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是會用到“相對”這個詞，因為從絕對數字來看，公共開支可能與經濟增長持平，但是比國民收入增長速度慢。如果一個“大”政府，把一半的國内生產總值納入預算，幾年後貨幣數量會增加，但國民收入百分比會減少。舉個例子：某國的國民收入是1000 個單位，稅收是500 個單位，作為公共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用於安全、教育、醫療、行政、外交和其他值得稱道的用途。那麼，我們受益的指數就是50%（500/1000）。再過十年，隨著經濟增長，平均產出增長率是4.1%，這時國内生產總值達到1500 個單位（這個假設，考慮到了實際情況、固定價格、通貨膨脹的因素）。公共支出也以3.4%的年均增長率不斷增加。現在是700個單位，實際比10 年前高出了40%。絕對值是增加了，但同時相對值卻下降了，因為現在只占國内生產總值的46.7%（700/1500）。
政府規模相對縮小是兩個過程共同作用的結果。一個是將政府負責的部分任務移交給私營機構的過程。至於具體是哪些任務、移交到多大程度、以什麼速度移交，圍繞這些問題展開的意識形態之争和政治紛争永遠不會停止。以研發任務為例，以利潤為導向的私營機構已經接管部分研發工作。事實證明，研發工作捕捉利潤的能力越來越強，在很多領域為人民和公司提供了堅實的後盾。雖然從宏觀視角來看，民營企業依然不是很重要，近幾年才開始入侵國企和央企的領地，比如太空探索，但是民營企業正在大放異彩。私營機構將會為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服務領域提供資金，控制資源的分配，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再補充一句，未來公共服務領域的發展模式一定會是多種多樣的，在這個問題上世界不會走向統一。其實這樣更好。
另一個過程是指精簡公共開支，這個任務至關重要，但是在實踐中會遇到重重困難，與第一個進程存在本質上的差別。這個任務的預期目標是，在不縮減服務範圍，不降低服務質量的前提下，更高效、更快速地完成任務，花費也要更低。這樣做可以裁減中央和地方政府行政部門中的冗餘員工（有些地區人員不足，也要及時增配），公共服務的成本也會因此而降低。
精簡公共開支選擇下手方向時，要慎之又慎，因為新自由主義也喜歡“削減開支”，我們一定不能犯新自由主義的錯誤。新自由主義通常會減少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數量，結果很多人因為享受不到這些服務，導致生活水平下降。我們在“縮減”政府規模的時候不要一刀切，可以“修剪”，比如，通過更好的管理降低運輸成本，學生上下學、職員上下班的交通費就可以省下來。如果直接削減交通補貼，家庭的交通開支會增加，家庭只能通過削減文化或體育開支抵消這部分多出的費用。人們需要上下學和上下班，因此第一種方法對於家庭來說，在交通上的支出更高。這是以其他方面的支出為代價的，例如文化或體育。第二種方法，也就是通過提高管理水平降低運輸成本，不會對民衆的購買力造成影響，因為這種做法已經節約了公共資金，不會出現轉嫁到家庭的情況。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提高管理水平可以通過更合理地規劃工作時間實現，但是也可能引發裁員。我們還要尋找更多的工作崗位安置這些人員。能源消耗可能會下降，能源銷售商要尋找其他客源，生產商可能不得不降低產量，生產商的收入自然會降低。從短期來看，提高管理水平對於一些人來說是好消息，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可能是壞消息，但是，從長期來看，提高管理水平、精簡開支對社會和經濟發展都是有益的。
不考慮公共財政支出，直接減稅也可以“縮減政府規模”，但是這種方法是最不可取的。不降低支出，一定會增加預算赤字，增加公共債務。要償還債務，就要削減其他方面的預算，結果財政危機進一步惡化為社會和政治危機。借債雖然能解一時燃眉之急，但是到期就要還，還了債可能就沒錢資助學校了。在這個過程中只有債權人得利，變賣家當的總是捉襟見肘，怎麼也回不了本，只有收廢品的能賺到錢。
