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出色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思想是如何成為主流經濟學，又是如何與新自由主義聯系在一起的呢？原因有很多，有些人選擇擁護尚不普及的觀點是因為愛出風頭，這是其中一個原因。有人拿橄榄球比賽舉例，向前沖得越狠，傳出去的球越多，越可能得分。某些研究和推廣中心，即所謂的智囊團，就扮演了這樣的特殊角色，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推動某種思潮成為主流，為特殊目的服務。其中一些思想到今天仍然很有影響力。然而，讓思想滲透到經濟和政治實踐中，才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步驟。以所謂的“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結合了裡根經濟政策的撒切爾主義，演變成了當代版的放任自由主義。換句話說，19 世紀的自由主義，回歸到今天的新環境當中，就形成了“新自由主義”。
觀念沖突依然存在，由此引發的口舌之争一直不斷。然而，有一位作家宣揚凱恩斯主義時，並不單單把它看成一種重要的理論，還認為它會對未來產生重大影響，這位作家的作品名為《大師回歸》31，還有一位新自由主義擁護者，更誇張，出了本名為《宇宙的主宰》32的書，居然用宇宙的主宰稱呼自己的偶像。用不了多久，把凱恩斯當成神一樣崇拜的人就會出現……話說回來，對於那些把他當作偶像，完全不進行批判思考，盲目崇拜，即便不理解也要堅信的人而言，他已經是神了。
新自由主義常引用奧地利和芝加哥學派的成果，明確指出必須要縮減政府規模，他們認為，這樣做能創造條件，促使宏觀經濟恢複平衡，還能改善工作效率提高競争力。英美兩國已經付諸實踐，推出政策“縮減”政府，其他國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效仿。縮減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公共開支和財政再分配的範圍，二是監管的領域。通過放松部分領域的管制，用對某些領域完全放手的方式縮減政府。
如今，隨著新自由主義全方位的潰敗，一些人開始期待凱恩斯主義東山再起。在一定程度上來講，這種期待有一定的合理性。美國、日本、英國，大部分歐元區，以及許多正在走向自主的國家，拿凱恩斯主義的幹涉論當武器，推出了反衰退政策。為了放緩產值衰退的腳步，大大提高了公共支出的比例，目的是維持穩定的需求；然後，為了防止低產出轉化成低水平的停滞，也就是陷入蕭條，開始刺激生產。從根本上來講，這些策略發揮了作用，因為全球產值只有2009 年這一年出現了下降，但是很多富裕國家還在和不斷出現的經濟衰退潮做鬥争。然而，眼前的成功是以嚴重的財政赤字和超額發放國債為代價換來的。世界沒有衰落，但危機已經從私人領域轉嫁到了公共財政身上。
在這種情況下，需求經濟學這劑良藥也失去了效用，尤其是常用的手段——增加公共支出，也發揮不了多大作用。財政已經赤字，增加預算一定會加劇赤字，降低預算只會讓情況日益惡化。就像是你總不能要求別人，步伐要既快又慢一樣。還有就是，為了彌補高額的支出，在提高稅收時也不能做得太過火，特別是，額外的稅收和額外的花費（政府和撥款受益人的開支），可能會同時伴隨納稅人和消費者削減開銷的情況。如果是這樣的話，只是支出結構發生了變化，宏觀經濟中的需求總量並沒有提升。也就是說，這種手段只可能在特殊情況時才有效。我們可以感覺到凱恩斯主義（或新凱恩斯主義）又回來了，並且我們正在經歷第三次革命，情況和之前差不多。如果事實並非如此，我們也應該從凱恩斯主義中吸取精華，巧妙地解決現在的難題。
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供給經濟學沒有完全潰敗，需求經濟學也沒有取得全面統治。貨幣主義沒有被完全淹沒，（新）凱恩斯主義也沒有完全覆蓋它。只有各取所長，才能穩定和刺激經濟。我們已經認識到，不能再堅持過去的觀念，現在畢竟是百花齊放的時代，不會再有一家獨大。
