主義”為武器，將被“凱恩斯主義”綁架了幾十年的世界經濟重新解放出來。
弗裡德曼做好了“新自由主義”的曲譜，而在世界政治經濟的舞台上，新自由主義的宏大交響樂，則是由美國總統羅納德·裡根、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中國的領導人鄧小平三位高超的藝術家聯合演奏的。
被“新自由主義”解放出來的世界經濟，顯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美國矽谷成了新一輪經濟週期中世界經濟發展的領頭羊，IT革命引領美國步入一個以高增長、低通脹為特徵的夢幻般的“新經濟時代”，使人類文明成功實現了由工業時代向信息時代的跨越。
新千年到來後，隨著美國經濟的萎靡不振，美聯儲的掌門人格林斯潘借屍還魂，重新舉起“凱恩斯主義”的大旗，大開印鈔機刺激經濟。其繼任者，那個綽號為“直升機本”的家夥，更是打開了零利率和量化寬松的潘多拉魔盒，一時間，大量廉價美元被註入世界經濟本已孱弱的機體，這非但沒能使經濟複蘇，反而造成了世界經濟的浮腫與虛胖，各種五光十色的資產泡沫充斥在世界經濟體中，整個世界經濟早已被以美聯儲為核心的各國貨幣當局的超寬松貨幣政策綁架了。當世界經濟在大量廉價貨幣的海洋中迷茫與沉淪時，時代迫切呼喚新自由主義的歸來，世界經濟期待著新的解放者……
新的解放者是誰？恐怕我們現在還無法給出準確答案。直到我們欣喜地看到，2013年，衆籌模式閃亮登場；2014年，衆籌模式席卷全球。而衆籌就是經濟自由主義思想指導下的產物，它集消費、投資、體驗、社交等衆多功能於一身，將人們的生產、消費、投資等行為從諸多的政府管制與行政幹預中解放出來，是新自由主義的一次重要實踐，它將使人們重新思考自由與管制的關系，厘清政府與市場的界限。
現在我們還不敢斷言，衆籌模式是否能颠覆傳統的金融體制，乃至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產生重要的影響，但它至少是一次勇敢挑戰和大膽嘗試。
200多年前，當人們在哈得孫河邊第一次看到蒸汽機輪船那龐大笨拙的軀體，並將之譏笑為“富爾頓的蠢貨”時，誰又能想到，蒸汽機對後來人類歷史發展所產生的巨大颠覆性力量！
100多年前，當人們對閃電畏之如虎時，誰又能想到，電力會成為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滲透到了人們生產生活的每個角落！
現如今，當很多人還在對衆籌模式表示猶豫和懷疑時，多年以後誰又能想到，可能我們今天正在親身開創一段歷史，締造一個傳奇呢？！
本文摘自《解放衆籌》
本書是國内第一本從作者、出版社到讀者全程衆籌出版的圖書，是對書中提到的“收益權衆籌+渠道衆籌+獎勵衆籌”的具體運用和成功實踐。全書由衆籌在大航海時代締造現代公司制度和現代金融制度開始，帶領讀者進入衆籌的全新世界，介紹衆籌發展的來龍去脈，揭秘中外最具代表性的衆籌案例，披露全新的“第五種衆籌”模式，解析衆籌法律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