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慮到代議制民主的本質，不得不說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但是代議民主制也存在不同的表現形式和形態，我們可以賦予選舉產生的代表足夠的決策權。參加國際會議，需要對公共事務做出決議時，除非有必要，各國代表無須徵求他人意見可以自主決定。我們常說，時間就是金錢，國家的政治家浪費納稅人的錢，國際的政治家浪費的時間如果換算成金錢，可能比他們還浪費。
作為一個強大的國家，中央政府的作用不是去限制民主，而是作為一個工具將民主國際化。例如，七國集團中的德國和法國，以及其他幾個主要國家的領導人，發表聲明贊成推出托賓稅，也就是對現貨外匯交易課徵全球統一的交易稅。但是，他們知道一回到家，就會有人提出反對意見，而且正是通過所謂的民主手段破壞決議。明明是一項大家都需要的計劃，但是只能擱置，不再提起。
政治機制應該做出調整，確保國家元首在國際會議中做出的決定順利施行，如果領導人犯了錯，民主機制會在下次選擇一個更好的。否則，我們就會陷入決策癱瘓的困局。國家領導人必須學會如何向國内各種群體解釋，這些跨國決議是合理合法的，之所以要擁護這些決議，是因為這些決議是從地區和全球的角度出發，國際會議中不能只顧推動本國利益。對於一些短視的人以及冥頑不靈的人，真的很難向他們解釋。
第七，全球性法規必須確立可操作的程序。首先，這些法規應該務實，這點很容易理解。全球性法規背後還要有實用的國際監測系統作為支撐，應該優於區域、國家和地方法規。很多時候，支持全球化應該自由發展的人沒有深入了解全球化的本質，沒有正確認識跨國公司的利益，他們認為全球企業可以將業務搬到其他地區逃避監管，這些人不只會說服自己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做的，還會勸說別人。其實不然，只要有專門的組織協調各方行動，這種現象會越來越少。
如果一個地方警長在追趕暴徒，眼看就要抓住了，結果犯罪嫌疑人躍過邊界，那邊已經不屬於這位執法人員的管轄權了。警長回到辦公室，與此同時，暴徒在新的地方打扮成得體的紳士，著手準備搶劫銀行。也許他為了躲避另一位警長的追捕，會再次逃到別的地區。這種難以解決的現實問題就是聯邦警察成立的原因，如今警察可以跨越邊界追擊嫌犯，防止罪案。
將來，各個領域的市場活動，以及銀行業務和銀行監管也應該採取類似的治理措施，這樣一來，搶劫銀行就會變得更加困難，銀行家也更難下手了，有人認為銀行家給銀行客戶帶來的威脅其實比劫匪大得多。制定國際規則、實施國際監管雖然存在諸多困難，卻也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為了應對2008—2013年的危機，銀行業達成了巴塞爾協議Ⅲ，雖然跟之前相比，這是一個明顯的進步，但是還不夠。之所以稱為巴塞爾協議，因為這項協議是在瑞士的巴塞爾達成的，以各國中央銀行為主的多家銀行同意在各自的業務範圍内遵循該項協議。如果大家都認真對待達成的共識，遵守相關規則，這規則很快就會變成通用規則，覆蓋全球。到那時候，根本不需要全球性的國際機構監督大家是否在履行協議。問題是當初對巴塞爾協議I、II的理解不足，Ⅲ也有可能出現這個問題。監管體系有時也需要被監管。正因如此，我們更需要不斷進步，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自主經濟體加入全球銀行市場，每前進一步都會變得更加困難。
