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轉型是中國未來若幹年的重大課題，需要重點推進制度轉型、動力轉型、產業轉型、區域轉型和綠色轉型等五大轉型，其中制度轉型是其他轉型的根源性動力。制度轉型也就是制度改革。經過30多年的改革發展，中國改革的對象、所處發展階段、結構背景和國際環境都已發生了很大變化，改革已由經濟改革為主階段進入“六位一體”改革階段，由漸進改革階段進入重點領域加快突破改革階段，由效率主導的改革階段進入公平主導的改革階段，由先易後難改革策略階段進入攻堅克難改革策略階段。2013年底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描述了未來改革的新藍圖，引領中國改革進入到全面改革的新時代。
改革的2.0時代
十八大後，中國新領導班子根據國内外新形勢，重新高擎改革大旗，吹響了新一輪改革的號角。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視察時指出，“現在我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李克強總理在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指出：“改革還是最大的紅利！”由於新一輪改革具有與過去改革不同的特點，預示著中國改革進入新階段。十八屆三中全會更是啟動了新一輪全面改革。
1978年來，中國改革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1993年），以增量改革為主的階段，主要推進農村改革、發展非國有經濟、推進沿海對外開放等；第二階段（1994~2012年），以經濟改革為主的階段，主要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價格改革、財政改革、金融改革、外匯改革、全面對外開放等，雖也有一些非經濟改革，但多為經濟改革配套；第三階段（2013年及以後），開始進入全面改革階段，按照“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今後要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黨的建設制度“六位一體”的“深水區”改革。
改革的這種階段性演變，一方面反映了中國改革的特點，如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改革的歷史邏輯：問題倒逼，即隨著某方面問題的凸顯，這方面改革也隨後得到相應推進。
全面改革階段與過去改革階段形成了如下鮮明對比：
由經濟改革為主階段進入“六位一體”改革階段
過去30多年的改革主要限於以企業改革、價格改革、財稅金融改革為主體内容的經濟體制改革，雖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政治、社會和文化等非經濟改革，但總的說來，經濟改革始終占主導地位。由於非經濟改革滞後造成了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等很多問題，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單純的經濟改革不可能成功。當前和未來迫切需要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黨建“六位一體”的改革，特別是需要做好改革的頂層設計和整體規劃，將各方面改革協調和統籌起來。同時，未來的改革將從過去的主要關註人的物質權利（如產權或所有權），向統籌關註人的物質權利、精神權利和政治權利等各種權利轉變，特別是向關註保障人的自由選擇權和平等交易權等轉變。
由漸進改革階段進入重點領域加快突破改革階段
過去的改革尤其是初期的改革採取了“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具有漸進改革、增量改革、體制外改革、雙軌過渡等特點。當然，1994年前後的改革具有整體推進的特性。近十多年來的改革大多是針對當時面臨的問題而展開的，也具有漸進性。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到新階段，各種深層次矛盾日益凸現，改革進入“深水區”，許多矛盾再不痛下決心加快解決，很可能引發更嚴重的問題，故改革需要在重點領域加快進行突破，不能再拖，不能再繞開矛盾走了。也就是說，改革到了必須以“壯士斷腕”的態度和決心解決重點領域緊迫問題的時候了。新階段需要加快突破的改革有：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壟斷行業改革、國有企業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財稅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財產公示制度改革、幹部考核評價制度改革等。
由效率主導的改革階段進入公平主導的改革階段
