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面上看，以量子基金、老虎基金為代表的對沖基金，在亞洲各國發起貨幣攻擊，引發了各國的股市崩盤和貨幣貶值，掀起了一場亞洲金融風暴。但問題是，僅僅這些對沖基金就足以掀起如此滔天巨浪嗎？
仔細審視亞洲金融風暴的整個過程，就不難發現，這是美元強權的優勢戰争。美國在推動西方金融市場主流意識方面不遺餘力，並為遏制亞洲各國的經濟發展，發動了一場全方位的美元貨幣戰争。華爾街對沖基金負責正面進攻，操作金融工具；接著，國際媒體及外資研究員適時地發佈不利於亞洲金融市場的訊息，甚至散佈謠言，制造恐慌氣氛；經濟學家們則研究出一堆虛無數據及理論，不斷對亞洲金融市場進行洗腦；信用評級機構配合對沖基金，適時下調亞洲國家及市場的信用評級；華爾街投資銀行則負責研發金融衍生產品，並將其賣到全世界（主要是歐美國家），商業銀行則為對沖基金及其他投資機構提供資金融通。然而，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國際金融組織（特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專門扮演救世主形象，同時會附上開放市場的條件，最後再由跨國公司清理戰場——廉價收購亞洲新興國家的資產。
這樣的情形在2009年的歐債危機中重演。歐元問世10年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沖擊，“歐豬四國”——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政府債務持續不斷地發生問題。更令人擔心的是，在歐元區統一貨幣機制下，牽涉到的不僅僅是金融問題，更多的是歐洲各國複雜的政治、文化與民族情結。至今，如何解決歐洲債務問題仍不得而知，歐元的前途依舊渺茫。
金融風暴之後
亞洲金融風暴過後，我們對風暴產生原因的分析漸漸加深，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國家財政赤字或裙帶資本主義等原因，就如同冰山一角，暗藏在水面下的冰山卻是既大且深，那禍害之根就是美元貨幣強權。
美國是當今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擁有最成熟先進的金融市場，全球各國中央銀行持有的美元資產占美元總資產的60%。由此可見，美國的貨幣政策影響著全球金融市場、進出口貿易及資金流動，美元理所當然地成為遊資利用的主要工具。
美元除了可以用作金融操作，美國政府的貿易與財政雙赤字仍舊需要通過發行政府債券來籌集資金。2008年以來，美聯儲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為金融市場提供流動資金，大量印制美元，散佈於全球金融市場，導致全球資金泛濫。
美國政府目前負債可能超過16萬億美元，美國依然面臨著嚴峻的財政壓力，寅吃卯糧的情況從未改善，這樣驚人的財政赤字擺在世人眼前，卻從未有機構或國家擔心害怕過。全球各國央行外匯儲備中還是有大量的美元資產，其中包括投資美國政府及機構的債券。美國的機構債券在全球獨一無二，主要的兩個發行機構是房地美與房利美。它們在美國國會的監督推動下，積極協助民衆承做貸款購置自有住宅，並向投資者發行機構債券或證券化的抵押債券。不幸的是，在2008年的次貸危機中，這兩家機構成為重災區，最後由美國政府出手接管。
美元的優勢不單體現在金融市場的操作上，還體現在全球貿易上。美元至今仍占據國際間最重要的貨幣結算地位。舉例來說，韓國與泰國之間的貿易往來，有近80%以美元計價，而其中僅有20%的貨物出口至美國境内。澳大利亞亦有70%的進出口貿易以美元計價，而當中也只有6%的貨物進入美國境内。
全球金融市場交易方面，美元更是獨霸天下。國際間主要的期貨商品都以美元計價，國際油價亦是以美元報價。另外,全世界85%的外匯交易及半數的全球固定收益有價證券市場交易，都是以美元計價。無怪乎2011年9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克林頓全球倡議”大會上還疾呼：美國目前雖然面臨著經濟危機，卻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無可否認，奧巴馬說的都是事實。我們只要出國旅行就必須兌換美元現金或是旅行支票，就算到中國内地旅行，也不是每一家銀行都承做新台幣的兌換業務，但是美元卻可以在中國各地的飯店、酒店、銀行兌換使用，甚至搭出租車也可以直接用美元支付，這樣能省下兌換當地貨幣的兌換成本。這就是美元強勢之所在。
然而，這是歷史的偶然，還是歷史的必然？或許我們可以檢視歷史的脈絡，試圖了解一些蛛絲馬迹。
歐元：無主權貨幣
從全球貨幣歷史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當時的美國擁有全世界超過半數的經濟產出，是最大的進口國，也是國際貿易信貸的主要來源，美元成為唯一且最有優勢的貨幣，當時全球沒有其他貨幣可以與之相抗衡。
