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全球化的過程永遠不會終止，也不會真正地倒退。就像繁榮的市場經濟一樣，從根本上來講這就是全球化的結果。全球化的演變影響著每一個人，地球上的經濟活動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變得越來越完善，越來越緊密。具體表現就是市場自由化程度和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深，而且不只是商品市場，服務市場和更為敏感的勞工市場也是如此。全球化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
制度規範和經濟活動的規則是判斷全球化先進程度的重要因素。這些因素在我們的父輩、祖輩就已經開始發揮作用，從那時起，它們的覆蓋領域和範圍開始不斷擴張。世界貿易組織倡導自由經濟，自由經濟區域的不斷擴大就是全球化擴張的具體表現之一。世界貿易組織可以調控資本的流向，監控市場給付的平衡狀況，還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匯率，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也在其中發揮著巨大作用。加入國際勞工組織的國家，關於雇員的待遇問題，企業主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為所欲為，在雇佣雙方發生勞資糾紛的時候，該組織至少能保護勞工的基本利益。
現在有很多全球性協議，數以百計的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參與其中，確保了協議的執行力。整個世界變成了一張牢固有序的大網，很多行業主體樂於成為其中的一分子。未來，還會有更多的原則、規範和標準。最重要的是要確保這些規範和標準之間不要互相沖突。近幾年，互聯網行業的發展是全球擴張的最成功範例。
如果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沒有調節機制，世界將會變得一團糟。說句題外話，有些專家認為“真正的互聯網並不存在”，實際上有“190個網絡”，每個國家都控制著自己的網絡，真正的互聯世界並沒有實現19。
機制和經濟政策相互協作能達到的效果，可以說明全球化的完備程度。就眼下來說，我們在控制金融危機過程中表現出的能力，就能代表當前社會階段全球化的完備程度。從長遠來看，要看政策對千年發展目標輔助作用有多大。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過去十年政治和經濟上的飛速發展，與聯合國組織和世界銀行給予的政策支持是分不開的。2000 年聯合國首腦會議公佈了千年發展目標。自那時起，不僅參與該計劃的國家和地區啟動了綜合機制監控發展進程，政府、開發銀行和相應的國際組織也都積極參與，為實現千年發展目標不遺餘力。
我們需要更多的相互配合、共同合作和倡議，借此開展理性的經濟活動，推動社會進步，朝著全球化的方向努力。毫無疑問，聯合國制度與世界銀行、各區域的發展銀行，如美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都會受到來自民衆的批評，而且多數情況它們確實罪有應得，人們會批評它們不作為、行動失當，但是之後千年發展目標會做出調整，把目標實現的時間推遲至2030 年。當這個時間到來時，大家又會寄希望於2045 年或者2050 年。到那時候，時間將會再次延伸，到2065 年。而且，這同樣不會是終點。
千年發展目標中制定了很多目標，以不同的形式表述，總結出來的八大目標如下：
（1）消滅極端貧窮和饑餓；
（2）普及教育；
（3）性別平等；
（4）改善兒童健康；
（5）改善產婦保健狀況；
（6）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
（7）確保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8）發展夥伴關系（這更像是一個過程而不是目標）。
每個目標都制定了相關標準，以此衡量取得的進展。有些目標確實意義重大，有些目標已經違背了初衷，根本不現實，頂多算是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們一廂情願的幻想。第一個目標是最重要的，會按照以下具體步驟實現：（1）1990 年到2015 年間，每天靠不到1.25 美元為生的人口減半；（2）使包括婦女和青年在内的所有人，都能實現生產就業，擁有體面的工作；（3）從1990年到2015 年期間，使挨餓的人口比例減半。20
