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用主義經濟學家很久前就意識到了，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離不開有力的政府。得力的政府機構辦事效率更高，對於繁榮發展而言，沒有什麼比效率更重要了。市場與政府之間應該是互補關系，而不應該是對抗關系。作為一個整體，二者缺一不可，而不是有你沒我。只有落後的原始經濟學才認為二者不能共存，務實的現代經濟學思想則恰恰相反。自由市場就像無政府主義，高效市場就像代議制民主。
亞當·斯密（1723—1790）死後也不得安生，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打著他的名號對市場和政府胡亂地說三道四，把各種荒謬的言論都歸咎到這位老先生的身上。這位蘇格蘭思想家在1776 年發表了著名的《國富論》25，這本書應該是經濟論文中引用次數最多的一本經濟學著作，有些人其實根本沒讀過。亞當·斯密在1759年還出版過一本《道德情操論》26，很多人引用的是這本書中的内容，卻自以為是《國富論》中的内容。亞當·斯密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其實很明確，他認為市場和政府應該相互配合。
新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和新自由主義的服務對象，把亞當·斯密視作權威，引用他的言論為消減預算和降低對富人的徵稅做辯護，但是他們卻忽略了一個事實，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的第一篇標題就是“論行為的合宜性”，第二篇是“論功勞與過失”。亞當·斯密已經論證了高效的市場需要優秀的政府這個觀點。新自由主義者（故意）或沒有受過教育的無知之輩（並非故意）非要唱反調，還要把一些言論套到他的頭上。為了實現真正的自由和高效，市場需要自主也需要監管27，這才是他說的話。
歷史告訴我們，如果市場和政府不能和平共處，經濟就無法增長。這兩只大手在不同的時期以不同的方式合作，在不同的環境之下，受不同的價值觀影響，它們各自發揮的作用也不盡相同，但雙方一直攜手前行。未來也會如此。自由市場無法逃脫政府的有形之手，政府也不會去對抗市場的無形之手。一些有經濟頭腦的歷史學家認為，亞當·斯密之所以會用大名鼎鼎的“看不見的手”這個詞，其實是想表達嘲諷之意，因為他根本不相信任事態自由發展是最好的辦法28。
如果沒有政府幹預，市場不會自己發展，也不會具備自我調節能力。沒有政府的幫助，市場不能穩定發展，也不會在關鍵時刻克服危機。如果讓市場自生自滅，它終將走向滅亡。
面對這麼多的歷史教訓，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為什麼就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呢？也許他們已經意識到了，但是他們要鼓吹自由市場的先進性，貶低政府監管職能的重要性，甯願推崇明知道是錯誤的觀點。也許他們只是“經濟人”概念下的奴隸，天真地以為人類會一直採取理性的行為，政府的幹涉只會起到阻礙的作用。這種情況確實也有可能發生，但是推崇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也要以“經營”為基礎，從本質上來講是強調政府要恪守規矩。行為經濟學家反對這種放任的態度，他們認為在很多情況下，我們不應該放任事態自由發展，人們會出於很多原因做出非理性的行為，不僅會傷害他人還會傷害自己。
經濟領域近期爆發了兩次重大的知識革命，目前看來，似乎我們有生之年不會再看到另一場革命了。雖然會發生很多改變，但是不會再出現全新的重大理論。20 世紀30、40 年代，凱恩斯理論盛行。我們應該心存感激，因為它向我們解釋了基本經濟規律，很多年來一直是我們制定有效的經濟穩定政策和經濟增長政策的理論基礎。“凱恩斯革命”是20 世紀30 年代經濟思想發生改變的基礎，到現在為止，也只有部分觀點稍顯過時。
說到這裡，我不得不提起一位優秀的波蘭經濟學家米哈爾·卡萊斯基（1899—1970），他也為這一時期經濟思想的轉變做出了突出貢獻，雖然“卡萊斯基經濟學”的使用頻率遠低於“凱恩斯主義”。他沒有凱恩斯那麼幸運，因為他和凱恩斯幾乎同時總結出了相似的理論，結果大家把功勞全都歸到凱恩斯身上了。卡萊斯基和凱恩斯的主張並不完全相同。但是他們都認為，通過政府對總體需求施加幹預，可以影響經濟週期和經濟發展29。
幸運之神似乎不太青睞卡萊斯基，1969年第一次頒發諾貝爾經濟學獎，而這位傑出的經濟學家在1970 年去世了。大家都認為，如果他能多活幾年，憑借他對經濟學理論的貢獻，一定能得到諾貝爾獎。