美國目前的表現就是最好（也許用“最壞”合適）的例子。這個偉大的國家，發展市場經濟的經驗比任何國家都豐富，不是“新興市場”，竟然把公共財政搞得一團糟，真是讓人詫異。美國人更喜歡回憶20 世紀80 年代的往事，那時候的拉美經濟還是一團糟，現在的美國雖然成為世界的領導者、很多國家的典範，但是如今的日子並不好過。現在的結果，一方面是放松管制造成的，更重要的是共和黨執政時期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做出了減稅的錯誤決定。更荒謬的是，2012年總統大選的時候，共和黨的兩位競選搭檔承諾要繼續減稅。當然了，如果真的大幅度削減了“冗餘”支出，我要強調一下這種假設非常不切實際，如果這種不切實際的假設變成現實，削減的通常是用於社會貧困階層的開支，一定會因此降低醫療保健和社會福利水平。需要補充的是，根據美國官方的說法，超過15% 的美國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沒辦法通過民主方式削減公共開支，就給民衆和政客們擺出事實：花錢太多導致國庫空虛，除了削減開支沒有別的選擇。這種簡單的推斷是引發非理性行為的原因。支持削減支出的人常常在計算中走極端，政府當局想再找一條出路，就會選擇增加稅收。新的悖論就此形成：本來是為了縮小政府才削減開支，一來二去政府反而變得更大了。美國目前預算赤字（占國内生產總值的2%～2.5%，約3000 億～3750 億美元）中，至少有1/4 必須通過提高稅收帶來的額外收入彌補，這是無法逃避的現實。
自主經濟體的發展會走向多元化。在前面提到的坐標圖中，來自“第二世界”的前社會主義國家和高度發達國家的運動軌迹相似，處於左（相對較低的公共支出）上（強大的政府機構）方。來自第三世界的自主經濟體會出現在圖表中的右上方。政府強大，財政再分配占國民收入的比例高。政府不僅要為行政、軍隊和執法部門提供支持，也會為人力資本和基礎設施提供更多的支持。孟加拉國公共開支占國内生產總值的比例不超過16%，秘魯約為17%，埃塞俄比亞不到20%。公共開支只占國民收入1/5 或1/6，這樣的經濟系統怎麼能高效運作？如果這些國家能夠成功使他們的收入在未來10 年、20年、30年增加一倍的話，公共開支要在更短的時間内增加一倍。
發展水平越高，政府就能獲得更多的資金支付公共開銷，如果分配得當，更多的支出有助於經濟更快增長，這就形成了一個積極的循環。許多語言中，都存在“稅負”這個概念，是指向政府繳納的完稅，政府也會以此為名收取貢品。將公共資金用於滿足權貴的自身利益或者被揮霍的情況，現在依然存在。如果能合理利用稅收，稅收就不是一種負擔，而是支付費用換取公共物品和服務。稅就是物品和服務的價格，特別是自由市場沒有銷售的，由政府提供的服務。未來，全球性的公共服務覆蓋的範圍會越來越大，主要是自然環境、和平、商品貿易和金融交易擔保等領域，全球性的財政收費會日益增加。
稅收是一門複雜的學問，我們還在學習當中，國家也在努力精簡内部支出，並且取得了一些成果，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強行將部分問題移交區域或全球組織解決呢？如果在國家範圍内都不能平衡稅收與支出的關系，想要通過區域組織或全球協調完成公共資金的收取和分配工作，是不是太草率了呢？即便相關財政機構的技術足夠完善，在操作的過程中，能克服文化和政治障礙嗎？這些不是單純的問句，而是需要認真讨論的問題。
與其等待讨論結果（遙遙無期），不如現在開始嘗試，以便改善將來的操作方法。在某些領域，我們不但算不上提前，其實已經落後了。徵收適當的環境稅，能督促各個國家控制引發全球變暖的溫室氣體排放，早幾年開始推行就好了。
關於人類經濟活動多大程度地加劇了全球變暖的激烈争論仍在繼續，但是，全球變暖導致了氣候變化，這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是科學論文還是政治文章，所有否認全球變暖的言論，背後都有特殊利益集團的身影，這些特殊利益集團主要來自傳統能源領域。有些自然災害可能是由人為活動引發的氣候變化導致的，如災難性的飓風、洪水、山體滑坡、火災、地震和海嘯，這些自然災害不僅會對國民經濟造成影響，而且災難才不會在乎國界，過境之處無不遭殃。即便災難帶來的惡果只影響了一個國家，事情也不會因此變得簡單，有時受災國家會無力應對巨大自然災害帶來的經濟後果，在這種情況下，國際組織會出面提供援助。國際組織不僅援助了大地震後的巴基斯坦，也援助了遭遇海嘯的日本、遭遇飓風的危地馬拉、發生嚴重火災的西班牙。遺憾的是，未來人類還要面對更多的災難。