各國中央銀行盯住美元，以穩定本國貨幣，更好地為進出口貿易定價。另外更現實的考慮就在於，一旦外匯市場發生危機，可以用美元緊急支付。如今，美國出口貿易大約占世界出口貿易總額的13%。1945~1980年，美國占有85%的全世界直接投資額，如今這一數字已大幅降至約20%。這兩項數據顯示出，相較於20世紀80年代，美國主導世界經濟的地位已經逐漸下降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國際貿易及金融的發展，美國的世界主導地位不乏挑戰者，先是德國，接著是日本，然後是亞洲新興各國。從過去大歐洲整合發展的歷史來看，德國與法國曾積極推動歐洲的整合。1999年誕生的歐元成為“超主權貨幣”，換句話說，歐元不同於美元，並非單一主權貨幣，是“區域性多主權貨幣”。歐元誕生之初，國際間預期歐元將會是美元國際貨幣地位最強大的競争者，後勢看好。
然而事與願違。時至今日，超主權貨幣反而成為德國與法國的負擔，變成了“無主權貨幣”。歐盟27國，歐元區18國，各國政治、經濟、財政、文化間的差異實在太大，經濟與財政政策難以整合，加上自2008年開始，南歐國家（希臘、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國）的財政赤字嚴重，嚴重影響到國家債務信用，引爆了歐債危機。歐元區每個國家享盡了統一貨幣歐元帶來的優勢，但對於歐債危機卻是避之不及。2012年有段時間，台灣媒體最常報道的就是歐洲各國領導人的集會，他們在不斷地讨論歐債危機的解決方案。2012日6月，法國左翼社會黨領袖奧朗德當選總統，他雖深知法國所面臨的債務危機，卻反對緊縮方案，支持擴大經濟發展，這與德國總理默克爾的主張背道而馳。當年的希臘大選更是扣人心弦，希臘人民考慮到脫離歐元區的情勢危機，含淚投票給保守黨，最終保守黨以微弱優勢贏得選舉，這意味著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希臘人民將面臨失業，過上勒緊褲帶的生活。持續兩年的歐債危機，至今尚無具備可行性的解決方案，我對於歐元的未來深感悲觀。
歐元區如今的格局是“兩大衆小”，其中德國和法國這“兩大”國家，無論是在歷史淵源、文化情結、政治制度，還是在民衆信心上，都難以相容，更別說其他小國了。深陷歐債危機的“歐豬四國”，未來的財政改革之路漫漫，歐元的前途更加渺茫。
歐元本身不算是單一貨幣，勉強算是歐洲一些國家的通用貨幣，肩負著貨幣應有的交換媒介、價值尺度及儲藏手段三大功能而已。僅僅10年的時間，歐洲國家費盡心思創立的想要挑戰美元的歐元，其國際地位已大不如前了。
日元：無法控制的貨幣
除了歐元，曾經占據強勢地位的貨幣就是日元了。1985年9月22日，日本、美國、英國、法國、當時的聯邦德國這5個工業國家的財長和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會晤。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日本不得不同意在聯合幹預外匯市場操作下，使美元兌日元、聯邦德國馬克等主要貨幣有秩序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的貿易赤字問題，此舉導致日元大幅升值，歷史上稱之為“廣場協議”。
自1944年佈雷頓森林會議後，美元晉升為全球唯一的強勢貨幣，美元貶值的戲碼也一用再用。廣場協議後，日元大幅升值，大量遊資流入日本，導致房地產、股票市場價格狂飙。據說當時日本東京一幢摩天大樓的價值相當於美國整個加州，確實很可笑。瘋狂的外資投資人拿著大把的美元投進日本金融與房地產市場，日經225指數由1985年初的13 000點狂飙至1987年底的20 000點，到1989年底達到39 000點。
經濟泡沫遲早都會破滅。90年代初開始，房地產及股票市場泡沫破滅，日本從此進入永無止境的“失落的時代”，至今還未能恢複過來。
因此可以說日元是無法控制的貨幣，日本政府在國際外匯市場完全沒有掌控力量，必須靠其他工業國家的聯合調控，日元處在被動的地位，無力在全球貨幣博弈中提升自身地位。
貨幣的避風港
過去20年來，某種主要的國際貨幣在一段時期内持續保持強勢的趨勢一直都很明顯，例如，美元匯率自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起一直保持強勁態勢，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美元才正式進入“戰略性的貶值”階段。就在這期間，1999年歐元誕生，異軍突起，但好景不長，短短10年後，歐洲就深陷歐債危機的泥潭，至今難以自拔。
未來3~5年，我們或許很難看到某種主要國際貨幣能夠持續保持強勢。未來匯率波動可能更加頻繁，此強彼弱的互動關系也會越來越密切。投資人在選擇投資貨幣時，可能不會在強勢貨幣與弱勢貨幣之間選擇，而是在相對弱勢貨幣與更弱勢貨幣之間選擇。
國際間對於美元、歐元、日元等主要貨幣的信心直落。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引發了貨幣流通的“避風港效應”。瑞士法郎、澳元與加元成為投資人用來避險的“影子貨幣”。
長期以來，瑞士法郎一直是最穩定的貨幣，被視為全球貨幣的避風港。而歐元誕生之後，瑞士法郎被認為是德國馬克的最佳替代貨幣，匯率緊跟著德國經濟浮動。在投資人眼中，瑞士充滿了吸引力。然而，最重要的問題就在於，瑞士的經濟規模太小，完全無法承擔貨幣大幅波動所帶來的不利影響。歐債危機之後，瑞士法郎一路走強，失去競争力的瑞士廠商當然吃不消。工業集團ABB最近就對強勢的瑞郎大感頭痛。諾華公司（Novartis）的業績以美元計價，原本有不錯的盈餘，換算成瑞郎，反而虧損了。避險資金大量湧入瑞士，瑞郎大幅升值，瑞士中央銀行不得不積極介入外匯市場，防止瑞郎過度升值，影響出口競争力。2011年9月，瑞士政府突然孤註一擲，宣佈歐元兌瑞士法郎匯率的下限是1∶1.2，此舉立即使得瑞士法郎失去避險功能，這也是瑞士中央銀行長久以來最有力的行動。瑞士政府大反撲後，瑞郎能否擺脫避險貨幣的角色，仍有待觀察。不過事實擺在眼前，只要歐美主權債務危機未解，投資人對瑞士法郎就有避險需求，這也是瑞郎不得不面對的困境。