由於改革開放之初我國面臨的主要問題和矛盾是貧窮落後和平均主義，因此過去的改革在很長時期内是以提高效率為主導的，一直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只是近十年來才開始將公平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但由於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壟斷行業改革、國有企業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財稅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等關鍵領域的改革滞後，貧富差距拉大、腐敗嚴重、社會不公等越來越成為人們不滿的焦點，推進維護公平的改革刻不容緩。十八大報告強調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要更加註重公平”，這意味著中國改革開始進入公平主導階段。新階段有必要加快推進城鄉居民權利的平等化、不同社會群體或階層權利的平等化、不同地區和行業的公平競争、當代人與後代人資源環境權利的公平化等。
由先易後難改革策略階段進入攻堅克難改革策略階段
過去改革，多數時候我們是採取先易後難的策略，這有其必然性，也取得了明顯成效。先易後難可以減少改革的阻力，降低改革的成本，但總是先易後難，也可能導致“改革的機會主義”，避重就輕，贻誤時機。當改革進入深水區、核心矛盾再也繞不過去、再不啃硬骨頭船就會很危險時，繼續採取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策略就顯得不識時務。鑒於目前中國經濟社會面臨的新形勢，改革已到了迎難而上、攻堅克難、啃硬骨頭、涉險灘、動真手術的時候了。在攻堅克難階段，中國改革必須攻克如下難點：攻強大既得利益集團阻礙改革之難，攻反改革思潮阻礙改革之難，攻“六位一體”改革協調難度加大之難，攻改革動力減弱、合力減少之難，攻改革外部環境惡化之難（國内外經濟形勢相對低迷）。
中國改革進入新階段，意味著改革將面臨新的環境、新的機遇、新的挑戰、新的問題、新的動力、新的阻力，推進改革必須採取新的思路、新的策略、新的途徑和新的措施等。
改革的新對象和新環境
十八大後，隨著新領導班子登上歷史舞台，中國改革進入全面改革新階段。新階段的改革面臨如下新的形勢。
改革的對象由計劃經濟體制變為“過渡型扭曲體制”
過去的改革對象主要表現為計劃經濟體制，以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為主要特徵，同時伴隨著城鄉二元制度。經過30多年的努力，計劃經濟體制改革已取得重大進展：公有制經濟比重大幅降低，非公有制經濟得到長足發展；絕大多數商品價格已放開由市場調節；多種分配形式已基本形成；城鄉二元制度改革取得進展，農民自由選擇的空間擴大等。
新階段的改革對象已主要不是計劃經濟體制，而是“過渡型扭曲體制”，具體表現為：“特權或權貴市場經濟體制”（“權力攪買賣”很普遍）、“壟斷市場經濟體制”（壟斷行業很多很強大）、“優惠市場經濟體制”（優惠政策廣泛影響市場的公正性）、“城鄉分割市場經濟體制”（城鄉戶籍、土地、福利制度不統一）、“泛市場經濟體制”（教育、醫療、宗教等公共品過度市場化）、“價格福利市場經濟體制”（電力、水、石油、天然氣等主要能源資源價格被人為壓低，成為一種變相的福利）等。
從政府角色來看，新階段的改革對象也可以概括為“政府威權市場經濟體制” 或 “超級市場經濟體制”或“國家資本主義”。其特點是經濟已市場化但政治與之不配套，政府控制了太多的權力和資源，政府直接進入市場甚至操控市場，“政府企業化”或政府以追求GDP（國内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最大化為主要目標。
“過渡型扭曲體制”與“政府威權市場經濟體制”互為因果，這種體制由於具有很強的資源動員和整合能力，特別是通過扭曲要素價格將未來的資源提前使用，能帶來明顯的短期經濟高速增長效果，但也因此帶來了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等一系列問題，導致了一系列扭曲現象。因此成為比計劃經濟體制改革對象更複雜、更艱難的新改革對象。
改革所處的發展階段由經濟高速增長階段變為中高速增長階段
過去30多年的改革是在經濟高速發展中進行的。1978~2012年，中國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長，這在人類經濟發展史上不多見。
過去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一是改革釋放出了巨大的生產力；二是對外開放引進了國内短缺要素，提供了巨大的國外市場；三是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帶來了結構優化生產率；四是土地、資金等生產要素的大規模投入帶來了經濟增長；五是技術進步、信息化、人力資本增加促進了經濟增長；六是寬松貨幣財稅政策、扭曲生產要素價格、壓低福利保障成本也刺激了經濟增長。
經濟高速增長為改革提供了較寬松的環境：一方面，經濟高速增長反映了改革的成果，為改革提供了正面激勵；另一方面，可以從高速增長成果中拿出較多的部分補償改革受損者，減少了改革的阻力。
新階段的改革就不如過去那麼幸運了，因為中國經濟增長已開始由高速增長階段向中高速增長階段轉換。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已降到7.8%，這可能不是暫時的經濟增速下滑，而是反映了經濟增長的中長期趨勢。據預測，目前至2020年的經濟增速很可能只能維持6%~8%的水平，與過去30多年相比，明顯下了一個大的台階。
