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的堡壘心態
西方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新興國家
當然，更理性的人也有充分的理由懷疑一個開放的世界所帶來的好處，在這個世界裡，金錢、商品和人員的流動性日益增強，昔日美國占據絕對優勢的領域開始逐漸旁落他國。但是，認為設置國際貿易或海外投資壁壘就能挽救一國經濟是相當沒有說服力的，那些對發展中國家持有的敵對態度只會讓西方錯失各種貿易和投資機會，當然還有工作機會。
為了在貿易、金融和環境等領域繼續提升美國人民的生活品質，就必須越來越依賴於和巴西、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合作。敵視發展中國家只會讓美國錯失各種貿易、投資和工作機會。
橫跨新澤西州特倫頓市德拉瓦河的大橋上有一幅巨型橫幅，上面寫著“特倫頓制造，全世界都需要”（TRENTON MAKES，THE WORLD TAKES）。這幅標語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11 年，那時的特倫頓是世界重要的制造業中心。為了適應威廉R26;塔夫脫總統（William Taft）那重達350 磅的身軀，特倫頓甚至還為其專門打造了一個全世界最大的浴缸。
但時至今日，這座城市的制造業早已榮光不再。雖然州政府公佈的就業率有所上升，但該市的人口卻比1950 年的巅峰期減少了近1/3。與美國其他許多地方一樣，如今特倫頓的就業主要由服務業支撐。過去特倫頓生產的鋼索、農具、床墊和手表，現在基本都要依賴進口，特倫頓自身的制造業幾乎已然消失殆盡。那麼，可以通過封鎖貿易來重現特倫頓昔日的經濟活力，強制其恢複手表和農具生產嗎？如果說不斷湧入的拉丁裔人口是該市的問題所在，那麼能夠採取更加強硬的邊境管制措施來恢複特倫頓的往日榮光嗎？
孤立主義：應對衰退的馊主意
對有些人來說，孤立主義似乎是應對相對經濟衰退的最好辦法。為達到阻礙國際間金融流動的目的，美國可以向其南部邊境再派駐數千名國民警衛隊員，還可以提升關稅、實行新的商品配額或出台更多的規則和懲罰性稅收。美國運輸安全局可以將本就不太舒適的國際航空旅行體驗變得更加糟糕。如此一來，美國就沒必要去應對什麼更加富裕的新世界了。或許作為一種附帶的好處，我們還可以略微延緩非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
當然，更理性的人們也有充分的理由懷疑一個開放的世界所帶來的好處；在這個世界裡，金錢、商品和人才的流動性日益增強，昔日美國占據絕對優勢的領域開始逐漸旁落他國。但是，認為設置國際貿易或海外投資壁壘就能挽救一國經濟的理論是相當沒有說服力的。雖然2013 年美國的失業率一直高於7%，但排斥移民的政策對改善就業率毫無幫助。實際上，移民已經成為美國經濟至關重要的一部分，並且隨著美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劇，移民的重要性還將繼續上升。嚴格的移民管制可能會導致美國的經濟增長放緩，而孤立主義只會加速美國走向衰落。美國經濟已經深深地被其他國家絆住了腳跟，為了在貿易、金融和環境等領域繼續提升本國人民的生活品質，就必須越來越依賴於和巴西、中國等新貴國家的合作。對發展中國家持有敵對態度只會讓美國錯失各種貿易和投資機會，當然還有工作機會。
此外，美國對非法移民、恐怖主義和軍事挑戰等威脅的過度反應正成為國民經濟的沉重負擔。這種負擔不僅直接表現在國土安全部和五角大樓的龐大預算上，其間接影響還包括對赴美觀光和商務旅遊的激冷效應。堡壘政策將阻礙全球一體化的進程，而全球一體化恰恰是加強國家安全的最好方式。
歐洲的情況也大同小異：雖然由於地理和歷史的原因，孤立主義政策在歐洲並不受歡迎，但為了應對近來爆發的經濟危機，歐洲開始將註意力轉向内部。1995 年，35% 的英國民衆認為英國應大幅削減移民數量。盡管解決歐洲問題的長遠之道是擴大與其他國家的聯系，但到了2011 年，這一數字還是攀升至51%。
移民會“吸幹”美國的財富嗎？