再看看澳元與加元。想要投資美國經濟，又擔心被美國財政政策拖累的人，可以買入加元；想要投資國際原材料，又擔心南美洲通貨膨脹的人，可以買入澳元。它們都屬於資源出口國的貨幣，而資源出口國貨幣的強弱程度，幾乎都與全球資源大宗商品市場的趨勢保持一致。然而，同樣的問題籠罩著它們未來的經濟前景。歐洲問題不斷，使得澳大利亞與加拿大經濟前景面臨下滑的風險。歐債危機的惡化以及對世界其他國家貿易的後續影響，都將對澳大利亞與加拿大出口商品的價格和需求產生重大影響。居高不下的澳元、加元匯率也阻礙了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國際競争力。由於歐洲前景未明，目前越來越多的人對未來兩年内全球經濟增長形勢逐漸趨於悲觀，澳元和加元得以持續保持強勢的可能性也所剩無幾了。
最不幸的就要算英鎊了。英國的房地產市場泡沫與美國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英國經濟對於金融業的依賴程度甚至高於美國，這種雙重不利的因素意味著金融危機對英國的打擊更大。然而，英國政府在推動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方面反應遲鈍，明顯落後於美國政府的行動力，卻正好與歐元區各國政府頗為相似。目前英國的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問題的嚴重程度並不亞於“歐豬四國”與美國，英鎊的黃金時代早已一去不返。
無論貨幣避風港如何吸引投資人，“影子貨幣”終究還是強勢貨幣的影
子。美元、歐元的強勢不再，這也為人民幣的蓄勢待發創造了機會。
人民幣：完全主權貨幣
20世紀90年代開始，亞洲新興國家逐漸登上世界舞台，其中又以中國與印度的發展最為迅速，兩國無論在人口結構還是經濟發展方面都有急速趕上西方工業國家的態勢，尤其是中國。中國2010年第二季度的GDP（國内生產總值）已經達到1.335萬億美元，超越了日本的1.286萬億美元，全球排名僅次於美國。按美元計算，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同時，中國於1996年成為東盟全面對話夥伴國，與日本、韓國一樣，通過東盟“10+3” 機制與東盟成員國進行共同協商。中國政府為了擴大區域影響力、提高國際地位，積極推動人民幣作為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主導貨幣。同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以後，中國採取的讓利和懷柔政策，都促成了東盟國家和中國的合作關系。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後，將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擁有約17億人口和2萬億美元的生產總值。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在2012年1月底表示，極力争取到2015年基本確立上海的全球性人民幣產品創新、交易、定價和清算的中心地位。由此可知，上海成為全球金融中心一事指日可待，人民幣成為亞洲主導貨幣的意圖也已相當明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到2016年，中國經濟總量將從現在的11.2萬億美元上升到18.3萬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7.77%；而美國經濟總量將會從現在的15.2萬億美元增至18.7萬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滑落至18.08%。換句話說，2016年將是中國在全球經濟總量占比方面超越美國的關鍵性一年。
然而，中國至今仍實行外匯管制，人民幣可以說是“完全主權貨幣”，外資很難進入中國金融市場，國外投資人不能持有中國政府債券，國際外匯市場也沒有人民幣匯率的避險工具。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強勢的中國政府也正是他們的優勢。雖然人民幣離威脅到美元的全球強權地位還有段距離，但中國的發展及主權強勢讓美國感到不安。在可預見的將來，或許尚未有任何其他國家的貨幣可以挑戰美元的主導地位，但也不排除有可能產生“多元制”或“二元制”的全球貨幣體制，即美元與人民幣共同主導的國際貨幣系統。
回頭看看貨幣發展的歷史洪流，不乏這樣的先例。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美國作為當時的新興國家，已經是世界工廠及農產品出口大國，但國際貿易還是以英鎊作為主要貨幣。美國經歷了1907年的金融危機後，創設了美聯儲。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銀行業務在美聯儲時任主席本傑明•斯特朗的主導下，積極推動國際貿易業務，引導紐約的銀行購買商業承兌匯票，提升流動性，使美元逐漸成為全球貿易的主要貨幣之一，大幅提升了美元的國際地位。
