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67年間，道瓊斯開始進行改革，致力於發展成一家全球性出版公司。因此，在公司擴大新聞報道和業務領域的同時，我和同事們也得到了更多同外國文化接觸的機會，同我早期在歐洲生活、工作的體驗相比，這些經歷的異域色彩更為鮮明，甚至很奇異。
歐亞市場迅速增長，吸引了大批美國出口和投資企業前去開拓商機；同時更多的外國商人和投資者也開始進入美國市場謀求發展。很明顯，過去關於國内新聞的狹隘定義已無法再適應當今形勢。美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日益密切；毫無疑問，在這種大背景下，道瓊斯必須擴大對國外形勢的報道，以便讓美國更及時地獲悉一切能夠影響自己發展的信息；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向其他國家更為全面地報道與之息息相關的美國經濟發展狀況—而且我們還要在這場競争中占得先機。道瓊斯公司採取的第一項舉措就是在日本建立全球經濟通訊社，然後發行《亞洲華爾街日報》，進而開設歐洲專版。
外界經常會提出這樣的疑問：為什麼將亞洲放在歐洲之前呢？首先，亞洲經濟正處在驚人的飛速增長階段，遠比歐洲活躍。其次，歐洲新聞體系相對完善，因此競争更大；而亞洲則不存在這種狀況。最後，亞洲有理想的合作夥伴，對方具備廣闊的人脈和充足的印刷設備可供我們利用；而在歐洲，這樣的條件卻難以具備。
全球拓展計劃剛一開始，我便在比爾•克爾比的指派下，著手將道瓊斯的通訊服務拓展到歐洲大陸，為那些越來越關註美國市場的歐洲投資商和企業家提供新聞信息。首先，我們聯系了路透社，並表示希望通過對方的通信網絡發佈相關報道。起初，他們對雙方的合作表示了積極的支持，之後卻突然宣佈終止一切商談，反而決定獨自進軍美國市場並準備在客場同我們一較高下。之後，美國國際合衆新聞社找到我們，表達了希望與道瓊斯攜手開展國際經濟通訊服務的意向。公司對此做出了熱情的回應，數月來，我都在極力推動雙方合作的進展。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或是對方當時内部實力欠缺、意志力薄弱、資源不足，或是無法就合作内容做出認同的決策—不管怎樣，這項策劃在被提上議程僅一年之後便不了了之。在我看來，合衆社在這一項目上的進展過慢，即便將來雙方達成共識，其間的合作也會不盡如人意。於是，我向克爾比提議，公司應果斷結束同對方的所有會談，轉而與美聯社尋求合作。克爾比接納了我的建言。
隨後，公司聯系了美聯社總經理韋斯•加拉格爾。對方在聽說了我們關於聯手推動遍佈全球的經濟通訊服務意願後，表示出濃厚的興趣，並委派能力出衆的美聯社全球服務部門主管斯坦•斯溫頓擔任機構代表。我方則任命《日報》達拉斯分社總編雷•肖為新版《美聯社?道瓊斯經濟報道》的首位主編。雷之前曾在美聯社就職，與合作方交情匪淺，而且也頗受對方歡迎。不久之後，斯溫頓成功說服共同社，讓其成為我們的第一個批發客戶。共同社系日本一家大型通訊社，同時也是美聯社在日的代銷商；按協議，共同社每年都會支付一大筆費用，買下美聯社?道瓊斯聯合通訊服務，然後再出售給各廠商、投資公司與報社等日本國内客戶。
