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提出問題是為了尋找答案。提出問題的人不只是想知道事情發生、發展的原因和過程，最重要的目的是想通過了解的信息看清未來的走向，因為他們更想知道事情會變成什麼樣子。對於未來，有些人充滿期待，堅信美好的明天終將到來，但是也有人心存疑慮，他們希望有人能把他們從猶疑惶恐中拯救出來。那麼誰應該承擔這個責任呢？
我們會變成什麼樣？每隔幾天就會有人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將來會是什麼樣子？有可能發生什麼？應該往哪個方向發展？我們又是如何得知哪些事情必然會發生呢？我們如何了解事情的發展取決於哪些客觀條件？將來會獲得什麼收益？獲益人是誰？我們的目標應該是什麼？誰能依據他們的哪項權利提出要求？誰又知道如何才能將現實變得更加美好？所有這些問題都不可一概而論，因為它們的關註點不同。
未來該由誰來負責？從歷史的角度出發，問題的根源要從過去發生的事情上尋找，但是未來尚未到來，等到那一時刻來臨的時候，我們應該像以往一樣以史為鑒，讓歷史承擔起人類原罪的責任。合理的推定應該是這樣的，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未來並非依靠命運星象，而是取決於生命個體的天性和社會進程，很大程度上來說，應該是我們做出的決定，社會科學也會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主要是經濟學。越是責怪過去的不足和現在的欠缺，就越可能給未來背負更大的包袱，對人們渴望得到的美好未來造成影響。經濟學不能拯救世界，但是能起到很大的幫助作用。
那麼，世界將何去何從呢？我們已經有了一定的認識還是毫無線索？未來的生活是值得擁有的嗎？我們要去哪裡找尋？如何得到？經濟學家說起來神乎其神。我們要依靠命運，還是要將命運抓在自己的手裡，努力給自己的生活找到方向，讓我們的家人、鄰居、社會、國家都能邁向更美好的未來？我們能實現到哪種程度？能夠做些什麼？經濟增長受到了哪些限制？
在最近這次危機發生之前的幾年中，用傳統方法計算的經濟增長率年均波動幅度在四個百分點左右；從過去近兩百年的歷史統計數據來看，已經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世界經濟還能再次回到之前那種高增長嗎？有這種可能嗎？有這個必要嗎？抑或我們將來追求的目標會逐漸轉移，不再簡單追求可以量化的產出增長了？如果用人均GDP衡量國民收入，每年增幅在7%左右，那麼每十年就能翻一番。在下個十年中翻一番，以這種速度追趕發達經濟體，有多少國家可能達到這種增長水平呢？如果這種設想是不現實的，那麼我們應該抱有何種期望呢？也許我們正身處比最近這次危機還要嚴重的災難中，各種紛争正在不斷惡化，隨之而來的沖突也會不斷加重，而且不只是經濟方面的沖突，事情是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嗎？局勢會好轉嗎？也許我們的問題應該是“什麼時候會變好”。對於這個問題，難道答案真的只能是之前的敷衍之詞——“正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嗎？
中國有句諺語：“甯為太平犬，莫作亂離人！（甯可做太平盛世的狗，也不做戰亂時代的人。用來表示生逢亂世的痛苦心情）”這句話聽起來既像善意的祝福，又像惡毒的諷刺，在今天聽起來顯得尤為真實。從某些方面來講，如今這個時代可謂亂世，各種宏大進程相互疊加，將文明的面貌徹底改變。亞裡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用他的筆描繪著各種啟蒙事物的時候，地球只有2億人口。托馬斯·阿奎納（約1225—1274）向人們傳教各種開明思想的時候，地球只有3 億人口。如今，不超過兩代人的時間，地球的人口就能增長到那個時代的30 倍。因此，現在的經濟學必定是大衆經濟學，將來更是如此。更重要的是，我們不得不跻身其中，才能在我們生活的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我們能做到嗎？應該怎麼做呢？從物理意義上來講，地球空間有限，話雖如此，如果一切無法自行運轉，那麼要由誰來協調地球上這麼多人參與的複雜經濟活動，如何協調呢？天地間俗事繁多，我們未及認真思考的問題還有很多。當然，也可以說，那些計劃並展望過未來的人曾經思考過這些問題，或者更確切地說，這些問題曾經困擾過他們。
