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對制度或體制、機制的創新，改革本身也要與時俱進，也要根據新形勢進行創新。改革創新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理念創新、内容創新和方式創新。改革理念創新核心是以人為本，改革要滿足絕大多數人的需要，要依靠絕大多數人推進改革，因此要探索人本改革理論，推進人本改革，發展人本市場經濟，走向中國特色人本社會主義。改革内容創新關鍵是要從原來的經濟體制改革延伸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黨建“六位一體”的改革領域，推進全面改革，增強改革的系統性和協調性。改革方式創新關鍵是要將已制定的改革藍圖落地，明確改革的具體方案、路線圖和時間表，為改革提供保障條件。
人本改革的理念
根據筆者提出的人本發展理論分析框架，樹立人本改革觀關鍵要抓住滿足人、依靠人和引導人三個方面。滿足人是指改革不能為改革而改革，要從滿足人的各種需要出發推進改革，用人民需求的滿足程度來檢驗改革成效。依靠人是指改革不能只成為少數領導者或少數精英的事業，而要成為絕大多數國民的共同事業，充分依靠全體國民來推進改革。引導人是指改革的主要對象——制度要成為激勵人的合理合法行為、約束人的不合理不合法行為的手段，通過改革形成良好的制度秩序和社會秩序。
為何要推進“人本改革”
在過去30多年改革中，我們主要採取了“漸進改革”、“增量改革”、“體制外改革”、“雙軌制改革”、“局部突破改革”、“試點試驗改革”、“經濟優先改革”等改革策略。事實證明，這些改革策略是有成效的。不過，這些改革策略還是一把“雙刃劍”，在帶來成效的同時，也帶來了體制扭曲、信號混亂、“尋租”腐敗嚴重、貧富差距加大、經濟發展粗放、内外經濟失衡等“後遺症”。隨著改革進入新階段及改革對象和改革形勢的變化，今後的改革策略必須做出調整。那麼，新的改革策略是什麼呢？筆者認為是“人本改革”、“全面改革”、“協調改革”、“公正改革”、“創新改革”等，其中主要是“人本改革”。
首先，“人本改革”抓住了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核心環節。改革最終都是為了滿足人的需求，從滿足多數人各種需求出發的“人本改革”就抓住了這個基本方向。改革必須依靠多數人才能取得成功，以依靠人為紐帶的“人本改革”就抓住了這個核心環節。我們是人類社會，改革是對調整人與人之間責權利關系的制度的變革，只有始終堅持“以人為本”，才不會偏離改革的大方向。
其次，從過去國内外改革的經驗看，“人本改革”能取得較好的效果。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等依靠多數人的改革也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俄羅斯的打擊權貴資本改革、越南的黨内民主和國會選舉改革都因為得到多數人支持而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最後，“人本改革”是其他新改革策略的紐帶和靈魂。“全面改革”、“協調改革”、“公正改革”、“創新改革”等其他新改革策略只有堅持“人本”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所謂“全面改革”就是要在推進經濟改革的同時，加快推進政治改革、文化改革和社會改革，而這些改革主要是滿足人的自由選擇權和平等交易權等需求。所謂“協調改革”就是要協調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改革，協調推進城鄉改革等，其實質是要協調滿足人的各種需求。所謂“公正改革”就是要使改革的過程、程序和結果盡可能公平正義，其實質是讓多數人分享改革的成果。所謂“創新改革”就是要不斷創新改革的戰略、途徑和方式，其實質是要盡可能發揮多數人參與和推進改革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探索人本改革理論
改革是需要理論指導的。在中國過去30多年改革中，曾有多種理論對改革實踐發揮過重要影響作用，但有些思想已不能完全適應新的改革形勢，改革呼喚新的理論。
如政治經濟學所有制理論、比較體制理論和短缺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產權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和信息經濟學等理論，都在不同程度上對中國過去的改革實踐產生過重要影響。但面對中國今後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四位一體的改革，這些理論存在如下幾個方面的局限：一是它們大多主要適用於經濟體制改革，難以同時滿足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和社會體制改革的需要；二是其中有的理論只是經濟學的一般原理，不能直接套用到改革實踐中；三是這些理論過於零散，沒有用統一的理論邏輯很好地整合起來，使人們在應用中有無所適從之感；四是這些理論大多過分強調企業的微觀基礎地位，相對忽視了個人的微觀基礎地位，這使得改革實踐總是從企業或家庭權利入手，而不是從個人權利入手，因而難以將各種改革融入統一的邏輯框架中去。
為了滿足未來改革的需要，筆者認為，有必要對現有的理論進行整合和創新，重建新的改革理論。新的改革理論可稱之為人本改革理論。
人本改革理論可以從筆者提出和倡導的人本發展理論延伸出來（參閱李佐軍著《人本發展理論——解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思路》）。人本發展理論以人為紐帶，構建了一個包括滿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導人、（資源）裝備人和（分工）安置人在内的五人模型。其中，滿足人是目的，依靠人是紐帶或主體，（制度）引導人、（資源）裝備人和（分工）安置人是影響因素或手段。
