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
瑞穗證券亞洲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2014年10月，中國宏觀經濟數據陸續公佈，代表經濟增長動力的諸多指標如社會消費品零售、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等數據仍在下滑通道之中，四季度經濟增長與三季度持平已屬不易，全年GDP增速低於7.5%已無懸念。明年（2015年）決策層下調GDP增速目標在情理之中。
11月9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發表題為《謀求持久發展 共築亞太夢想》的主旨演講，首次全面闡述了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三個主要特徵：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並提出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速雖然放緩，但實際增量依然可觀。即使是7%左右的增長，無論是速度還是體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確實如此。如果將中國經濟新常態特徵放到更廣闊的視野分析，不難發現自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不僅中國經濟出現了這樣的新常態，全球經濟也步入了一個新常態，突出表現是全球經濟增長整體低於危機之前，且結構性改革已經成為各國的重點。中國經濟雖然在新常態下增速有所下滑，但在全球範圍内表現仍然最好，是新興市場國家增長的龍頭。而在全球結構性改革緩慢推進的過程中，近兩年中國加快改革的行動其實是十分不易的。因此，筆者認為，對待增速下調不宜過度悲觀，對待全球與中國經濟的新常態不妨抱以新的心態。
後危機時代全球呈現弱增長格局，但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增長龍頭
相比於危機之前（2006年—2007年）全球經濟保持5.5%以上的增速水平，當前經濟雖然已經有所好轉，增長率比危機前仍下降約兩個百分點，呈“弱增長”的格局。實際上，IMF在10月公佈的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中已經下調了全球增長預測，突出了複蘇態勢不穩、地緣政治影響較大等不確定因素，並將今明兩年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下調至3.3%和3.8%。
具體而言，美國在發達國家中率先複蘇，仍將是發達國家增長的龍頭。不難註意到，當前美國經濟已經出現諸多利好的迹象：如二三季度GDP環比分別增長4.6%、3.5%，10月失業率下降至5.8%，經濟與失業兩大指標均有所好轉。
基於經濟向好的態勢，投資者甚至有觀點認為此輪美國複蘇正逐步達到“逃逸速度”—即令市場對未來做出良性預期，經濟複蘇得以自我加強並進入持續複蘇軌道的速度。當然，筆者並不如此樂觀，但基本認同可以恢複危機前2%?~3%的增速。
相對而言，歐元區經濟仍面臨不少困境，諸多經濟指標顯示其有步入“日本化”的趨勢，包括經濟疲軟、通縮嚴峻等。特別值得註意的是，早前表現相對較好的歐元區經濟火車頭德國，如今也遭遇重創，8月出口額萎縮5.8%，創2009年1月以來最大跌幅。因此，筆者認為，歐元區經濟前景不確定性較大，相對於危機之前整體經濟增長3%以上的增速，不難想象，這樣的情景很難再現，更壞的情況是重蹈日本的覆轍，增長停滞與通縮加劇。
日本方面，今年（2014年）二季度經濟下滑7.1%，降幅創2009年第一季度以來新低，使得安倍經濟學遭遇了消費稅上調之後的重大挑戰。此外，今明兩年仍有決定安倍經濟學能否發揮成效的多個關鍵點，如9月的内閣洗牌、日本央行可能擴大超級貨幣寬松規模以及日本是否再次上調稅率等，增長仍將面臨較大不確定性。
在全球經濟新常態下，與發達國家相比，新興市場經濟體出現了明顯分化，整體增速比危機前8%以上的增速明顯放緩，甚至增速回落至原增速的一半。
以金磚國家為例，印度今年二季度經濟增速為5.7%，是少數表現不錯的國家，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有效的政策和信心的回升。俄羅斯與巴西經濟著實令人擔憂，其中，俄羅斯經濟風險主要體現在地緣政治所引發的政策不確定性。巴西方面，相比於危機前如2007年高達6%以上的增長，如今已陷入負增長階段，二季度巴西經濟同比增速僅為-0.9%，環比增長-0.6%，已經陷入衰退。
相比之下，中國仍然是新興市場國家中的亮點。雖然正如習主席在APEC主題演講中表示的，中國經濟將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但實際增量依然可觀。即使是7%左右的增長，無論是速度還是體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特別值得關註的是，今年應對短期經濟增長下滑，決策層反應及時，先後推出兩輪政策應對，如5月的定向降準降息、9月底推出的改善型住房信貸支持。在此作用下，自10月以來，房地產銷售回暖明顯。由於房地產是決定今年經濟走勢的關鍵，一旦房地產市場企穩，將有利於帶動明年初與房地產相關的投資、消費，幫助經濟在明年企穩。
此外，伴隨著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消費，特別是農村消費的快速增長也成為防止經濟增長過快下滑的一大亮點。如此說來，在全球經濟新常態之下，中國經濟風險仍然低於其他國家，是帶動新興市場經濟增長的龍頭，不應以悲觀的心態看待這種增長放緩。
諸多國家需要結構性改革，但中國改革推進的步伐已在加速
穩增長與調結構歷來是政策平衡的焦點。全球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後，有一個明顯特徵便是：未來一段時間，結構性改革將是各國面臨的重要任務。例如，當前發達國家的增長雖然有所恢複，但主要是靠全球流動性寬松取得的，諸多國家的結構性改革進展仍舊有限。而幾輪新興市場動蕩都說明了不少國家仍然存在明顯的結構性問題。因此，在筆者看來，判斷未來全球經濟能否重新走向繁榮階段，結構性改革是否加速推進無疑是重中之重。
具體來看，發達國家中，當前美國經濟雖然有所起色，但主要得益於量化寬松政策推動的資產價格上漲，結構性調整進展緩慢。例如，美國主要依靠房地產實現複蘇，美國生產效率提升有限，高消費、低儲蓄沒有明顯改觀，制造業占GDP比重仍處於低位，醫療負擔沉重等與危機前表現相似。
