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其仁
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據我所知，管理學家通常看不上經濟學家，反過來也一樣。經濟學家看管理學的東西覺得簡單，管理學家卻說：“經濟學那麼複雜有什麼用？”對此，經濟學家的回答是：根據消費行為的研究，人們在收入低的時候消費有用的東西，收入越高消費的東西越沒用。我開始以為經濟學就夠沒用的了，才發現還有更沒用的，那就是哲學、悖論。“理發師只給不給自己理發的人理發”，這些你知道了又能怎麼樣？收入越高，對於沒用的東西可能關註就多一點。
宏觀經濟形勢這個東西就沒什麼用。形勢再差，也有很好的企業；形勢再好，也有很差的企業。企業搞得好不好，跟宏觀經濟形勢沒有直接的關系，或者說，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與多數企業都沒有直接的關系。當然，金融的、全球的企業例外。
其實，這個形勢現在沒有什麼太多好講的，就只有一個問題：下行。
經濟下行，當然是有很多數據證明的，現在有些地區、行業、企業，真的是相當困難。但是，從整個國家經濟來看，真正難受的，還不是經濟增長速度在往下走—最近的數據大家都看了，PPI、CPI還在往下走—而是我們“從高位運行到下行”，而且不是像日本那種下行。日本是“增長2%變成增長1%”的下行，雖然難受，但沒有我們這麼難受。中國的GDP季度數折成年率，在2007年曾超過14%，而現在就只有7%，今年有很大可能是7.5%以下。從14%到7%，下降了一半啊。這還是個平均值，那麼分攤到有的地區、有的行業、有的企業，那真是嘩啦嘩啦的了。
那麼，怎麼理解這個“高位下行”呢？我一直認為，“高位下行”比“低位下行”難對付，因為有巨大的慣性。曾經有一些省份GDP增長14%、15%，甚至有些超過20%，持續了很多年卻一下子變成7%，這是很難受的。經濟有很多慣性，我們也有很多的期望和預期，有不少公司、企業領導人和地方領導人，都希望經濟增長再回到14%去，因為這種失調速度是很難受的。
中國經濟“高位下行”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想先跟各位分享一下，如何來理解這個“高位下行”。
如果你不理解“高位下行”，就不能很好地應對它，那樣就會更難受。“高位”是怎麼來的？這樣一個大國，經濟增長10%以上、11%以上、12%以上，反正戰後其他國家沒有看到這樣的數的。這是不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努力呢？當然首先可以肯定是這一點，包括在座的各位的努力。然而，這也不僅僅是由於中國人自己的努力。中國人一直很努力，在改革開放前就有勞動積極性，卻沒有充分發揮。但是，為什麼過去沒有這麼好的經濟增長的成績呢？這種“高位增長”有一個很大的坑，這是一個巨大的、全球化的勢能的釋放。所以，這不完全是由於中國人自己的努力，而是將“中國人的努力”放在“全球舞台”上進行評價所帶來的。我們在過去很長時間内不做這種評價。底子薄再加上關門、封閉、冷戰，就導致了長期的貧困。我們現在才理解，開放對於中國有多麼重要。農民、工人的收入低，實際上就是成本低。關起門來卻成本低，就白白低了一回，關門就只是中國公司自己之間的競争，而開放後，就有了全球評價，中國人、中國產品、中國工人、中國的工程師、中國的管理者、中國的企業，都在全球舞台上被評價，這一評價就釋放了一個巨大的勢能。
這是為什麼呢？冷戰以後，這個世界上有另外一個“海平面”。戰後以工業化最發達的7個國家為代表，他們都不關門，並互相投資、互相貿易。所以，在中國加入全球化進程之前，國際貿易主要是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國際投資主要也是發達國家之間的投資。緊接著，戰後的技術革命、和平環境，讓這些國家發展到一個很高的水平。我們關起門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個都沒錯，錯的是搞階級鬥争。人家沒有搞這一套的就上去了，其參照系就變了。