借鑒人本發展理論框架，人本改革理論也可包括如下五個方面内容：一是改革的目標——滿足人；二是改革的主體——依靠人；三是改革的對象——（制度）引導人；四是改革的手段——（資源）裝備人；五是改革的支撐——（分工）安置人。
其中，滿足人是指通過改革滿足人的物質需求、精神需求、成長需求和權利需求等多種需求；依靠人是指依靠民衆來推進改革；（制度）引導人是指通過改革形成能激勵人積極性和創造性、同時能約束人機會主義行為的文化制度、法律制度、組織制度（含市場組織、企業組織和政府組織）和管理制度；（資源）裝備人是指利用自然資源、資本資源、知識資源和人力資源等為改革提供條件和手段，同時通過改革促進資源優化配置和資源升級；（分工）安置人是指利用市場分工（如商品化）、產業分工（如工業化）、區域分工（如城市化）、國際分工（如國際化）等為改革提供效率和發展支撐，同時通過改革促進分工深化，使每個人各得其所。
人本改革理論看似簡單，但它提出了一個具有廣泛適用性的方法論，有如下幾個方面的重要意義。
一是它為解釋和判斷各種好制度和壞制度現象提供了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解釋和判斷一個制度或一項改革舉措是好是壞，可以通過是否滿足了多數人、依靠了多數人、引導了多數人、裝備了多數人、安置了多數人來分析和識別。
二是它為提出國家、地區和企業等各個層面主體的改革對策提供了非常實用的框架思路。有了這一理論，我們就知道，改革對策無非要從滿足人的需求、調動人的積極性、文化制度、法律制度、組織制度（市場組織、政府組織、企業組織）、管理制度、資源優化配置、資源升級、分工深化等方面去考慮。
三是它為整合各種零散的改革理論提供了平台。有了這一理論，我們就可以通過人這根紐帶，將各種改革理論從邏輯上串起來，如所有制理論主要研究了其中法律制度中的所有權制度，比較體制理論主要研究了其中的組織制度，微觀經濟學主要研究了其中的資源配置等。
四是它建立了改革的個人微觀基礎。這一理論將個體人作為基本的微觀單元，在個體人層面上建立了改革理論的最微觀基礎，從而為將各種改革理論融入統一的邏輯框架中提供了可能。
五是它同時適用於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和社會體制改革等各種改革。因為不管是哪種改革都離不開人與人之間責權利關系安排這一主題。而且，這一理論中的制度包括文化制度、法律制度、組織制度（含市場組織、企業組織和政府組織）和管理制度等。
六是它在改革與發展之間建立了溝通的橋梁。發展除了表現為總量增長外，更多地表現為要素升級（如技術進步、人力資源提升）和分工深化（如商品化、工業化、城市化等）等，而這一理論已將發展的這些内容涵蓋進去了。
發展人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改革是將一種舊體制轉變為一種新體制，舊體制是改革的對象，新體制是改革的方向。從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來說，改革對象是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那麼，改革的方向在哪裡呢？筆者認為是人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關於改革的方向我們一直在探索前行。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是不甚明確的，在摸著石頭過河中逐步探索改革的方向，先後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等改革方向和目標。直到中共十四大，才將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明確定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近年來，有學者提出要力争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因為市場經濟有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之分，只有建立現代法治，才能建成好的市場經濟。
筆者認為，上述探索在逐步逼近理想的改革方向，但仍然不是理想改革方向的較好表述，有必要繼續尋找理想改革方向的較好表述。至於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等已成過去，這裡不再進行分析和評論。
我們先來分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表述。這一表述與過去的改革方向表述相比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它徹底打開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思路，贏得了廣泛的共識，產生了較好的效果。但這一表述也存在一些缺陷：一是對社會主義的内涵沒有進行明確的界定，以致出現了各種相互矛盾的解讀，模糊了改革的方向；二是沒有考慮到市場經濟也有好壞之分，沒有明確指出好市場經濟的方向；三是不能很好地整合新時期提出的科學發展觀以及和諧社會等概念。
我們再來分析法治的市場經濟表述。這一表述的重大進步是考慮到了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之分，將改革目標明確定位於追求法治的好的市場經濟。這一表述的缺陷是：法治仍然只是手段，而不是價值目標；與市場經濟有好有壞一樣，法律也有善法和惡法之分，過分強調法治也可能導致一些人借用法治之名施用惡法。
而人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表述則可以在吸收上述表述優點的基礎上有所前進。這一新表述具有如下幾個優點：
一是明確了改革的價值理念目標——以人為本。改革也好，市場經濟和法治也罷，都只是手段，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才是目標。人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明確指出了改革的目標——人本，即未來的體制要滿足包括弱勢群體在内的絕大多數人的各種需要，同時要依靠絕大多數人來推進改革。這樣，就有了明確的改革目標，就有了衡量改革好壞的明確標準，而不會陷入為改革而改革甚至進行僞改革的誤區。