全球化的反對者指出，有些國家連自己都不遵守當初參與制定的法規。歐盟就有很多讓人沮喪的例子，大部分國家都不尊重自己同意採納的《馬斯特裡赫特條約》以及《穩定與增長公約》。按理說，所有歐元區成員國，以及貨幣同盟之外的歐盟國家都應該遵守這些條約。不僅如此，還有讓人更郁悶的，很多世貿組織成員國不認真遵守所有成員國共同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這說明建立專門的機構監督制度實行的狀況勢在必行，這些機構不應該依附於任何財團、政府和國際組織的官僚機構。對伊朗核計劃的監督工作，經常引起熱議，大家應該能看出國際監管的複雜程度，以及其中的困難，相關國際規則已經就位，但是在實踐中，各方並不能嚴格遵守。對於收緊監控、管理和檢查的問題本來就存在争議，如果制定的決議又不能嚴格執行，怎麼可能解決問題？如果價值觀、制度和政策都不能解決問題，接下來登場的就會是混亂和不可避免的毀滅。
第八，新的全球秩序會出現，但是可能並非來源於各個強大參與者的霸權傾向。應該是在以下過程中形成的：私營企業利益沖突，國際組織（有些尚未成立）實施調控，國家概念弱化，區域一體化集團地位越發重要。全球新秩序的標準聽起來又像老生常談，但是確實是客觀的必要條件。新的全球秩序不是一個構思奇特的靜態結構，而是一個動態的内部整合過程，不停在尋找經濟和政治利益之間的妥協方案。
很多時候，巨大和難以克服的問題是由小國引發的，這裡的“小”指的是人口少或國内生產總值低，不一定是領土範圍小。也可能是由規模並不是很大的組織引發的。多年以來，阿富汗和索馬裡一直是困擾全世界的大麻煩，除此之外，還有馬裡和叙利亞。對美國構成威脅的，不是俄羅斯軍隊，而是基地組織。對俄羅斯的領土完整構成威脅的，不是北約，而是北高加索地區民族主義者。小貓小狗最可愛，可是這些小型組織可沒那麼可愛。
大家可能以為經濟領域情況就不同了，世界形態及其未來應該是由福佈斯排行榜上的500 家公司決定的，但事實也並非如此。大部分工作崗位以及全球的大部分產值，主要是中小型企業貢獻的。我們可以通過實例說明中小企業的重要性，在美國，中小企業承擔了經濟危機中實際生產領域的主要壓力。在2009—2011 年，大型企業中的用工人數下降了近10%，而那些年營業額為1000 萬至10 億美元的中型企業，用工人數則上升了5% 以上。大公司能輕松引導社會輿論，小型企業沒有這樣的政治影響力，但是將來有必要傾聽中小型企業的聲音39。
因此，新的全球秩序可能不會受制於任何強大的勢力，但是還是要考慮分散的資本和選票，最終採納一個相對合理的折中方案。如果是這樣，原教旨主義和政治極端主義的相關案例也會越來越少，當然了，全球新秩序在尋找社會基礎作為長期依靠的過程中，也要經歷一段難熬的時間。
第九，在合理的情況下（雖然誰來決定以及什麼情況才算合理始終沒有定論）， 在全球會議做出決定前，應該向全世界公開徵詢意見，尤其是確定全體行動方向的議題，比如千年發展目標。向那些通過政策解決了自身問題的人，徵求他們的意見，沒有壞處。這方面的工作已經在進行中，但我們需要一個全新的、更大規模的、真正全球性的推動方案。如果頭腦敏捷的政治家們知道如何借助高速發展的網絡開展社會服務工作，徵詢意見就會變得更加容易。
我個人算是咨詢工作的積極參與者，有時需要聽取別人的意見，有時要向別人提供自己的意見，以我的經驗來看，這些工作有些時候真的是毫無意義還會惹人不快，但是大部分時候是有用的。未來將會發生極其廣泛的變化，因為從技術角度來看，不超過20 年，大範圍的全球公共咨詢會比現在國家範圍内的全民公投還容易。國際公開咨詢不是要投票，而是為特定的問題找到答案，得到的答案可能激發決策者的靈感，或者進一步推動讨論得出結論，參與讨論的人可能只是一時沒想到或者沒理解，咨詢來的意見可能會給他們一些提示。美聯儲或歐洲央行是否應該調整利率，或者，應該收多少稅，誰也不會為這樣的問題徵詢具體答案，但是可以聽取大衆對於這類問題的看法。從政治層面來看，為世界各個群體提供客觀信息才是最重要的，無論是知識群體還是無知群體，從本質上來講是要給他們一定的選擇權。徵詢公衆意見的競賽已經在全球範圍内展開。
