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當選為道瓊斯公司總裁、首席運營官兼董事，同時保留著編輯總監的頭銜。但那時的我卻覺得，這一年既可謂我人生的高峰，也堪稱我人生的低谷—不過均與晉升無關。
先來講講何謂低谷：1972年，我整個人都籠罩在臨床抑郁症的陰雲中。患有此種病症之人，同時還深感絕望、無助，覺得自己一無是處。我一週就要見幾次精神病醫生；他信奉弗洛伊德的學說，大多數時候只是在傾聽，我對他的治療大失所望。我認為自己沒有什麼可擔憂的事情，這種抑郁之感或許是源於内分泌失調，或許只是遺傳問題。於是，我轉而求助自己的表親拉裡•卡普蘭。拉裡曾從事過精神病治療事業，他更傾向於藥物治療法，並給我開了一種名為丙咪嗪（Tofranil）的抗抑郁藥，同時還暗示如果藥物無效，我或許要嘗試接受電擊療法。
我原本計劃當年秋天要出訪中國，卻越來越擔心自己的身體狀況是否適宜外出。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訪華，與新中國政府建立了新的外交關系，自此結束了雙方數十年的仇視和隔閡。同時，美國報紙編輯協會也獲得中方許可，將派遣兩國關系解凍後的首支美國記者代表團訪華。而我作為協會委員之一，自然也在出訪代表之列。
8月，我更加抑郁，覺得自己根本無法進行長途飛行，遑論中國之行了，所以已基本放棄了此次訪問。我的失望之情自然也難以言說。不過就在最後一刻，經過數次藥物調理後，丙咪嗪終於開始起作用了。我的氣色一天天好轉，並最終決定開心地踏上此次中國之旅。我十分期待這次訪問，而且早早就閱讀了大量材料以做準備，包括倫敦《觀察家報》（Observer）記者丹尼斯•佈拉德沃思撰寫的《中國窺鏡》（The Chinese Looking Glass）、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哈佛訪華學者費正清的著作以及從中情局得來的一些背景資料等。
雖然此後我又曾兩度前往中國，但始終覺得這次初訪可謂我人生最美好的時光之一。在9月到10月將近4週的時間内，我與同行的21位美國編輯跨越了 000英裡的中國國土；我們採訪了週恩來總理；在中國，我為《華爾街日報》撰寫了包括頭版社論、社論版分析文章等在内的10篇稿件，以及發表在《國家觀察》上的一則報道。其間，我備感振奮，仿佛靈感在源源不斷地迸發；可以說，當時的我正如剛開始做記者時那樣，已將一切“牢牢掌控在手中”，而這一感覺亦讓我欣喜不已。最終，這幾篇報道加上鮑勃•基特利的一些文章，共同編成了一本書，我和基特利將其命名為《面紗後的中國》（China: Behind the Mask）。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在為《美國學者》雜志撰寫此書書評時，稱其“忠於事實，是我讀過的關於公社報道最優秀的描述之一，它講述了一個扣人心弦的故事”。另一篇發表在美國基督教協進會東亞辦事處刊物上的書評則稱，這本書是“對這一時期極富洞察力的新聞報道之一”。
我從未向任何同事透露過此次出行之前自己曾遭遇的危機，也沒向公司申請過相關治療費用的醫保補償。那時的我不希望自己戴著“抑郁症患者”的帽子，即使是在今天，我仍不願聽到此類的話語。這場危機在仲夏時分達到巅峰，不過當時正值假期過半，我也由此在精神難以為繼之時擺脫了工作的束縛。幸而，病症在我身上的持續時間還比較短暫。此前，吉姆•索德林德經歷類似境況，我因擔心其判斷力下降，便將他調離了重要的主編一職；而我也知道，我對待自身的方式與他人大為不同。或是出於自私，或是自欺欺人，我覺得自己即使處於一種可能致使道瓊斯陷入窘境的狀態，仍能做出合理的決斷。而讓我如釋重負的是，自己未曾出現那樣的狀態。