二是吸收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表述。人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沒有否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表述，而且充分吸納了其核心詞，只是在其中加了兩個字——人本，充分體現了繼承性。由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表述既抓住了改革方向的重要方面，又已成約定俗成，完全改變它既無必要，又可能引起新的混亂，而在此基礎上錦上添花相對較好。
三是包含了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的核心内容。近年來，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新的重要指導思想和發展方向。其中，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含義即是以人為本，五大統籌的關鍵也是要解決相對弱勢地區和人群的平等發展問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則主要是解決人與人之間的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問題。顯然，人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表述正好與之契合，或者說它包含了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的核心内容。
四是兼顧了法治的市場經濟表述。法治的市場經濟的主要訴求是想通過建設現代法治，平等地約束老百姓和管理者自己，規範市場經濟運行，減少貪污腐敗和社會不公等。其實質也是要解決人與人之間的公平和協作問題。法治作為制度安排主要是規範人與人之間的責權利關系，為人民生產和生活提供規則和秩序。因此，人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法治的市場經濟在基本内容上是相通的。總之，將未來改革方向定位於人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比較理想的選擇。
走向中國特色人本社會主義
中國改革是一項影響全世界的偉大事業，是前所未有的新長徵，它需要一面旗幟來彰顯理念，確定航向，凝聚人心。筆者認為，這面旗幟就是中國特色人本社會主義。
什麼是中國特色人本社會主義？簡言之，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堅持以人為本價值理念的、保持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它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國家等具體内容。
為什麼要定位於社會主義？理由有：一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含義是公平正義，這是人類共同追求的理想，自然也應成為改革追求的目標；二是雖然20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遇到了挫折，但那是因為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將計劃經濟、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等社會主義形式内容看得過重，而恰恰忽視了公平正義和有利於實現公平競争的市場經濟等本質内容所導致的；三是社會主義理論的出現，不僅導致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產生，而且對資本主義世界也產生了革命性影響，因此本質上社會主義在某種意義上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同追求。
為什麼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加入人本兩個字？理由有：一是自從社會主義理想提出以來，學術界和現實世界出現了五花八門的社會主義，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亂，其中有的社會主義堅持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和理想，有的社會主義只是打了社會主義的招牌，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取得了成功，有的社會主義國家走向了失敗，現在到了清理社會主義思想的時候了，用人本來整合社會主義思想將是一個正確的選擇；二是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本身就含有用人本取代物本的意思，因為社會主要是指人的社會，資本主要是指物的資本，因此將人本加在社會主義前是順理成章的；三是人本即以人為本，可包括滿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導人、（資源）裝備人、（分工）安置人等，具有非常廣泛和深刻的含義，它可以將自由、平等、民主、公平、正義、博愛等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都整合在内；四是現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法只是從國別特點意義上界定了社會主義，但沒有從價值理念和追求理想意義上清晰界定社會主義，故有必要加入人本二字予以完善。