雖然我們的經濟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但是這個時代不會爆發另一次知識革命，經濟觀念的轉變主要會表現在政府在經濟領域發揮的作用上。有人可能會說，怎麼會這樣？！總的來說，當代面臨的挑戰並不比20 世紀40 年代的通貨膨脹和80 年代的大蕭條小啊。確實是這樣，但是我們現在掌握的有關如何處理危機的知識也比以前更豐富了。問題是，我們的知識變得非常分散，在處理很多問題時都會發現這個問題，在處理政府定位和作用的問題時尤為明顯。在這個問題之後，還會出現不斷的疑問：除了可以解釋市場和政府之間可以觀察到的關系變化，目前採納的學說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最重要的是，關於全球化，我們採納的理論能給未來的經濟發展提出什麼建議。我們都已經認識到，全球化發展雖然尚不穩定，卻是不可逆轉的。
2010 年前後的危機引發了各種摩擦，這是事實，但是這個事實同樣無法改變歷史的進程。大型物流公司DHL 用百分制的全球連通性指數（GCI），衡量特定國家的國民經濟與外部合作夥伴之間關系的深度和廣度（與多少個國家保持經濟連接）。荷蘭的全球連通性指數（GCI）是82 分，以這個層面來講，是全球經濟最發達的國家。美國是65 分，排名第20，中國43 分，排名第74。最後一名是佈隆迪，只有10 分（朝鮮不在列表中的140 個國家之内）33。從聯系的深度來看，經濟危機造成的幹擾，導致2012 年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程度低於2007 年，但是強度比2005 年高出了10%，聯系的廣度下降了4%。接下來的幾年，全球經濟關系應該會進一步增強。
我們也不能因為眼下的舉措消除了目前的危機，就要不斷地提升政府在公共預算問題上的作用。如果真是這樣，政府會變得臃腫。如果我們抛棄機會主義的短期視角，從系統的、長期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就會發現，一些國家政府機構已經臃腫不堪。這是非常時期，我們也理解，把突然放開的公共開支收縮回去，就像要把放出的精靈塞回神燈一樣。雖然很難辦，但是可以辦到，而且我們也需要這麼做，畢竟我們的生活不是按照童話故事發展的。因此，政府對經濟的幹預會受到限制，但是發展速度如何，不同的國家會採取什麼樣的手段（各個國家不會採取相同的手段），會引發什麼樣的社會沖突和政治危機，這些問題只能留到未來才能見分曉。因此，如果說在過去的幾年裡，特別是自2008 年以來，政府為了應對危機增加了幹預的力度，這並不是結構性的改革，而是時機性的調整。與全球化的本質無關，只是獨立的事件。
獨立事件的意思是，全球化與政府“大小”之間不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雖然危機不是由全球化引發的，但是全球化讓危機從一個國家傳播到另一個國家。因此，一些國家不得不增加公共支出，刺激需求經濟。與此同時，政府的規模會隨之增加。說來說去，危機才是導致政府規模增加、幹預加強的直接原因，或者更準確地說，全球化在這整個過程中發揮了媒介的作用，這也是凱恩斯主義者的觀點。全球化不是這件事的驅動力，但沒有它的參與就不會發展到這種程度。
在2008 年全球經濟危機發生前的近30 年間，新自由主義對降低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和地位做出了突出貢獻。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尤其是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中的一些發達國家，雖然經濟發展道路不盡相同，但是新自由主義都在其中發揮了作用。1987—2002年期間，對外經濟關系開放程度的改變（全球化既是因也是果）和公共開支水平之間的相關性，在富裕國家表現得很明顯。如果我們用進出口額占國内生產總值的比率，來衡量經濟的開放程度，用公共支出占國内生產總值的比率，來衡量公共開支水平，相關系數是-0.67。也就是說，經濟越是開放，政府越“小”。這一結論，支持了全球化會縮減政府地位的觀點。