為了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災難，社會必須井井有條，要有專門用於防災減災和災後重建的資金、人力資源和組織，所有的工作都需要大筆的資金支持。如果為印度尼西亞、乍得，也有可能是澳大利亞或俄羅斯受災群衆提供人道援助的所有資金，都靠各處募捐籌集，這個過程不僅會造成資金浪費，還會讓很多人因為得不到救助失去生命。如果建立一個全球基金為相關援助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只要該基金組織管理得當，救助工作的效率會大大提高，還能變得更經濟、更方便。如果每個高於平均發展水平的國家（人均國内生產總值超過2 萬美元），捐出國内生產總值的千分之一，對於各國的負擔都不是很重，那麼基金會每年募集的資金總量就能達到約400 億美元。
托賓稅主要是針對全球市場的現貨外匯交易徵稅，作為更廣泛幹預一攬子計劃的一部分，有些國家從20 世紀末就開始實施托賓稅制度，雖然沒能完全阻止之後發生的金融危機，但是確實縮減了危機的影響範圍。如果我們從過去就開始適當地徵收國際商品貿易營業稅，假設稅率是1%，這點稅收不會影響出口動力，也不會影響貿易擴張，但是總的來說也不是小數目，大概2000 億美元，我們可以用這筆錢消除饑餓，在我們廣袤的地球上，還有很多人因饑餓失去寶貴的生命。
我們應該立即讓大家認識到，對社會和經濟活動進行“合理的”全球性協調，更容易實現目標，還能帶來多重收獲。各個國家一直都是靠稅收支付開支的，當然，徵稅也是統治子民的一種方式，關於這一點我們要時刻小心。我們前面提到過，放棄以前的做法，通過跨國組織或者全球性組織進行有條理的再分配，防治全球變暖和自然災害，不僅不會提高，還會節約公共開支，現在大家應該更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對金融交易徵稅，旨在降低風險進而降低世界經濟活動的運作成本。如果這種方法得以應用，雖然有些人要支付部分以前從未徵收過的費用，但是全球財政支出的總量（並非絕對值，而是占總產值的比例）不但不會增加，反而會大大降低。相應的（相比於產出價值）的財政支出會降低，而不是增加。
所有這一切，從理論上來講是可行的，從經濟方面來講也很合理，也是全社會希望發生的。但在政治上卻不一定可行，至少現在是這樣。原因在於，國家事務幾乎全在政治家的操控之下，但是他們不是在努力贏得民主選舉控制國家的統治權，就是在清繳有可能將他們推下權位的對手，簡而言之，不是在争奪權力就是在保護權力。他們哪有時間和意願來處理全球事務呢？按理來說，將來，全球化與民主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會越來越緊密，這兩個問題是政治家們最關心的，在這種前提下，他們應該會放眼全球。要想成功地發展包羅萬象的全球化，就要有遠見、有戰略、有協調政策。作為全球性的公共政策的一部分，也要收取和支出資金。
全球化的過程當中，有需要我們學習的東西，也有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不知道要經過多少代人的努力我們才能應對自如，但是我們知道熟能生巧的那一天終將到來。現代的很多國家和跨國集團已經開始在不斷學習中成長，學習的過程將來也不會停止。單一種族的國家越來越少，很多社會中，民族大融合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有些地方幾乎看不到外國人，有些地方到處都是外國人，比如倫敦，居住著來自300 多個國家或民族的人，使用的語言有270 多種，他們都向英國政府交稅，公共開支也會為他們服務。我們沒必要按照這個模式重塑整個世界，但是我們要整合各個組成部分，納入統一的協調機制。
在聯邦國家的複雜結構中，成功地制定出了一套實用的財政系統，這套體系也可以一步一步擴展至全球，當然邁的步子可能會很小，我們不要期待一舉成功。從體制上來講，聯邦國家更先進，比如美國、德國、俄羅斯，遠遠領先其他國家。印度和巴西雖然困難不斷，但也應對得越來越好了。雖然尼日利亞比墨西哥的問題還多，但這些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