第十，在合理的情況下，非政府組織應該派出有能力的代表，參與全球決策。世界經濟論壇每年冬天在達沃斯召開，世界社會論壇每年在不同的城市召開，讓與會人員同時在某個地方相聚的意義不大，頂多算是個有趣的大狂歡。與會人員在會議中圍繞相同的議題展開讨論，很多時候你會發現各方看待問題的角度是對立的。他們的對抗可能是一種思想和政治的挑釁行為。在聽取華爾街金融危機原因的小組讨論時，那些銀行家的穿著非常相像，甚至領結都很像，這是發生在經濟論壇的一幕。在讨論如何對抗非洲貧困問題的讨論會上，參與者都穿著印有相同標志的T 恤，這是發生在社會論壇的一幕。打著相同的領結，穿著相同的T 恤，讨論如何消除危機，克服貧困，真是無趣極了。世界銀行邀請非政府組織中的活動家參與到一些讨論中，這種做法值得表揚，而且值得提倡。盡管最後大家只是交換了意見，但這已經向正確的方向邁出了一步。這樣做可以化解很多狀況，因為在做出重大經濟和社會決策時，保證社會參與非常重要。
全球治理在經濟方面的未來使命似乎已經明確了。世界、人類、經濟、文化將繼續多樣化發展，我們應該理解並尊重這一點。但是，我們不能忽視未來經濟可能產生的變化，不能任其自由發展。我們要進行監管，避免危險的沖突。拿道路交通作比喻，自由指的不是每個人都按自己喜歡的方式走路、開車或騎車。地球上的交通也需要調控。交通規則能讓我們朝要去的方向前進，同時不會撞到那些遵守法規走向反方向的人。我們要按照規則加速減速。遇到紅燈，我們要停下來等待。我們需要優秀的全球性法規，也要有複雜的交規和信號燈之類的組成部分。參與到經濟過程中的實體越是了解這些規則，越願意履行這些規則，因為他們知道這些規則在時間和空間上能給大家的活動帶來更大方便。如果他們不去遵守或者不能遵守，就要有人去教導、去鼓勵，甚至強制要求他遵守。這樣一來，沖突、碰撞、事故、災害、危機、災難會越來越少。雖然大家要去的方向不同，但只有遵守規則才能花費更低的成本達到自己的目的。
全球範圍内的經濟活動，比任何超級大都市的交通情況都要複雜無數倍。在全球經濟活動中，每天要發生數十億人以及數萬億價值的商品流動，原材料和金錢的流動規模異常龐大，我們還要面對空前龐大的信息量。這些都需要進行監管和調節。因此我們需要全球化治理，讓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穿過仍然存在的文化、經濟和政治邊界，在不發生沖突的前提下，最終到達目的地。全球化治理的目的是讓世界各地的人、貨物、資本和信息進行創造性的接觸，而不是讓國家不去承擔他們應該肩負的責任。還拿交通舉例，車輛指示燈的設定可以遵循相同的規則，但是沒必要規定各個國家的停車點。可以根據相同的規則制定進口關稅標準，但是沒必要在食品標簽的形狀上也達成共識。我們不要求全球化治理無所不能，但是要起到廣泛的政策協調作用。政策協調也是一個複雜而艱難的過程，國際社會也要不斷地學習。實際上，上完課拿了駕照是遠遠不夠的。
公開辯論將會越來越多。如果相關國家的行為、主權、國内或跨國民主等方面值得讨論的話題不多，稅收問題則會越來越頻繁地變成大家讨論的焦點。正如我們所知，辯論總是能擾動人們的情緒。一個人在談論稅收的時候，可以像談論愛情一樣熱情洋溢。最重要的是，稅收永遠和利益沖突分不開。如今利益沖突的範圍也要隨著全球化擴大到國際和全球。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財政制度和收入再分配政策受全球化影響的程度會越來越深。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和政治方面一直以來被視為國家内政的問題也會登上國際舞台，國家政策無法解決的問題將會通過國際協調得到解決。以後，公開辯論得到的答案將會決定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未來的世界依然參差不齊。“大”政府、“小”政府會同時存在，美國政府會比現在大，法國和北歐國家的政府會比現在小。總的來說，全球範圍内公共開支占全球產值的比例會比現在高。兩個對立的發展過程造成了這種結果。富裕國家財政再分配的相對規模會降低，由於財富普遍增長，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絕對和相對的公共開支都會增加。