什麼叫工人、藍領？他們一年收入應該是多少？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我們的工人，多少年來都是一個月賺50元人民幣。雖然全世界的工人、藍領在名義上都是相同的，但這個世界就是這樣，一開門我們才發現，同樣是藍領工人，有的人收入竟這麼高。我們看過很多發達國家的公司，他們生產一個產品就是這個價格，這個價格裡就含著工人收入，含著資本的回報。於是形成了兩個“海平面”，那麼，冷戰造成的這兩個“海平面”相差多少？拿中國的參數來看，他們人均收入是我們的100倍。1980年我們說要在2000年翻兩番，達到人均800美元，沒翻之前是200美元，一翻後是400美元，兩翻後是800美元。在我們人均200美元的時候，美國是多少呢？美國是人均13500美元，這樣算雖然不到100倍，但是別忘了還有收入分配。我們是窮國，要搞知識積累，所以我們落到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口袋裡的錢，要比美國收入分配後落到個人口袋裡的錢少很多。我們要擠出錢來、勒緊褲腰帶搞國家積累、搞兩彈一星。所以，在個人收入方面，不要說農民對農民，就是制造業工人對工人，也同人家差80倍到100倍。
1979年廣州修建白天鵝賓館，是由於改革開放引外資時，不能請對方住招待所，一定要有標準的hotel（賓館）。賓館裡所有的硬件，甚至連水龍頭都是進口的，廚師也是從香港請的。一個香港廚師的工資相當於100多位中國員工薪水的總和。這麼高的工資也得付，人家不來，我們就只能繼續窮下去。世界就是這樣的一個秩序。
鄧小平進行改革開放的作用就是在兩個“海平面”之間打了一個通道。當“海平面”之間不通時，勢能就不能釋放出來，而一旦打開通道，實現對流，資本技術就湧到中國來了。為什麼資本會進來呢？這是由於邊際生產率的變化。同樣的資本，跟美國年薪幾萬美元的工人結合，或是到中國來，哪一個回報高？這就是外資逐漸地進入中國的一個基本經濟原理。當然，在這個過程中，環境要改善，觀念要改變，法律要修正。當時，我們只想引進來一點外資，跟我們的勞動力結合；引進一點技術，來改變我們的落後，讓中國發展快一點。誰也沒有想到，中國會有這麼大的產出可以出口。1980年，中國這麼一個出口額99億美元的出口大國，出口產品主要以資源性產品為主，包括大慶油田開發的石油，當時石油在國内沒有什麼需求，這像是抓一個大龍蝦出口，中國人舍不得自己吃，而是用來換外匯買設備。這個是當年中國跟國際的來往方式。
外資、技術、商業模式、想法等一進來，再跟中國的工人、知識分子、企業家一結合，是會有這麼多的東西的。上海洋山港現在是第一大港，我曾去訪問過，那個老總20世紀90年代到鹿特丹學習的時候，簡直就是吳下阿蒙，什麼都看不懂。他跟我講，看到國外那麼發達的港機，他當時就在想什麼時候中國的上海港也能有一台。現在你去洋山港看看，一兩百台排成一條線，單位速度第一，總量世界第一，超過新加坡港。那用來運什麼東西呢？“Made in China”（中國制造）。為什麼中國會變成世界的工廠？我在人大上學的時候，天天聽的就是十億人口中有八億農民，這就是中國國情。把農業變成制造業，把農民變成多少億產業工人，這個是開放的結果。
一開放，有現成的市場；一開放，有大量的資本進來；一開放，我們可以學到過去難以學到的東西，這是“高位增長”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其標志事件是：2001年，中國簽約加入WTO，2002年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的成員。隨後，20世紀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的所有成果就在這個檔口爆發。我們從多少年來流量可憐的貿易國家，變成世界上最大的貿易生產國家。在危機沖擊之前，我們貿易順差相當於GDP的11.7%，達到了最高。而創造外向主導模式的，當年是日本，日本最高的時候順差占其GDP的5%。