民意調查顯示，2012 年8 月，只有4% 的美國人認為當前本國最重大的威脅是移民、恐怖主義或“其他外交事務”；到2010 年，這一數字已經攀升至14%。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外交事務已與“道德”站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美國深陷破壞性的海外戰争和全球性金融危機已達10 年，如今的民衆已經無心再關註本國的其他問題；但那恰恰是美國領導人想要占據主導的領域之一，因為其他國家對於美國而言從未像今天這樣擁有如此重要的意義，尤其是在經濟方面。經濟議題時常會在此類有關重大問題的民調中名列榜首。
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以定值美元計算，美國出口額從1970 年的1 610 億美元上升至2010 年的15 310 億美元，增長接近10 倍，占美國總產值的13%。出口行業總共雇佣了970 萬美國工人。按照美國商務部的說法，出口額每增加10 億美元，就能為美國新增5 000 個就業崗位。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2010 年，《美國複蘇與再投資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為美國帶來了90 萬～ 470萬個就業機會，是該法案效果最為明顯的一年。2012 年，這一法案創造的就業機會在20 萬～ 120 萬。
毫無疑問，出口行業的工作基於全球經濟的發展狀況。實際上，過去10 年以來，美國對比其經濟規模小兩倍以上的19 個國家的出口額增加了約5 倍，價值達到1 190 億美元。然而，出口行業的工作機會還取決於各種國際協議庇護下那便捷的貿易關系，以及不會因官僚主義的安檢和通關手續而導致商品流動出現混亂的高效港口。與此同時，通過進口來保證美國中產階級的生活品質也變得越來越重要，而這也需要同樣高效的商品流動體系。
在貨幣的流動性方面，歷年來的變化同樣重要。1913 年，以世界金融負債存量與全球GDP 之比來衡量的全球金融一體化程度在20% ～ 30% 之間；而今天這一比例已接近200%。當然，早在1950 年時，僅美國一國的資本淨出口就占到全球資本淨出口的1/3 左右。時至今日，中國已經成為美國和歐洲的最大債主。除中國以外，其他國家持有共計1/3 的美國國債。
此外，歐美國家越來越依賴人才的流動來保證其經濟的繁榮發展。如果將美國在度假、教育和娛樂等領域的服務出口也納入到貿易中來計算，那麼就不得不涉及人員的高效流動。如果沒有廉價、可靠和便捷的機場基礎設施和移民體制，這一切就不可能發生，而跨國旅行就如同斯蒂芬R26;金恐怖小說中的噩夢。
但更重要的是，外籍工人正在成為西方經濟體的中堅力量。2000年，全球移民數量從1960 年的9 200 萬人增長至1.65 億人。這一數字到今天已達到2 億多人。1985 ～ 2005 年期間，盡管反對移民的聲音不絕於耳，移民在高收入國家人口中的比例還是翻了一倍，達到近9%。而且越來越多的移民擁有高水平技能，1975 ～ 2000 年期間，擁有大學文憑的移民比例增長了4 倍。
世界銀行的研究顯示，2000 年，美國依然是全球最重要的移民目的國。美國的移民數量占世界移民總數的1/5，美國還是60 個移民輸出國的首選目的地。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顯示，略高於6.3% 的美國人口不具備美國公民身份，還有5% 的美國人是中途加入美國籍的。以上數據表明，雖然頗具争議，但美國依然保持著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地位。如果美國想保持領先地位，就需要吸引更多的移民加入美國國籍。
更重要的是，美國人還需要移民來保證退休基金的健康運轉。在1998 年《美國競争力和勞動改善法案》（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and Workforce Improvement Act）的支持下，美國向熟練的外籍勞動者發放的簽證數量增長了一倍，羅格斯大學的卡爾R26;林（Carl Lin）考察了熟