順便說一句，諾貝爾經濟學獎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諾貝爾獎。這個獎項的全稱是“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瑞典銀行經濟學獎”，由位於斯德哥爾摩的瑞典皇家科學院評選，評選原則和1901 年開始頒發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理學獎或醫學獎、文學獎、和平獎這五個獎項相同。當時，諾貝爾並不覺得經濟學和那些領域的科學地位相等。如果他當時設立了經濟學獎，根據1901 年至1968 年的獲獎名單，我們會發現經濟思想自那時起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
凱恩斯和卡萊斯基都是從需求管理的角度看經濟問題，強調調控的作用和公共支出的平衡。毫無疑問，凱恩斯主義致力提高公共開支，或者說提倡“大政府”主義。他的這些理論都和全球化無關，但實際上在1913 年之後，全球化就已經開始大踏步地前進了，凱恩斯經歷了那個時期。
用公共開支占國民收入的比例作為標尺，可以衡量政府的“大小”。兩個基本因素互相疊加、互相刺激會共同提升。一方面，定期增加國家財政預算中的公共支出，引發赤字，反而成了刺激經濟發展的手段，尤其是能鼓勵政府推出積極的就業政策。從理論上講，經濟蓬勃發展時期，公共開支的比例會下降，盈餘相應增加，應該不會出現財政赤字，但是很多時候事實並非如此。
在福利國家中，社會開銷日益增長，特別是那些從慘烈的二戰中複蘇的國家更需要大筆的建設資金，這些國家都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改革起到了示範作用。棘輪效應（是指人的消費習慣形成之後有不可逆性，即易於向上調整，而難於向下調整）也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很大作用。支出一旦增加，就很難再降下來。兩種作用互相疊加，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應付日益增長的開支，政府會大幅增加稅收，當然這也是可以理解的，這個過程在無形中就強化了政府的作用。事情發展到這個階段，會引發另一場革命。一切發生得太快，以至於之前幾乎每個人都是凱恩斯主義者，但後來許多人改變了自己的信仰。
在20 世紀80、90 年代之交，第二次革命急速升溫，當時的美國總統羅納德·裡根提出了“政府不會去解決問題，但是會提供資金”的口號，這種愚蠢的觀點居然大受新自由主義支持者的歡迎。當時的經濟需求已經無力應對嚴重的停滞性通貨膨脹，經濟衰退、高失業率和通貨膨脹同時發生。20世紀70、80 年代，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正經歷著這樣的窘境。這是20 世紀70 年代能源危機形成的外部沖擊帶來的典型表現，結果導致凱恩斯主義逐漸被供給經濟學和貨幣主義取代。
頒獎台是社會認可度的關鍵符號。1974年諾貝爾獎頒給了弗裡德裡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1899—1992），兩年之後頒給了米爾頓·弗裡德曼（1912—2006）。在此之前，哈耶克代表的奧地利經濟學派和弗裡德曼代表的芝加哥學派，都是徘徊在主流經濟學邊緣的學派。維托·坦茨是公共財政和稅收領域最出色的經濟學家，他曾經在作品中提到，20 世紀60 年代初在哈佛大學讀博士時，從來沒有人引用過這些名字30。到了70 年代，我在華沙礦場工作時，他們已經非常出名了，即便是在鐵幕地區（指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國家與西歐國家的邊境) 都能聽到他們的大名。最起碼在經歷了自由化改革的波蘭和正在改革中的匈牙利，他們的學說廣受歡迎。東德和蘇聯當然不是這種情況，在那些地區提到次數最多的學術權威還是馬克思主義和列甯主義的相關作品，即便沒人認真讀過那些作品，但是似乎並不妨礙他們沒完沒了地引用。
當代擁護自由放任主義的人，也有類似的表現，只要有機會就會大肆引用哈耶克和弗裡德曼的作品。當他們的說法缺乏說服力時，就會引用權威人士的說法。就像有些人總喜歡搬出權威亞當·斯密，甚至經常在一定程度上做出歪曲原意的解釋。由於“總結出了貨幣與經濟波動開創性理論，以及對經濟、社會和制度相互依存關系的深入分析”，哈耶克和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缪爾達爾一起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是不是覺得難以置信？如果這個獎項早出現幾年，凱恩斯與卡萊斯基一定也會因為同樣的理由獲獎，雖然他們的主張完全不同。將來，還會有人因為同樣的理由獲得這個獎項，他們提出的理論也會和前輩的完全不同。世界在不斷變化，關於經濟的思考永遠也不會停下來。只要在思考過程中少犯錯，多思考就是好事。
