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其仁
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第一個問題：中國經濟發展難度變大了，但機會也很大
一個大國的經濟，怎麼可以連續多年年增長10%以上？這跟全球格局有關，不完全是中國人自己努力的結果，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的開放，更準確地說是從長期封閉走向開放後，釋放了一個戰後罕見的潛能。
戰後全球有兩個“海平面”：一個是發達國家組成的高海平面，一個是發展中國家形成的低海平面。高海平面的國家間互相投資、互相貿易，創造了一個很高的現代化生活、生產水平。但這個海平面在戰後很長時間内同中國、印度、蘇聯等發展中國家進行冷戰，兩者是互不來往的，中國等國家當時都相信一個理論，叫進口替代，即不引進發達國家的產品，空出一塊國内市場發展民族工業。
當時，我們國家GDP人均200美元，翻兩番才800美元，而美國當年已經是13500美元。更甚的是，我們是高積累，真正落入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口袋裡的錢是很少的，這樣一來，人家要比我們高了80?~100倍呢。
中國不開放，經濟水平就會下降；開放後，中國制造的車從一開始的不像樣，到後來慢慢像樣，中國工人的工資也漸漸向發達國家工人的靠攏。現在，中國的人均GDP，跟發達國家相差大概是百分之九十。
所以，中國經濟的基本前景還是很樂觀的，中國人還肯學習，而且學習模式也在改變，不光是仿照性的，我們現在已經擁有一種叫組合性創新的能力，這是我們的核心競争力。再前進一步，進行原發性創新，我們的人工還有優勢。站在全球舞台來看，兩個海平面雖然靠近了，但還有一些潛力，可以再釋放十年、二十年，不過也滋生了一些新的挑戰。
從低海平面往上走很開心，但高海平面的國家就麻煩了，它們的資本都出去了，投到中國、印度去生產汽車等，發達國家很難受。
那麼，再往後看5年、10年，會有什麼問題？現在出現了三個“海平面”，我們後面還有一個海平面起來了，那就是：越南的人工比我們低，印度的工資比我們低，非洲的工資也比我們低。中國的投資也開始往外走了，搞不好今年（2014年）中國就是淨投資輸出國，我們很多資本走了，人留下了，國内的收入分配問題會變得嚴重起來。跟過去15年比，我們經濟發展的難度變大了。
中國的發展很快，並開始進軍有一定技術含量、資本含量的產品領域，開始造車、造船了，設備也出口了。在未來的5年時間裡，中國一方面可以繼續享受低海平面往上升的好處，另一方面，跟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已經升到一定的高度，今天我們也面臨著和當年發達國家同樣的壓力。
第二個問題：提高空間“經濟產能密度”，生產潛能會很快爆發
阿裡巴巴融資以後，其中一個發展方向是：把互聯網革命鬧到農村去，在全國鬧10萬個淘寶村，並通過互聯網，把村莊這一級的生產、消費跟整個國家、跟全球聯到一起。
其實，農村積聚了一些縣城的購買力（比如對綠色食品的需求），因為商業通路不夠發達，這個購買力被抑制住了，人為地提高了儲蓄率。農村是有消費力的，需要大家想辦法把它釋放出來。
什麼叫城鎮化？城鎮化就是提高經濟在空間分佈的密度，用農業文明的空間觀來看城市化，講的就是密度，即一平方公裡有多少人，能否有效地生活在一起，能夠有多少產出。
美國85%的GDP集中在城市，只占國土面積的3%；而在我國，空間分佈非常散，到處都是房子，積聚度不夠，這些城市50%的城市化率並不高，百分之十幾的人沒城鎮戶口，所以很難享受城裡人才能享受的福利待遇，這對他們不公，會挫傷他們的積極性。