實際上，在此行前一年，我就已在曼哈頓東區大街的一所公寓内偶然間與中國結緣。這還要從約翰•迪堡說起。早在計算機起步之初，他就開拓性地創辦了一家國際計算機咨詢公司，同時向大衆普及了“自動化”一詞。迪堡經常邀上一些商界及媒體行業的管理者，請他們參加自己舉辦的類似沙龍形式的聚會。1971年春，時任尼克松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的亨利•基辛格就接受了這樣的邀請，同意以貴賓身份出席一次這樣的聚會。然而，沒有人會知道，甚至連基辛格本人也不知道，就在他接受邀請不久後的1971年7月，他將秘密出訪北京，同週恩來商談尼克松訪華的相關條件和準備事宜。基辛格歸國後不久，媒體便在7月15日披露了他的中國之行以及尼克松的訪華計劃；幾天後，基辛格依照承諾前往約翰•迪堡家做客。當晚，我和一同出席宴會的另外十幾位賓客便耳聞了此次訪問的相關信息。
那天，我一抵達現場，便看到門内端坐著一位身著便衣的聯邦安保人員，他的膝上還放著一個公文包模樣的東西。據宴會主人說，裡面裝的是自動槍械。席間，基辛格毫無顧忌地講述著自己的秘密之旅及其對週恩來等中國官員的印象，這讓我頗感意外。他認為中國人異常聰明、極富智慧，跟蘇聯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還向我們講述了自己同中國人以及蘇聯人打交道時的差異，而且大多都是奚落後者的言辭；在他看來，蘇聯人不夠幽默、古闆頑固，在對本國以外的事務上遠沒有中國人那麼頗具遠見卓識。
除了迪堡的晚宴，曼哈頓還有一些此類的沙龍，我和芭芭拉時常收到舉辦方的邀請出入這些場合。新聞記者拉利•韋茅斯，《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凱瑟琳•格雷厄姆之女，就曾多次邀請我們；在她那裡，我曾得見色列總理阿裡埃勒•沙龍、演員沃倫•比蒂及娛樂行業企業家巴裡•迪勒等人。
在曼哈頓西區，吉恩•斯坦也舉辦過此類沙龍形式的聚會，只不過相對於政、商兩界而言，主人更關註文壇而已。吉恩•斯坦是文學雜志《格蘭德街》（Grand Street）的編輯兼發行人，她曾為安迪•沃霍爾的幫手伊迪•塞奇威克寫過傳記，是一度叱咤好萊塢的影視大亨、美國音樂公司（MCA）董事長朱爾斯•斯坦的女兒。在她舉辦的宴會上，我曾見到過諾曼•梅勒及其夫人諾裡斯•丘奇。
曼哈頓從來不乏精於世故的魅力人物，然而同我訪華路上遇到的男男女女相比，他們卻很難像後者那樣給人以新奇之感，或者說極少能具備後者那般徹底的無產階級思想。9月，我與諸位編輯同事經香港一路北上，由深圳羅湖鐵路橋跨越邊界，最終踏上新中國的土地。從港深邊界搭乘兩小時火車後，我們一行抵達廣州；一路上，村莊、竹林、水牛、綠油油的稻田不斷在窗外飛逝而過。在廣州，我們轉乘飛機前往北京，隨後在北京飯店入住。站在6樓的房間，透過窗戶，我看到的是這座城市新與舊的對比，以及政權與平民的分化。