“當前，我們正在遭受經濟悲觀主義的攻擊。人們經常說，19世紀經濟突飛猛進的態勢已經結束；生活水平雖然一度迅速提高，但是如今步伐已經放緩，至少在英國確實如此；在未來十年，我們面臨的應該是繁華落盡而不再是欣欣向榮。” 到底是何人何時提出了上述觀點呢？這些不是舊報紙上的無名論調，而是出自最負盛名的經濟學家凱恩斯（1883 —1946）之口。他的經濟理論和建議幫助我們擺脫了發生在19 世紀30 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保證了西方經濟的不斷增長，而且這種增長幾乎一直持續到了20 世紀末。如今，人們又可以把這些話拿出來說了，今天的人們對美好未來再次失去了希望。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卻有超過半數的家庭認為，與自己相比，子女的生活水平將會變得更差。希望不管是在美國還是在其他地方，這些預言都不會成為現實，但我們也不能掉以輕心，因為事情真的有可能會發展到這種地步。一切尚無定論，未來取決於多種因素。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明白取決於哪些具體因素。
上面引用的文字是20 世紀經濟大蕭條最嚴重的時候寫下的，出自凱恩斯1930 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我們後代的經濟前景》1。當時社會充滿了滿腹牢騷的悲觀論調，作者遠離了這些情緒，理性地回答了“未來一百年中，有關生活水平的合理期待是什麼”這個問題。有意思的是，他曾提醒別人不要對未來經濟妄下定論，認為我們無法對尚未發生的事情做定論，畢竟，未來還未到來。凱恩斯的這句名言經常被人引用，以至於成了濫俗之詞：放眼未來，我們都會死。換句話說，我們最好不要總說什麼將來，人都死了還有什麼可擔心的。
雖然他曾經提醒過別人，但是自己還是對100 年後商店裡會擺放的物品進行了大膽的預測。他還犯了個大錯誤，認為在他的家鄉英國，100年後的經濟產出會是當時產出的8 倍。他的錯誤不止如此，在預測未來時，他的很多假設並沒有變成現實，其中兩個假設尤其值得一提：戰争將會消失；人口問題會得到解決。他對未來極其樂觀，因此他預測的前景有些美好過頭了。他認為，如何滿足人類需求這個首要經濟問題是有辦法解決的，這個觀點非常正確。然而，他覺得這個問題能在一個世紀内得到解決，事實證明這個預測是錯誤的。
在之前的100 年，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在接下來的100 年，這些問題還會存在。原因在於，雖然“積累資本的能力”和“由創新引導的技術進步”這兩個因素，幸運地支撐了300 年，但是這兩個因素無法滿足人類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部渴求。積累資本是投資的理由，有助於擴大產能，技術進步是提高生產率的基礎。但是，要借助微觀的經濟管理技術和宏觀的經濟政策，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發增長潛能。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全球化、科技新革命、社會、文化和政治價值觀，這些方面都是機遇與挑戰並存的。環環相扣的各種事件和歷史的發展趨勢也是人類不曾面對過的。
如果喬治·奧威爾(1903—1950) 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生活在民衆可以通過技術手段進行監督的自由民主的社會，“老大哥”一定會愛上這個時代並渴望加入的，如果是那樣，他會為我們寫下什麼樣的文字？他在《1984》中提醒大家警惕集權政治，當他走出自己寫作的房間時，如果知道不到200 米的距離外就有中央監視器盯著自己，會是什麼感覺？如果他在2014 年寫下《2041》，會向我們提出什麼樣的警告，以及應對方法呢？他會給我們展示一副什麼樣的政治局面和經濟體系呢？如今單單歐盟範圍内就有25 000 000 失業人口，那些有幸找到工作的人，像資本主義機器上的齒輪一樣受著重壓。誰是監視者，誰又是被監視者？誰在拿別人當物品一樣對待，巧取豪奪？誰在操控誰，誰在剝削誰？奧威爾若從2014 年而不是1948 年的角度考慮未來，他是更擔心未來的集權主義，還是毫不擔心？關於經濟問題，他更關心哪方面，他會如何描繪我們這個美妙世界團體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像新自由主義辯護者給我們提供的田園生活那樣，還是像比奧威爾早100 年的恩格斯曾經寫過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的場景？
