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已經進入了另一個階段，世界正面臨新的挑戰。除了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系，經濟活動中還存在一個第三方，那麼我們應該對經濟活動的三大組成部分——市場、政府和世界之間的關系，抱有怎樣的期待呢？新自由主義概念看起來很誘人，但也很危險，因為新自由主義的觀念是有害的。蠱惑人心的政客可能會說，既然我們不能恰到好處地全面處理好市場—政府—世界三者之間的關系，最好把這個問題留給市場自行解決。歷史上有很多只能用天真來形容的案例，如果我們照做，又新添了一件。對未來經濟放任不管，留給混亂的市場，如果說這是犯下了反人類罪，似乎有些誇張，但是造成的惡性後果真的不相上下。不過，如果把這個問題完全交到政府手上，也是一樣。我們要另尋出路，將來讓更多的人生活在“第一世界”，或者換句話說，將來的世界雖然也是多元化的存在，但是不會再有“第二”“第三”和“第四”世界。
假設除了全球性的經濟活動，也存在一個全球性的政府，在處理國際事務的時候，我們還是要面臨政府和經濟之間由來已久的問題。不管是集權的還是民主的，由於一直以來不存在國際政府，因此情況會變得越來越複雜。與此同時，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國家的地位正在弱化。所有的一切都變得越來越複雜，傳統國家概念的影響力越來越低，以國家為基礎的民主也在逐漸弱化，除非多國參與的民主甚至全球化的民主能及時出現取而代之。
強大的市場參與者，尤其是龐大的跨國公司，會努力把這種複雜轉變成自身的優勢37。更準確地說，是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但是，對自身利益的認知如果出現錯誤，會引發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他們過分追求利益，不能完全理解自身長遠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的正向連接，就會在全球擴張的過程中迷失自己的方向。不管怎麼說，市場已經做好出擊的準備。有趣的是，經濟學家和決策人可能從科幻小說中學到了一些東西。有個故事講的是，一家互聯網企業強大到可以憑借一己之力控制全球經濟；與以往人類受政府控制不同，一家集權公司控制了全世界38。
當人類歷史中開始出現經濟活動，村莊的栅欄、河流和國界，再也無法阻止貨物和人員的流動。現代的跨國、跨洲交易量非常大。很明顯，這種交易並不在任何人的控制之下，而且好像也沒有控制的必要。但是，我們也要明白，這些交易的某些方面也是需要監管和調控的。不要再以為市場可以實現自我監督自我調控，這是不可能的。理性的幹預市場是有必要的。
撇開極端主義不說，當代經濟活動已經達成了一個共識，政策應該對三個主要的領域進行幹預：資源配置、收入再分配和穩定宏觀經濟。話說到這兒，問題又來了：幹預的目的是什麼？幹預的手段是什麼？應該幹預到什麼程度？全球化讓如今的情況變得更複雜，在跨國和全球事物中，哪些領域應該接受監管和調控？所有的問題都要求國際間和全球範圍内展開合作。
有些問題無須逃避，我們要有意識有目的地進行資源分配，把物資從產量豐富的地區調用到需要的地區，比如我們要把食品從食品生產過剩的國家調配到饑餓地區。當出現經濟過熱和嚴重壟斷的時候，就要出手對市場各方的供需行為進行幹預，從根本上來講，就是要進行市場化配置。在危險的經濟過熱或明顯的壟斷陰謀中，對供求遊戲參與者的活動進行幹預，這種幹預主要與市場分配相關。同業聯盟操縱市場定價的案例非常多，他們在供應量方面達成一致，推動價格上漲，或者在原材料市場進行投機活動，引發價格大起大落，造成有害後果。
全球的金融失衡狀況已經十分嚴重，很多地方需要適當增加收入才能緩解目前的緊張局勢，因此對全球的收入再分配進行必要的幹預，也是我們無法逃避的問題。將來，在富裕國家處理完自身危機之後，大家會把焦點轉移到貧窮國家的國民收入問題上。