為什麼要強調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理由有：一是中國是一個具有鮮明特色的國家：首先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具有悠久燦爛的歷史，同時也擁有沉重的歷史包袱，其次中國實行了半個多世紀的社會主義制度，既擁有社會主義制度的獨特優勢，也品嘗了高度集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帶來的苦果，再次中國仍然是一個擁有6億多農民的發展中國家，最後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960萬平方公裡國土、地區差異大、少數民族多的世界大國，總之可以概括為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和包袱的、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大國，在這樣一個國家搞改革沒有先例可循，沒有現成經驗可供借鑒，唯有從本國國情出發、堅持中國特色才有出路；二是事實證明過去30多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實踐是有成效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我們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沒有按照休克療法和華盛頓共識進行激進改革，而是進行漸進改革，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改革成就；三是歷史經驗已一再證明，任何理論和主義都只是為人類實踐服務的工具，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人本社會主義也只有與中國特色相結合才具有生命力。
總之，從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再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再到發展中國特色人本社會主義，這是個歷史發展過程，需要持續不斷地探索。
如何推進“人本改革”
一是要從滿足多數人需要出發推進改革。對那些不損害任何人利益但有利於多數人利益的改革（即具有“帕累托改進”性質的改革）要優先推進；對那些有利於多數人但可能損害少數人利益的改革，也要在合理合法補償少數人利益的情況下大膽推進；對那些只有利於少數人但不利於多數人的“僞改革”要停止推進。通過改革使絕大多數人“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
二是要充分依靠多數人推進改革。要盡可能讓多數人成為改革的主體，成為改革的積極參與力量。為此，有必要對過去那種主要由政府和精英設計和主導的改革進行改革，轉向“多數人參與式改革”，即讓多數人可以參與設計改革、論證改革和監督改革，並分享改革的成果。
三是要盡可能形成激勵多數人的制度。不管是文化制度、法律制度，還是組織制度、管理制度，都要通過改革盡可能形成激勵多數人的制度，充分調動多數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與此相對應，要盡可能形成約束各種主體（如政府、企業和個人等）“機會主義行為”的制度。
四是要為多數人提供好的資源配置條件。要通過改革優化配置資源、促進資源升級，為多數人提供好的生存和發展條件，如土地、能源、基礎設施、資金、技術、知識、信息和人力資本等。
五是要為多數人創造高效就業崗位。要通過改革形成好制度，降低分工交易成本，提高分工效益，促進商品化、農業產業化、新型工業化、新型城市化、區域一體化、國際化和品牌化等各種分工形式的深化，為多數人創造高效率和高效益的就業崗位，並使多數人各得其所，實現其人生的最大價值。
總之，“人本改革”是新時期新改革策略的核心和“旗手”，抓住“人本改革”，中國的改革必將走向新的輝煌。
全面改革的全面創新
改革是由經濟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會改革、生態改革、黨建改革等子系統組成的，不能長時間“單兵突進”。為了突出重點、打開突破口，為了減少阻力、降低難度，過去的改革主要採取了經濟改革優先、局部改革突破的戰略，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也帶來了許多問題，留下了一些隐患或“後遺症”。在改革進行到3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必須盡快樹立全面改革觀，全面系統地推進各項改革。
全面推進十大改革
經過30年持續不斷的努力，中國改革已取得了重大進展，特別是在農村家庭經營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價格改革、流通體制改革、外貿體制改革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但中國改革推進得很不平衡，尚有政府管理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福利保障和分配體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城鄉分割體制改革、壟斷行業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和金融財稅投資體制改革等方面的改革嚴重滞後。中國改革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
今後應加快並重點推進的改革有如下十個方面：