得益於如此良好的開端，我們之後才能在穩固經濟基礎的支持下，逐步將新事業拓展到亞洲其他國家、歐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區。有鑒於此，我和斯坦•斯溫頓都備感振奮，決定親自飛往東京，參加與共同社社長福島慎太郎的簽約儀式。這也是我的首次亞洲之行。出國前，我還事先閱讀了三四本介紹日本文化的書籍，包括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撰寫的《菊與刀》及其他有關日本風俗、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當代研究成果。
福島熱情地招待了我們。他帶我們去了一家外國人很少知曉的河豚餐廳；這家餐廳主要以帶有毒性的河豚為食材，提供包括味噌湯、主菜、甜點在内的各種料理。河豚主廚均受過特別訓練且持有資格證，在準備料理前定會將魚體内有毒的性腺剔除幹淨。據說，廚師在這一過程中一年中只會有一兩次失手的時候，雖然概率極低，但後果卻是致命的—而且，相關事故還會成為媒體可資著筆的報道對象。
週末，美聯社駐東京分社總編亨利•哈岑佈施帶我們去了一家日式鄉村客棧，在那裡可以俯瞰東京以南的熱海。日本人喜歡睡在地闆上，但我一直覺得這種傳統會讓人感覺極其不便，而且也太過於斯巴達式了。不過，當我真正爬進松軟的床褥、躺在平鋪於地的榻榻米上時，又覺得一切真是享受、舒服到了極致。
此後，我每年都至少會去日本一次，主要是為慶祝美聯社?道瓊斯聯合通訊社的可喜成就。1972年，在聯合通訊社創建僅 年之後，其服務便拓展到了23個國家；接著又在1979年和1988年，分別增長到40個和50多個國家。每次到訪日本，我們都會向共同社及其高管表達自己誠摯的謝意，感謝他們在聯合通訊社起步時就賦予了深厚的信任，並成為第一個接受此項服務的客戶。利用公事之餘的閑暇，我還曾前往古都奈良參觀那裡的佛寺；到日本遷都江戶（東京舊稱）之前的千年都府京都，觀賞皇家宮殿；到箱根町訪問古今各樣的日式客棧，在那裡欣賞隐於湖面之後的富士山美景；到距離東京以北僅幾小時車程的地方體驗溫泉度假旅館，參觀古代寺廟；當然，還會穿行在首都東京市内的多個地方，到皇宮（只能從外面觀賞）、餐廳、藝伎館、寺廟等各種場所體驗當地特色。和公司的幾位同事一樣，我在出訪日本時，間或還會帶上自己的妻子芭芭拉，在1977年，還曾與21歲的女兒萊斯莉一起有過一段三人之行。
訪日期間，我們通常住在東京市區豪華的大倉酒店。有一次，我曾向福島提及自己特別喜歡日式傳統客棧，並詢問他東京是否有這樣的處所。於是，福島通過自己的關系，幫我找到了一家非常古老的日式傳統居所，房屋四週雖為摩天大樓環繞，但内院不僅有獨立的花園，還可見清水淙淙的溪流，給人幽深僻靜的感覺。這裡鮮為人知，既不曾對外大肆宣揚，更沒有遊客知道它的存在，而且這樣的甯靜也不應被打破。有一年，我曾在這裡度過了整個隆冬時節。我的卧室内還裝有一個現代馬桶，座圈處還套有一層毛氈墊—這樣一來，無論臀部接觸到哪裡都不會感覺到涼。
1976年，道瓊斯開始在香港出版《亞洲華爾街日報》，並任命彼得•卡恩擔任其第一位總編兼發行人。此後，我們的日本之行也開始變得更加富有成效，也更妙趣橫生起來。
在亞洲發行《華爾街日報》一事，最早是由唐•麥克唐納和埃德•科尼推動的。科尼在當時已接替我成為報社主編，並於1976年成為道瓊斯主管新聞的副總裁。麥克唐納生性耿直、争強好勝，同時又是一位古道熱腸、極受員工愛戴的上司。他此前曾在廣告部門工作，連升幾級後進入管理層，後來還晉升為公司董事會副主席，主管道瓊斯所有出版物及相關各種業務的市場營銷工作。早年，基爾戈就曾註意到麥克唐納的才能與潛質，並向克爾比傳過話：“此人膽識不小，可資提拔。”