包括政府及非政府組織在内的國際組織，應當繼續成長擴大。這是全球化的迫切需要，因為人類活動的範圍越來越廣，需要更多的組織協調部門提供支持。當然，這些機構也將帶來很多麻煩。官方政府組織的職能會被分散，而且這些組織通常缺乏民主監督。哪個組織在監督國際貨幣基金？哪位代表會為世界銀行負責？另一方面，雖然在許多非政府組織的宣傳冊上都印上了高尚的使命誓言，但其實很多組織都是特殊利益集團或其他國家的工具。即使所有的非政府組織都表現得很完美，道德上無可挑剔，全球化治理和民主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通過跨國合作，國際組織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很大貢獻。但是，其中存在的問題也不能忽略。
政府和民主進一步的發展方向，對人類的發展至關重要。全球化的推進，似乎弱化了國家機構的作用，但是這不代表著國家機關應該就此消失。歐盟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從拉普蘭到聖文森特角，從多尼戈爾到伯羅奔尼撒半島，穿過整個歐洲你都看不見任何國界。但是如果抛開地理上的國界概念不說，你會發現，即便是最先進的區域一體化同盟——歐盟，說到底還是由很多國家組成的。在可預見的未來，國家的概念不會消失。但是，彼此之間的影響、洲際交流，以及全球體系都會發生質的變化。這種變化已經發生，而且因為一些因素的影響，已經越發清晰。
到目前為止，全球化進程已經在很多方面發揮了自己的作用，促進實力雄厚的民營跨國公司在生產、流通領域的發展，對於包括銀行在内的重要金融中介機構的崛起也做出了巨大貢獻。很多企業機構的成交量可以達到數千億美元，很多政治評論員認為這些企業機構的影響力比國内生產總值相對低的國家還要高。這種對比相對片面，計算方法我們暫且不去深究，即便蘋果公司的市值已經超過荷蘭的國内生產總值，但是一個國家的國民收入是建立在國民財富的基礎之上的，公司的貿易額就算是國家的幾十倍甚至百倍，二者都無法相提並論，因為完全是兩碼事。更何況公司的股票可能會在短時間内貶值，但是國家經濟的“價值”就不會這樣大幅度地忽漲忽落。那些實力強大的公司在縱橫國際市場的同時，一方面要努力逃脫美國和歐盟等強大國家和組織的控制，另一方面為了讓企業獲得更多的利潤，還要賄賂這些國家的當權者，放松對它們的監管。
有些人曾經成功地使別人相信，對美國大型汽車制造公司通用汽車有利的因素就是對美國有利的因素，現在有些大公司想要吞並小公司，大公司的說客就想照葫蘆畫瓢，讓我們相信對X 跨國公司有利的對人類也有利。事實未必如此，通常恰恰相反。盡管X、Y和Z 等大公司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但它們沒有統治世界。在某些情況下，重要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領導人會徵詢大公司負責人的意見，不得不承認，雖然他們也會聽取小國領導人的意見，但是通常只是出於政治上的考量或純粹出於禮貌。我們可以大膽猜測一下，英國首相或法國總統手機聯絡名單裡一定有很多大企業負責人的名字，卻未必有其他國家領導人的名字。但是，無論老闆們多麼有影響力，事實上統治世界的人並不是他們，盡管有些人認為是企業家在統治世界，或者希望由他們來統治，但是事實並非如此。雖然企業家與國家或國際組織領導人相比影響力較弱，但是在很多跨國協議或一體化協定中，這些企業家還是發揮了很大作用的。當然了，在一些無法達成的協議中，他們也是影響結果的重要因素。
再加上，這些跨國公司對知識、文化，還有更重要的政治和金融領域的影響變得越來越明顯，跨國公司領導人地位不斷提高，隨著他們權利的增加，一些國家掌權人物的影響力會自動削弱。跨國公司領導人完全不用在意政治人物的想法，這種情況越來越常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峰會或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都是觀察這種有趣現象的好機會。在那裡，你可以看到各界精英的地位比拼。
接下來的問題是：這對全球化來說是好還是壞呢？這些精英人物影響力的增加到底是在推進全球化的進程，使全球化日趨成熟，提高可持續增長，還是恰恰相反呢？我們應該為跨國機構争取更大的權利，還是應該限制它們的影響力呢？