20世紀20年代後期，歐洲大陸還在“一戰”結束後的恢複過程當中，美國已有超過半數的進出口貿易以美元計價，美元作為各國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其金額也已經超過了英鎊。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英鎊和美元已在競争國際貿易的主導權，這一現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才有所改觀。“二元制”貨幣體制確實在歷史的軌迹中出現過，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元獲得了最後的勝利，取得了全球獨一無二的強權貨幣地位。
2015年必定是人民幣走出國境、深入全球最關鍵的一年。
你們或許已經知道貨幣戰争，可你們知道的只是結果，倘若要了解故事的前因後果，那就得回溯源頭。
第三章
貨幣的博弈舞台——國際貿易
1986年5月，我孤身一人第一次踏上美國的領土，由西雅圖轉機至俄勒岡州尤金市，去俄勒岡大學上學。
俄勒岡大學自1876年創校，至今已138年了，就位於尤金市區。全市約10萬人口，學校的教職員就有2萬人，是典型的大學城市。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俄勒岡大學傳奇的田徑教練比爾•鮑爾曼與企業家菲爾•奈特合夥，各出資500美元創辦了藍帶體育用品公司，生產運動跑鞋。這家公司就是耐克公司的前身，耐克現今已是全球著名的運動品牌，2010年的總營業額高達25億美元。因此，俄勒岡大學又被稱為“田徑之鄉”。
我在俄勒岡大學讀的是商學院的會計系，在這之前，我所學的並非商科專業，也完全沒有會計學的專業觀念。在大學春季課程第一堂課上，教授就開宗明義地提出所謂貨幣的概念。什麼是貨幣？其必要的三種功能是：交換媒介、價值尺度及儲藏手段。
我當時不能完全理解這樣的抽象概念。初學階段，了解了會計專業中的“借方”與“貸方”，知道在對企業收益加以累計時，必須扣除各項成本費用。相較於東部大學的學期制，美國西部大學的學季制教學進度很快，必須加緊腳步才能趕得上課程教授的進度。
在學習會計報表時，首先學習的是資產負債表，報表左邊是“資產”一欄，包括廠房設備機械採購營運，或是無形資產，如專利權的取得等，反映的是能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的資源。報表的右邊是“負債”與“股東權益”欄，反映的是企業需要承擔的清償義務。
想象當年耐克創立之初，兩個人出資成立一家運動企業，開始採購土地、廠房、設備，招募管理及經營人才，再將生產的運動商品出口到國外。品牌打響後，海外市場逐漸打開，企業規模也不斷擴大，原有的資金已不足以支撐企業的發展，必須通過其他管道取得資金。同時，耐克在成長中慢慢累積了企業聲譽與無形價值，建立了信用，信用對於企業來說也是一種無形資產。
當信用建立後，企業經營者就可以大大方方地走進當地任何一家銀行，說明該企業的未來發展計劃，展示市場開拓、產品銷售等事實與數據，並提出資金需求。銀行經理人會依據該企業的發展事實及數據，著手研究產業、國内外市場規模與該企業的發展前景等，再根據該企業團隊的實際經營狀況，考慮其是否具備足夠良好的信譽，並評估是否借錢給該企業。銀行最後決定為該企業提供貸款後，該企業憑借銀行貸款，可以增加廠房設備，擴大生產線，提高企業收益。而企業獲得的銀行貸款，就顯示在企業資產負債表右邊的“負債”一欄中。
因此，企業資產負債表右邊的“負債”一欄中一旦有來自銀行資金的註入，左邊的“資產”一欄同時也會增加條目，比如採購的生產設備、廠房、土地等。企業這樣的操作模式又被稱為“槓桿操作”，換句話說，就是利用有限的股東資本，争取銀行融資、私募基金或其他人的資金註入（“負債”），用以擴大生產（“資產”），增加收益。
不過，槓桿操作也是把雙刃劍，一旦企業的出口銷量不如預期，過剩的產品會堆積在倉庫中，變成無法變現的庫存，庫存越積越多，到最後所有現金都枯竭時，該企業也就會面臨破產瓦解的命運了。
國際收支平衡表
如同一般企業的經營一樣，全世界每個國家都擁有本國的資產負債表，被稱為“國際收支平衡表”，目的是記錄該國家在某段時期内與其他國家所有的交易情況，以報表的格式呈現，主要包括經常項目、資本及金融項目。不同於一般企業資產負債表的是，國際收支平衡表僅呈現“貸方”（如資產負債表右邊的“負債”與“股東權益”欄），“資產”項目用負數呈現。
例如耐克，該企業準備向國外採購一批運動商品生產設備。為此，該企業到當地銀行申請資金貸款（企業的負債增加），然後向銀行申請結匯，兌換成外幣，向國外設備廠商買進設備。這樣的交易記錄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就顯示為負數。相反，如果該企業生產的運動商品出口到國外，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則會反映在“貸方”一欄。企業出口產品，換取外匯所得，接著將外匯（一般都是美元）兌換成本國貨幣，用以支付本國員工的薪資、營業費用等。
經過一段時間，當一個國家出口大於進口時，出現貿易順差，出口商為本國賺進了外匯收入；反之，當進口大於出口時，則出現貿易逆差，經常項目中的商品進出口項目出現了以負數呈現的外匯支出，也稱為貿易赤字。