所以，“高位增長”是有一個由來的，這裡面有中國人努力的原因，但這個努力是被放到了“全球評價”中，才帶來了高位增長。同樣一個東西，美國工人做是個什麼價？這個其實我們自己算過，20年、30年來我們的增長速度很高，但沒有把父輩的積累算進去，其實我們上一輩窮了很多年。50元、60元的月薪拿了很多年，我們都沒有算過。把這些一起算上，其實沒有那個奇迹。
三種力量，促使中國經濟“高位下行”
冷戰、封閉讓改革開放發生得很晚，而到1978年一開放就把戰後形成的全球化的勢能釋放出來，這就是高位增長的主要原因。那為什麼又下行了呢？
第一個原因，高度依賴全球市場。中國能不受全球需求的影響嗎？我們好多時候進出口相當於GDP的66%、67%，而大國沒有這個數。這樣，美國經濟一旦出事，我們怎能不受影響？2006年、2007年，出口影響20%、30%，到了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一來，下跌20%，所以當年把4萬億放到經濟裡面去卻沒有見效。因為美國進口一萎縮，我們的出口就萎縮，沿海、農民工、GDP、財政、穩定全部都會有問題。再拖一拖，4萬億加上9萬億的信貸，一下就爬上去了。但是，我們經濟畢竟主要是靠對外的，而國際經濟就根本沒有好轉。雖然，美國政府的救市讓美國沒有陷入1929年至1933年那種大危機，因此我們就以為還“有戲”，但其實是歐債出了問題。什麼出了問題？政府出了問題。這個（歐債）對於全球信心打擊非常大。市場出問題政府來救，那政府出了問題誰來救呢？只能熬，但這一熬就沒有頭了。所以，歐債危機對於全球的投資經濟發展信心的沖擊，比美國金融危機還大。中國作為一個後起的國家，從全球化中能夠得到好處，但全球化受挫的時候，也會首當其沖受到沖擊。這是經濟被拉下來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大量行政手段進入經濟體。由於經濟連年的高速增長，我們就得進行調控。上一屆政府忙了10年，基本上都是忙調控房價、地價等。為什麼呢？這有個宏觀環境。美元進來了、順差進來了、外國投資進來了。美元在中國不能花，花人民幣要跟誰兌換？當然是跟商業銀行換。商業銀行美元在手，怎麼在中國做生意？這就需要在外匯市場把美元投換成人民幣。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這個“高度依賴出口”的國家，就產生了一個政策目標—要求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穩定。人民幣在中國都是成本：雇工人、交稅、買電，都是用人民幣，生產出來的產品要出口，要美元起價，所以，人民幣對於美元升一分錢，出口企業成本壓力就上來了。2010年，我跟任正非在達沃斯論壇聊過一次。他說他的企業已經有很大的收入來自國際市場，受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影響很大。由於華為的設備在全球的生產基地還是中國，成本是人民幣做，產品是美元計價。人民幣對美元一升，那麼，中國政府、央行就要維持人民幣對於美元匯率的穩定。維持這種穩定就有代價，什麼代價？進來1美元，你說我匯率穩定，7元對不對？那7元人民幣就出去，你要變成6元出去就是升了。可是如果一天進來好幾十億美元，每天這樣進。所以，我們大量的基礎貨幣，去同商業銀行換匯，就變成了國家外匯儲備。國家外匯儲備一條線地往上升，看起來很好。朱?