一是政府管理體制改革。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已進行過多次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在機構和人員精簡上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在政府職能轉變等實質性方面沒有取得明顯成效。政府依然是“大政府”和“強政府”，公共服務薄弱，審批職能過多，政府行為缺乏有效監督，權力“設租”和“尋租”現象還比較普遍。今後應優先推進政府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精簡機構和人員，理順各部門的責權利關系，減少地方政府管理層次，強化公共服務職能，減少行政性管制，取消一切不合理的審批等。
二是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決定著社會各階層的權利安排，是深化經濟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的基礎保障，是一項繞不過去的改革。由於過去主要推行了“經濟改革優先”戰略，因而導致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滞後，由此帶來了一系列問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是強化民權、限制公權，建設現代公民社會，保障公民的產權、自由選擇權和平等交易權等。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建設現代法治，用“善法”來平等約束老百姓和當權者自身，樹立憲法的權威，建立獨立公正的執法和司法體系，切實解決有法不依、違法不究、執法不嚴不公等問題。
三是文化體制改革。這裡的文化不是狹義的文化產業，而是廣義的思想意識。在30年改革開放中，經過多次思想解放，我們已在文化體制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總的來說，文化體制改革仍然嚴重滞後於經濟體制改革，遠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文化體制改革的關鍵是如何保障國民的思想和言論自由，如何徹底貫徹“雙百方針”，如何繁榮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此，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保障國民的言論和思想自由，塑造寬容不同思想的文化氛圍，加強社會信用建設，強化輿論監督。同時，建立健全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權益的機制，加大投入力度，扶持公益性文化事業發展，推進文化事業單位改革，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建立統一開放競争有序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創新文化生產方式，完善文化傳播體制。
四是社會管理體制改革。這裡的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不同於教育、就業、收入分配、福利保障等社會領域的改革，而是指如何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建立起有效的社會自我管理體制，主要包括社會團體和行業組織等方面的建設。改革開放以來，在浙江等市場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行業協會、商會等民間社會組織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政府機構改革過程中，我們設立了一批行業協會，同時還成立了很多學會、研究會等社團組織。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社會團體和行業組織等社會組織建設還十分薄弱，大部分還是政府的“附庸”，沒有獨立發揮作用。今後應在轉變政府職能的過程中，設立更多的社會組織，允許包括農民在内的各種社會群體設立自己的維權組織，更好地發揮各種社會組織的作用，以形成與政府管理體制相得益彰的社會管理體制。
五是福利保障等社會領域的體制改革。社會領域的體制改革包括科技、教育、就業、醫療、衛生、養老、住房、低保、收入分配、救助、應急等多個領域，是一個大家族，屬於民生領域的改革，與老百姓的一系列切身利益緊密相連，為社會所廣泛關註。這方面的改革過去已做了許多工作，但遠未到位，改革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這方面的改革大多屬於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因此必須與政府改革協調推進，如果政府沒有轉到主要為民衆提供公共服務上來，這方面的改革就難以到位。同時，這方面的改革大多需要巨大的投入，因此還需要與財稅和預算管理體制改革相配套。社會領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保障公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
六是土地制度改革。土地是農業的基本生產資料，也是其他行業的重要經營要素（各行業都需要有依托於土地之上的廠房、辦公用樓和住房等），土地還是國民和政府的重要財富形式（財產性收入之一）。土地制度改革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位勢。我們過去在土地制度改革上已做了一些工作，如給了農民土地經營權等，但土地制度改革還未真正破題，主要表現在農民還未獲得土地的永久使用權甚至所有權。由於土地制度改革未到位，導致“三農”問題、城市化扭曲、地方政府“趨利化”、房地產發展不正常等問題。因此，今後應加快推進土地制度改革，關鍵是要歸還農民土地永久使用權甚至部分所有權，建立公平競争的土地要素市場，實現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