國際貿易通常涉及各個國家間國際貿易的清算機制。一般情況下，國際貿易清算所使用的貨幣，既不是支付國家的貨幣，也不是受支付國家的貨幣，而是第三國家的貨幣，例如中國與韓國之間的貿易清算既不是人民幣，也不是韓元，而是美元。這是因為美元作為世界貨幣，在全球金融市場交易中最為活躍，交易成本最為低廉，美元匯率避險也非常方便。
因此，一個國家的國際收支通常會形成該國的外匯收支，其中外匯收入形成外匯供給，而外匯支出則形成外匯需求。一段時間之後，如果出口持續超過進口，外匯供給逐漸累積，國家的外匯儲備增加，這通常都表現為美元資產的增加。出現貿易逆差時，政府必須想辦法平衡國際收支，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對外舉債，向國外投資人發行政府債券給國外投資人，取得外匯。
貿易逆差掀起貿易戰争
國際貿易中出口大於進口，形成貿易順差，這是亞洲新興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因素。比如中國台灣就是典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體，每年不斷地累積外匯順差，外匯儲備已位列全球第5。
而中國内地的外匯儲備更為可觀。截至2011年底，中國的外匯儲備為3.1811萬億美元。這是什麼概念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顯示，到2011年第三季度，全球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達到5.445 6萬億美元，因此，中國内地的外匯儲備在全球外匯儲備中所占的比值高達58.42%。無怪乎，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
倘若說亞洲新興國家、日本、德國為全球主要的出口國，那美國無疑就是全球最大的進口消費國家。2012年，美國政府共負債15.194萬億美元，是全球中央銀行所擁有外匯儲備的近3倍。這顯示出美國依然面臨著嚴峻的財政壓力。2005年世界經濟論壇上，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時任總裁約翰•塞恩在談到當時居高不下的美國經常項目赤字和財政赤字問題時表示，雙赤字是美國經濟增長速度高於其他地區的“副產品”，他同時表示，這是美國經濟引領全球經濟複蘇所付出的代價。然而他所謂的“副產品”，卻是向全球狂撒美元，用以購買全球貿易商品，這樣做的反作用就是美元貶值，石油、黃金、原材料及大宗農產品等的價格上漲，形成全球通貨膨脹的壓力。經濟學家將這種現象統稱為“國際貿易不平衡”。國際貿易不平衡也是長久以來國際間頻頻爆發金融風暴的主要因素之一。
換言之，美國可以名正言順地高舉國際貿易不平衡的大旗，扮演受害者的角色，為它施展更強硬的貿易手段以彌補赤字帶來的損失正言。這意味著，在其他國家一再鼓勵出口，甚至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出口的情況下，美國以巨額的貿易逆差為背景，可以堅持強硬政策，以“貿易平衡”為幌子，頻頻挑起貿易戰争。例如，近年來美國政府頻頻向中國政府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這反映了近年來中國經濟強勁發展的事實，美國政府認為中國政府憑借外匯控制，低估了人民幣的價值。
美國為了保持其國内經濟的繁榮、提高就業率、避免經濟衰退，不斷加大刺激消費和投資力度，向全球其他國家施展其經濟力量。對此它卻避而不談。美國利用貨幣（利率）和財政兩個政策工具，為美國經濟增長註入了雙重動力。一方面，美國政府通過不斷降低利率來刺激消費和投資。降低利率會降低國内儲蓄率，從而鼓勵民衆增加消費和投資；降低利率也意味著減少了企業的投資成本，一般企業向銀行貸款的利率降低了，這樣會刺激一般企業增加投資，美國人民的工作機會也會增加。
普通民衆買東西、投資理財，大多會使用本國貨幣，對美元貶值或許不太有感覺。不過自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之後，美國政府推出量化寬松政策，將大量資金投入全球金融市場及商品期貨市場，石油、黃金，以及大宗商品，如咖啡、面包、農產品等，都接連大幅漲價，這就會明顯影響到民衆的生活。最明顯的例子是，2012年3月12日，“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在“立法院”接受質詢時表示，“中央銀行”為因應發行“總統”就職紀念金幣之需要，於2008年買進600多公斤的黃金，當時國際黃金價格大約為800美元/盎司。然而，以目前1 600美元/盎司的金價來看，“中央銀行”獲利翻了一倍。“立法委員”大為惋惜，質詢“為何當時不多買一點？”彭淮南只能無奈地苦笑表示：“這些人都是事後諸葛。”彭總裁這種“千金難買早知道”的無奈，現在一般大衆似乎都可以深刻地體會
到了。
然而我甯願相信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的說法。他警告說，目前美國正向世界其他國家無限制地“透支”信用。由此看來，在這個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美國的雙赤字絕不僅是美國自身的問題，它已經成為衡量全球經濟是否平衡的一個參照。
