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包括區域一體化（普遍存在，且規模較大）以及世界範圍内的任意國家（緩慢發展，不夠大膽，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内的新興超國家體系，採取幹涉手段時涉及的範圍、形式和方法等方面也會出現很多争議。從長遠來看，區域一體化的結構日益成熟，將促進全球性解決方案的進步和完善。
無論是從理論層面還是從實踐層面來看，政治經濟學將來必須面對管理和經濟政策這兩方面的問題，經濟增長和政治全球化的有限融合是人們將要面臨的巨大挑戰，政治全球化意味著全世界的民主政治都要制度化。達尼·羅德裡克將之稱為“全球化悖論”，提出這是一種特殊的三元悖論，你必須從三個不同的選項中選出兩個：
（1）限制民主，全球化程度加深，強烈的國家自主權繼續發揮作用；
（2）限制全球化的廣度和深度，讓各個國家發展自己的民主政治；
（3）以限制國家主權為代價，實現民主全球化21。“全球化悖論”說明我們不能同時擁有全球化、民主和單一國家。那麼，事實果真如此嗎？如果確實是這樣，我們應該如何抉擇？
我認為最合理的選擇是加強全球化和民主，放棄單一的國家概念。前提是，全球化必須是註重分享且包羅萬象的，民主必須是實實在在的，而不是由所謂的世界精英統治的假民主。不過，沒必要非得在三個選項中做出明確的選擇，並不是非要選A 和B 舍棄C，或者選擇B 和C 舍棄A，再或者選擇A 和C 舍棄B。
三個元素都不完全接納，各取出一部分重新融合，這樣做就能解決問題了。也就是說，我們不要A + B + C 的組合，而是A、B、C 各選一部分。要選擇哪部分，保留多少，這些才是21 世紀以及今後的日子要讨論的重點。重要的是，無論是理論層面還是實踐層面，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會使民主思想不斷蔓延，逐漸覆蓋全球，國家會繼續存在，但是和目前的狀況相比，國家的權力和主權都會被削弱。
現在的世界由將近200 個國家（聯合國有195 個成員國) 組成，再加上還有70 多個領土和主權不受國際法認可的私自宣告獨立的國家，如果世界不是這麼複雜，而是由日益龐大的一體化集團組成，到那時候，處理國際事務就容易多了。區域一體化進程為全球化進展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機遇，原則上來講，十幾個主體比200 多個主體更容易達成一致意見，政策協調也會更容易。以十幾個國家和國家經濟體組成的民主同盟為基礎，更容易實現全球民主化。但是，國家經濟體必須接受一個事實，那就是國家的概念將會逐漸弱化，由更大的區域或全球概念取而代之。
區域一體化進一步發展為全球化進程帶來了巨大的機遇，我們能因此克服很多目前遇到的障礙，實現經濟和社會可持續平衡發展。克服歐盟眼下的危機至關重要，因為歐盟危機不僅會影響28 個成員國，還會引發更大範圍的嚴重後果。雖然歐盟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7.2%，產值約占全球產值的20%，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整個世界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歐洲一體化的成敗。如今，歐盟不再是14 世紀的歐盟，也不是世界的第五個組成部分那麼簡單，歐盟承載了更多的意義。歐盟必須在政治、文化和經濟領域證明這個組織能應對巨大的挑戰，借此給其他的區域一體化進程註入發展動力。歐盟一定能做到。
不要忘了，除了知識，我們還需要想象力。那麼，如果，只是如果，歐盟最終沒能證明自身的適應性和先進性，徹底崩潰了會怎麼樣呢？雖然沒人願意發生這種情況，但是我們還是應該針對這種假設展開讨論，畢竟凡事皆有可能。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說明從長遠來看全球化的進程是可逆的。在非常非常遙遠的未來，全球化還是會出現再次加速的那一天，但在這之前，會白白浪費掉很多潛力巨大的發展機會，就像1913 年之後的三代人一樣。但是，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僅歐盟不會崩潰（當然，在不可預見的未來，任何一切都會走向終點，畢竟世界上沒有什麼是永恒的），世界範圍内還會出現很多追隨者。雖然沒有大大方方地承認，但是追隨者其實已經出現了。
如果我們成功解決了全球化、政府、民主之間的三元悖論，那麼富裕國家與貧窮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如何演變呢？現在的貧窮國家和過去的富裕國家差不多，也就是將來的貧窮國家可能會和現在的富裕國家差不多，抛開這些不講，富裕國家依然是富裕國家，貧窮國家依然是貧窮國家嗎？聲名顯赫的“新興市場”會如何發展？