練外籍勞動者增加對高科技股票股價的影響。高科技行業吸收了80%的美國簽證申請者。實際上，美國60% 以上擁有博士學位的軟件工程師以及一半以上的醫學科學家都是移民。林還估計，在該法案通過後的一個月裡，高科技公司收獲了15% 甚至更高的累計超額收益。威維克R26;瓦德瓦（Vivek Wadhwa）研究員所做的一份考夫曼基金會研究報告顯示：2006 年，美國所有的專利申請中，1/4 是由外國裔公民發明或參與發明的。瓦德瓦針對外國裔企業家的研究發現，在1995 ～ 2005 年期間創立的科技公司中，1/4 的公司擁有一位外國裔的首席技術專家或首席經濟師；這些公司共雇佣了45 萬名員工。
企業家移民也是全球貿易和金融所帶來的一系列收益的重要組成部分。兩國之間雙向移民的人數增加一倍，其雙邊貿易額就會增加10%。2011 年，阿姆斯特丹大學的馬蘇德R26;吉斯（Masood Gheasi）及其同事針對48 項有關移民與貿易的研究進行了總結，他們認為移民人數增加10%，貿易額就會增長1.5%。而如果移民輸入國的技術移民增加1 倍，則移民輸出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將會增加25%。
為了維持美國人的生活品質，移民與日俱增的重要地位不僅體現在企業家和投資者的層面，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波士頓大學的帕特裡夏R26;科爾特斯（Patricia Cortes）和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傑西卡R26;潘（Jessica Pan）報告說，在美國所有通過執業資格考試的護士中，20% 以上的護士都是在國外接受的教育，而在20 世紀80 年代中期，這一數字僅為6%。2010 年，在菲律賓接受教育的護士中，薪水高於平均水平的人占有相當大的比例。科爾特斯和潘認為，“質量差異”正是造成這一薪資差異的原因，這也是美國人應該嚴肅對待堡壘心態的又一原因。
因為假如一個美國人生病了，他很可能不得不向菲律賓護士尋求治療。而說到低技術移民，人們擔心的是如果大量人口從貧窮國家湧向富裕國家，那麼這些富裕國家也會變窮。然而，這種擔心是建立在對富裕國家富強之道的錯誤理解上的。我們看到，讓美國變得富強起來的並不是那些稀缺人才，而是各種有效運作的體制和網絡，這些體制和網絡保證了擁有同樣技能、從事相同工作的人（例如麥當勞餐廳的服務員）所獲得的報酬大大高於印度或非洲的水平。這就是為什麼最近有證據表明，美國的無技術移民其實提高了美國國内的平均工資水平和就業率。
實際上，移民政策對美國本土非技術工人的影響並不大，盡管他們容易受到來自無技術移民的競争沖擊。經濟學家奇安馬可R26;奧塔維亞諾（Gianmarco Ottaviano）和喬瓦尼R26;佩裡（Giovanni Peri）在為國民經濟調查局撰寫的一篇論文中指出，如果美國不允許移民，美國本國非技術工人的收入可能會減少2%。此外，奧塔維亞諾、佩裡和格雷格R26;賴特還在近期的一篇論文中對美國的各個行業進行了展望；他們認為，移民政策的淨效應為包括低技能工人在内的本國工人創造了更多的就業崗位。部分原因在於許多移民從事的工作本來是會被轉移到國外的。因此，移民的到來創造了商品和服務需求，同時也為美國本土的公司帶來了利潤。而如果移民不來美國，這部分利潤就會被其他國家的公司賺走。反過來，銷售的商品和額外的稅收又為美國創造了更多的勞動力需求。
但非法移民的境況又如何呢？據皮尤西裔中心統計，美國目前大約有1 100 萬非法移民。國民經濟統計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Statistics）的戈登R26;漢森在一項相對保守的分析中指出，非法移民導致美國本土無技術勞動者的收入減少了9%。但很明顯，他的估計過於悲觀了。我們從最近發生在佐治亞州的事件可以看到，如果美國拒絕非法移民入境會發生什麼事情。州政府對非法農業工人進行鎮壓，導致可用勞動力銳減。2010 年的頭3 個月，美國農業工人聯合會發起了一項名為“奪回屬於我們的工作崗位”的運動，旨在鼓勵失業美國人奪回農業部門工作崗位，其僅僅招募到7 名工人。