這些問題沒有明確的答案，但我們應該保持警惕。從邏輯上來講，依附於企業霸權呼風喚雨的精英們，自然關心企業福利，而不是公衆利益。因此，我們應該根據目標確定應該採取哪方面的合作，全球性的目標當然要與跨國公司共同協作才有可能實現。在為自己謀利的同時，也為了共同的利益相互合作，這種合作是否能令人滿意，或者說滿意程度如何呢？皆大歡喜的情況並不常見，但是雙方都能接受的情況還是比較多的。至於合作程度如何，主要取決於雙方的價值觀、制度和政策。如今，世界範圍内的活動就是這樣展開的。
我們不要太天真。如果X 公司的老闆只關心全人類的福祉，很快就會被監理會解雇。如果Y 公司的負責人一門心思關心地球上的窮困人口，只能去非政府組織（最好是一個全球性的）工作。如果Z 總統滿腦子社會正義，也許可以在一個排名靠前的管理學院找到一份好工作，教商業倫理學。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資回報率是公司管理的宗旨。實現共贏的同時確保商業精英獲得最高的收益，是商業精英、政治領導人的目標任務。當然了，這並不表示政治領導人要以為商人牟利為己任。
我們這裡說的精英都是腦力勞動者，具體概念暫且不談。從歷史的發展邏輯來看，體力勞動為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在我們所處的時代，經濟實力，尤其是金融實力很重要，將來腦力勞動會變得越來越重要。以前是強權統治的時代，現在是金錢統治的時代，未來將是智慧統治的時代。暴力集團或軍隊已經無法為所欲為，即便是手握大金庫或者充斥了無盡財富的金融部門也不能控制所有的發言權。再過幾代，人們只會聽從智慧的表達，雖然過程緩慢，但是智慧統治地球的時代終將到來。
我想那個時代會在22世紀出現，或者會更晚，在此之前，我們以及我們的子輩應該讓智慧領袖多多發聲，得到更多的重視。全球貿易活動要遵循適當的規則，政治家必須為此付出努力。我們都明白，政治家一定會受意識形態和利益集團的影響，但是民主監督同樣能發揮自己的作用。無論民主監督的力度如何，效果如何，民主政府依然是民主政府。可行性政策法規也在為全球經濟保駕護航，私有企業在政策的保護下發展壯大，全球化的程度愈加深入，人類才能因此獲得更多收益。
大公司不僅能在一定程度上擺佈傳統地域概念上的主權國家，通常，一些商業協議的制訂也或多或少會受大公司的影響，不止現在是這樣，全球化的未來階段也是如此。大公司還制約了民主的發展，因為越來越多的決策將會遵循其他機制制定，不再由多數人決定。很多國家都出現了這種情況，有人可能會認為民主國家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其實不然。
在面對全球和地區問題時，民主機制可能會增加解決問題的難度。例如，如果我們精心挑選一批專家，讓他們解決歐元區的危機，與民主機制相比，這種經營決策機制的效率一定更高，效果也一定更好。不要低估單一貨幣地區的國家所面臨挑戰的規模，但是從技術的角度來看這些問題都是可以克服的。可喜的是，在這個問題上，歐洲可以學習非洲的經驗，非洲有12 個前法國殖民地、1個前西班牙殖民地和1個前葡萄牙殖民地，地區局勢十分複雜，民族和武裝沖突不斷，發展水平低下，但是流通的貨幣只有非洲金融共同體的法郎，在1994 年最後一次貶值之後，至今一直保持穩定。從本質上來講，其實有兩種貨幣，它們對歐元的匯率都是655.957:1，這兩種貨幣分別是：西非法郎（XOF）和中部非洲法郎（XAF）。兩種貨幣的對等價值由法國銀行擔保，實際上，地區政策一直從中協調發揮著重大作用。2012年歐元區重新陷入衰退，非洲金融共同體國家的經濟卻蓬勃發展：西非聯盟經濟增長4.6%（15 個經濟體，其中8 個流通西非法郎XOF），中部非洲經濟增長高達6.4%（6 個國家用中部非洲法郎XAF）。
諷刺的是，穩定的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與浮動的歐元是挂鈎的！因為市場投機的沖動（所謂的情緒）不會影響匯率，而是參與國相互協調集中調控控制匯率，這對整個地區都是有利的。我不是要讨論關於犧牲“民主”的徒勞争論，與歐洲同僚相比，西部和中部的非洲政治家確實常常忽略民主，而歐洲的政治家們很有可能是法國或伊比利亞大學的校友，彼此認識。他們可能會不時聊天，分享彼此的經驗。
回到歐盟的問題上來，如果歐盟能重新調整經濟結構，合理削減公共開支，增加財政收入，幫助企業加強自身競争力，吸納失業勞動力，那麼一體化進程、全歐的銀行監管和政府部門的政策法規都會因此改善。如果能關起門，不讓媒體添油加醋地影響輿論，讓有能力的人靜心解決技術問題，經濟決策會議就不會變成無止境的公開辯論。有人會說，這種做法缺乏民主監督（但是如果做出的決定符合公衆利益，對大多數人都是有好處的，這難道不是民主決議嗎），但是不要忘了，這種機制的另一個特點就是高效。放到國家層面上來講，拿意大利和西班牙做比較，前者屬於技術型政府，後者屬於民主型政府，在做決議時前者比後者更高效。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結論，在意大利對技術管理比在西班牙對民主管理實施必要的調整更容易。