有趣的是，2000年四分位（將世界人口四等分) 中的第三等級，也就是地球上人口中倒數第二窮的25% （約15 億人），比100 年前最富有的25% （那時約5 億人）收入高。2100年與2000 年相比，也是這樣的關系嗎？幾乎可以肯定，確實是這樣。經濟增長會保證這樣的目標得以實現，2100年的時候，處於第二收入等級的全球25% 的人口（預計有25 億人口，比1900 年的總人口還多）收入會超過現在最富有的25% 的人口，甚至第三等級以及最貧窮的人口收入都比現在最富有的人收入高。與此同時，收入差異還是會存在，不過差距會比現在小。
至於所謂的新興市場，我們不應該因為一個看似不錯的概念就興奮不已，可悲的是，很多經濟學家也是提到這個詞就興奮，我們不僅不應該興奮，還應該鄙視這個概念。“新興市場”的概念與社會的資源分配關系不大，而是與金融市場相關，金融市場只是經濟活動中一個狹義的類別。客觀來講就是：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手裡的錢。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可能會拍手叫好，但傾向於發展社會市場經濟的人一定會反對。我們應該更加關註那些試圖縮小發展水平差距的國家，認真研究他們的發展軌迹，在數錢的同時也要註意這些人。
因此，我建議放棄“新興經濟體”這個詞，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放開手進一步分析那些金融市場已經十分開放的國家，這些國家已經走向國際舞台，蘊藏著無限的投機機會。這些市場的興起帶來了無限商機，但是獲益的不一定是當地的人民，有時反而是在為別人做嫁衣，讓那些投機者滿載而歸。
從經濟學和未來政治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我們應該讨論一下“自主”經濟體。“自主”經濟體與“新興”市場之間存在很大區別，自主經濟體是個主體定義，而新興市場是以其他市場為主體的客體定義。在“新興市場”中，經濟活動圍繞投機、金錢和利潤展開，社會的概念不是很重要，但是在“自主經濟”中，社會的概念尤為重要。社會的重要意義在於資源的分配。在當今的市場經濟背景下，在這樣的金融環境中，自主經濟不會轉去投機市場追求回報，也不會屈服於體制的權威。
未來會是什麼樣子？全球各個國家集團的地位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之前提到的“三個世界”之間的界限會完全消失嗎？現在高度發達的國家和“新興市場”，
這“兩個世界”的劃分會逐漸消失嗎？全球化進程造成的這些差異將來會慢慢消失嗎？
欠發達國家必須最大限度地解放思想，才能減少全球化現階段的潛在沖突。不同的群體組成了我們的世界，如果我們拿生產力和生活標準進行極端對比，會發現最富裕國家比最貧窮國家能高出100 倍，這樣的世界是無法持續發展的。如果這種失衡狀況持續下去，整個世界不但無法發展甚至會出現衰退。社會會因此變得不穩定，還會爆發革命和戰争。換句話說，之前只能說人類的未來可能是一片黑暗，如果長期保持目前的情況，我們就一定見不到光明。
無論是正在擺脫“第三世界”的國家，還是來自“第二世界”的國家（大多數第二世界國家已經實現工業化並擁有較高水平的人力資本），只有國家和社會得到解放，我們才能理性應對這一挑戰。第二世界的國家中，經歷過前社會主義轉型的國家，更容易實現解放，獲得自主，因為它們的人均國内生產總值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約50%，人力資本水平也相對較高。人類整體平均收入在大約1.2 萬美金（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時候，蘇聯解體後的波羅的海國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已經加入歐盟，歐洲前社會主義國家總共1.26 億人口的人均年收入大約是1.76 萬美元，其餘2.8 億蘇聯國家人民的平均收入大約是1.24 萬美元（俄羅斯人口有1.38 億，年人均收入1.7 萬美元）。也就是說，生活在中部、東部歐洲以及蘇聯地區的4 億人口，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人均年收入略高於1.4 萬美元。
人類發展指數是衡量人力資本的常用標準，上述地區的國家看起來發展勢頭就很好，它們很多已經實現解放，擺脫了動蕩。斯洛文尼亞（僅有200 萬人口，因此對區域平均水平上幾乎不會帶來任何影響）是最富裕的前社會主義國家，人均國内生產總值在世界排名第三十（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等於2.9 萬美元），人力資本排在世界第十九（人類發展指數為0.844)。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1 年調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指數，如果我們也跟著調整，斯洛文尼亞的排名會上升到第10 位，在瑞士和芬蘭之間22。塔吉克斯坦是最窮的前社會主義國家，排名在一百之外，人均GDP 僅為2 100 美元，人類發展指數為0.607。如果放眼世界，人類發展指數排在最前面的是挪威和澳大利亞，分別為0.943 和0.929，排在最後面的是剛果和津巴佈韋，分別為0.239 和0.140。
