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方經濟學的學術定義來講，經濟學是應解決資源稀缺問題需要而形成並發展起來的學科。由於人的欲望與資源稀缺性的矛盾，必須有一門專門學科來研究和解決資源配置和利用問題，於是便有了經濟學。我們常說某個決策或行為“經濟”或“不經濟”，就是從資源配置和利用的角度考量，資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高，就是“經濟”，反之即是“不經濟”。
經濟，其實是外來詞，是日本人率先使用的，後來被借用到中文裡，指稱具有同樣意義的學科。事實上，在中國的傳統中，就有“經世濟民”的學問，從實質上講，“經世濟民”其實也就是資源配置和利用的問題，在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各個環節，完成好資源的配置和利用，也就從根本上實現了“經世濟民”。
中國不乏具有“經世濟民”歷史使命感的經濟學家。薛暮橋、孫冶方、於光遠等老一代經濟學家讓我們由衷地敬仰。然而，不幸的是，在名利主義盛行的今天，還有很多的所謂“經濟學家”放棄了學術信仰，喪失了經濟學人應有的歷史責任感，淪為名與利的奴隸。他們或為利益集團代言，或沽名釣譽，而全然不顧社會賦予他們的職責和使命。
事實上，經濟學家的明星化、娛樂化傾向，正在不斷削弱經濟學家群體的公信力。曾有調查顯示，專家學者在公衆心目中的信任度低至14%。君不見，互聯網上群情激奮地聲讨“磚家”的景象，甚至有大罵其為利益集團“走狗”的聲音。冰冷的數字和沸騰的怨氣，啟人深思。
另外，客觀地講，經濟學娛樂化，不可否認有經濟學家喪失科學精神和歷史使命感的原因。但另外三個方面的原因也不可忽視：一是媒體不顧新聞原則，斷章取義，迎合公衆情緒的娛樂化渲染；二是公衆不加分辨，罔顧事實，“痛打落水狗”的慣性思維；三是社會對經濟學家等專家群體期望過高，把經濟學家神話成預言家，或者當作道德的標桿。總之，在利益多元和訴求多樣的轉型期中國，經濟學家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牽動著社會公衆的情緒和思維。
經濟學家是一群什麼樣的人？
那麼，經濟學家是一群什麼樣的人？社會上，不時就會有對經濟學家評頭論足的高論。心平氣和地講，經濟學家是人不是神，經濟學家也不是一個道德符號。我們在平心靜氣地還原經濟學家作為“人”的本來面目的同時，也希望轉型時期的人們能夠少一點心浮氣躁，多一點寬容理解，少一點評頭論足，多一點客觀理性。
那麼，什麼樣的人可以當得起“經濟學家”的稱號？如果將經濟學家定義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那麼在中國，到現在為止沒有經濟學家，目前似乎也沒有產生這樣的“經濟學家”來填補這一空白的迹象。而且，這樣的“經濟學家”恐怕在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數。若是按美國大學的學術體制定義，在體制内做學問的才是經濟學家，那麼據說從來沒有在著名學術期刊上發表過學術論文，但卻執世界經濟之牛耳達18年之久的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先生，似乎也不能入圍“經濟學家”之列。
經濟學，按照亞當•斯密的定義，如前文所述，是研究資源有效配置和優化配置的科學。所以，經濟學並不完全是在象牙塔的封閉空間内閉門造車的活動，而是與經濟、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的社會活動。經濟學家們有自己的學術流派和學術領域，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論也有規範研究和實證研究之分。經濟學家們有各自的立場、觀點和工作方式，只要他們具備其工作要求的職業道德、專業水平、敬業精神，對經濟理論和實踐有所貢獻，就應得到尊敬和回報。
對“經濟學家”的誤會，可能是翻譯惹的禍。這個名稱，在英文中對應的是“economist”，是英文中一個很普通、很中性的詞，沒有任何拔高的意味。但翻譯成中文，帶了“家”字，殊不知在中國，一旦被稱為“家”就非同小可，就一定要有“大家”的風範和水準。如果把“economist”這一英文詞翻譯成“經濟學者”、“經濟工作者”或“經濟學人”等稱謂，或許就不會有這樣的誤解，民衆不會對經濟學人這個身份有過高的期望。