經濟增速之所以下台階，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一是需求邊的“三駕馬車”動力不如以前了，出口增速受國際金融危機和美國等調整消費模式影響下降了，大規模粗放投資的邊際效率下降了，風險增加了，消費則受制於收入分配改革和福利保障制度改革等；二是“人口紅利”減少了，“無限供給的農村富餘勞動力”減少了，資源環境的約束趨緊了，“高成本時代”到來了；三是利用寬松貨幣財稅政策、扭曲生產要素價格、壓低福利保障成本刺激經濟增長的空間越來越小了，風險則越來越大了。
經濟進入中速增長階段後，改革的騰挪空間縮小了，受到的限制加大了。一方面，改革本身能帶來的直接經濟增長效果不如以前明顯了，改革的激勵減少了；另一方面，改革更多地表現為“分蛋糕”，對部分既得利益集團帶來直接損失，會遇到更多的改革阻礙。
改革的結構背景由工業化前期變為工業化中後期
改革離不開歷史背景，總是在某個工業化城市化階段中進行。在不同的工業化城市化階段，改革面臨的環境不同。反過來，改革也深刻影響工業化城市化進程。
過去30多年，中國改革在工業化初期和中期、城市化初期和城市化加速階段上半階段逐步推進，改革也明顯推進了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建國後至改革開放初，雖然通過中央集權計劃經濟體制和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已建立了一個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但那是一個違反工業化一般規律而建立起來的“重（視）重工業、輕（視）輕工業”的扭曲工業體系，重工業内部自我循環、難以為繼，輕工業嚴重短缺，農業更是受到嚴重損害，遠不能滿足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改革從農村率先突破，農村的鄉鎮企業擎起了發展輕工業的大旗。改革釋放出巨大生產率，使工業化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進入到輕工業和重工業交融發展的中期階段，並進一步於新世紀在沿海和中部部分地區進入到重化工業快速發展的工業化中後期階段。
同時，1978年時我國城市化水平只有17.92%，這就不難理解為何當初改革首先在農村展開。隨著改革的推進，城市化在市場化、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帶動下，悄然快速地向前推進，直至2012年達到52.6%的城市化水平。
新階段的改革面臨新的工業化和城市化背景。總體來看，我國工業化進入中後期階段，即進入到工業化中期向後期過渡的階段，中後期階段的重要特徵是重化工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相交融發展。自新世紀以來，我國工業化進入重化工業階段。根據筆者對英法德意美日“四小龍”等先行工業化國家或地區工業化經驗的研究，重化工業階段又可分為上半階段和下半階段，其中上半階段屬於重化工業量的擴張階段，下半階段屬於重化工業質的提高階段。目前，我國重化工業階段正處於上半階段向下半階段轉折的階段。
同時，根據國際經驗，當城市化水平達到30%~70%時屬於加速階段，加速階段又可分為城市化加速階段上半階段（快速外延擴張階段）和城市化加速階段下半階段（質量提高階段）。若不考慮城市化的水分，依據2012年52.6%的城市化水平，目前我國城市化正處於城市化加速階段上半階段向下半階段轉折的階段。
在這種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新階段，改革的對象、内容、重點和路徑都有所變化。如在重化工業階段和城市化加速階段的下半階段，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產業轉型升級、技術進步、緩解資源環境壓力、消除城鎮化深層障礙方面改革的重要性日益凸顯。
改革面臨的國際環境由相對簡單變得日趨複雜
中國的改革是與開放相伴進行的，國際環境的好壞顯著地影響改革的成效。
總體說來，過去30多年改革的國際環境是比較好的。中國是在閉關鎖國的狀態下啟動改革的，在啟動和推進改革的過程中，國際社會非常歡迎中國加入國際大家庭。因此，對外開放才取得了如下顯著成效：進出口貿易從1978年的206.4億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29 727.6億美元；外匯儲備從1978年的1.67億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3.31萬億美元；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從1983年的9.16億美元到2012年的1 117億美元等。
過去，之所以國際社會對中國加入國際大家庭持歡迎態度，主要是因為許多國家認為：中國從改革開放前比較貧窮落後的狀況走過來，不構成對其他國家的明顯威脅；中國融入國際社會對各國都有好處，能實現共贏目的。