我們現在談論的不是國内生產總值GDP，而是國民總收入GNI。計算國内生產總值GDP 時，要從指定國家產品和服務帶來的總價值（通常指一年）中，扣除生產過程中消耗的原材料價值。根據世界銀行採納的定義，國民總收入GNI 是指：居民生產創造的全部價值加上商品稅收（扣除補貼），加上海外產值和海外主要收入（佣金和所得財產）。換句話說，如果一個國家沒有來自國外的收入，國内生產總值和國民總收入應該是相等的。如果一個國家有負債還要支付利息，國民總收入就會比國内生產總值低，差距就是要支付的利息。雖然這些指標都很重要，但這些差異和我們要讨論的問題之間沒什麼關系。
前段時間，聯合國通過了一項關於官方發展援助的決議，但到目前為止，只有部分國家從道義上履行了決議，因為這項決議更傾向於道德扶助而非正式義務。一些國家確定發展社會市場經濟，這也是這些國家政府規模相對較“大”的原因之一。瑞典官方發展援助資金占國民總收入的比例是0.97%，挪威是1.10%，丹麥是0.90%，荷蘭是0.81%，盧森堡是1.09%。這些國家都屬於小型經濟體，所以援助資金的數額也不是很大。如果大國給欠發達國家發展提供資金的時候也這麼慷慨，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可惜，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意大利官方發展援助資金占國民總收入的比率是0.15%，日本是0.20%，美國是0.21%，德國是0.38%，法國是0.50%，英國是0.56%，由於這些國家之前的帝國領土很廣闊，因此對於這個活動參與的熱情比其他國家高。
再分配覆蓋了很多領域：從支持人道主義活動到防止富人逃稅，從向貧困國家提供發展援助資金到預防洗錢犯罪，從累積資本到共同資助區域發展再到打擊避稅天堂。
實施必要的穩定措施，也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之一。很多領域都需要推出穩定措施，但是金融領域是最需要的。所有的市場都只是全球市場的一部分，在沒有全球合作的前提下，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影響貨幣匯率和國内利率，即便是英國、日本這樣強大的國家也不可能。
所有的思考最後歸結為一個問題：如何對全球化施加管理？要控制全球化發展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可以進行適當管理，或者說為自然發生的經濟活動制定一個方向，讓盡可能多的人享受到全球化帶來的成果。因此，為了讓大家保持同一個發展方向，通過全球性的監管機構或國家監管機構實施全球調控是必不可少的。
全球化治理應該遵循的十項原則：
（1）調控應該面向未來，最大限度避免商業實體做出的決策出現沖突；
（2）尊重國家合理限度的主權；
（3）（民族、宗教、種族的）多元化統一是各個國家的權利，保留自己的一些機構，也要考慮國際兼容性，並遵守國際核心規則；
（4）關於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要給予有限的自主權，同時尊重現代文明的核心價值觀，順從全球通用標準，通過商定實施區域和全球監管；
（5）將之前決議中屬於中央政府的部分權力移交給區域集團；
（6）給行政當局領導人更大的特權，允許其在國際讨論會做出適當的決策；
（7）強制貫徹正式採納的規定；
（8）採用新的體制秩序，推出全球性方案解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的問題；
（9）需要做決定時，進行國際公開咨詢；
（10）邀請非政府組織代表，參加一些國際機構的會議。
首先，全球性法規是不可能超越時代的，但是也不能一直在追趕時代。制定規則時，應該考慮未來的發展趨勢以及一些不可避免的過程。將規則制度化的時候，應該參考對未來做出的預測，前提是不要與我們掌握的知識發生沖突。制定全球性的法規，目的無非是為我們希望發生的事情減少障礙，降低我們不希望發生的事情的發生概率，防止我們極力避免的事情成為現實。