據《連線》（Wired）雜志報道，為了填補勞動力缺口，農場主們開始使用收獲自動化公司設計的5 000 台機器人為他們幹活。公平地說，作為一項旨在促進本國低技能工人的就業政策，佐治亞州的法案不但未達到預期的效果，據估算，它還將使該州損失10 億美元以上的稅收。
美國移民政策越來越開放的趨勢不會發生改變。首先，他們肯定不會“吸幹”美國的財富。都柏林經濟社會研究所的艾倫R26;巴雷特（Alan Barrett）和伯特蘭R26;梅特（Bertrand Maître）在一項有關歐盟移民的福利支出的研究中總結道，雖然移民的貧困率略高，但在有統計數據的19 個國家中，移民享受的各種福利普遍低於本土人民。
其次，在社會影響方面，萊斯利R26;威廉姆斯（Lesley Williams）及其佐治亞州立大學的同事針對都市普查與犯罪報告的數據進行的研究顯示：移民降低了犯罪率。此外，德國勞工研究學會的阿爾帕斯蘭R26;阿卡伊（Alpaslan Akay）及其同事分析指出，在移民人口較多的地區，本地居民的主觀幸福感更高，即他們認為自己更幸福。
我們預計，在美國未來保持其全球霸主的終極目標方面，移民政策將發揮重要作用。在一個不斷趨同的世界中，人才就是經濟實力。隨著國與國之間的人均收入平均化，一個國家的人口數量對其相對經濟規模的決定性作用將越來越強。聯合國的預測顯示，到本世紀中葉，中國人口將從2000 年的12.75 億人增長至13.95 億人。同一時期，美國的人口增長速度則更快，即從2.85 億人增至4.09 億人。目前，美國人口相當於中國人口的22%，半個世紀之後，這一數字將升至29%。而且在美國的新增人口中，大約4/5 都將是新移民以及他們的後代。這些新增的人口將使美國在國家產值排行榜上繼續保持在領先的位置。移民的不斷湧入除了給本土美國人帶來其作為世界大國的優越感外，還將為他們帶來一些切實的利益。隨著嬰兒潮一代人陸續退休，為了維持富裕的生活方式，美國如園藝工人、兒童看護、餐廳服務生和保潔人員等移民勞工的需求將越來越大。在過去，這一問題在美國的嚴重程度似乎比歐洲要輕，原因在於相比歐洲2.0 的人口出生率，美國的歷史生育率接近2.1；美國的人口過渡並沒有那麼劇烈。但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的出生率降至2 個孩子以下。美國人口普查局認為，未來20 年，隨著美國人的平均壽命繼續攀升，65 歲以上美國人口占勞動適齡人口的比例將從22%升至35%。如果將兒童計算在内，到2030 年，每100 個勞動適齡人口將要負擔83 個老人或兒童。同樣堪憂的是，希伯來大學的摩西R26;哈贊（Moshe Hazan）和胡斯尼R26;佐阿比（Hosny Zoabi）進行的一項分析發現，從歷史上看，美國過去家庭成員較多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照看孩子的成本很低，這項服務主要由非法移民來提供。一旦禁止低技術移民進入美國，美國的生育率就有可能長期維持在較低水平，而當前處於長期“危機”中的各項權利計劃將會變成一個更加緊迫的問題，如依賴於勞動人口和退休工人良好比率的聯邦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險等。教孩子識圖認字和幫老人打理草坪的人越來越少，提供這類服務的價格也就自然水漲船高了。因此，要想控制生活成本，就必須從國外引入廉價的勞動力。歐洲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1960 年，英國每10 個人中就有1 個65 歲以上的老人，而且約1/4 的人口是15 歲以下的兒童。今天這一數字並未發生太大變化，大約為17%。歐洲的情況也大致相同。對年輕的勞動人口來說，2030 年的歐洲大陸將是令人絕望的，人們都將為新世紀第二個十年制定的反移民政策而感到遺憾。由於西方國家對待遊客和移民的態度越來越糟糕，就在幾年前，人們對於這樣一個事實存在著不少争論：西方平均?頭牛獲得的政府補貼要遠多於非洲國家人均獲得的西方援助。但上述争論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非洲的牛的待遇也要遠勝西方國家的人民。