基到北京的時候，中國外匯儲備只有180億美元，來了以後搞了匯率並軌，一年增加320億美元，這就是500億，後來很快就是5000億、1萬億、2萬億、3萬億、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個機制是什麼機制？主要都賣給央行。央行拿什麼買？拿基礎貨幣買。這樣，基礎貨幣就進入了市場，中國就進入不差錢的時代。貨幣太少了是不行的，太多了也是要出問題的。貨幣供應超過了商品、資本、服務的增長，物價就上漲。這個熱那個熱，這個漲那個漲，這樣就需要調控。不調控，好多中國人就不好過，因為他們工資沒有漲，消費沒有增長怎麼受得了。而調控，在我們這個正在轉型的體制中，說是以法律和經濟手段為主，但實際上是做不到的，一定要用大量的行政手段。因為中國是個政府非常強勢的經濟體，一調控，行政部門一起上，一個部委發文件不管用，五個部委聯合發。增長太快出問題，就要勒著，要控制房價、控制地價等。我們的行政控制就是要進入經濟體，但這個東西是有很強的滞後性的。為什麼呢？因為為了宏觀穩定要加強調控，到了下面的部門、處，這些就需要各種審批，不要小看審批這個事情，這是會上瘾的。
這是我們國家“高速增長”當中的一個代價：大量行政手段進入經濟體。高速增長沒關系，可一下行就發現：到處裝著刹車、吸鐵石，到處都在消磨企業家精神。由於過去窮，不辦企業不可以；而現在生活都過得去，辦企業太麻煩，企業家的鬥志就下降了，企業家精神就衰減了。這是把經濟拉下來的第二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中國是“債權經濟”，而非“股權經濟”。像中國這種經濟，如今改革改了30年，我們還是以間接融資為主，銀行為主，而銀行就是債權。這個“債權為主”的經濟，上去、下來都會放大。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債務是一個槓桿。經濟熱的時候，大家對未來都是看好的，借貸需求非常旺，物價都在漲，物價減掉以後，真實利率是負的，誰借錢誰合算。借了錢買房，房價漲得都會超過利息，很多家庭都懂得這個道理。借錢買資產，資產漲得快，是很合算的。這個槓桿作用在好的時候會放大，而壞的時候，物價指數一下來，名義利率哪怕不變，真實利率就迅速轉正。這是現在很多企業和地方表現困難的根本原因。股權為主的經濟體，沒有這個問題。股權這個東西，放進去不能退，好就分紅，不好就一起賠，這是“股權為主”經濟的特徵。但我們是債權為主，好的時候會加倍好，而差的時候呢？最近很多行業財務成本上升，所謂財務成本大部分就是還債。很多人為什麼跳樓了，就是想不通自己怎麼會借了這麼多的錢。他們忘記了市場好的時候借錢是很劃算的，但市場一翻臉時才發現借了很多的錢。因為曾經利率是負的，而現在利率轉正了，很多的行業、企業都被頂得很難受。
所以，以上這三種力量把中國經濟拉下來了。
阻礙中國經濟增長的“三塊石頭”
而中國經濟一被拉下來，三大塊石頭就浮出水面了。這就是我在2012年11月所做的判斷：水落石出。
第一塊石頭是成本。成本就是企業的開支，問題是什麼時候開支？鋼鐵企業庫存什麼時候買的？都是大家看好的時候買的。即使鋼價、礦石價還在漲，但漲也有人買。等到鋼鐵價一下去，過去買的庫存就能頂死企業。如果是借錢買的，那就死得更快，因為要還息。企業是什麼時候雇的人？在大家搶人的時候雇的，工資肯定高，工資不高，人就不會來。但當你的產品的銷售量下降了，你能馬上削減工資嗎？這是很難的。因此，成本是第一塊石頭。
第二塊石頭是債務。由於債權合約都是在形勢好的時候簽的，隨著真實利率的轉正，債務就成了第二塊石頭。
第三塊是過剩產能。市場好的時候，就會出現搶貨，你上，我上，國家也上，國務院開會講7大新興戰略行業。中國是一個大國，有個傳導機制，怎麼可以這樣來定事情？聰明的農民，縣長讓他種什麼他是不種的。可是，面對大項目時我們還是一起上，好產業都做得不好了。其實，是市場和政府兩個力量一起推動了過剩產能，等到市場翻臉，外需沒有了訂單，可錢已經變成社會的了，這時你是撤還是不撤？你是停還是不停？有的行業還有連續性，不能隨便說“沒訂單就關門”，所以還要接著做，這是很難受的。