生活在貧困地區的人口數量十分龐大，對於這群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而言，等待毫無意義。制定發展政策，提供配套措施，這是解決問題的途徑之一，我們暫且不說。我們還應該提前為國際移民做好安置準備，這也是幫助那些人擺脫貧困的另外一個途徑。隨著全球變暖的形勢日益嚴峻，北極、格陵蘭島和南極的冰川開始融化，還是那句話，等待毫無意義，如果無所作為，我們只能眼睜睜看著世界末日一天天變成現實。我們需要建立一種機制，通過經濟利益，在必要的時候通過強制性的行政命令，在全球範圍内鼓勵大家減少可能引發全球變暖的行為。當社會需要對抗瘧疾的藥品，如果把這個問題交給市場，一定等不到我們想要的結果，與其事後空等，不如提前協調好預防措施，防止瘧疾蔓延。當然，等待下一次世界金融危機到來同樣毫無意義，我們應該在金融危機出現之前，讓國際資金流動變得更加規範，使之處於適當的全球監管之下。
跨國管理在區域一體化中取得了積極成果，應該在需要實施全球監管之前先發制人，將區域一體化中跨國管理的先進經驗轉化成全球管理。在這方面，世界可以借鑒歐盟的個別成功經驗，例如，微型區域内的融資發展計劃，以及共同研發計劃。不是說要將某個區域一體化的成功解決方案套到另一個一體化集團身上，或者直接提到全球的高度，而是要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成功機制進行適當的調整，將來也許能在其他區域一體化集團甚至全球範圍内發揮積極的作用。從目前的結果來看，經歷了這輪巨大的危機之後，證明在全球範圍内推行歐盟的單一貨幣政策是不現實的，最起碼在一段時間内是不可行的，但是其他大陸甚至全世界還是可以從歐盟的法律、組織結構、財務程序，以及交換生計劃中學習對自己有用的經驗。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值得借鑒的例子。
因此，我們的目標是雙向的，要實現具有前瞻性的制度化，一方面要減緩和阻止未來可能發生但我們不希望發生的現象和事件，另一方面要激勵並促進可能發生我們也希望其發生的事件。對未來進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這樣立法者、政治家、監管者以及他們手下的專家和顧問，才能了解我們前進的道路上一定會碰到的問題、可能出現的情況，以及一定不會發生什麼，最重要的是，指引他們如何及時調控推動世界經濟在正確的道路上不斷前進。
第二，無論經濟在“去國界化”和國際化的道路上發展得多遠，我們都應該尊重國家主權。即使全球化發展繼續削弱政府的重要性，區域和全球調控收到了令人滿意的效果，但是國家還會繼續存在。因此，雖然國家的職權範圍會收縮，我們還是要尊重各個國家的主權。完全沒有必要強行讓所有人接受相同的歷史（也就是說，既要允許對話，各自表達看法，也要讓大家了解真正的歷史），也無須要求大家只能用英語交流。但是，關於溫室氣體排放量、移民條例、貿易關稅，以及越來越多的其他權利問題，逐漸轉化成了超越國界的問題。國家因此失去部分自主權，將來還會失去更多，稅收也不能任由所在國家說了算。國家主權問題應該謹慎對待，因為在需求和利益之外，還牽扯到情緒和情感。這幾個因素共存的時候，很容易引發非理性行為。經濟愛國主義基本上不考慮常識，在貿易順差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第三，未來全球化發展應該是有節制的，不應該強行讓所有國家接受完全相同的制度。在一體化集團中，很多領域的法規可以由各個國家分別制定，也可以互相商定。但是，全世界還是應該以統一規範為目標繼續努力，這才是最重要的。國際實施統一規範，有助於開展國際貿易，可以對資本流動、投資活動進行有效監控，還能方便推行反壟斷政策，抑制不公平競争。勞工流動法案還存在很大争議。當代資本主義在金融資本流動方面已經争取到了極大自由，但是在人類資本流動方面依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到目前為止，這個問題可以說是全球化中發展最不對稱的領域，未來會如何發展還不得而知。