紐約一平方公裡一年創造16億美元GDP，中國香港、新加坡一平方公裡為4億~5億美元，而中國大陸多數大中城市，一平方公裡才創造不到1億元人民幣。這裡就隐含著機會。以前，我們只知道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分佈，現在無論是企業家還是地方領導都應建立起來空間觀。未來5年、10年、15年，空間擺佈好了，一定空間的“經濟產能密度”提高了，中國的生產潛能就會很快爆發出來。在我看來，這是中國未來第二個重大的機會，也是第二個重大的挑戰。
第三個問題：品質問題，是我們最大的機會
我們的進口為什麼這麼猛？現在增長最快的是，從別的國家弄貨，然後賣給中國人，當然有人民幣匯率升值、購買力提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的產品質量粗看差不多，細看差一截。
我們的競争，很大程度上還是價格競争，沒有往品質競争這個方向前進的力量。當然，現在開始有好的苗頭，任正非最新的這款手機評價是很好的，拿這個標準再看未來5年，我看蘋果夠嗆。小米現在有一些東西也做得很好，學習同仁堂這個400年老店專註品質。這種企業家開始有了，但是還不夠多。
華為現在收入來自全球，主要利潤來自境外，不是靠低價，而是靠品質、靠想法，這是中國面臨的一個巨大的機會。中國的很多產能，其實是不夠的。我們現在過剩的很多東西，品質是不夠好的，是稍差一點的，某種程度上真是對不起我們的消費者。
我們現在就是低品質、高速度，還破壞環境。我們的產品和服務的品質之所以不夠好，是因為我們沒有品質意識。德國人做任何東西都精益求精，日本人也是。我們卻還保持著悠久的農業文明的特點，大而化之，差不多就行了，這裡頭有大問題，也有大機會。如果品質意識提高一點點，不一定需要高速度，就會有很高品質的經濟增長。這是我們面臨的第三個大問題。當品質提高到一定程度，創新就變得十分重要了。
創新，首先要從教育做起。創新，首先是想法的創新，中國這麼多人為什麼沒有好想法呢？我們的教育要好好反省。我自己在這個領域工作，我們以“應試”為重心的教育方式，如果不從現在就開始認真進行改革，我們會把很多天才的想法扼殺掉。
我最近研究城市，去了愛丁堡（當年英國啟蒙運動所在地，經驗主義的發源地）。你看蘇格蘭，那真叫窮山惡水，17世紀之前那個地方很野蠻，就是幾顆腦袋改變了她。亞當斯密的老師從愛爾蘭把大陸的一些新想法帶到了蘇格蘭，當地的市長、商人願意用一些錢支持思想活動。
當時愛丁堡有5萬人，整個蘇格蘭有100萬人，7.7萬平方公裡，比我們的重慶市還要小，卻產生了多少思想家、創造家和發明家！我們熟悉的亞當斯密在愛丁堡，機器革命、產業革命發生在愛丁堡；盤尼西林是愛丁堡人發明的，要是沒有它，全人類的期望壽命值怎麼會提高到今天的水平；取款機來自愛丁堡，指紋識別來自蘇格蘭，大家都愛的高爾夫球，聽說就是蘇格蘭人在放羊的時候發明的。
我去了以後，很受觸動。我們有如此遼闊的土地，有很多的7.7萬平方公裡，但為什麼不能形成創新的發源地？讓好的想法層出不窮，這是更大的一個挑戰，應對好這個挑戰，我們的人才問題就解決了。
第四個問題：政商關系，是最重大的挑戰
在我看來，政商關系是最重大的挑戰。
對這一波反腐，老百姓有很好的評價，我個人也是如此。可是，要真正解決腐敗這個問題要靠的不是抓人，而是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體制，形成一種文化，這談何容易。
你看現在，一個官員出了問題，一批企業家就跟著出問題，然後又帶出了一批問題官員。其實，這些官員和企業家我們都認識，他們也不是沒有做過一些好事情，是體制錯了、文化錯了、氛圍錯了、風氣錯了，從而使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栽了進去。無數人讨論市場應該幹什麼、政府應該幹什麼。但我的看法是：政府和市場其實是一個東西。
