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英國人錯過了這個重大機會。
盡管，在1600年，是英國人成立了全球第一個“東印度”公司，但真正用衆籌方式締造現代公司制度和現代金融制度的桂冠卻要戴在荷蘭人的腦袋上。
17世紀，是一個波瀾壯闊的大航海時代，由政府最高權力許可的商業公司，遠渡重洋蜂擁至傳說中的東方神秘大陸尋找誘人寶藏。
1602年，這股夾雜著冒險、徵服、探索和貪婪的浪潮快速擴展到荷蘭，天性熱愛貿易的荷蘭人對英國模式立刻進行了拷貝和創新。他們將英國人“私募”組建公司的方式完全變成“衆籌”，由對特定人群的募資轉向對社會大衆募資，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股份有限公司。這是衆籌對社會大衆資本一次裡程碑式的解放，從此販夫走卒也有了參與公司投資的機會，使得今天我們倡導的“普惠金融”在四百多年前就得以實踐。
話說，荷蘭東印度公司剛成立的時候，十分貴族範兒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根本就瞧不上，態度鄙夷地覺得這荷蘭小弟有點太胡鬧，居然找了1000多號阿姆斯特丹賣菜大媽、烤面包大叔之類做股東，簡直就是“高大上”的反面典型！可是事實勝於雄辯，面向大衆的股票衆籌行為，為急需建造大船航行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從普通百姓那裡籌集到相當於現在300萬歐元的資本，股東中，這些除了路人甲乙丙，還有荷蘭政府（政府以權力作價25000荷蘭盾入股）。
這家帶有些許草根味道的公司於1602年3月20日正式成立，簡稱VOC，中文翻譯為聯合東印度公司，就像它的“東印度”系列公司全球兄弟一樣，雖然是公司但它卻掌握著可怕的現代公司不可想象的政府職能，不但可以開展遠洋貿易，還可以自己組織軍隊，甚至發行貨幣，最為重要的，還進行海外殖民掠奪。我大明王朝著名愛國將領鄭成功大人，當時在澎湖和台灣島上趕走的荷蘭人，實際就是這些公司制的殖民者。
這家公司成立五年之後，公司的規模就超過了葡萄牙和西班牙海上艦隊的總和，成為風頭強勁的後起之秀。到1669年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私人公司，擁有超過150艘商船、40艘戰艦、5萬名員工與1萬名佣兵，股息高達40%。
當然，在這些驕傲成績背後，卻是強盜式的掠奪和殖民，1619年該公司新一任野心勃勃的CEO科恩到達巴達維亞建立了公司新的總部，為了建立對丁香貿易的壟斷，他將班達群島上的原住居民殺死或趕走。科恩第二次成功的冒險是建立起了亞洲國家貿易體系，將其貿易足迹延展到日本、朝鮮、中國等國。1640年公司獲得了斯裡蘭卡的加勒，趕走了葡萄牙人，從而打破了葡萄牙人對肉桂貿易的壟斷，1658年公司圍攻斯裡蘭卡首都科倫坡。到了1659年，葡萄牙人在印度的沿岸據點都被荷蘭人奪走了。1652年公司在好望角建立據點，為公司來往東亞的船員進行補給，這塊據點後來變成荷蘭的開普殖民地。此外荷蘭還在波斯、孟加拉、馬六甲、暹羅（泰國）、中國大陸（廣東）、福摩薩（中國台灣）、印度馬拉巴海岸和科羅曼德海岸建立據點。歷史的真相總是善惡參半，但就經濟意義來說，這卻是荷蘭人取得的巨大進步和成功。在17世紀中葉，該公司全球分支機構有1.5萬個，占據全球貿易總額的一半，可以說是“霸氣十足”。
但最重要的一點是，大衆參與的籌資行為締造的荷蘭東印度公司，也成為歷史上第一家上市公司。伴隨這家股份公司出現，荷蘭成立了有史以來的第一家證券交易所——荷蘭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交易唯一的一支股票，當然就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股票。所以說，荷蘭人發明的衆籌公司，締造了現代化的公司制度，完全解放了民間資本，使得普通民衆分散的小額財富得以資本化，雖不幸成為帝國擴張的工具，但在客觀上的確順手搭建了現代金融生態體系。
