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偉民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我用“新常態 大邏輯”這個題目來展開話題，因為我覺得“新常態 大邏輯”是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一個基本精神，或者叫作主題。它不僅對於做好明年經濟工作具有非常現實的指導意義，而且對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和國家發展改革穩定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特別是對未來有意義，因為明年（2015年）我們就要進入“十三五”時期—“十三五”時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這一時期要實現第一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也就是第一個一百年的“中國夢”。有了新常態這樣一個基本的綱領性思想，對做好“十三五”規劃和推進“十三五”期間的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我分兩個方面來講，先講新常態的内涵和特徵，再講明年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
關於新常態的内涵和特徵
關於新常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三句話：認識新常態，順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我就圍繞這三個層面來講新常態的含義。
第一個邏輯，認識新常態。
認識新常態，首先要認識形成新常態的九個趨勢性變化。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新聞稿篇幅比較長，比往年都長，其中一部分就對新常態的趨勢性變化進行了系統闡述，並用對比的方法，從過去、現在、未來的政策取向來看待新常態。
第一，從消費需求看，過去消費匮乏，特別是收入水平比較低而且平均，所以消費是“你有我有大家都要有”，具有比較明顯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徵。20世紀80年代流行“四大件”，新世紀以後，由於住和行成為主要的消費熱點，所以買房、買車形成新的熱潮。而現在這些消費都趨於緩慢增長。現在雖然不排除個別的消費會形成排浪式的特徵，但多樣化、個性化的消費已漸成主流。這種變化，必然帶來增長速度和結構的調整，要求經濟工作和宏觀調控的思路都要與時俱進，而不是再像過去那樣找一兩個在這個時期全國人民都會買、都會消費的產品，政府通過減稅、補貼等措施大力扶持，從而形成消費熱點並帶動增長，這種模式恐怕今後很難再走得通了，因為基本的消費趨勢變了。今後，要採取正確的消費政策，努力釋放消費需求，使消費在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作用。
第二，從投資需求看，過去投資一直都是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現在經過35年高強度、大規模的建設以後，三大投資領域全面減速：在制造業中，越來越多的產業出現了產能過剩，投資相對飽和；住房需求排浪式的消費告一段落，甚至出現了區域性、結構性的過剩；基礎設施投資是最有潛力的，但是按照原來的規劃，全國性的高速公路網、高速鐵路網在“十二五”期間已經基本形成，城市基礎設施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第一動力減弱，必然會帶來增長的減速。同時，我們還有很多投資的新空間，比如說在基礎設施方面，農村的公共設施以及城市地下設施包括地鐵等，都有很大的空間，還有生態環境保護和修複等。但是，這些領域的投資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公共性更強，投資回報率更低。新的投資機會要求必須創新投融資方式。如制造業要創新發展，對新技術、新產品等需要投資，但我國的金融體系和資本市場等只能適應傳統的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不適應以創新驅動發展的投資活動，因為創新活動往往沒有抵押物就得不到貸款，創新企業沒有三年盈利就不允許到資本市場融資。所以，我們有新的投資機會，但是現在投融資的方式和體制還不相適應。今後，要努力消除投資的障礙，創新投融資的方式，使投資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
第三，從出口和國際收支看，在金融危機前，靠負債支撐的全球需求增長比較旺盛，國際市場空間擴展較快。另外，我們有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再加上加入WTO的紅利，所以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動力。但現在全球總需求增長放緩，特別是我國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已經再不像以前那麼明顯了，國際和國内兩個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使出口對增長的拉動力也減弱了。過去我們對外開放的目的主要是兩個：一是要市場，二是要資金。現在單純地要國外市場，但如果和國内市場開放不同步、不協同的話，會使國際收支失衡，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同時，國内的儲蓄率很高，產能和資金都要走出去，也就是說我們到了需要更大程度走出去的階段，高水平引進來和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今後，要培育新的比較優勢，通過促進三大平衡，即内需和外需、進口和出口、引進資金和對外投資的平衡，逐步實現國際收支的平衡。