美國政府為了彌補貿易赤字，持續不斷地發行政府債券、印制美元，向其他國家購買商品，而出口國家就用實質商品出口賺取的外匯收入，轉而購買美國政府發行的債券作為外匯儲備。
美元信用過度擴張
我們由此來做一個最極端的假設，假如全球只有兩個國家：美國（入超國，進口總值大於出口總值，形成貿易逆差）和中國（出超國，出口總值大於進口總值，形成貿易順差）。
美國持續入超，形成國際貿易赤字，並且無限制地累積貿易赤字。為此美國不得不持續不斷地印制美元，發行政府債券，以此應對不斷擴大的貿易赤字。而中國作為出超國，賺取了美元外匯，但出超國別無選擇，只能用出口商品賺取外匯所得的美元資產，購買美國政府
債券。
美國不斷地發行政府債券、擴大負債信用，也憑空增加了全球的貿易總量，美元充斥著全球貿易市場。這就像是一家企業，信用舉世無雙，擁有無限透支的特權。美國的債權依靠出口國家以購買美國債券的方式所給予的信用支撐著，並非來自美國實質的生產力、勞動力及原材料生產，這就如同虛擬的信用膨脹，國際貿易總額過度增大。
我們在上文提到，“槓桿操作”也是雙刃劍，一旦企業的出口銷量不如預期，該企業就會面臨破產瓦解的命運。國家經濟體亦然，歐洲國家（如希臘、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由於國家生產力降低、出口競争力不足，多年來靠著舉債度日，加入歐元區後，也不積極減少開支，改善財政收支惡化的情況，如今自食惡果，再次面臨破產瓦解的命運。1995年，全球中央銀行持有的外匯儲備為1.341萬億美元，但是到了2011年第三季度，全球外匯儲備高達5.4456萬億美元，其中全球中央銀行外匯儲備中的美元資產，在1995年時為6 100億，到了2011年第三季度時高達3.3604萬億。
數據是會說話的，這些趨勢都說明，美國政府在毫無節制地狂撒美元，預計最終只有兩種結果：一是無限制地供應美元，讓出口國美元收入持續增加，一旦泡沫破滅，極有可能形成可怕的“惡性通貨膨脹”，出口國將遭受嚴重的打擊，經濟發展停滞，失業率增加，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二是美國刻意讓美元貶值，形成惡性倒債，造成出口國以貨幣計價的匯兌換算巨額減損。美元貶值，美國國内生產的商品在國際貿易市場上的競争力會因此提升，這有助於美國出口貿易的擴張。美元的貶值會使出口國家的貨幣相對升值，它們的商品在國際貿易市場上的價格上漲，這又將阻礙出口國家的商品競争力，這樣一來全球貿易又要重新洗牌了。
美國為何擁有如此大的權力，可以無限制地透支信用？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信用”概念，美國是全球最大的信用債務人，這源於國際貿易中強勢美元的主導力量，美國可以毫無顧忌地拼命印制美元，並將其散佈於全世界。這樣就如同銀行給了美國一張無透支限額的信用卡，持卡人只要“信用”無異，愛怎麼刷就怎麼刷。
然而，美元的強勢地位也非一蹴而就，這得益於美國政府及人民的努力，他們抓住了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逐漸成為全球的主導力量。
回溯過去：英鎊主導國際貿易
20世紀初期，全球主要的工業國家在歐洲，那裡金融市場及資本市場發達，擁有完善的制度，而倫敦就是全球最主要的金融中心。這一時期，倫敦金融市場已發展成為最有效率的國際貿易清算平台，除了為英聯邦成員國提供金融服務外，也給全球其他國家提供金融服務。
與此同時，倫敦也是世界主要資本市場的資金提供者。倫敦當地的銀行提供國際貸款業務，當然都會選用英鎊作為貸款貨幣。於是大量的國際貸款都使用英鎊計價，自然而然地，其他國家的貨幣機構，如中央銀行及大型私人銀行，就會在英國的銀行開立英鎊清算備用賬戶，以便國際貿易貸款後續的清算之用。這些賬戶，就可說是外匯儲備的雛形。
一個國家的強盛及繁榮，體現在國際貿易中所占的比重及其貨幣的主導權。國際上主要的商品及期貨市場就在英國，包括曼徹斯特棉花交易市場、利物浦玉米市場以及最著名的倫敦黃金市場。
倫敦金融市場還提供非常有效率的航運及保險服務，這些都是伴隨著國際貿易擴張的其他附加價值服務。順理成章地，倫敦當時掌控著全球貿易金流與物流的優勢，對於從事國際貿易的其他國家貿易商而言，倫敦是取得銀行信用及貸款的最佳場所，這就是英鎊最鼎盛的年代。
就當時的國際貿易總量來說，以英鎊計價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占比超過了60%。英鎊在國際貿易上的強勢地位與現在美元的地位不相上下，而當時的美國就類似於現在的新興國家。假如美國紐約的商人想要從巴西進口一批玉米，一般情況下，他們之間的交易貨幣可能既不是美元，也不是巴西裡拉，而是英鎊。倫敦當地的銀行因此在國際貿易的往來中，賺進了大筆的手續費。
英鎊作為世界貿易的強勢貨幣，有許多優勢，首先就是收取巨額鑄幣稅。現在的美國政府以極少的成本印制鈔票，拿來購買全球商品，擁有強勢國際貨幣享有的鑄幣稅特權。
當時，全球其他國家，無論是出於貿易的目的，還是出於儲備的目的，只要持有英鎊，就要向英國政府繳納鑄幣稅。對於英國來說，這筆收入相當可觀。而對於英國政府來說，英鎊紙幣不過是印有英國女王頭像的有特殊防僞標記的紙張。英國用這些紙張，可以在全世界購買它所需要的一切，相對於所獲得的巨額財富，印制這些英鎊紙幣的成本實在是低廉得可以忽略不計。
一般說來，全球貿易規模越大，對世界貨幣（當時的英鎊）的需求往往也就越大。也就是說，國際貿易的發展大力推動了對英鎊需求的增加，而對英鎊需求的增加又推動了英鎊發行規模的不斷擴張，英國獲得的鑄幣稅收入因而不斷增長。
