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國家的公共財政體系而言，不管是從經濟效益出發還是從總體效益出發，並不存在“唯一正確”的財政分配方案。在巴西、墨西哥等聯邦制國家中，權力分散帶來了很多難題，即便是積累了多年經驗具備良好機制的美國也不例外。非聯邦制國家中的收支管理問題也很常見。即便存在諸多問題，但結論還是很明確的：權力下放，讓地方政府茁壯成長，對經濟發展和滿足社會需求更有幫助。當然，這也需要合理的制度和政治文化加以支撐才行，這就是為什麼適用於英國的模式放到尼日利亞不僅不能正常運作還可能帶來負面後果；巴佈亞新幾内亞雖然佩服澳大利亞的行政效率，但是自己卻無法效仿。地方治理與政府分權也是需要花費時間去學習，才能順利展開的。
為了加強地方當局的決策地位，中央政府的管轄範圍將來會繼續受限。在此過程中，公共財政權力下放的複雜問題是一定要面對的。將來，地方政府負責分配的公共資金會越來越多，中央政府則會越來越少。隨著資金和權限的轉移，公共責任、法律、道德、政治方面的責任也會轉移到地方政府身上。如果我們把政府定義為中央集權的結構，代表著覆蓋全國的權威和制度，那麼政府地位將來會逐漸弱化。實際上，中央政府的決策權利已經開始弱化，很多與經濟相關的政策決定，都是地方政府直接做出的。
如今的地方分權，使得市場和政府之間對立統一的關系正在發生變化。市場是一個整體，這一點毫無疑問，但是這個整體的市場是由很多地方性的細分市場組成的。中央政府只有一個，但是下面分成了很多擔負各自職責的自治政府。簡而言之，有些不滿無須上報部長，只要讓自治政府的領導聽到就行了，支持創業的法案不用提交議會讨論，應該交由地方的市政委員會處理。雖然，一個國家内所有本地市場的交易都要使用統一的本國貨幣，但是幾點開市幾點關門無須統一，可以由各地政府自行決定。將來，底層政府負責處理的事務會越來越多，中央政府只需要關註一些基本的議題，掌握大局，適當引導國内的經濟活動。
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如果我們站在一定的高度看待現在的問題，就會發現，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全球化已經對政府的地位和作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有些人認為，如果沒有政府，全球化就無法推進，與此同時，全球化又無法和政府共存。這又是一個悖論嗎？
當代自由放任主義的起起伏伏，給世界帶來了一個很大的疑問：新自由主義已經給自己抹了一鼻子灰，接下來會怎樣呢？新自由主義興起於20 世紀80、90年代，在喧嚣之中取得了一些短期的成功。之後就從聖壇墜落到地面，導致2010年前後世界經濟陷入危機。這次危機不僅波及的範圍大，還會對未來造成很大影響。這次的危機覆蓋了五個領域：
（1）由非理性的超額借貸引發的危機始於金融領域。美國的大部分債務，是過度消費和地產投資引發的；歐盟的債務，主要是政府公共開支帶來的，公共財政入不敷出，出現了嚴重的財政赤字。
（2）市場上的不安情緒從金融領域，蔓延到生產領域，導致經濟活動減少，隨之而來的是產量下降，失業率上升。在這種情況下資本支出會迅速收縮，資本收縮會對未來帶去很多負面影響。
（3）至此，動蕩蔓延到社會領域，政府壓縮公共服務支出，對社會上的低收入群體影響最大，健康和教育方面帶來的問題尤為突出，不平等現象加劇，社會出現分化。
（4）接下來，危機波及了政治領域，雖然政治危機在美國和歐洲的表現形式不同，但是大西洋兩岸無疑都受到了影響。順便說一句，很明顯，這次的經濟危機也給全球政策帶來了考驗，在有條件的時候，世界沒有為協調經濟政策做好制度上的準備，遇到困難時只能束手無策。
（5）危機殃及的第五個領域是知識和文化領域。這是新自由資本主義帶來的最重大危機。新自由主義者期望的成熟市場沒有實現，反而帶來了很多尖銳的問題，關於經濟活動的目的和意義，關於參與經濟活動的社會團體的本質，關於全球化的未來和整體文明，所有一切都是以物質為基礎的。從根本上來講，是由經濟的增長能力以及滿足人類需求的實用價值決定的。
當代的危機引發了動蕩。人們的思想和意識形態也陷入了危機，看似完整的價值體系出現了裂縫。很多人的信念完全潰敗，在這個變化的世界中迷失了前進的方向。即便克服了前面四個領域的危機，但是真正的危機遠沒有結束，思想和文化的危機會持續很久，我們要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也許我們會進入類似於古希臘古羅馬的另一個經典時期，有人可能會提出睿智的問題：我們為什麼而戰？我們要去向哪裡呢？這些正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疑問。全球經濟在未來會如何發展，這是重要的問題；區域一體化擴張的方向和方法，這是大局問題；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世界將會走向何方，這是最基本的問題。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上一屆美國總統競選主要是圍繞不同價值體系展開的博弈。雖然有些人被“全面自由的經濟”蠱惑，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已經明白（也許現在才明白），這是一條死胡同，這些人正在尋找通往更美好未來的其他道路。在訴諸政治和技術官僚讨論之前，要先確定我們選擇的道路是建立在進步價值觀之上的。之所以說我們還在處理文化價值觀危機，是因為很多問題通過操縱利率、稅收、匯率是無法解決的。為了讓我們的努力發揮更大的效用，必須要依靠特定的價值體系，在這種價值體系的指引下，經濟談判中不允許出現欺詐，選民支持率也不允許作假。