對於那些已經高度發達的經濟體，財政政策的法規、規模和手段都會發生變化，公共開支很可能會下降。如今，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政府規模相對較“小”的美國，公共總支出（國家和各州的總支出）占國内生產總值的40% 左右（占總收入的30% 以上，存在差異的是財政赤字）。與之相反的是，政府規模較“大”的法國，公共總支出約占國内生產總值的56%40。所有的迹象都表明，美國公共開支的比例將會逐漸上升，法國的比例則會逐漸下降，如今兩國公共開支比例之間相差16%，將來會縮減到什麼程度呢？具體數字我們無從知曉，二者之間的差距縮小雖然是必然的，也是我們願意看到的，但是這個領域還存在很多未知因素。不過，我們知道主要的決定性因素是什麼，我們也知道變化的發展方向，這些都是根據未來政治經濟進行推理得出的答案。
當你踏入一片濕地，要停下來想一想：我應該往哪兒走？如何才能穿過這片濕地？如果你往前走了幾步，發現地面越來越黏，就要好好觀察一下四週的情況，仔細想想該怎麼辦。如果你邁出下一步以後，明顯地感覺自己要被泥潭困住，就要及時抽身後退。凡事都不能一條道走到黑。美國經歷了80 年不間斷的財政擴張之後，發現自己也陷入這種局面，當然不是只有美國這樣。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收入和公共支出情況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兩個數字就足以說明這種變化到底有多徹底。1930年，公共開支占國内生產總值的15% 左右。2010 年，財政赤字就占了國内生產總值的10%！也就是說，美國現在的財政開支，每年借用的數額就已經達到了80 年前總開支的2/3。這已經不再是泥潭，已經變成深不見底的沼澤了。
我們不知道在大西洋兩岸的兩個重要國家——美國和法國，未來的公共開支會占國内生產總值的多少，但我們知道比例還會上升，我們可以留一些填空題，未來會給我們答案，5年、10年、50年之後，每個人都可以填上答案：
美國：2019（……），2029（……），2063（……）；
法國：2019（……），2029（……），2063（……）。
接下來的日子，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市場和政府會並駕齊驅，在制度化的現實中證明自己的價值。如果要通過坐標圖描繪未來政府的位置，橫軸代表政府規模，也就是公共開支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縱軸代表機構的“實力”，也就是限制市場的負面影響和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監管能力，高度發達國家的“優秀”政府，應該位於圖表的左上方。政府負責的再分配、稅收和支出減少，政府的規模就會變“小”，同時也會變“強”，因為政府的調控和監督作用越來越突出，特別是跨越國界的工作會越來越多。有時也會出現一些規則之外的情況，雖然狀況不會持續很久但是很重要，比如美國在未來幾年會通過增加稅收克服公共財政危機。
本文摘自《21世紀政治經濟學》
這不是一本預言書，而是運用經驗和智慧去探索人類正在面對的重要挑戰。作者以曾經的政治經濟領導者的高度審視未來的政治經濟走勢，探讨了包括未來的藍圖、全球一體化、全球化時代的市場與政府、經濟的價值、國際間的一致意見和分歧、限制增長的社會和生態因素、未來人口問題、貧富差距的演變、未來科技發展、未來面臨的戰争與和平以及可能到來的亞洲時代、未來將採取什麼樣的經濟政策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作者結合精確的數據進行了理性的分析，對人類及世界未來的發展提出了科學的預測並給出了合理化建議，為經濟迷途中的人們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