以上這三塊石頭，就把國民經濟頂住了。
變被動為主動：消化資本、重組債務、消化過剩產能
那麼，這個時候，宏觀經濟要怎麼應對？
首先，就是要知道“高位下行”是由不得你的。雖然我們可以通過“審批制度改革”來控制一些因素，這種變量是在中國内部。然而，外需不在我們的手裡，是由不得我們的。“歐債危機”這個沖擊力什麼時候好轉，現在還不知道，美國則是在剛剛有一點起色後又不行了。美國在困難的時期，其產業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制造業逐漸在發展起來。這是由於，中國的相對成本變化讓很多美國公司回到本土去了，這就是新的全球格局。
我們需要改革，但改革沒有那麼快。國務院已經很著急，開始放松審批。但企業問，這對他們有影響嗎？回答是沒有影響。國務院已經宣佈去掉了幾千項，但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還剩多少項。企業要跟剩下的去打交道，經常是把含金量小的放放。總的來說，改革不會是那麼快的。
如今的這個既得利益，中央做了決定，國務院也推行，然而這樣的大國要實現“政策落地”，還需要一個過程。至於“真實利率”，這一把刀是很厲害的，這個需要經濟學家做大量研究。
至於通縮，通常市場一翻臉就由“通脹”變成了“通縮”。20世紀90年代我們遇到過一次，通貨膨脹達到24%，朱?基大刀闊斧殺通貨膨脹，在1997年突然開始出現通縮。這是什麼道理？就是我們這個基本的金融結構裡有一個問題：過度依賴銀行債務。我們說要發展股權、發展資本市場，目標提出來了卻沒有落下來。現在，直接融資占整個社會總融資的比例沒有比20年前增加多少。那這個經濟結構遇到波動，就會有派生的情況出現。所以，難受是肯定的。
有幾種措施，可以把我們國家從這種情況中拉出來：第一，消化資本；第二，重組債務；第三，消化我們的過剩產能。
現在，很多人的經濟預期都很有意思，一看情況不好，覺得什麼都不行了，這種預期就會互相傳染，悲觀情緒就占主導地位。所以，現在很多的企業很茫然，實際上是看錯了時機，很多人認為不好的時候，反而是投資的時候。對此，要冷靜地分析。
對外升級：新興市場大有可為
從全球角度考慮，發達國家的市場一時還不會回到2007年以前，這個判斷大概不會錯。
但是，在危機之後，全球的總需求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新興市場的份額大幅度地提高。最發達的7個國家與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等7個最厲害的新興市場國家放一起，總量哪一個大？當然是後一個大。然而，我們的“外向經濟”到目前為止，很大程度還是習慣於最發達的那個市場，因為其購買力現成、出價高、基礎設施完備、金融服務良好、物流非常順暢。我們接單子生產，於是就成了世界的工廠。但很多新興市場的特點不是這樣的，比如有購買力但市場不成熟，要買貨但基礎設施不夠、電量不夠、港口不夠、鐵道不夠等。所以，中國現在提海上、陸上兩條絲綢之路，APEC會議宣佈組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就是個重大的戰略。
新興市場這個闆塊還是中空的，我們實際上鋪了多少貨在新興市場？幾年前我去印度看，那裡雖天氣很熱但沒幾家用空調，這兩年才好一點。面對印度這個空調的新興市場，中國物美價廉的空調卻沒有打進印度多少。而在俄羅斯的市場上都是歐洲貨，日本貨、韓國貨都少，就更不要說中國貨了。面對資源廣大的新興市場，畢業生包括我們北大的畢業生卻都看不上，一講就是美國、法國之類的地方。華為是怎樣打進世界的？怎麼去阿富汗的？那裡是會有炸彈掉下來的，是要死人的。我們真正在這些市場上去開拓、耕耘的商人還是很少。大學生總說就業機會少，今年700萬畢業生的簽約率看了讓人焦慮。我們為什麼不走出去呢？我總說，下一個時代，是要小語種人才的時代。小語種的需求會急速增加，因為新興市場有很大的空間，比如，印度尼西亞有1億人，這是很大的市場，可我們現在的年輕人都看不上。