從2011 年開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調整了人類發展指數計算的方法。如今的計算方法更複雜，結果更準確。之前使用的簡單的數值組合，人均國内生產總值（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根據識字能力和毛入學率得出的受教育指數、平均壽命估算出的健康指數，三部分數值各占1/3。從理論上講，這種計算方法得出的最大值等於1。如果滿足下列條件，以下列方法計算，最大值還是1。
（1）百分之百的入學率，無文盲；
（2）平均壽命83.4歲，根據1980 —2011 年記錄的數據得出的最高值；
（3）人均國内生產總值107 721 美元，也是根據1980 —2011 年記錄的數據得出的最高值。23現在的人類發展指數還是由這三部分構成，但不再是簡單的加減平均值，而是幾何平均值（或立方根）。
此外，為了調整收入分配不均，又得出了人類糾正不平等發展指數。在完全平等的情況下，人類糾正不平等發展指數與人類發展指數是相等的。在現實中，兩個指數之間的差距越大，說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狀況越嚴重。因此，盡管在主張人人平等的瑞典，人類發展指數為0.904，而在考慮到分配比率的情況下，人類糾正不平等發展指數是0.851。總體上來講，韓國的發達程度比瑞典低，韓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和人類糾正不平等發展指數分別是0.897 和0.749。波蘭的人類發展指數增長到了0.813，智利人類發展指數增長到了0.805，波蘭和智利的人類糾正不平等發展指數分別是0.734 和0.652，因為智利的收入分配比波蘭更加不均衡。人力資本指數與人類發展指數類似，但考慮到收入的關系，總的來說，瑞典的生活質量比韓國好，波蘭比智利好。
值得一提的是，利比亞是非洲人類發展指數（2010年為0.755）最高的國家，這個國家也是“阿拉伯之春”革命運動中，鬥争最激烈的國家之一，這很值得思考。希望正在發生的政治、經濟變革，不會使這一地區的人類發展指數下跌。這件事清楚地表明，人類發展指數和人類糾正不平等發展指數在評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問題上，比人均國内生產總值更準確，但是這些指標仍然不夠完善，忽略了很多決定生活質量和滿意度的因素，或者說不是忽略而是缺失。
很多經歷過前社會主義變革的經濟體與高度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很小，尤其是歐洲的前社會主義國家，這些國家獲得解放的機會比其他地區的國家更大，但是世界上還有很多落後的國家24。歐盟中有很多高度發達國家，這種組合讓人們對歐盟的經濟發展充滿了希望。自2013 年年中，算上克羅地亞，歐盟高度發達國家達到11 個，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後會更多。抛開蘇聯曾經是一個共和國聯盟不說，所有歐洲前社會主義國家都應該加入歐盟。區域跨國一體化和前社會主義體制的變遷，是歐洲大陸同時發生的歷史進程。
充分融合本身就是消除發展差異、追趕他人的好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制度融合。雖然一體化加快了融合的過程，但仍然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甚至要數代人之久。美國北方比南方富裕的情況持續了很久，在内戰結束之後，花了150 年的時間，才縮小了南北差距；與此同時，意大利為縮小南北差距所做的努力一直到今天還在繼續。在21 世紀第一個十年成功加入歐盟的巴爾幹經濟體，比那些到21世紀30 年代才加入歐盟的經濟體，會更快實現解放，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
本文摘自《21世紀政治經濟學》
這不是一本預言書，而是運用經驗和智慧去探索人類正在面對的重要挑戰。作者以曾經的政治經濟領導者的高度審視未來的政治經濟走勢，探讨了包括未來的藍圖、全球一體化、全球化時代的市場與政府、經濟的價值、國際間的一致意見和分歧、限制增長的社會和生態因素、未來人口問題、貧富差距的演變、未來科技發展、未來面臨的戰争與和平以及可能到來的亞洲時代、未來將採取什麼樣的經濟政策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作者結合精確的數據進行了理性的分析，對人類及世界未來的發展提出了科學的預測並給出了合理化建議，為經濟迷途中的人們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