第四，從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來看，過去供給不足是長期困擾我們的一個主要問題，所以社會的主要矛盾被概括為“人民群衆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那個時候擴大投資、擴大產能就能夠形成有效的增長，但是現在傳統產業的供給能力大大超出了需求，有的產業已經達到或者接近物理峰值，有的產業達到了資源承載能力峰值，房地產的庫存壓力也很大，這種產能過剩必然帶來增長減速和結構調整的同步發生，並且形成負向的循環，進一步加劇了產能過剩。過去的結構調整多是擴張性的，是向長闆靠齊，並根據最長的闆補齊的方式。現在必須根據最終需求進行壓縮性的“截長闆”式調整了，也就是說現在的結構調整主要不是增量調整。今後，既要支持企業兼並重組，同時也要根據技術發展促進新興產業、服務業發展，支持互聯網技術帶來的產業組織和模式創新，而不再僅僅是“上大壓小”。
第五，從生產要素相對優勢看，過去有源源不斷的勞動力，技術和管理與國外的差距也比較大，只要是引進了技術和管理，就能夠迅速形成生產力，帶動經濟增長。現在，人口老齡化趨勢日益發展，農業富餘勞動力減少，使勞動力總量減少了。技術的差距也大大縮小了，因為能引進的技術差不多都引進了，有些技術人家也不給。在這種要素規模驅動發展力減弱的情況下，今後，要更多地靠要素的質量，靠人力資本的質量，靠技術進步、技術創新來驅動發展。
第六，從市場競争特點看，過去在商品短缺和排浪式消費下，市場競争主要靠規模和價格。當時大家都追求規模上的大，大就是好，大就是優勢，低價就能賺錢。現在，市場競争正在轉向質量性、差異化為主的競争。對政府而言，過去地方政府間的競争主要是比政策、比優惠，甚至比“帽子”，就是要求國家今天給一個“帽子”，明天給一個“帽子”，各個部門也產生了簡單化的傾向，願意給地方戴“帽子”，導致各類區域規劃、試點區、實驗區、先行區等泛濫，帶來了政策碎片化，市場隔斷化，最終導致全社會成本高企。今後，政策取向是統一全國市場，全面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
第七，從資源環境約束看，過去水土資源、能源礦產資源的空間和生態環境的空間相對還比較大，可以放開手腳不受約束地大開發、快發展。但現在水土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者將近上限，一些地區污染嚴重，霧霾頻頻光臨。人民群衆對於改善生態環境的需求也越來越迫切了。我們發展的根本目的是要滿足人民群衆的需求，現在人民群衆的需求發生了變化，像有些地方最需要的是“APEC藍”，而不是GDP。今後，要順應人民群衆對於優質生態產品的期待，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新方式。
第八，從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看，過去高速增長、做大產業，再加上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和不當幹預，使一些風險被掩蓋了。現在各類隐性的風險正在逐步顯性化，如產能過剩，過去被高增長特別是房地產的繁榮掩蓋了，但是增長減速以後，一些擴大產能項目的投資回報可能就會成為問題，銀行貸款可能就會成為不良貸款。再比如，所有地區都贊同化解過剩產能，但都希望化解別的地區的過剩產能，不要化解本地區的過剩產能，所以明裡暗裡給了很多支持，有的是財政支持，補貼虧損，有的協調銀行，讓銀行貸款輸血，有的直接出資助力企業，結果“培育”了許多應該死卻死不了的“僵屍企業”。但隨著經濟減速，地方政府的支持能力的削弱，一旦停止輸血，這些“僵屍企業”的債務將會浮出水面。中央對於風險的總體判斷是，風險總體可控，但要化解以高槓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徵的各類風險將會需要一段時間，這些問題不會是短期之内就能夠解決的。所以，今後的政策要對症下藥，防止出現區域性、系統性的風險。
第九，從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看，在需求管理方面，過去出現增長減速的時候，由於潛在的增長率比較高，財政和貨幣政策的空間還比較大，加上產能過剩並不十分明顯，當時採取擴大投資等刺激的辦法，很快就能收到穩增長的成效。在應對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採用這樣的一些措施，都收到了明顯的穩增長的實效。現在，盡管增長也在減速，但上述條件已經發生變化，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降。在供給管理方面，過去很容易看清某些產業同發達國家的差距，按照發達國家走過的老路，採取對特定產業扶持的差別化產業政策，可以起到支持一些產業盡快成長的作用。但現在全球化深入發展了，要在產業鍊的分工中占領高端，依靠差別化的產業政策不再靈驗。所以，今後要全面把握總供求關系的新變化，科學地進行宏觀調控，同時通過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的發展方向，發現和培育新的增長點。
以上九個趨勢性的變化，既是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直觀表現，也是新常態形成的内在動因。正是這些趨勢性的變化，帶來了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我們需要看到，經濟發展新常態是我國經濟發展取得重大成就的結果，是35年來經濟不斷成長，發展到今天量變形成質變的結果。新常態說明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這就是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第二個邏輯，適應新常態。
適應新常態，就是要適應新常態的四個基本特徵：一是增長速度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二是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三是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四是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面對這種新常態，觀念上必須要適應，做法上也必須要適應，要順應大勢，順應規律來做工作。產業的發展、區域的協調、城鎮化的推進、生態文明的建設等各方面，都要適應增長減速、增長動力轉化這樣的變化趨勢，這就是適應新常態的一個大邏輯。