圍繞這一問題的争論，可以歸結為兩個互斥的假說：效率假說和補償假說34。效率假說與經濟學中的新自由主義更接近，強調要減少公共支出，以維持或提高競争力。多年以來，公共支出持續上升，從根本上來講與全球化毫無關系，主要是福利開銷的增加，在教育和醫療方面的支出以及應對社會老齡化。與此同時，現在的稅收過重，削弱了競争力，在開放型經濟中必須擁有強大的競争力，強大的競争力也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徵。一個國家的對外經濟越是開放，全球化帶來的競争壓力越高，企業需要的資金越多，最後的也是重點的，就是公共支出必須降低。很明顯，稅收也要降低，因為國庫不需要那麼多錢了。因此，一個經濟體參與全球化的程度越深，市場權力相對越大，政府權力相對越小。
另一方面，補償假說會突出對抗關系。補償假說更接近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根據這種解釋，全球化需要一個經濟體提供更多的公共開支，來加強自身的開放型經濟在市場中的競争地位。政府必須提供公共資金保證較高的人力資本水平，因此必須在教育、文化、衛生、研發問題上不遺餘力。政府還必須增加一些額外的社會支出，保護人民免受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其中就包括，保護社會免受經濟自由化帶來的外部沖擊35。總之，一個經濟體參與全球化的程度越深，政府權力相對越大，市場權力相對越小。
政府代表的不僅是這個社會的體系，也代表著法律法規，中央政府以及相關機構確保政府正常運作。我們知道，世界上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國家形態，管理集中化程度和決策程序各不相同。中央政府的地位越來越弱。因為當局在地方的權力正在減弱，或者更確切地說，地方政府的作用越來越大。這種現象在聯邦制國家中非常突出，這些國家的各州各省都擁有很高的自治權。在非聯邦制的整體結構國家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這些國家出於實際的原因劃分出兩個、三個或更多（不是很多見）行政級別。比如，波蘭的行省、縣、鄉和城邦，或法國的大區、省、區、選區、市鎮。
在成熟的民主國家中，進一步鞏固地方政府的地位，同時中央政府放棄更多權力，是客觀趨勢，這與讓權力更接近人民的政策也是相符的。某些行政決策和公共支出趨於節儉，正是支撐上述結論的有利論據。當然了，雖然大趨勢如此，但並不是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能無條件地自動順勢發展。在履行各種各樣的經濟和社會職責時，各個行政級別之間會出現互相推诿的現象，使公共資金無法得到合理的再分配。我們經常在渴望實現民主的國家中看到這種問題，不僅如此，高度發達的國家在遇到困難時，也會出現這種狀況。
有時，中央政府想將一些任務移交給地方政府，例如小學教育，但是中央政府又不想將用於小學教育的全部資金移交給地方政府。如果在這種前提下，任務成功移交，地方通過其他途徑獲取了必要的開銷資金，中央政府將原本用於小學教育的資金挪作他用，比如用這筆錢擴大政府官僚機構，也就是說政府規模因此“變大”了：公共開支總數比分權之前更高。
有時也會出現相反的情況。在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移交權力時，地方政府施展一些遊說技巧，就能從中央政府那裡擠出更多的專項資金。由於財政預算的計算方法並不完善，有時通過特殊的計算方法，就能輕松得到自己想要的數字。如果將消防任務移交下級政府，經過商談，最後的結果可能是，地方政府從中央政府那裡獲得了比之前更高的消防預算。也就是說，在進行行政改革分散權力的過程中，公共支出不降反升。政府的原意是“縮小”，結果還是“變大”了。
本文摘自《21世紀政治經濟學》
這不是一本預言書，而是運用經驗和智慧去探索人類正在面對的重要挑戰。作者以曾經的政治經濟領導者的高度審視未來的政治經濟走勢，探讨了包括未來的藍圖、全球一體化、全球化時代的市場與政府、經濟的價值、國際間的一致意見和分歧、限制增長的社會和生態因素、未來人口問題、貧富差距的演變、未來科技發展、未來面臨的戰争與和平以及可能到來的亞洲時代、未來將採取什麼樣的經濟政策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作者結合精確的數據進行了理性的分析，對人類及世界未來的發展提出了科學的預測並給出了合理化建議，為經濟迷途中的人們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