因此，筆者並不認為未來美國經濟的複蘇是強勁的。鑒於耶倫思路越來越向格林斯潘靠攏，甚至試圖通過貨幣政策代替勞動力市場改革，是充滿風險的。在此背景下，筆者很難相信美國經濟可以承受過緊的政策環境，預計加息最早也要到明年年底。
相對而言，歐元區結構性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長路漫漫，特別是鑒於當前歐洲經濟通縮與經濟低迷共存的特徵，筆者認為歐元區日本化趨勢可能難以避免。支持筆者做出上述判斷的更深層原因很大程度上還有歐元區結構性矛盾，如歐元區勞動力市場體制僵化，歐元區的高福利與高稅收廣受诟病，以及内部缺乏單一主權國家的共識等，而毫無疑問，上述結構性改革能否加快是決定歐元區走勢的關鍵。
當然，新興市場國家改革似乎更有必要。從歷史經驗來看，幾輪美元走勢的急速變化，新興市場國家都出現了危機。例如，20世紀80年代初的拉美金融危機和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其實都與美聯儲的緊縮政策有關。而在近期美元趨勢性走強之際，部分新興市場國家也出現了資本外逃和本幣貶值的壓力。而上述危機的爆發都說明這些國家結構性改革的滞後，因此，如果美聯儲加息的時間晚於預期，新興市場國家需要抓緊結構改革的窗口期，加速調整，以防止資金快進快出對經濟體的沖擊。
而在全球結構性改革緩慢推進的過程中，近兩年中國加快改革的行動是十分不易的。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全面深化市場化改革的步伐有所加快，重頭戲財稅體制改革啟動，包括“預算法”的修改已經通過，關於地方政府發債的限制也被改寫，都有助於優化國家治理，化解債務風險。此外，金融改革、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改革、新型城鎮化建設也在加速。明年國企改革這一改革深水區，也有望成為改革落實的重點。
如此看來，在後危機時代，全球與中國經濟都已經步入了新常態階段。雖然中國經濟在短期内有所下滑，但在全球範圍内仍是亮點。結構性改革也在持續推進，好於其他國家，從這個意義而言，筆者認為，大可不必對中國經濟持過度悲觀的看法，以新心態應對新常態是必要的。
新常態下，增長或許將為改革讓渡更多空間
當然，考慮到未來海外經濟的不確定性與未來艱巨的結構性改革任務，筆者認為增長空間需要進一步放寬。正如習近平主席在APEC演講中所提，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即使是7%左右的增長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因此，筆者判斷明年增長目標有望下調至7%，低於今年7.5%的增長目標。
而展望更長一個階段（如至“十三五”時期），筆者建議，未來幾年將GDP目標管理引入底線思維是可以考慮的，即在當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把政府對增長的底線傳達給市場，這樣不僅可以避免政策頻繁波動，為改革争取最大空間，也可以起到預期引導效果，讓各級政府工作仍有的放矢。
當然，底線在哪裡是值得探讨的。從技術角度而言，考慮這一問題的思路是根據對中國潛在增長率的測算，確定底線。如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P預計，伴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十三五”時期中國經濟增速下降至6.2%左右，低於“十二五”的7.6%。複旦大學張軍教授預計在未來20年，中國無法維持過去30年TFP平均4%的增速，實現TFP年均2%?~3%的增長尚屬樂觀，預計GDP的潛在增長率會在7%?~8%範圍内。
從實踐的角度而言，採取謹慎嘗試的方式或許更具有可操作性，畢竟從實踐來看，中國增長從兩位數回落至個位數進而降至7%左右從未出現，可以根據不爆發大規模失業與系統性金融風險這一底線，謹慎嘗試。
例如，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兩會上便提及的7.5%的增長目標是考慮到新增就業、消化產能、避免債務危機、兼顧地方政府財政等諸多因素做出的，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在筆者看來，即便當前經濟跌至7.5%以下，上述悲觀情況也未出現，為調低目標提供了依據。
當然，更多技術性的讨論可以在未來一段時間充分細致地展開。在筆者看來，鑒於全球增長弱複蘇格局已經形成，且改革任務十分艱巨，未來幾年增長底線下調可以更加大膽一些。
正如筆者早前文章《GDP目標6.7%又何妨？》中所提，考慮到“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比2010年GDP與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兩個翻一番的目標，前幾年這兩個指標的高速增長為接下來幾年完成目標贏得了時間，如從GDP增速來看，2011年—2013年增速分別為9.3%、7.7%和7.7%，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增長分別為9.1%、9.8%和7.6%，接下來7年GDP只要保持6.7%的增速，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實際增速只要保持6.5%便可以實現，空間仍然不小。
當然，GDP增速為6.7%底線的提法目前看來仍然普遍低於市場預期，但由於其並非預期目標而是政策操作底線，筆者相信大概率事件是增長在此底線之上的，而此時宏觀調控政策便可以減少動作，為改革創造相當大的空間。而一旦目標有跌破風險，也可迅速行動，而市場預期一致，也會有力地避免延誤最佳政策時機。如此則目標清晰，無論在操作層面還是引導預期層面，都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本文摘自《看清新常態》
2015年是中國全面完成“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可以說，這是中國社會再次經歷的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身處巨大變革中的我們，唯有充分認清這一新時代的特點，才能站在“風口”，順風而飛。基於此種情況，各行業最為優秀的學者、企業家，從各自所從事的領域出發，給出了極具建設性的觀點，匯編為《中國2015：看清新常態》一書，為我們搶占新時期的制高點提供了寶貴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