眺望遠處，那裡有明清皇帝曾居住過的高牆深宅，紫禁城古老宮殿上的琉璃瓦頂、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以及會堂頂處說明正有國事進行而隨風飄揚的五星紅旗；所有的一切都展示著這個國家的雄偉和莊嚴。俯瞰近景，窗下是一座又一座緊鄰而建的平房。不遠處，我看到有一處貌似曾按“L”形建造的房屋，不過現在已被劃分為幾座獨立的屋舍，裡邊居住著幾戶人家，各家的後門都通向外面一個共用的院子。在入住後的第一天早晨，我看到院内一位母親正在為自己的小女兒紮辮子；一個男人在室外用煤爐做完早飯後開始清掃院子；三個小男孩揮舞胳膊繞著院子雀躍玩耍，還有一個年齡小些的孩子緊跟其後；而那位母親在整理完女兒的頭發後，便開始在院内的一處低地洗起自己的頭發來。
每個人看起來都興致盎然，根本沒發現此刻還有人正註視著自己。通過權力邊緣的這座小小庭院，中國廣袤大地上普通民衆的生活可見一斑。我很想知道更多關於這家人的生活，於是便在幾天後敲響了他們的家門，並通過翻譯詢問我這個外國人能否入内進行拜訪。裡面居住的是姓張的一家人。那位母親叫王淑珍（音），31歲，漂亮、開朗，在一家醫院的住院處工作；她的丈夫名叫張乃華（音），33歲，是位建築工人。這對夫妻和他們的兩個孩子，以及王淑珍的父母和她妹妹的三個孩子，一起生活在兩個小房間内；王淑珍的妹妹和妹夫則住在附近的一間房屋。在張家屋外的院子裡，放著他們做飯用的爐子，爐子上方還有一個自制的木棚以防雨淋；冬天，這個爐子就會移到室内取暖。院内還有水龍頭提供用水。
張家的兩間房裡擺放著兩張雙人床和兩張單人床，這占去了屋内的大部分空間，而這上面還要擠上4個成年人和5個孩子，這著實讓人難以想象。此外，衆人還要在這擁擠不堪的住處吃飯、寫作業、做家務，這更是難上加難。不過王淑珍卻並未有任何不滿：“我們賺的錢足以讓一家人過上不錯的生活，生活也在逐漸好轉。食品和日用品價格都挺穩定，我們的工作單位也都給員工提供免費的醫療服務。家裡有收音機、縫紉機，每個人都有手表，該有的都有了。”
跟我們所遇到的其他人一樣，王淑珍一家在拿自己的生活跟他們所了解的舊社會生活以及週圍人的生活做比較，所以他們覺得自己非常富足。後來有人開玩笑說，中國人這時已經擺脫赤貧，開始過上了清貧的好日子。
我們和許多外國友人還受邀一道參加了新中國成立23週年的紀念盛宴。當天出席盛會的，還有週恩來總理、李先念副總理、毛澤東夫人江青等衆多中方要人。多數官員都身著當時極為流行的暗色中山簡裝；將軍們則按照20世紀 0年代中期以來的慣例，身穿無軍銜標志的軍裝以與士兵區分開來。當晚，宴會提供了北京烤鴨、龍蝦球及當地特色海參等11道菜肴；會堂外則是一條條專門接送貴賓的豪華轎車長龍。
本文摘自《我與《華爾街日報》》
《新聞風雲》展示了《華爾街日報》是如何發展和運轉的。作者菲利普斯為讀者提供了報業領袖才會擁有的内部視角。
《新聞風雲》叙述了報業從二戰後期的快速現代化發展，到電子出版和網絡興起後的發展歷程。菲利普斯發人深省、敏銳深刻的叙述，為我們還原了柏林危機、肯尼迪遇刺、水門事件背後的新聞細節，披露了《華爾街日報》如何應對與《財富》雜志、美孚石油公司等的報道糾紛，從中我們可以窺探到《華爾街日報》的辦報機制與核心理念。
《新聞風雲》的作者曾於1972年訪問中國，是尼克松訪華後首批到訪中國的美國記者之一，菲利普斯的新聞團與週恩來總理進行了三個多小時的訪談。不管是《華爾街日報》的支持者，還是對新聞是怎麼制造出來感興趣的任何人都能在《新聞風雲》中找到大開眼界的精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