2012 年秋，歐盟廢止了2014—2020 年的公共預算協議，如果我們對歐盟大家族的紛争了解得更透徹，就會發現存在争議的不是這幾十億歐元，增長率和公共財政支出的減少也不是問題的關鍵，價值觀的巨大分歧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巨大的分歧不是存在於國與國之間，而是不同意識形態和利益集團之間，國家領導人和政府首腦試圖以國家利益為借口，保護特定的意識形態和利益集團的利益。這是很危險的，因為利益集團之間的實質沖突，有時會攪亂國際局勢，因此，跨國合作不僅應該是政策涉及的部分，也應該是核心價值觀之一。
如果美國、歐洲、中國和其他國家，都確立了未來幾年要遵循的價值觀，接下來的關鍵問題是：文明發展到這個階段，如果全世界的社會沒有凝聚力，我們要如何讓所有國家團結起來，以避免沖突。
國際團結應該是一個長期的核心價值觀。然而各個國家關註的焦點各不相同。在美國，不同社會和政治所持價值觀之間的矛盾形成了僵局，在這種情況下，消除財政懸崖（財政懸崖指的是政府財政支出的驟然減少，增稅和減支兩項政策的疊加，會改善政府的財政狀況）是最重要的問題。2012年底和2013 年新年，以及之後一次又一次的國會争論都沒辦法阻止情況的惡化；歐盟的主要争議是，公共預算增加的百分比比通脹率高一個百分點；而在中國，國營和私營經濟的腐敗是目前最嚴峻的問題。
人類有時會表現出難以理解的天真。按理說，就算新自由主義沒有遭受致命的打擊，在失敗中僥幸存活，也應該再也無法重拾昔日的光輝。從邏輯上來講，事情應該是這樣發展的，但是新自由主義並沒有按邏輯發展，在一些媒體和學術機構的幫助之下，本應該由新自由主義承擔的錯誤和指責，全都轉移到了政府幹預的身上，就這樣通過謊言殺出了一條血路，逃脫了自己背負的罪惡。也許在非常遙遠的未來，自由放任主義還會歸來興風作浪，因為歷史就喜歡搞這種惡作劇。如果那一天真的到來，我們的後輩在遭受經濟之苦的時候一定會悔不當初。為了不讓他們怪罪我們，在近期内，我們應該大膽出手，讓市場和政府實現親密合作，共同面對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諸多挑戰。
在西方經濟學顧問們的種種暗示之下，我們總算有所醒悟：很多時候，一些國際組織，特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經濟活動一方施加的壓力，其實來自於它們從屬的西方利益集團。如今，“新興市場”似乎不太願意聽從外人的真知灼見了。即便需要聽取他人意見的時候，也會換個角度傾聽。經過20 世紀90 年代的危機，再加上政府的參與帶來了切實的好處，高速發展的東南亞經濟體，新興市場傾聽的意願大大下降，對新自由主義失去了興趣。在中歐、東歐以及蘇聯後的社會主義國家，新自由主義更是無處容身，相信市場之手無所不能的人越來越少。“華盛頓共識”加速了不切實際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推動了強硬財政政策的制定，沒有考慮到制度環境、社會、文化等問題，最終被拉美經濟體徹底放棄。中東和北非國家經歷了“阿拉伯之春”的動蕩之後，也對來自地中海和大西洋地區的建議產生了強烈的懷疑。
想要吸納建議、意見和指導的市場，不希望與外界隔絕。提供建議和需要建議之間的空隙必須有人彌補。由於經歷了一輪又一輪的失望，幻想一次次破滅，願意聽從別人的專家越來越少，願意提供指導的專家也越來越少，其實那些所謂的專家經常對影響經濟運作和發展的特定文化、歷史和地理的決定因素一無所知。想要提問的人如今面臨著一個更大的問題：誰能幫助他們解答疑問呢？
無論是為了施加援助還是完全的商業行為，接受了經濟建議的市場，將來一定會發生巨大變革。我們不能只站在旁邊觀望，還應該參與其中，因為關於未來的理念和利益争論的沖突是決定市場形態的關鍵。如果又出現另外一種新的“共識”36 就糟了。有人會再次利用這種所謂的共識，把它當成唯一正確的解決方案，謊稱存在一種對所有人都有好處的政策，也就是所謂的萬全之策。實際上怎麼可能存在什麼萬全之策。
本文摘自《21世紀政治經濟學》
這不是一本預言書，而是運用經驗和智慧去探索人類正在面對的重要挑戰。作者以曾經的政治經濟領導者的高度審視未來的政治經濟走勢，探讨了包括未來的藍圖、全球一體化、全球化時代的市場與政府、經濟的價值、國際間的一致意見和分歧、限制增長的社會和生態因素、未來人口問題、貧富差距的演變、未來科技發展、未來面臨的戰争與和平以及可能到來的亞洲時代、未來將採取什麼樣的經濟政策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作者結合精確的數據進行了理性的分析，對人類及世界未來的發展提出了科學的預測並給出了合理化建議，為經濟迷途中的人們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