第三個邏輯，引領新常態。
面對新常態，經濟工作的思路和重點，必須要與時俱進地進行調整。具體而言，經濟工作會提出“一個中心、八個更加註重”的基本思路。“一個中心”，就是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八個更加註重”，就是在今後的經濟工作中，要更加註重八個方面：一是更加註重滿足人民群衆的需要，而不要為了速度推動發展，人民需要什麼就應該發展什麼，比如說我前面講的生態產品；二是更加註重市場和需求心理分析；三是更加註重引導社會預期，市場運行有其自身的規律，不能夠逆市場和社會的預期而動，要順應市場心態來進行調控，市場心態也是這次經濟工作會上提出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四是要更加註重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要實現創新驅動發展，必須要給創新者、創業者產權和知識產權的保護，這是最大的激勵；五是更加註重發揮企業家才能；六是更加註重加強教育和提升人力資本素質；七是更加註重建設生態文明；八是更加註重科技進步和全面創新。
關於明年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
第一，努力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當前經濟下行的壓力仍然較大，對於速度換擋我們要保持平常心，同時也要防止增長失速。在穩增長方面，要註意把握幾個政策要點。一是要保持穩增長和調結構之間的平衡，這是保持明年經濟穩定增長的一個關鍵。社會上有些觀點，把穩增長和調結構對立起來，這是不對的。調結構的内容有兩個方面，一方面要化解過剩產能，另一方面要支持一些新的經濟增長點和一些新產業的發展，這種結構調整本身就會達到穩增長的效果，所以穩增長和調結構並不是一種完全對立的關系。二是運用好兩大宏觀政策工具。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有力度，更好地發揮對穩增長和調結構的積極作用；貨幣政策要更加註重松緊適度，在實施過程中要根據形勢變化把握好松和緊之間的平衡。三是要促進“三駕馬車”均衡拉動增長。過去有的時候更多的是靠出口和投資，今後的方向是“三駕馬車”更加均衡。四是要把經濟工作的著力點放在轉方式、調結構上。五是要有序化解各類風險。
第二，積極發現、培育新增長點。這也是今年經濟工作會議和過去不一樣的地方，前幾年講結構調整時對化解過剩產能講得比較多，這次強調要做優增量，但表述上不一樣。過去培育新增長點更多強調的是政府怎麼去發現、怎麼去做，如大力發展幾大產業，加大支持力度等，這次不是說一定要支持哪些產業，而是講用什麼樣的方式和方法發現和培育新增長點。主要講了三個政策方向：一是市場要活，要靠市場去發現和形成新增長點；二是創新要實，創新不是發表論文就大功告成了，而是要把創新變成實實在在的產業活動，創新不僅僅是技術創新，而且是全面創新；三是政策要寬，要營造有利於市場主體創新的環境，包括商業、制度、政策的環境。
第三，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明確農業發展方式要盡快轉到數量質量效益並重、註重提高競争力、註重農業技術創新、註重可持續的集約發展上來，並強調要深化農村各項改革，完善農村各項政策，完善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和加強職業培訓等。
第四，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要繼續實施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同時強調各地區要找準主體功能區定位和自身優勢，確定工作著力點。中央還明確，要重點實施“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今後我國區域發展的空間佈局，將由區域發展總體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以及這三大新戰略共同構成。關於城鎮化，強調對城鎮化的發展要有歷史耐心，不要急於求成；還強調要加快規劃體制的改革，推進“多規合一”，這是實現城鎮化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條件。
第五，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這次會議主要是講了就業和扶貧問題，這裡我不展開說了。
第六，加快推進改革開放。主要講了三個方面，一是要圍繞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推進改革；二是要提高改革方案的制定質量，加強調查研究，不要坐在屋子裡編改革方案，要了解實際問題所在，要到基層和企業找，找準問題才能夠提高改革方案的質量；三是要抓好改革措施的落地，方案出來了並不等於改革完成了，最後要落地，產生實實在在發展的效果，讓老百姓切身感受到，改革這才算真正完成。同時，在新常態下對外開放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要完善進出口政策，鞏固出口的市場份額，穩定外商投資規模，提高對外投資的效率和質量。
本文摘自《看清新常態》
2015年是中國全面完成“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可以說，這是中國社會再次經歷的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身處巨大變革中的我們，唯有充分認清這一新時代的特點，才能站在“風口”，順風而飛。基於此種情況，各行業最為優秀的學者、企業家，從各自所從事的領域出發，給出了極具建設性的觀點，匯編為《中國2015：看清新常態》一書，為我們搶占新時期的制高點提供了寶貴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