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在市場當中的政府，權力的邊界應該怎麼劃。這對我們這個擁有幾千年悠久文明的國家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政府太弱是不行的，太弱的話怎麼來處理糾紛？誰都不聽它的，它發個房產證你也可以作廢，發佈的政令大家可以隨便修改，如果政府是這樣的，市場就垮了。政府要非常強才行，可是政府如果太強，又有誰能管得了政府呢？這就是政府在市場裡面臨的大麻煩，如何通過一套程序讓政府非常強大，但同時又在軌道上運行呢？這個問題我們幾千年來都沒有解決好，總在兩頭搖擺。我們沒有找到一個“既能發揮政府的作用，同時又能讓這個權力不出這個軌道”的邊界。
中國為什麼創新不足，產品質量不高？以我的觀察，我們的企業家沒有把很多時間、精力放在產品上、技術上和市場上，而是放在了官場上。問題是，你不把精力放在這上頭，你的對手就會放，你就會在市場競争中輸掉。這是場“每個人都不想去，但每個人都會陷進去”的遊戲。
十八大以後提出了這個問題，中國人在這個關鍵問題上能不能再向前一步？國家權力既要有效，又要受到監督和制衡，要把權力關在籠子裡頭，要有規矩、有法治，這個問題講起來很抽象，但跟我們日常活動息息相關。
中國發展的潛力是巨大的，當然，每個人都可以開出一些“問題”的單子來，我開出的單子上就有四個問題：
第一，中國在全球如何定位？發展了20年，開放了20年，全球的“海平面”由兩個變成了三個，我們該如何定位，才能受其利，防其害。
第二，我們的空間資源、城市化、密度集聚，有巨大的潛力。
第三，我們的產品質量，及其背後“支持產品質量的想法”的產生，創新科學等問題。我們跟歐洲一樣有著悠久的古代文明、燦爛的古代文化，但是，我們缺少了三樣東西：文藝複興、科學革命和近代啟蒙運動，所以就落後了。我們現在的社會風氣也是有問題的，我們最追捧的是歌星，而不是科學家。
第四，就是我們的官民關系。市場發展少不了國家權力，沒有這個第三方服務，市場的產權基礎、市場的秩序、市場的競争都是空想，完全不要政府的市場是不現實的。必須要承認，我們取得成就的同時也有巨大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如果能好好解決，有可能為我們未來的發展奠定基礎。好的發展前景，取決於我們的行動。
最後，講講“新常態”。
我仔細讀了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要適應新常態”。新常態是金融危機之後由美國投資銀行家首先提出的，意思是別急急忙忙以為可以回去，回不去了，也就是零左右的增長。但這個預測到目前為止被證明是錯的，美國現在都是三到四的增長，就業不太好，但是經濟增長不錯，這是為什麼？是由於兩個海平面的效果。如果有公司真按當年零到一的增長來做投資佈局的話，會輸得一塌糊塗。
習總書記講的“適應新常態”，是把心態先調整過來。那麼調過來以後，將來什麼叫“新常態”？我的看法是：（新常態）不取決於經濟學家的預測，而取決於行為，即取決於我們的企業家怎麼行動，取決於我們的政府怎麼行動。所以，今天做什麼選擇、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就有什麼樣的未來。
從前景看，中國可能會有一個很好的發展前景，因為全球化的大勢能沒有完全釋放，但是，我們面對的挑戰也是非常嚴峻的，結果取決於我們的行動。
本文摘自《看清新常態》
2015年是中國全面完成“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可以說，這是中國社會再次經歷的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身處巨大變革中的我們，唯有充分認清這一新時代的特點，才能站在“風口”，順風而飛。基於此種情況，各行業最為優秀的學者、企業家，從各自所從事的領域出發，給出了極具建設性的觀點，匯編為《中國2015：看清新常態》一書，為我們搶占新時期的制高點提供了寶貴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