因此，外需不是沒有市場，在國際上還是有很大的市場的。我們回想一下，1980年歐洲資本是怎麼進入中國的？中國當時什麼也沒有，歐洲為什麼借錢給我們？要知道這並不是自由外匯，不是“中國借這個錢想買什麼就買什麼的”，而是全部用來買德國設備，這就是今天工業設備都是德國設備的原因。今天我們的4萬億外匯儲備，就不能倒過來做嗎？為什麼不能做外方信貸？沒有電為什麼不能去建電站？沒有鐵路為什麼不能修鐵路？為什麼不借錢給別的國家，倒過來做BOT（建設—經營—轉讓）？當年外資為什麼跑到大陸來修鐵路和高速公路？就是為了20年的收費權，20年後再送給中國政府。我們現在要重新複習“80年代初外國資本進中國”的那些經驗，並將它倒過來用，來開拓國際市場，等待歐美市場進一步複蘇。總之，我的看法就是外需還是大有可為的。
對内升級：改變觀念，在冬天投資
對内我們說的過剩，是大路貨過剩，與進口貨同樣的東西，我們應該改進品質，這還是有很大市場的。大家看看現在進口的情況：阿裡巴巴網站上很多東西都是進口的。為什麼進口的東西多了？因為收入提高了以後，人們對於產品品質的要求也提高了。國慶節期間，我有一個朋友到德國去，回來帶了一個雙立人牌的指甲刀，那個指甲刀讓我感歎：剪完以後怎麼這麼舒服？仔細看一下，它有兩個弧度。這就是發達國家的產品品質。而我們的產業想要達到這樣的品質還早著呢。中國的制造，尤其是精密制造，發展空間還非常大。我們為什麼要買進口貨？那些東西中國人都是可以造的，只是品質要差一點。就目前來看，中國的好企業，比如華為，按它手機業務的發展趨勢，過幾年發達國家就會遇到麻煩了。
當然，現在可以改善的兩方面是：一是對外升級，二是對内升級。對於國内市場，我們的空間佈局還早著呢。今天，還有65%的總人口是農村戶籍人口，其中17%已經到了城市常年居住。這樣的空間佈局裡面，就有大量的投資機會發展城市建設、城市管理等。我們現在要學會的是“跑馬徵地”，也就是政府主導的這個“跑馬徵地”，要真正地讓這些骨頭挂上肉，變成城市生活，有無數的事情可以做。
所以，我的看法是：當前是有些困難，但根據過去的經驗，越冷的時候越是要調整預期。也就是要在所有人都說不好的時候，把未來謀劃清楚；要在很多人還沒有醒過來的時候，勇敢地決定投資；等人們都醒過來的時候，買啥啥貴，也就沒你什麼事了。很多人上在一個週期被咬了一口，被“三塊石頭”壓得難受，想要放棄。但若真的放棄了，5年以後一定會後悔。因為這兩個“海平面”，從100倍的差距縮減到現在，還剩下10倍呢。現在，很多人說“是人工把我們頂死了”，但發達國家怎麼生產？蘋果的工人什麼收入？雙立人是德國生產的產品，照樣活下來了。所以，在這個時候要認清形勢。當然，這一點國家也在進行部署，深化改革。然而，更重要的是什麼呢？是產業界、企業界、第一線怎麼認清現在這個形勢，抓住這個戰機。
所有優秀公司都是在冬天謀劃、佈局、投資，然後準備下一步的。等到別人看見的時候，看見的就是5年以後的成敗得失，5年以後的市場份額，5年以後的風光雲影。
本文摘自《看清新常態》
2015年是中國全面完成“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可以說，這是中國社會再次經歷的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身處巨大變革中的我們，唯有充分認清這一新時代的特點，才能站在“風口”，順風而飛。基於此種情況，各行業最為優秀的學者、企業家，從各自所從事的領域出發，給出了極具建設性的觀點，匯編為《中國2015：看清新常態》一書，為我們搶占新時期的制高點提供了寶貴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