七是城鄉分割體制改革。城鄉分割體制改革包括改革城鄉分割或城鄉不平等的戶籍制度、產權制度、勞動就業制度、福利保障制度、財稅和投資制度等。城鄉分割體制是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形成的，當初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優先保證城市的工業化建設。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幾年來，通過允許農民進城打工、保障農民工的權益等，在城鄉分割體制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但與建設全國公平競争的統一市場、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相比，城鄉分割體制改革的任務還十分艱巨。今後要從保障廣大農民的基本國民待遇和公民權利出發，加快推進城鄉分割體制改革，努力建設城鄉統一的戶籍制度、產權制度、勞動就業制度、福利保障制度、財稅和投資制度等（參閱李佐軍著：《人本發展理論——解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思路》，中國發展出版社，2008）。
八是壟斷行業改革。除了自然壟斷行業有一定的合理性外，行政壟斷行業和市場壟斷行業都與公平競争的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公平正義原則相沖突，必須進行改革。到目前為止，金融、電信、電力、石油、石化、郵政、鐵路、民航、煙草、黃金、水務、煤氣等行業仍然處於高度的行政壟斷和市場壟斷之中，造成了壟斷性行業與競争性行業之間的嚴重不公平競争，不利於科學發展和和諧社會建設。同時，中國還存在地方封鎖、地方保護等地方壟斷現象。因此，今後應加快壟斷行業改革，要以敢於碰硬的大無畏改革精神，向這些壟斷行業開刀，鏟除壟斷特權，改出一個公平競争的行業秩序來。
九是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由於實行了幾十年的計劃經濟，中國積累了龐大的國有資產，這些國有資產是全體國民的財產，而不僅僅是國有企業的財產，更不僅僅是國有企業經營者和國有企業主管部門的財產。如何保護和管理國有資產是一個必須解決的重大課題。在過去的改革中，我們已建立了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等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但還有一些重大問題沒有解決，如全國人大作為全體國民的代表機構應對國有資產行使監督管理權的問題就沒有解決，國有企業作為承擔一定公共利益、享有國家政策保護的特殊組織應給國民更多投資回報的問題也沒有解決。因此，今後應進一步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解決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保護、監管和回報等問題。
十是金融財稅投資體制改革。這些改革主要涉及政府的宏觀調控管理，對保證宏觀經濟的穩定、維護市場經濟的公平競争秩序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改革開放以來，這些領域的改革可以說一直在進行，也取得了一些進展，但由於政府管理體制改革滞後，導致這些領域的改革都遠未到位，如各金融領域的綜合監管體制、公共財政管理體制、預算監管體制、投資監管體制等就遠未到位。由此導致了政府宏觀調控手段不科學、金融風險較大、政府聚集財力過多、各級政府財力分配不合理、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缺位”嚴重、投資效率低、“尋租”腐敗嚴重等問題。因此，今後應加快金融財稅投資體制改革，建立現代金融監管體制，建設公共財政體系和科學合理的投資體制。
對改革本身進行全面創新
第一，改革理論要創新。35 年的中國改革開放產生了很多改革理論，但以前的改革理論偏重於經濟領域，側重於強調提高效率。現在，改革步入深水區，改革對象更加多元化，不僅僅是經濟改革，而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的改革，改革已演變為人本改革、全面改革、公平導向改革、可持續改革等。因此，改革需要進行理論創新。三中全會就在全面改革等方面產生了很多理論創新。
第二，改革組織要創新。改革管理協調機構最初是國家體改委，後來變成國務院體改辦，再後來變成國家發改委體改司，層級逐步下降，已經不能勝任新形勢下的改革需要。在改革對象越來越複雜多元、改革任務越來越繁重的新形勢下，需要對改革組織進行創新，需要提高改管理協調機構的層級，需要強化改革管理協調機構的權威性和綜合性，推進包括軍隊改革在内的全方位改革，在國務院層面顯然已經難以做到。因此，三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這是 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設立的最高級別的改革領導機構，屬於典型的改革組織創新。
第三，改革規則要創新。過去改革強調大膽嘗試，先行先試，但試點成果未上升到法制層面，不具有可持續性。在強調法治中國建設的今天，改革也要用法治的方式推進，改革試點的成果最後要依規變成全國性的成果。
第四，改革試點要創新。改革需要進行試點，但過去有些改革試點是“挂羊頭賣狗肉”，核心目的是為了争牌子、争項目、争特權、争優惠，違背了改革試點的初衷，沒有達到預期的改革效果。因此，新時期的改革需要對改革試點進行創新，搞一些不是争特權優惠的“去特權化”的真改革試點，而不搞那些“僞改革”試點，讓改革試點真正變成改革的探路先鋒。
第五，改革的突破口要創新。目前改革對象更龐雜，齊頭並進推進改革效果不一定好，因此還要選準改革突破口，抓住“牛鼻子”。過去改革多是採取“先易後難”，“先外圍，後中心”的原則。現在改革進入到深水區，要啃硬骨頭，要涉險灘，要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因此改革的突破口不能再先易後難，而要抓“木桶效應”中的“短闆”，要抓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關鍵改革。所以，三中全會就將改革政府自身建立統一開放市場、打破壟斷國企、推進土地改革等作為改革的主要突破口。