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和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特別是當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位後，部分國家，尤其是西方大國和一些週邊國家，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越來越警惕。於是，近年來出現了以下情況：美國實行戰略東移，針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愈演愈烈，針對中國產品的貿易保護主義擡頭，針對中國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加強，中國的國際投資屢屢受阻，中國被要求承擔越來越重的碳減排等國際責任，週邊國家與我國的摩擦增多等。
因此，今後的改革面臨日益複雜的國際環境。改革必須站在全球視角，綜合考慮國内國際因素，平衡國内和國際矛盾，承擔越來越重的國際責任和壓力。
與此同時，改革面臨的技術環境也與以往不一樣，從沒有互聯網到有了移動互聯網，今後還將有更發達的信息技術出現。改革處於越來越公開的信息環境中，改革的動力和壓力都加大。還有，改革的資源環境約束也與過去不一樣。過去的改革可以較少考慮資源環境的約束，今後的改革則必須適應資源環境壓力不斷加大的新形勢，更多地考慮資源環境的約束。
改革新藍圖引領新時代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描述了未來改革的新藍圖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從以下幾個方面描述了未來改革的新藍圖：
1. 改革新定位。改革新定位可以從《決定》中的一句話看出，“改革開放是我黨在新的歷史時代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一場新的偉大革命”，新的偉大革命就是改革的新定位，把改革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2. 改革新目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明確了改革總目標——“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國際化的概念，比原來強調的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政府管理能力建設更富内涵，強調各主體依法、依規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共同治理國家，意義十分深遠。二是提出了改革的具體目標——到2020年，在改革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決定性成果，也就是說在未來七年有限的時間内，在已經部署的六十大項改革領域取得決定性成果，這反映了改革的決心前所未有。
3. 改革新導向。新導向主要表現為公平導向。大家知道，過去30多年的改革主要是以提高效率為導向，雖然最近若幹年也強調了公平，但是總的來說公平問題遠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所以這次三中全會的《決定》進一步強調了公平，特別是強調了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之間、農村與城市之間、當代人與後代人在資源環境權益之間、不同群體之間教育權利的公平等。
4. 改革新領域。《決定》將改革由原來的經濟體制領域延伸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黨的建設制度等六個領域，而且開始對原來很少涉及的司法制度、人口制度和軍隊制度進行改革。
5. 改革新内容。《決定》有兩萬多字、六十大項的改革，包含的内容極為豐富。從優化權利配置角度可以把它歸結為八組不同主體的權利配置關系——黨與其他各個主體的關系、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關系、農村與城市的關系、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當代人與後代人在資源環境權利方面的關系、特權與民權的關系、國際與國内的關系等。每組關系中都有非常豐富的内容。
6. 改革新組織。《決定》提出要建立兩個新的組織，一個是國家安全委員會，一個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其中，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是一個層級很高、權威很足、協調面很寬的機構，為未來的改革提供了堅實的組織保障。
十八屆三中全會引領改革進入新時代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頒佈，意味著中國改革進入新時代。我們可以用如下六句話來概括。
第一，改革的決心前所未有。《決定》指出，中國改革進入到攻堅期和深水區，改革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改革是新的偉大革命；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所有這些都反映了中央推進改革的堅定決心。