我們不要忘了，欺詐行為不會在市場上消失，民主也無法終結愚蠢，市場經濟和民主社會無法將人們從社會疏離和經濟排外主義中完全拯救出來。我記得，一位出色的波蘭漫畫家曾經畫過一幅描繪社會主義政權的漫畫，有個人在評論區留言說：“他們跟我說了，‘把你的嘴放進桶裡’。還好，那個桶是滿的。”如果大家都能吃飽，那麼社會主義政權可能會持續更長一段時間，那些國家的人民只能期待自己的政權少犯些錯誤。現在我們會聽到：不要抱怨，我們是民主社會，你能通過投票為自己争取更美好的未來。如果好景沒有出現，你也能為争取一個還算不錯的未來投票。市場化和民主化，是兩個最有力的現代自由主義制度，只有合適的價值體系才能讓它們開花結果。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價值觀，才能讓自由經濟抓到機會，達到我們合理的預期？那些相信我們只能在非常遙遠的未來才會變得更好的人，只是在用權宜之計敷衍應對。這就意味著用兵來將擋的方式抗擊危機、刺激經濟繁榮的方法是錯誤的。經濟和生活一樣，也有昨天、今天和明天、後天以及之後的日子。有歷史，有不可預見的未來。這是值得人們去思考、探讨、記錄和學習的。
綜合考慮，讨論整體經濟問題，目的是為了避免經濟活動中一直困擾我們的所有形式的錯誤。窮人、中產，還有富人，三個階級概括了所有人。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止是企業家、管理人員和政治家，還有從社會階梯底端到頂端的雇員，他們也能對自己關心的問題和人以及涉及他們利益的決定施加影響。不止是在任的雇員，他們的孩子、退休人員和正在找工作的無業人員也能發揮自己的作用。那麼如何避免未來的經濟走錯方向？到底有沒有可能呢？當然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只要什麼都不做就什麼都不會錯。但是社會要進步，我們就要有所作為。因此，正確的結論是，我們應該在大力作為的同時，盡可能少犯錯誤。
我不知道自己算樂觀主義者還是悲觀主義者，如果有必要，希望由他人做出評判。我只知道，人類的思想和行動能解決很多複雜的經濟問題，讓未來的物質不再短缺。當我被貼上積極主義者的標簽，尤其是說我過度積極時，我會反駁說，那是因為別人太悲觀了。如果有人指責我太悲觀，這說明指責我的人是個樂天派。我想做一個理性的實用主義者。我是這樣看待經濟問題的：首先，必須理智、實用，也就是說要為發展和進步做好打算。我們的發展軌道要從輸出增長轉移到社會和經濟發展，再到文化進步上來。
讓我們同心協力一起為解決全部的大問題做出自己的貢獻。當然了，在努力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有所期待。雖然沒有實際的指導意義，卻能讓我們看到希望。在我的期待中，將來的世界是和平的，我們能有效避免所有熱核戰争，在避免災難性的全球變暖問題上摸清了方向，也不會有大規模的流行病，其他災難也都找到了應對的方法。重要的是，理性的實用主義會幫助我們抵禦巨大的災難，免受烏托邦式理想主義的誤導。
這就是我想獻給大家的充滿希望的前言。積極樂觀的人能從時代的困境中找到發光點，從這一團糟的狀況中擺脫出來。我們應該努力朝著更美好的未來前進。
本文摘自《21世紀政治經濟學》
這不是一本預言書，而是運用經驗和智慧去探索人類正在面對的重要挑戰。作者以曾經的政治經濟領導者的高度審視未來的政治經濟走勢，探讨了包括未來的藍圖、全球一體化、全球化時代的市場與政府、經濟的價值、國際間的一致意見和分歧、限制增長的社會和生態因素、未來人口問題、貧富差距的演變、未來科技發展、未來面臨的戰争與和平以及可能到來的亞洲時代、未來將採取什麼樣的經濟政策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作者結合精確的數據進行了理性的分析，對人類及世界未來的發展提出了科學的預測並給出了合理化建議，為經濟迷途中的人們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