實際上，在美國政府的默許下，牛群也在大量湧入美國境内。美國並未對入境的牛的頭數設置上限。近年來，不斷入境美國的牛群數量要遠大於移民的數量。據美國農業部統計，2009 年共有200 萬頭牛進入美國。而同年獲得美國綠卡的移民只有100 萬多一點，且當年非法入境的移民數量實際上是下降的。這表明美國人口淨流入量僅相當於牛群淨流入量的1/4 左右。
如果你認為上次前往美國時，美國的移民和海關當局給你的待遇跟牛沒什麼兩樣，那你一定是在做夢。在世界貿易組織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保護下，牛群跨境流動不會受到任何懲罰。當墨西哥的暴力活動使美國官員跨境處理牛群越境事件變得更加危險時，美國農業部立即採取了應對措施，在美國國内增設了各種設施，確保這些越境的牛群得到及時的安置。
假如你是一頭牛，你獲得的好處還不止這些。在美國，加拿大牛或墨西哥牛必須享有與本土牛同等的待遇，不能用標簽對它們進行區分。但加拿大人就沒有如此好的運氣了。這種“偏袒”行為意味著，牛群一旦入境就可以立即享受到美國福利體系的一切待遇。2009 年，僅美國9 000 萬頭奶牛獲得的補貼就達到13.5 億美元。每年每個畜群可獲得2 萬美元的補貼，平均每個畜群有133 頭牛，每頭牛都是一位幸福的女王，本土牛和外國入境的牛都是如此。與此同時，美國平均每個家庭每年獲得的福利補貼只有1.68 萬美元左右。大部分移民根本不享有任何福利，更不用說非法移民和未獲得永久居民身份的人了。
一些美國政府人士正致力於縮小人和牛的待遇差距，乍看起來這似乎是個好消息。但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嘗試僅是為了實現一種最低限度的公平。為了阻止非法移民越境，史蒂夫R26;金（Steve King）衆議員提出在墨西哥和美國的國界上設置電網的議案。“我們一直以來就是這樣對付牲口的。”他如此說。同樣，聯邦政府也開始將過去用於管理牲口的射頻身份識別技術用在了印度學生的身上。
勞民傷財的安保升級舉措
對於恐怖分子造成的安全威脅，我們的反應有些過激，因而導致市民和遊客的出行變得苦不堪言。從2001 年9 月12 日至2010 年底，美國共發生了15 萬起謀殺案，這其中帶有恐怖主義性質的謀殺僅有不到40 起。實際上，美國國内的右翼極端組織更加危險。自“9R26;11”事件以來，他們所發起的襲擊事件是各類宗教極端組織的2 倍。即便把美國國内外的恐怖事件加在一起，對於美國來說也不構成巨大的威脅。
以前，美國國務院每年都會發佈在國際恐怖主義事件中死亡人數的統計數據。在1999 ～ 2003 年這5 年間，全球因恐怖主義致死的人數達5 535 人。這些人的死亡固然令人悲痛，但我們要正確地看待這一問題。這個數字還不到2010 年美國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的1/5。順便說一句，由於汽車安全性的改善，這一年美國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數降至61 年來的最低水平。俄亥俄州立大學的約翰R26;米勒（John Mueller）指出，事實上，宗教恐怖主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區以外造成的死亡人數只有200 ～ 400 人，僅相當於美國每年淹死在浴缸裡的人數。然而，在我們把玩具橡皮鴨放進浴缸之前，沒有一家浴缸安全檢測機構的雇員會給它們來個安全掃描；與此同時，另一家安全監管機構，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卻每年可獲得將近80 億美元的政府預算。這就是為什麼它會遭人诟病，被說成“人員不少，無事可幹”。
運輸安全管理局在其博客上公佈的“2010 年十大案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收繳了1 200 支槍，其他還有在美國返程航班上發現了一些C4 塑膠炸藥。但佈魯斯R26;施奈爾指出，在這些案件中，沒有一件可以確定是恐怖分子所為。這“十大案件”其實只是衆多收繳行動的一部分，其中還包括一種特種部隊動作人偶上配備的4 英寸長塑料來複槍複制品和一把軍刀。