第二，改革的廣度前所未有。以前的歷次黨代會和三中全會，主要是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這一次是推進全面改革，即推進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和黨的建設制度在内的“六位一體”改革。同時推進以往很少涉及的人口制度、司法制度和軍隊制度的改革。
第三，改革的深度前所未有。因為這次制度改革已經觸及到很多不同主體的深層次權利配置，也觸及到一部分人的靈魂，所以改革的深度前所未有。
第四，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改革的力度可以從改革的保障措施中看出。有很多改革保障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組織保障。《決定》提出要設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這比以往的國家體改委、國務院體改辦等改革管理協調機構層級更高、更權威。
第五，改革的難度前所未有。一則改革將遇到不同觀念的障礙；二則改革將遇到既得利益的阻礙；三則改革所面臨的國内外環境較以往更複雜，以前國際社會敞開懷抱歡迎中國加入國際大家庭，現在當中國經濟總量成為世界第二之後有些國家開始對我們保持警惕，同時我國經濟增速開始從高速增長階段向中高速增長階段轉換，各種矛盾開始凸顯；四則要推進“六位一體”的改革，協調難度毫無疑問增加了。
第六，改革將釋放的紅利前所未有。改革將通過三個途徑釋放紅利：一是通過改善預期釋放紅利，如最近廣大投資者和消費者的預期就改善了；二是改革可以通過優化配置資源、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效率來釋放紅利；三是改革可以通過調動不同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來釋放紅利。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最大的亮點在於兩個“決定性”
第一個亮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決定》指出，新一輪改革的重點是經濟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決定性作用與以往強調的基礎性作用有較大的差別：基礎性作用比較形象地說就是市場在下面發揮基礎性作用，政府在上面發揮統領性作用；而決定性作用是主與次的關系，市場為主，政府為次，最終決定權在市場手裡。這樣就把市場的地位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有力地回應了對市場化改革的質疑，堅定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心。同時，《決定》強調要建立統一開放、競争有序的市場經濟，重點發展資金市場、土地市場和技術市場等生產要素市場。由於市場是優化配置資源的機制，強調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優化配置資源，促進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
第二個亮點，“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十八屆三中全會不僅為中國今後的改革規劃了路線圖，而且明確了時間表。任何措施只有明確了時間表後才好落到實處，才不會變成一句空話。選擇2020年這個時間節點與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密不可分。小康社會既有經濟方面的指標，也應該有制度方面的指標，有了基本制度的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不難了。
本文摘自《第三次大轉型》
十八界三中全會及兩會的召開，標志著中國進入全面改革時代，轉型迫在眉睫。改革和轉型需要新的設計和新的理念。
在《第三次大轉型》一書中，著名經濟學家李佐軍認為，中國第一次大轉型是社會制度的轉型，第二次大轉型是經濟制度的轉型，第三次大轉型是推進發展模式與發展方式的轉型。面對日益複雜的國内外環境，第三次大轉型不僅有體制或制度轉型，還有發展模式轉型，不僅有經濟體制改革，還有一系列非經濟方面制度的改革；而且將更多地表現為人本轉型、全面轉型、協調轉型、創新轉型、可持續轉型等。
《第三次大轉型》作者李佐軍長期關註中國的轉型和改革，從深化改革和全面轉型的角度，深入讨論了經濟增長動力、改革主體、改革對象、產業結構等各個領域的轉型，對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預測。本書也堪稱國内首部深入、綜合、系統闡述中國第三次大變革的權威著作。本書内容有如下幾個特點：一是全書貫穿中國轉型主題，將改革與轉型較好地結合起來；二是力圖做到理論、政策和實踐相結合，較好地體現了十二五規劃、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三是力圖做到邏輯層次清楚，要點鮮明，重點突出；四是盡量減少鋪墊性内容，增加對策性和操作性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