強勢貨幣還有另一個優勢，就是擁有對全球匯率的主導權。英鎊是當時的強勢貨幣，英格蘭銀行自然就成了全球的中央銀行。按照常理，當一國經濟發生不利波動時，該國政府往往會採取相應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幹預，從而使經濟朝預期方向發展。世界強勢貨幣發行國家的貨幣政策往往會影響到其他國家的貨幣政策，這使得其他國家在制定貨幣政策時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英鎊貶值，貿易出口國的貨幣就會相對升值，那麼無可避免地，該國所生產的商品價格就會上漲，從而在國際貿易市場上失去出口競争力。因此，各國紛紛採取弱勢貨幣政策，與英鎊聯系匯率機制就成為出口國家的保護傘，這些採用聯系匯率機制的國家更有必要緊盯強勢貨幣，因而基本上喪失了制定國内貨幣政策的主導權。
例如，當前的強勢貨幣是美元，絕大部分國際貿易採用美元結算。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前，亞洲新興國家或地區，如泰國、印度尼西亞、中國香港等，為了穩定匯率，促進出口貿易，採取與美元持鈎的聯系匯率機制。其他新興國家或地區，如新加坡、韓國、中國台灣等，為了穩定出口貿易，也只能採取被動的因應措施。因此，當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調整貨幣政策時，新興國家及出口導向型國家或地區通常會緊跟其調整步伐。美聯儲升息時，新興國家或地區也會不同幅度地升息；美聯儲降息時，新興國家或地區也會相應降息。這是美國強勢貨幣主導的全球貨幣政策，其他國家只好咬著牙跟從。
這是新興出口導向型國家或地區制定貨幣政策的苦惱。就以現在的國際貿易形勢來說，美國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降低利率，美元持續貶值，中國台灣及亞洲其他新興國家或地區也不得不相應調低利率。否則，一旦新台幣升值過快，台灣出口商品相對於美元的報價就會上漲，貿易出口的競争力就會下降。
倫敦當地銀行承兌匯票市場
1870年後，美國的商品和服務的生產總量已經超過了英國。到了1912年，新興崛起的美國，經濟動力不斷增強，商品出口總量也超過了英國。即便如此，紐約當地銀行在國際貿易業務中依舊處於劣勢。倫敦作為當時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擁有高度發展的貨幣市場，倫敦的私人銀行購買出口商押匯的銀行承兌匯票，再轉售給其他投資人。在流動性、安全性及收益性極佳的英國貨幣市場環境下，貨幣市場交易非常活躍。
銀行承兌匯票是進出口貿易商取得銀行信用最重要的工具。進口商一旦獲得銀行給予的授信額度，就可以拿著承兌匯票向銀行押匯。出口商就可以將此承兌匯票以貼現方式出售給當地銀行或是其他投資人，立即取得營運週轉資金。
由於倫敦承兌匯票的交易量龐大，買賣匯票交易活躍，流通性非常好，因此價格（短期貼現利率）穩定。承兌匯票買賣雙方都願意在倫敦市場進行交易。
倫敦金融市場的活躍，也吸引了全球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及金融機構，它們在倫敦當地銀行開立英鎊儲備賬戶，以方便進出口貿易押匯融資及買賣各種金融交易工具，方便後續順利進行國際貿易交割清算作業。緊接著，企業的融資以及債券的發行也就自然而然地選擇在倫敦金融市場承做，倫敦就成了最佳融資及發行場所，這樣就進一步擴大了倫敦金融市場的規模及全球影響力。
因為國情不同，美國金融業的發展可謂一路坎坷。美國早在1863年就頒佈了《國民銀行法》，美國貨幣得以統一。《金本位法案》於1890年生效，以確保金幣和銀幣在市場上的流通。然而，美國是新興獨立的國家，鑒於英國私人銀行業的超級強大與政治、經濟的主導權勢，美國國會深恐金融機構、大型企業集團壟斷國家資源，擔心弱勢的小型企業及農民會遭受大型企業集團的剝削，因此規定美國境内銀行不得在境外設立分支機構，也不能在自己銀行總部所在州以外的地區設立分支機構，有的州甚至還禁止銀行在所在州設立分支機構。在國際金融競争環境中，這樣的嚴苛限制使得美國金融機構在擴大規模及營運發展上，處於相對劣勢地位。一般而言，銀行業在對外國商人授信之前，需要掌握他們的海外活動信息，基於龐大的分支網絡，英國當地銀行的分支機構遍佈全球，完全有能力收集到這些海外企業的信息，而美國銀行業對此只能仰天長歎。
美聯儲萌芽
直到1913年美國國會通過《聯邦儲備法》，美國銀行這樣的嚴苛限制才結束，該法也成為美國中央銀行法體系的基石。情況這才開始所有改變。美國國會有識之士認為，美國有必要建立一個更加強大而有力的貨幣體系。最方便直接的方法就是抄襲當時發展最完備的歐洲金融體制。這也是學習先進國家，掌握後發優勢的好處。在赴歐洲考察與學習後，美國政府開始構思設立一個以中央銀行為中心的國家儲備委員會，中央銀行有權影響國内的金融形勢及貨幣供給，提供貸款或是有價證券貼現窗口，給陷入困境的銀行提供短期流動資金，防範金融機構擠兌的風險。
其中推動改革最重要的關鍵人物就是德裔美國金融家保羅•沃伯格。1907年底，他在《紐約時報》撰文稱，美國需要一個類似歐洲式的中央銀行來穩定其金融市場運作。沃伯格有關中央銀行的論點與當時華爾街許多金融家的想法不謀而合。為了尋求解決方案，沃伯格開始廣泛咨詢華爾街巨頭們的意見，包括美國信孚銀行時任總裁本傑明•斯特朗，美國最大的銀行國民城市銀行，即花旗銀行的前身）時任總裁弗蘭克•範德利普，J•P•摩根銀行高級合夥人、内部問題解決專家亨利•戴維森，以及華爾街著名私人銀行家、高盛公司合夥人亨利•戈德曼。