當時在香港運營中文報紙的胡仙（Sally Aw）女士首先向我們提議，希望雙方建立一家合資企業，利用她的出版社印刷《亞洲華爾街日報》。胡仙的祖輩曾靠生產、制造虎牌“萬金油”發家，胡仙當時正是家族企業的繼承人。不過，同早年與合衆社商讨共建全球通訊社時一樣，我和麥克唐納與胡仙的談判沒過多久就陷入了僵局，因為對方的印刷設備太過落後，同她的合作並不會給我們帶來多大優勢。
於是，麥克唐納和卡恩聯系了香港英文報紙《南華早報》的英國老闆，並很快與後者就《亞洲華爾街日報》的印刷事宜達成協議。此前，我們已經購買了《南華早報》10%的所有權及其旗下雜志《遠東經濟評論》10%的股份；在與對方達成共識後，我們便將其中一小部分出售給了新創的《亞洲華爾街日報》。但胡仙將我們這種轉向視為種族歧視的表現，並因此而心懷怨念多年。
彼得•卡恩出色完成了《華爾街日報》駐南亞通訊員工作，其間主要在中國香港辦公，同《南華早報》的編輯們聯系也很密切。他將東京分社總編諾曼•珀爾斯通從日本調至中國香港，將其任命為新報的主編。在員工招募結束後，《亞洲華爾街日報》於1976年9月1日正式問世，同時面向1 個國家發行，早期空運覆蓋裡程達 000英裡。在美國讀者對全球新聞與國際視角的興趣日益濃厚之時，美聯社?道瓊斯聯合通訊社與《亞洲華爾街日報》相繼創建，歐洲版也隨之刊行，這都為美國國内的《華爾街日報》和道瓊斯通訊社提供了更加廣泛的信息來源，報社也加強了對國際時事的全面報道。
《亞洲華爾街日報》創辦之後，為了更高效地實現其在南亞、日本和韓國的銷售，公司又先後與《新加坡海峽時報 》、《馬來西亞新海峽時報》攜手，並在1987年同《日本經濟新聞》建立合作，利用對方的印刷設備印刷報紙。而作為回報，我們將原本在上述三家公司持有的小份股權轉售給了《亞洲華爾街日報》。1987年5月，公司開始在新澤西州和加州刊行《日本經濟新聞（美國版）》。
共同社和《日本經濟新聞》同為美聯社?道瓊斯在日本的合作商，雖然一為通訊社、一為報紙，但沒過多久我們便註意到：一股相互較勁和戒備的氛圍在二者之間湧動，只是表面上還維持著一團和氣。我們能感受到，雙方都在力争成為美聯社?道瓊斯聯合通訊社在日的“第一合作夥伴”。因此，我們也不得不嚴謹行事，盡量避免在同一方合作的過程中造成讓另一方感覺顔面有損的尴尬。
在一次訪日期間，共同社高管邀請我們去了一家日本商界和政界高層人士經常光顧的高檔餐廳。我們在這家奢華至極的餐廳内訂了一個雅間；席間消遣之餘，對方頗為自豪地向我們引薦了一位傳統歌舞技藝十分精湛的藝伎。這位上了年紀的藝伎在日本被譽為 “活著的國寶”，她為我們彈奏了日本傳統的二弦琴，還呈現了許多精深的技藝。而我們的東道主，也為自己能請到如此出名的藝人並讓衆人度過精彩的一晚而備感驕傲。雖然在場的日本同僚認為這場藝伎表演甚為優雅迷人，但在我看來，大多數時候可以將其視為一個展示窗口，外人可以通過這個窗口有效而不失趣味地了解日本的傳統文化以及日本人的審美標準。
第二天晚上，我們受《日本經濟新聞》發行人大野木順造一行之邀，前往市内另一家同樣名流雲集的餐廳用餐。猜猜看，誰在他們的隆重介紹下登場了？正是那位“活著的國寶”！能奉獻這樣一場特別的招待，我們的合作夥伴自是無比自得。而在這位藝伎向衆人展示高深技藝並在桌旁為我們斟酒時，雙方都沒有表現出任何業已相見的迹象。