通過計算機模型解決聯立方程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將明智的決定付諸實踐卻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超級大國，任何決定都會不可避免地對收入和財富再分配造成影響。關於民主會給解決經濟問題帶來麻煩，歐洲危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果你對另一個國家伸出援手，很有可能因此失去本國的民心，在下一次的選舉中失利。雖然只是希望拉人一把，卻要遭受辱罵。如果被人當成賣國賊、吸血鬼，誰還敢跨越雖然看不見但確實存在的政治邊界？
政客能夠掌握權力，得益於民主選舉，下一輪選舉早晚還是要靠民衆的支持。不管是身邊的技術專家或是顧問專家的建議，還是憑借自己的智慧得出的結論，他們在判斷下一步該做什麼的問題上還是比一般人更在行的，畢竟這是他們的工作。但是，有些決定是無法向公衆解釋其中的好處的，這時民主就成了絆腳石。由於沒有充分的決策權，他們只能淡化改革，軟化手段，推遲決策，放棄一些理應做出的改變。補充一點，無論現在還是未來，如果權威媒體不站在你這邊，就很難擁有充分的決策權。大家都知道，所有的一切，背後都是不同的意識形態和利益集團在角力罷了。這導致有些政治家即便意識到自己的做法會失去選民，還是會強制推行不受公衆認可的決策，但幾乎沒有人願意這樣做。對大部分政治家來說，政治就是權力的争奪，一旦你擁有了權力，政治又變成了抓住手中權力的工具，如果會因為一項決策失去權力，不管這項決策是否正確，都要放棄。
以目前來看，並沒有可以扭轉乾坤的理性出路，只能讓大家盡量將眼界放在區域甚至全球目標的高度，這一點在未來更加重要。換句話說，政治家不能再只是國家的政治家，必須著眼更大區域、多國利益，甚至全球。全球化的過程已經開始，並會一直持續，但全球化是階段性的。21世紀初，全球化已經初現端倪，但即便到了21 世紀末，也很難達到期望的目標。以前的政見和政策都是服務國家的，將來會慢慢演變成超越國家，為全世界甚至可以說為整個文明社會服務，到那時，國家的概念會變得非常微弱。換個角度來看，全球化會讓國家政府變得越來越不重要。我們會發現，這是一個二選一的問題，雖然不是很尖銳，但是非此即彼，只能選擇一個。除非加強政府的權力，不再顧及民主的問題，不再單純考慮國家的利益，放眼全球，做出獨裁決定。德國可能會拍手歡迎，中國或許也不會反對。換句話說，鞏固全球化會弱化民主政治，增加政府機構的權力。
無論是未來的一二十年裡，還是接下來的幾代人，關於這兩個方向的争辯將會一直持續。一方面，國家的“規模”，主要是看財政再分配占國民收入的比例，以及幹預對市場進程的影響，這些争議永遠不會結束。能促進資本形成，還能實現有效分配，提升社會凝聚力，能達到這種效果的體制，才是理想的經濟體制，雖然永遠不會實現，但我們應該朝著這個目標努力。分屬於不同意識形態、不同黨派的人會用不同的方式定義這個理想體制，雖然是相同的内容，但是科學界也會給出不同的定義，在政治領域，這個問題表現得尤為明顯。絕對的最佳狀態並不存在，關於效率和凝聚力的問題，如果將最少消耗、最大限度地實現目標視為最佳狀態，並且設定一個標準模型，這麼做就是在浪費時間。這種所謂的最佳機制是社會和政治的理想狀態，目的不只是賺錢和生存，而是社會的繁榮和享受生活。這種理想狀態並不是一個數值，而是一個範圍，而且這個範圍也不是（是否加“不”） 恒定不變的，隨著時間的變化，將來還會不斷發展。
本文摘自《21世紀政治經濟學》
這不是一本預言書，而是運用經驗和智慧去探索人類正在面對的重要挑戰。作者以曾經的政治經濟領導者的高度審視未來的政治經濟走勢，探讨了包括未來的藍圖、全球一體化、全球化時代的市場與政府、經濟的價值、國際間的一致意見和分歧、限制增長的社會和生態因素、未來人口問題、貧富差距的演變、未來科技發展、未來面臨的戰争與和平以及可能到來的亞洲時代、未來將採取什麼樣的經濟政策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作者結合精確的數據進行了理性的分析，對人類及世界未來的發展提出了科學的預測並給出了合理化建議，為經濟迷途中的人們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