第六，改革方式要創新。不僅有個轉變發展方式的問題，還有個轉變改革方式的問題。轉變改革方式，就是要堅持以人為本推進改革，要將改革的頂層設計與群衆首創精神相結合，要處理好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的關系，要處理好全面改革與改革重點的關系。
落地式改革
制定改革新戰略
一是確定改革新範圍。過去的改革範圍主要限於經濟體制領域，主要進行“企業改革＋市場機制＋宏觀調控”三個方面的改革，未來的改革將更加全面、協調、深入，統籌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生態文明改革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等。而且，未來的改革將從過去主要關註人的物質權利（如產權或所有權），向統籌關註人的物質權利、精神權利和政治權利等各種權利轉變，特別是要關註保障人的自由選擇權和平等交易權等。
二是形成改革新動力。過去改革的倚重主體在不同時期有所不同，在改革初期主要倚重農民的自發改革，20世紀90年代以來主要倚重政府和社會精英的改革設計，但都沒有讓民衆規範地參與改革設計和監督，因而改革動力雖有但沒有很好地整合起來。未來的改革則要借助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體制改革的推進，讓民衆依法規範地參與改革方案的設計、改革進程的監督和改革成果的分享，形成上下齊動、協同推進改革的局面，以凝聚成磅礴的改革新動力。
三是制定改革新策略。過去我們主要採取了“漸進改革”、“增量改革”、“邊際改革”、“體制外改革”、“雙軌制改革”、“局部特許改革”、“整體推進、局部突破改革”、“經濟優先改革”等改革策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改革成效。但這些改革策略是一把“雙刃劍”，在帶來很多成效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少“後遺症”，如體制扭曲、信號混亂、政治改革滞後、“尋租”腐敗嚴重、貧富差距拉大、經濟發展粗放、内外經濟失衡等。隨著改革對象和改革形勢的變化，過去的改革策略必須進行調整，要採取“人本改革”、“全面改革”、“協調改革”、“公正改革”、“創新改革”、“可持續改革”等新的改革策略。
採取改革新行動
1. 開展新一輪解放思想大讨論。應借鑒改革開放之初的做法，像當年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讨論那樣，圍繞改革目標、方向、路徑、步驟等開展新一輪解放思想大讨論，凝聚共識，減少分歧，形成合力。最重要的是要明確改革方向。按照十八大報告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要求，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推進人本改革和人本發展，建設人本市場經濟，邁向中國特色人本社會主義。
2. 設立推進全面改革的管理協調機構。按照十八大報告要求，“完善體制改革協調機制，統籌規劃和協調重大改革”，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要求，在各級黨委設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改革領導機構應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高層性，即層級要高，能統帥六位一體的改革；二是獨立性，即不能有部門利益，能站在全局、長遠立場推進改革；三是具有比較大的協調權限，即能協調跨部門、跨領域的改革。
3. 制訂各個層次和領域的改革規劃。就像制訂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等規劃一樣，制訂各個層次和領域的改革規劃，明確改革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改革目標、行動步驟、重點改革任務和保障措施等。通過改革規劃將改革落到實處。
4. 制定促進改革的制度體系。按照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加快和深化全面改革的要求，制定一系列能促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黨建改革的新法律、法規和政策，用制度來保障和規範改革。同時，對現有不利於或者阻礙改革的制度進行修訂、完善和淘汰。
5. 抓好重點領域改革或突破口改革。當前，最緊迫的改革是政府體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壟斷行業改革、資源價格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等。政府改革最迫切的是要限制和規範政府權力，加快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等。
6. 開展改革的“真試點”。“真試點”改革應是去特權和去優惠的改革，正確方向是按照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要求進行改革試點。不斷争取各種優惠和特權的改革，屬於“僞改革”。
7. 加強改革的保障能力建設。改革是複雜而艱巨的實踐，需要有良好的保障條件。因此，必須高度重視改革人才的培養和激勵，給予推進改革的主體應有的資金支持，加強改革信息網絡建設和統計能力建設等。
8. 強化改革的監督考核。根據已經制訂的各個層次和領域的改革規劃和計劃，對改革的落實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和考核，獎優罰劣。不能讓改革只成為一個口號。