可惜，錯誤出現了。有觀點認為，無意識的自由市場具有神奇的能力，政府的幹預一定會帶來傷害性後果，奧地利和芝加哥學派推動並支持了這個觀點。但是，如果我們深入解讀他們依靠的理論依據，不光要看亞當·斯密的作品，也要看哈耶克和弗裡德曼和其他新自由主義大師的作品，我們會發現，他們也強調了組織機構的重要性，認為大多數領域都應該在政府的管轄範圍之内。
哈耶克確實不贊成政府幹預物價，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是，他也犯了很多錯誤，他當代的支持者認為，完全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掌握了全部的必要信息，可以據此自主定價和分配資本，也可以合理地完成人力資本分配。如今，我們都已經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不是那個時代的人，他們的經濟思想受知識的限制很難達到我們現在的高度。在哈耶克和岡納·缪爾達爾拿到諾獎之後，過了不到30 年，2001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三位美國經濟學家——喬治·阿克爾洛夫、邁克爾·斯賓塞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他們論證了市場信息的不對等現象，以及為什麼說包括政府在内的外力幹預是實現動態平衡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我們可以推測，再出現其他人證明別的道理只是時間問題。經濟學其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科學，這正是經濟學的魅力所在。
？？？？對於大部分來自正在經歷深刻政治變革的國家的新手而言，這是一個好機會。在西方國家，一些社會科學領域的代表人物，尤其是所謂的蘇聯問題專家們，一路走來活躍的時間也已經不短了。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自社會主義國家，在環境或好或壞的研究所安頓了下來，帶著適當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偏見，享受著大筆用於研究的政府撥款。令所有人都驚訝的是，當真正的社會主義搖搖欲墜時，很多之前提倡改善計劃經濟，改進人民民主制度的人，紛紛轉向了市場原教旨主義，有些還很極端。新手動辄就會走向極端。
有趣的是，那幾位主要的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理念，一開始都是左翼思潮。傑出的自由主義哲學家卡爾·波普（1902—1994），年輕時信仰共產主義，後來批判了很多偉大的哲學家，從柏拉圖到馬克思一個都沒落下，他之所以批評這些人，是因為他們都主張集體主義高於個人主義。路德維希·馮·米塞斯（1881—1973），是一位優秀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也是奧地利學派出身，和哈耶克和波普一樣，開始也屬於左翼人士，但是到後來，他發出了正確的警告，指出任何官僚機構都不具備約束自己的手段。
亞當·斯密認為價格有兩種形式，但那些視他為權威的人從來不提這一點，因為這與新自由主義教條不符。首先是自然價格，它反映商品的價值，其中包括生產成本和所得利潤；另一個是市場價格，市場價格一直處於市場操控者的壓力之下，可以被人為調整。因此，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可能會有所不同。亞當·斯密註意到這個問題後，並不反對政府對市場進行幹預，他認為適當的幹預是必要的。他還指出，廠家如果足夠強大和富有，就會讓價格處於不正常的高位，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該出手幹預市場，保護處於弱勢的消費者的權益。因此，實際上亞當·斯密並不提倡絕對的自由市場，而且表示絕對的自由市場是不存在的。事實證明，從商品主要生產階段到中間階段，再到特殊利益集團，一定有一些實體企業或機構處於能夠操控市場的位置，也就是說所謂的“自由市場”也會被操縱。這就是必須對市場進行調控和管理的原因所在。
本文摘自《21世紀政治經濟學》
這不是一本預言書，而是運用經驗和智慧去探索人類正在面對的重要挑戰。作者以曾經的政治經濟領導者的高度審視未來的政治經濟走勢，探讨了包括未來的藍圖、全球一體化、全球化時代的市場與政府、經濟的價值、國際間的一致意見和分歧、限制增長的社會和生態因素、未來人口問題、貧富差距的演變、未來科技發展、未來面臨的戰争與和平以及可能到來的亞洲時代、未來將採取什麼樣的經濟政策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作者結合精確的數據進行了理性的分析，對人類及世界未來的發展提出了科學的預測並給出了合理化建議，為經濟迷途中的人們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