經濟學家，首先是人，也要先解決“吃喝拉撒睡”等根本生存問題，才能從事其他活動。不能用“高尚的”道德標桿綁架經濟學家，把他們的勞動定義為“義務勞動”。許多諾貝爾獎獲得者應邀到中國訪問，除了名揚中國以外，也往往有豐厚的回報，可謂“名利雙收”。但是，古今中外，學術研究的成就才是一個人真正的“功名”，投身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的實踐往往與犧牲和奉獻聯系在一起。
當代中國經濟學家的歷史使命感
經濟理論的發展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是密切相關的。20世紀30年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出現重大突破，著名的凱恩斯經濟理論產生在英國，而不是經濟大蕭條最為嚴重的美國，應該說，這與英國受益於三次工業革命，經濟實力大大提升有不可分割的關系。
人均收入1000美元和人均收入3萬美元的經濟體，其考慮的問題和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不同的。人均收入30倍的差距，提供了在更高層次上的發展空間，包括理論研究。這大概是諾貝爾獎獲得者，除了文學獎和和平獎，80%都出在美國的主要原因之一。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經濟屬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需要面對許多發展過程中最沉重、最基礎的生存問題。受經濟發展階段的限制，我們必須學會“有所為”和“有所不為”。當前，人民和國家更需要幫助解決生存問題的經濟學家。
盡管當下的經濟學有娛樂化傾向，但應該說，當今中國的大部分經濟學家，還是非常具有歷史使命感的。這裡，需要區分純粹追求功名利祿的庸碌之輩和取之有道而實至名歸，得到社會認可的經濟學家。應該註意到，在這個群體裡有這樣的人：為完善農民的基本衛生保障體系在陝西黃土高原上東奔西走的經濟學家們；自己出錢出力引進國際扶貧先進經驗，並身體力行在窮鄉僻壤的山西龍水頭推動小額貸款模式、致力於幫助農民脫離貧困的嘗試達十多年之久的經濟學家們；在河北某村為農民的共同富裕不辭辛勞、不怕挫折幫助農民組建自己的合作社的經濟學家們；創辦非營利的專門為農村婦女進城工作進行職業培訓機構的經濟學家們；為了建設新農村、改善9億農民的命運，呼喚“新農村運動”的經濟學家們；為中國的經濟改革獻計獻策勞心勞力的經濟學家們；親力親為參與中國的國企改革、體制改革、經濟改革的經濟學家們；孜孜不倦推動經濟理論發展的學術界的“經濟學家”們……
有人問曾經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58次升空作戰，出生入死，死裡逃生的前美國總統老佈什先生是不是英雄。老佈什先生回答：“不管我是不是英雄，我和英雄們並肩戰鬥過。”這是何等的胸懷！老佈什先生的境界和情懷，令人敬佩。雖然當今中國的經濟學家們的貢獻遠不如戰争年代裡的那麼精彩，但作為經濟工作者，我還是與老佈什先生有同樣的驕傲：不管我是不是經濟學家，我和這一代的經濟學家們一起為共同的目標和理想努力過。
本文摘自《改革2.0時代中國經濟升級路徑》
《大洗牌：改革2.0時代中國經濟升級路徑》是著名經濟學家左小蕾在中國經濟全面進入改革2.0時代，對國内經濟形勢及相關經濟熱點、經濟話題的分析、解讀和評論，並對具體的升級路徑進行了更多的實際規劃。作為國内為數不多的女性經濟學家，在本書中，對於中國經濟，左小蕾顯示了極敏銳的觀察力，其觀點鮮明、筆鋒犀利，對經濟的觀察與分析，體現著一個經濟學家對“經世濟民”理想的追尋。
中國經濟經過改革開放三十餘年的持續高速發展之後，進入新一輪的發展週期，亟待新的改革與轉型。如何按照經濟發展規律，推動中國新一輪的經濟增長；如何按照產業發展規律，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中國新的產業結構形成；同時避免中國經濟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順利實現經濟升級等。圍繞這些問題，結合當前國内外政治經濟形勢，本書對這些問題進行了邏輯嚴謹、系統深入的解讀和分析，並相應提出了自己具有建設性的觀點和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