結合與移民相關的安保升級措施，美國國土安全部所代表的堡壘心態不僅耗費了大量人力，而且還浪費了大筆的金錢。例如對持有短期簽證的旅客進行面對面的交談等飽受質疑的創新舉措，這一措施賦予一向善變的移民官員更多的自由裁量權，由他們來判斷是否需要採取安保措施。
長期來看，任何導致遊客或商務人士遠離美國的舉措都會影響到酒店、餐廳和娛樂場所的稅收。2011 年，外國遊客為美國貢獻了1 500 億美元的收入，但自2000 年以來，國際遊客在美國遊客總數中所占比例已從17% 滑落至12%，獲得美國簽證的程序變得越來越複雜只是原因之一。就像我們看到的那樣，遊客數量的下降帶來的是貿易和投資的減少。
現在我們忽略這些成本，只關註維持這一“堡壘”的花費。根據一份針對美國為“9R26;11”事件所承擔的直接和間接成本所做的估算，《紐約時報》認為這次襲擊事件造成的“人員和物質損失”為550 億美元，經濟影響為1 230 億美元，而與提升國内安保等級和戰争有關的開支更是高達31 050 億美元。米勒和斯圖爾特估計， 2002 ～ 2011 年期間，政府在國土安全方面的開支在以上費用中總共占到5 800 億美元左右。僅2012 一年，聯邦政府的移民執法部門的花費就達到180 億美元，比包括聯邦調查局，酒精、煙草和火器管理局等在内的其他主要聯邦執法部門加在一起的開支還要多。
當然，還要算上全部的軍費開支。在這方面，美國的表現並不比昔日的超級大國好多少。正如塔夫茨大學的邁克爾R26;貝克利所指出的那樣：“昔日的世界霸主在與各強國進行多次交戰，並將10% 以上的國民收入用於國防開支後，都不得不承受帝國過度擴展的後果。相比之下，美國當前的國防開支在其GDP 中的比重是4%。”
然而，正如2012 年的電影《赤色黎明》（Red Dawn）中所反映的那樣，美國將其國防預算增至史上最高水平是毫無意義的。《赤色黎明》是1984 年同名電影的重拍版，這部電影講述的是派屈克R26;史威茲帶領下的一群青少年在科羅拉多州抗擊蘇聯入侵者的故事。1984 年的原版影片並未獲得《辣身舞》（Dirty Dancing）那樣的高度評價，但相比重拍版，它卻被視為一部充滿令人驚愕的美感和智慧的電影。這是因為，重拍版中入侵美國的侵略者竟是一群來自朝鮮的小孩。那是一個飽受饑餓困擾的國家，就算一幫被視頻遊戲迷得神魂颠倒的美國兒童都能輕易幹掉他們，如何來入侵美國？
總之，說到美國的侵略題材電影，好萊塢所面臨的問題是，把假想敵設置成外星人都要比設置成俄羅斯、日本或朝鮮可信得多。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美國的安全狀況。在應對全球恐怖主義、維護航運安全和人道主義援救等方面，美國軍隊仍然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執行這些任務是否需要將除阿富汗和伊拉克戰争開支外的國防預算維持在1985 年的同等水平？這顯然是一個頗具争議的問題。20 世紀80 年代中期，冷戰進入白熱化階段，裡根總統的國防預算也在此時達到頂峰；美蘇兩國軍隊大量進駐中歐地區，全球熱核戰争一觸即發。
經歷了一段相對和平時期的不僅只有美國，還包括美國在大西洋彼岸的親密盟友。按照經濟史學家佈拉德R26;德隆（Brad de Long）的說法，萊茵河沿岸地區上一次長時間未被敵軍襲擾的情況出現在2000年以前。就全球來看，自1945 年以來，民族國家之間的爆發戰争十分少見。隨著冷戰的結束和新獨立國家的合法性不斷上升，即使内戰爆發的可能性也變得越來越小。
近期，民意調查機構YouGov 的一份調查顯示，美國人十分清楚當今世界的全球影響力來自何處。當被問及在文化吸引力、經濟實力或軍事實力這三個因素中，哪一個是影響全球影響力的最重要因素時，僅26% 的受訪者認為一國的軍事實力最重要，而45% 的受訪者認為國家的經濟規模是全球影響力的最重要因素。而且一國的經濟實力正越來越依賴於其在太平洋地區實施的外交政策。
各國政府也都意識到了這一點。說到國内的應對措施，盡管有關在國内外發動反恐戰争的言辭和開支並非無可挑剔，但“9R26;11”恐怖襲擊後，佈什政府向生活在美國的穆斯林誠摯地伸出了橄榄枝，而沒有選擇將他們關押起來，這一做法與美國在二戰期間對待日裔美國人的態度截然相反。最近，專欄作家丹R26;加德納指出：“一個簡單的事實是，‘9R26;11’事件後的10 年來，西方社會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比以前更加多元和豐富了。”這是一種勇敢和正確的做法，而現在是時候將這一政策落實得更加充分了：將移民局冰冷的鐵閘門換成熱情洋溢的迎賓地毯吧。