全世界沒必要推行一致的稅收政策，但是從長遠來看，有必要建立標準化的財政系統，以限制惡性稅收競争。全球定價監管雖然沒有必要，但是有必要制定協調政策，限制通過轉移定價的方式進行逃稅的行為。雖然沒有必要統一銀行的存款政策，但迫切需要協調制度，加大非法洗錢的難度。因此，未來各個國家經濟法規會比過去少很多，但是全球也不可能實施統一的經濟法案。
第四，各個國家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也會變得越來越相似，但是強迫一些國家欣賞別人的喜好也是無謂的。對於一些社會解決方案，要給予一定程度的包容（包容有利於全球化理性發展），在一體化集團中，標準化和統一化還會進一步加深。我們的子輩、孫輩將來在人權和公民權利上取得的成就，一定比我們的父輩、祖輩還要大。如果沒有全球化，這是不可能發生的。
我們應該劃出一條線，分清哪些問題由國家決定，哪些問題應該交由全球統一治理。很多領域已經實現了全球統一治理，還有一些領域還有大量工作要做。關於未成年人就業問題，我們應該遵循特定的標準，但是退休年齡沒必要強制統一。我們應該保護婦女的權利，提高女性社會地位，但是沒必要強制指定女性在選舉中應該占據的比例。應該增加限制超時工作的管束力度，但是具體細節和補償辦法還是應該交由雇佣方和受雇方協商解決。
第五，如果不考慮社會凝聚力和國際競争力的潛在價值，我們應該把更多的國家事務交由一體化集團處理，因為這樣做可以讓全球談判、磋商和決策程序變得更加流暢。將公共基金資助的特定項目從國家轉交區域和全球性組織處理，整個過程是非常困難和複雜的，就像之前提到的中央政府權力下放一樣，只是這一次權力的移交是逆向的，從控制相對較小範圍的國家政府，移交給了控制更大範圍的國際組織機構。區域一體化的經濟體執行統一的政策，全球協議更容易達成。從目前來看，這條規則的適用性有限，因為除了歐盟，其他地區的政治、經濟一體化水平都不高。
第六，戲台上“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模式，不能用於管理世界。決策機制必須得到改善，一方面要限制議會、代表大會、國會代表的特權，以及政府和中央銀行行政人員的特權，另一方面也要加強跨國合作執行者的法定地位，也就是說要加強參加政府和國家首腦峰會的總統、首相或公使的決策權。他們的權力也應該通過民主選舉（在民主國家）獲得，授權他們在特定情況下可以自行做出決定，對國際事務表示贊同或反對時，無須向中央政府以及各色人等不斷請示，因為一些黨派聯盟通常會借助沖突和質疑，賺取政治優勢。
針對氣候變化展開的對話至今已經拖了20 年，歐盟財政危機持續了好幾年，到現在還沒有找到有效的解決辦法，大家參考這些案例，應該能明白我的觀點了。2008 年危機爆發，歐洲的政治舞台一直無所作為，但是電視上已經報道了多次“突破性的進展”，歐元區首腦峰會以及多國領導人峰會也開了很多次，突破來突破去，始終沒有突出重圍。代表團來來去去，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本文摘自《21世紀政治經濟學》
這不是一本預言書，而是運用經驗和智慧去探索人類正在面對的重要挑戰。作者以曾經的政治經濟領導者的高度審視未來的政治經濟走勢，探讨了包括未來的藍圖、全球一體化、全球化時代的市場與政府、經濟的價值、國際間的一致意見和分歧、限制增長的社會和生態因素、未來人口問題、貧富差距的演變、未來科技發展、未來面臨的戰争與和平以及可能到來的亞洲時代、未來將採取什麼樣的經濟政策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作者結合精確的數據進行了理性的分析，對人類及世界未來的發展提出了科學的預測並給出了合理化建議，為經濟迷途中的人們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