但是，一個值得思考的種族問題逐漸顯露了出來，而且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以前，傳統意義上的國家，乃至聯邦國家或多國集團，財政收支在很多人腦海中都只是抽象的概念，將來可能會在腦海中浮現生動的收錢、分錢的畫面。對比分析表明，富裕國家的種族越單一，政府規模“越大”41。我認為，在很大程度上，那些沒有太多“異族”的社會，更願意提供共同支出。這個結論有待商榷。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的國家支持這種說法，但是作為多民族國家的法國反對這種說法。也會出現完全相反的情況，多民族國家可能會提高支出，消除種族隔離，這又是政府變“大”的另一個原因。那麼，二者之間到底存在什麼樣的因果關系呢？這個問題可能真的沒有明確的答案。總的來說，文化因素、傳統、社會偏好的差異，也會讓二者之間的關系發生變化。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個如此多元的世界中，將錢收集到一個全球性的財政部門，再分發給全世界，一定比任何國家的財政收支過程都要困難得多，即便那個國家很不穩定，由不同民族、種族和宗教構成，像尼日利亞一樣有500 多種語言。將來，如果全球範圍内的公共財政，全部通過區域組織或區域發展銀行統一管理，到那時候就會發現，其實全球財政支出只會占全球總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可能也就百分之幾。即便只是1%，不說全世界，單單歐盟總收入的1%，就已經是很大一筆資金了。
順便說一句，我們應該說“全球總收入”，不應該說“全球國家總收入”， 正如我們會說“全球總產值”，不會說“全球國内生產總產值”或“世界範圍内的國内生產總值”一樣，我們既然站在全球的高度，就應該抛棄國家和國内的概念。
考慮到上述所有情況，世界如此之大，如何才能不被壓垮呢？世界的協調工作越來越複雜，如今人口已經有幾十億，將來還會越來越密集，人們不斷交換價值萬億美元的貨物和信息，這樣大規模的活動，真的能被人力控制嗎？我們是不是應該放棄這個打算，讓所有的進程自由發展呢？別忘了，即便在未來推行全球化管理的主張是正確的，但是在開展工作的過程中，每年都會出現新的挑戰。工作任務也會變得越來越複雜。
我們可以要求引入一套簡單的全球控管制度，代替200 多個國家複雜的治理程序，但是如果全球控管制度真的形成，很有可能無法取代目前的管理體系，只能做到在原來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一套管理制度而已。所有的條例和法規全算上，美國的稅法總共有七萬頁！如果我們不理會全球稅法是否不夠成熟，硬要推廣，會引發什麼後果呢？如果最強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國家元首、國際組織的領導人都難以控制現在的局面，將來的管理程序和政策要變得多複雜才能面面俱到呢？其實，很多組織的經歷已經給我們敲響了警鐘。以歐盟為代表的一體化集團，一直作為全球協調員的聯合國（至少在安全問題上聯合國一直起著調停的作用），以及在協調發展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都是可供參考的例子。
提供盡可能多的調控，保持市場平衡發展，同時為市場的蓬勃發展創造條件。為了實現有效管理，採用盡可能簡單的解決方案。最大限度地放棄較早的國家法規。這些都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但是只要我們腳踏實地，一步一步來，就能攻克所有難題。
本文摘自《21世紀政治經濟學》
這不是一本預言書，而是運用經驗和智慧去探索人類正在面對的重要挑戰。作者以曾經的政治經濟領導者的高度審視未來的政治經濟走勢，探讨了包括未來的藍圖、全球一體化、全球化時代的市場與政府、經濟的價值、國際間的一致意見和分歧、限制增長的社會和生態因素、未來人口問題、貧富差距的演變、未來科技發展、未來面臨的戰争與和平以及可能到來的亞洲時代、未來將採取什麼樣的經濟政策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作者結合精確的數據進行了理性的分析，對人類及世界未來的發展提出了科學的預測並給出了合理化建議，為經濟迷途中的人們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