1987年9月，我們在日本訪問期間，共同社高管十分高興且驕傲地提出，他們在第二天為我們安排了一場同首相中曾根康弘的私人訪談。事後，我們在和《日本經濟新聞》合作方會面之時，對方表示他們看到了報紙上的相關報道，並對共同社在此事上的捷足先登流露出了不滿之情。“如果您想採訪首相，大可以告訴我們，”他們不滿地表示，“我們很容易就可以為您做出安排，而且也非常樂意這麼做。”
我們向中曾根首相問及日本在今後三五年的國際定位，他表示，日本還只是“國際大學中的一名新生”，仍需要多向英、美學習，逐步落實自己的國際責任。這也是戰後日本人的一貫姿態；《日本經濟新聞》也一直在近乎奉承地講，自己有太多需要向美國求教的東西—後來日本取得了長足的經濟進步，他們便改變了語氣，轉而呈現出一派居高自傲的架勢。一天傍晚，他們在新澤西州南不倫瑞克市參觀我們的印刷廠時，就曾語出暗示，至少在推廣現代化高效設備方面，我們仍需向其多多請教才是。
麥克唐納在日期間經常會跟《日本經濟新聞》的高管們一起打高爾夫球，在對方赴紐約拜會時，他也會請他們在當地的高爾夫球場切磋球技。在日方的一次紐約之行中，我們還誠邀他們搭乘道瓊斯專用直升機在曼哈頓進行了一場空中遊覽，隨後又飛抵新澤西州南不倫瑞克市的印刷廠，在那裡，我們的印刷機正不斷輸出著《日本經濟新聞（美國版）》報紙。這份報紙以日文刊印，讀者多為在美國生活、工作的日本人。
無論是來訪紐約還是在日招待期間，我們的日本夥伴經常會很感興趣地問及我們對美國政治，特別是國内大選的看法。他們總會說：“請告訴我們一些美國大選的情況吧！”這時一旁的翻譯就會用他那頗不純正的口音，將英文“大選”一詞的“election”發成“erection”（勃起），所以在我們聽來，對方就是在講“請告訴我們一些美國勃起的情況吧”；每每如此，我們都很難再繃得住。
一次，《日本經濟新聞》新任發行人森田剛在東京宴請我方。夜色漸濃，席間的清酒已是添了一巡又一巡，而趁衆人酒酣興起之際，麥克唐納便開始講起笑話，並且每講一個，聽衆席便會爆發出一陣哄然大笑。中間我曾小聲向翻譯小原先生問起，美、日兩國的幽默感和笑點應該存在很大的差異，但為何麥克唐納的笑話都能如此容易地就被接受而且還引發了這麼積極的反響呢？小原先生則在醉酒之餘向我吐露：“我把麥克唐納先生的每句話翻譯完，最後都會添上一句：‘現在開始笑吧。’”
本文摘自《我與《華爾街日報》》
《新聞風雲》展示了《華爾街日報》是如何發展和運轉的。作者菲利普斯為讀者提供了報業領袖才會擁有的内部視角。
《新聞風雲》叙述了報業從二戰後期的快速現代化發展，到電子出版和網絡興起後的發展歷程。菲利普斯發人深省、敏銳深刻的叙述，為我們還原了柏林危機、肯尼迪遇刺、水門事件背後的新聞細節，披露了《華爾街日報》如何應對與《財富》雜志、美孚石油公司等的報道糾紛，從中我們可以窺探到《華爾街日報》的辦報機制與核心理念。
《新聞風雲》的作者曾於1972年訪問中國，是尼克松訪華後首批到訪中國的美國記者之一，菲利普斯的新聞團與週恩來總理進行了三個多小時的訪談。不管是《華爾街日報》的支持者，還是對新聞是怎麼制造出來感興趣的任何人都能在《新聞風雲》中找到大開眼界的精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