同時，伴隨遠洋貿易需要，抵押出現了，保險出現了，期貨出現了，在現代金融歷史上扮演核心的銀行和證券交易市場出現了。當時狡猾的荷蘭東印度公司依靠交易所而好多年得以避免給股東分紅，因為小股東們可以方便地通過交易所將不斷漲價的股票兌換為現金，並發明出最早的股市操縱技術，如“賣空（賣出自己並不擁有的股票，當股價大跌時再購回）”“賣空襲擊（通過内部勾結合謀做空股票，因其市場恐慌抛售後再低價購回賣空股票獲利）”“對敲（合謀互相買賣股票以操縱股價）”“囤積股票（囤積或買斷某股票，逼迫其他買家不得不高價購入以獲利）”，等等。
更為有趣的是，正是這種衆籌建立起來的公司，遠洋冒險走錯路跑到了當時還是一片荒蕪的曼哈頓地區，用價值24美元的商品從印第安土著手中換回這片大荒地，並命名為“新阿姆斯特丹”，而今天的我們則叫它“紐約”，也是全球金融之都。面向大衆籌資的公司基因在那時落地生根，為今天掌握全世界金融秘密的華爾街走向巅峰奠定了基礎。
如果沒有1602年的衆籌，就沒有現代公司制；沒有現代公司制就沒有現代金融；沒有現代金融，美國在政治上就無法贏得南北戰争的勝利，經濟上就不能建立貫穿南北的貿易體系，也就沒有今天的美國。
在一些歷史學家或經濟學家中流傳著一種說法，說中國到大清末期，雖然國力衰微，祖宗基業一片狼藉，但國民生產總值一直讓列強不敢小視。列一下數據：1870年，中國GDP占世界17.3%，而日本、英國、美國的比重分別僅為2.3%、9.1%、0.9%。到了1900年，中國的比重為11.0%，落後於美國的15.8%，但依然領先於日本的2.6%和英國的9.0%。從占世界制造業產量的相對份額來看，1860年中國與英國相當，分別占19.7%、19.9%，遠高於美國（7.2%）和日本（2.6%），1880年，英國制造業將中國甩在後面，但中美的差距卻並不明顯。直到1900年，中國（6.2%）才落後於美國（23.6%）、英國（18.5%），但依然高於日本（2.4%）。從GDP數據看，清末中國絕對是世界上的強國之一，雖然不能跟英國相比，但即使到了1900年，中國的經濟實力也依然高居日本之上，是世界至少是亞洲強國之一。然而，也是這一年，八國聯軍橫掃北京城，毀掉圓明園，順手也搶走了幾個銅制水龍頭，使得成龍先生在一個世紀後能有題材拍大片《十二生肖》。
那麼是什麼使列強擊敗了“大清帝國”呢？其實是現代金融制度。
如果說因為沒有衆籌導致中國百年恥辱，這有點過分，但由於嚴重缺乏現代金融制度，加之腐敗和體制落後，“大清帝國”走下了大國強國的神壇，從此一蹶不振。
經過四百年滄海桑田，衆籌在當代又以全新的面貌和方式火爆起來，2014年被定義為中國衆籌元年，但是，中國人是否會錯過這次衆籌和現代金融、貿易碰撞的機會呢？
應該說，結果尚未可知。
中國人的衆籌之路如此低調。清科2014年上半年數據顯示，發生在中國境内的衆籌額度僅有1.8億元人民幣，而它的“兄弟”P2P卻已經“燒”到每月交易額過百億。是什麼在限制中國衆籌？我們如何解放衆籌？衆籌又能解放什麼？這是屬於我們共同的命題。
本文摘自《解放衆籌》
本書是國内第一本從作者、出版社到讀者全程衆籌出版的圖書，是對書中提到的“收益權衆籌+渠道衆籌+獎勵衆籌”的具體運用和成功實踐。全書由衆籌在大航海時代締造現代公司制度和現代金融制度開始，帶領讀者進入衆籌的全新世界，介紹衆籌發展的來龍去脈，揭秘中外最具代表性的衆籌案例，披露全新的“第五種衆籌”模式，解析衆籌法律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