誰搶走了歐美人的飯碗？
歐洲國家受到堡壘心態的影響要小一些，這與它們很久以前就放棄了世界霸主的地位有關，它們在對外貿易、對外投資和向海外輸出學生和商人方面表現得更加積極。調查結果表明，歐洲國家比美國更好地認識到非西方國家的重要性。盡管如此，圍繞移民問題的堡壘思維在歐洲仍然十分普遍，而且在某些國家可能比美國更具惡意和誤導性。比如新納粹黨，歐洲人民通過選舉使後者獲得議會席位。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2010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僅1/3多一點的美國人認為當前美國的移民“太多了”。而持同樣觀點的英國人則占到了59%。盡管存在以上事實，就像美國的情況一樣，移民對歐洲經濟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人口學的趨勢表明移民的重要性還在快速上升。因此，如果不是外來競争或移民搶走了歐美民
衆的工作，那麼誰才是搶走他們工作的人呢？要回答這個問題，請留意哪些雇主雇佣的員工比過去減少了。2009 年初至2013 年初，美國私營企業的在冊員工增加了200 萬人，而公共部門的在冊員工則減少了70 多萬人。誰應對就業危機負責？至少在過去幾年的美國，這一問題的答案是“政府”。政府的責任不僅直接表現為解雇職員，還間接地表現在對待再就業培訓計劃、基礎設施建設和支持創新的敷衍了事上；在瞬息萬變的全球經濟中，這些正是創造新工作機會的重要條件。歐洲的情況也是如此；當歐洲各國政府在經濟衰退期間紛紛採取緊縮措施時，其所帶來的結果自然是需求的持續下降以及隨之而來的大規模裁員。歐美國家應該感到慶幸，至少非西方國家的經濟還在持續增長，它們還在國際市場上購買商品、服務和國債。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卻陷入了其一手造成的衰退泥潭中無法自拔。
對西方國家而言，當今的國際經濟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各類國際機構也是如此，例如有關銀行監管的《巴塞爾協議》、各種氣候協定、全球性藥物監管規則、魚類資源合作以及國際犯罪情報共享等。連一架黑鷹直升機都無法調動的聯合國，在面對得州民兵，甚至是美國一群誓言保衛家鄉的底層青少年時，其行動都必然以失敗告終，但這並不意味著國際構與美國或歐洲的國家安全就毫無關系。
本書第8 章將對這類國際機構的作用進行論述。但在我們就將使西方從發展中國家的崛起中受益的國家和國際政策展開論述之前，有必要看看全球經濟轉型對每一個歐美民衆意味著什麼，以及在西方國家政府幫助本國民衆贏得這些機會後會給他們帶來哪些積極的影響。
本文摘自《理性的繁榮》
美國相對衰弱的背後是絕對富強
新興國的高速增長卻隐藏著虛弱的真實
成為最大經濟體就是最好的選擇嗎？
西方認為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崛起並不構成威脅的理由是什麼？
為何說人口壽命、教育狀況、假期長度、幸福指數、創新能力以及全面發展綜合提升比單純的GDP 增長更重要？
西方所謂的衰落只是相對於新崛起的國家。如今，衡量國家地位的方法今非昔比，中國該如何應對？評估國民幸福指數的指標也完全不同了，我們又該怎樣調整？
基於大量的事實和數據，知名經濟學家查爾斯•肯尼認為，生活在一個更加繁榮的世界，好處比比皆是：在教育和醫療方面，可以用更低廉的價格獲得更多更好的選擇；在工作和生活方面，足不出戶就能享受到其他國家的新發明和產品。
忘掉GDP 規模和全球經濟排名，快速調整自己在多極化世界中的角色，以獲得更多利益，這才是理性繁榮之道。《理性的繁榮》用全新的視角指出了全球化大背景下經濟發展的方向，對東西方國家的未來充滿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