9. 創造有利於改革的良好環境。經濟增長速度要適宜才有利於改革，增長速度太快就沒有動力去改革，增長速度太慢則社會難以維持穩定，改革也沒法推進。所以，要保持合適的經濟增長速度和物價水平，為改革創造寬松的環境，也為改革施加應有的壓力。同時，要創造良好的改革輿論環境，對那些從全局利益、大多數人利益和長遠利益著想的改革，提供強有力的輿論支持。允許對改革失誤和失敗提出批評，但不能上綱上線，抓辮子，打棍子，打擊改革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五大保障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
知易行難，制定改革藍圖相當於走了一步，落實改革藍圖相當於後面的九步。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部署，到2020年在改革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決定性成果，這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難度很大，障礙很多，如觀念的障礙、既得利益的障礙、協調的障礙等。落實《決定》需要做好如下幾個方面的保障工作：
一是思想保障。思想引導行為，要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首先必須通過各種形式的宣傳、解讀、學習和交流，加深理解，提高認識，凝聚共識，形成強大的行動動力。特別是由於《決定》是關於改革的決定，内涵豐富，内容複雜，必須花很大的精力才能學深學透。
二是組織保障。任何大的行動都需要強有力的機構來保障。針對新一輪全面改革，決定提出設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這個機構的層級很高，權威性強，協調領域寬，為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組織保障。各級地方黨委也要成立相應的改革領導小組，相關部門成員參加。改革領導小組將已經制定的六十大項改革舉措列成一項項具體工作，落實到具體部門和責任人，並制定時間表。
三是法規保障。改革也要依法進行，各項改革試點試驗成果最終只有上升為法律法規，才能成為可持續的改革成果。如《決定》指出，房地產稅推出就先要進行立法。土地制度改革等也涉及很多立法問題，否則改革就可能出現打亂仗的情況。
四是規劃保障。改革也需要制訂規劃，包括改革的總體規劃和專項規劃，通過規劃明確改革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具體目標、重點内容和推進措施，就像制訂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產業發展規劃、建設規劃和年度計劃一樣。
五是要素保障。改革也需要人財物等要素保障。如需要培育、引進、優化配置改革人才。建立推進改革的信息化網絡，提供必要的改革配套資金，可考慮從改革增量紅利中拿出來一部分資金來推進改革。
明確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在内外形勢的倒逼下，以改革謀發展已經成為各界共識。作為在中國轉型時期召開的一次關鍵會議，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將如何解決中國多領域的累積難題備受關註。為保證改革取得實效，建議將本次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思路按相關程序變成法律，變成具體政策，變成操作方案，變成有具體目標的行動。現在有一種擔心，《決定》看起來很振奮人心，但會不會出現在未來七年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情況？應如何在《決定》提出的總體思路下細化和落實？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取決於全社會推進改革的共識程度，另一方面取決於領導推進改革的決心和智慧。同時，要把《決定》提到的改革思路變成法律，變成具體的政策，變成可操作的方案，變成有具體目標的行動。如果下一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統一領導之下，有關方面將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所有改革列出一項一項的行動清單，將每項改革舉措落實負責部門和責任人，並明確時間表和路線圖，則改革就會按預定目標向前推進。
本文摘自《第三次大轉型》
十八界三中全會及兩會的召開，標志著中國進入全面改革時代，轉型迫在眉睫。改革和轉型需要新的設計和新的理念。
在《第三次大轉型》一書中，著名經濟學家李佐軍認為，中國第一次大轉型是社會制度的轉型，第二次大轉型是經濟制度的轉型，第三次大轉型是推進發展模式與發展方式的轉型。面對日益複雜的國内外環境，第三次大轉型不僅有體制或制度轉型，還有發展模式轉型，不僅有經濟體制改革，還有一系列非經濟方面制度的改革；而且將更多地表現為人本轉型、全面轉型、協調轉型、創新轉型、可持續轉型等。
《第三次大轉型》作者李佐軍長期關註中國的轉型和改革，從深化改革和全面轉型的角度，深入讨論了經濟增長動力、改革主體、改革對象、產業結構等各個領域的轉型，對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預測。本書也堪稱國内首部深入、綜合、系統闡述中國第三次大變革的權威著作。本書内容有如下幾個特點：一是全書貫穿中國轉型主題，將改革與轉型較好地結合起來；二是力圖做到理論、政策和實踐相結合，較好地體現了十二五規劃、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三是力圖做到邏輯層次清楚，要點鮮明，重點突出；四是盡量減少鋪墊性内容，增加對策性和操作性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