1914年1月6日，在紐約舉行的一場國會聽證會上，時任財政部長威廉•麥卡杜聽取了戈德曼有關金融改革的意見。戈德曼慷慨激昂地發表了意見：紐約必須要有資本雄厚和擁有最高權力的聯邦儲備系統。他認為，紐約已經是美國的金融中心了，他希望成立聯邦儲備機構，和英國的英格蘭銀行平起平坐。他強調，除非聯邦儲備機構擁有最大權力，否則紐約將無法改變現狀，無法擴大國際貿易金融與外匯市場。
另一方面，戈德曼也對紐約銀行業潛在的流動性風險有所警覺。在正常營業期間，一旦華爾街有緊急資金需求，紐約當地銀行可以直接向聯邦儲備銀行取得流動資金。畢竟美國當時剛剛經歷了1907年金融危機，大衆在銀行存款的瘋狂景象在戈德曼的腦海中揮散不去。戈德曼預見到，假如紐約當地的銀行面臨任何流動性危機，它們可以在一小時内抵達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獲得緊急資金援助。但是他說，用“援助”這個字眼非常不恰當。他告訴麥卡杜，貼上“得到援助”這個標簽，意味著銀行正處在危機邊緣，人們一聽到銀行需要援助，立即會想到他們在銀行的存款是否安全。
他認為以貼現方式從聯邦儲備銀行取得流動性資金，應該是銀行正常的營業行為，而非得到“援助”。最終，聯邦儲備銀行也採納了他的意見，設置了“貼現窗口”。聯邦儲備銀行貼現窗口對各家銀行全天候開放，只要它們有資金需求，隨時可以將手中持有的合格有價證券拿到貼現窗口，以貼現方式取得所需的流動資金。時至今日，貼現窗口依然是聯邦儲備銀行重要的貨幣政策執行工具之一。
真正推動美國聯邦儲備體系建立的靈魂人物還有納爾遜•奧爾德裡奇。他當時是美國參議院金融委員會主席，深信金融改革的重要性，並領導一群專家與銀行業界人士組成了金融改革專家小組。在結束歐洲訪問後，他與小組其他成員於1911年完成了一份決定性的報告，被稱為“奧爾德裡奇計劃”，主要内容就是有關美國中央銀行的架構設計。雖然該計劃最終並沒有成為法案，但兩年後，根據該計劃中提出的架構，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在美國國會通過的《聯邦儲備法》的基礎上建立，由伍德羅•威爾遜總統於1913年12月23日簽字通過。
另外還成立了一個由地方任命委員會成員的地區儲備系統。這有別於奧爾德裡奇計劃，該儲備系統受聯邦儲備委員會的監管。聯邦儲備委員會由7名成員組成，全部由總統任命。
美元走出國境
美國的金融改革如火如荼，聯邦儲備系統正式成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4年夏天爆發，戰火遍及歐洲大陸。同年8月3日，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中立聲明”。同時美國在戰争期間向交戰雙方出口大量物資，大發戰争橫財。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讓美元成為世界強勢貨幣的話，那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美元走出國境的最重要契機。
戰争期間，美國出口貿易額急遽增長，美國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糧倉”。美國的公司紛紛在拉丁美洲和亞洲設立分支運營機構，美國從債務國轉變為債權國。相反，以英國倫敦為中心的歐洲信貸市場遭受了戰争的嚴重幹擾和破壞。大歐洲地區的各國政府忙於戰争的動員與後勤的整合，致使貿易所需資金嚴重匮乏。為滿足客戶的進口需要，德國和英國的銀行不得不轉而接受紐約當地銀行的背書票據。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保持中立，因而它擁有當時國際間最為穩定的金融與商品市場，因此，美國的銀行所簽發的貿易信用票據不僅來自北美、歐洲，還來自拉丁美洲和亞洲。而對於紐約當地的銀行來說，它們所熟悉的貨幣自然是美元，所以德國和英國的銀行所收到的貿易信貸全都要轉換成美元。美元就此走出國境，紐約成為全球主要的信貸市場。
但這並不是美元走出國境的唯一原因。自1915年起，由於戰争的持續，英鎊相對於黃金的價格一直處於劇烈波動狀態。國際貿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穩定的標準計價單位，以一種未來價值並不確定的貨幣作為貿易計價中的約定貨幣，很難讓進出口商接受。在當時金本位制的貨幣體系之下，英鎊相對於黃金價格的不穩定讓貿易商漸漸失去了信心。
未受戰事幹擾的美元一枝獨秀。進出口商開始大量擁抱美元，美國的貿易商、巴西的咖啡出口商乃至整個拉丁美洲和亞洲的進出口商，都認為美元更具吸引力。經歷過金融改革後的美國的銀行已經可以自由買賣承兌匯票，它們趁機緊緊抓住這個機會，紛紛拓展承兌匯票貼現業務。
1916年1月，英鎊地位岌岌可危。在美國的支持下，英國政府正式宣佈英鎊與美元匯率挂鈎。即便英鎊與美元的聯系匯率使英國政府能夠暫時穩定英鎊的價值，但是考慮到戰時龐大的預算赤字和英國國内商品價格的快速上漲，它也難以維持人們對英鎊的信心。
1918底戰争結束時，歐洲地區一片廢墟，法國、意大利、德國等歐洲主要國家的經濟實力被大大削弱。原本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及世界霸主的大英帝國，雖然戰後領土有所擴張，但其對領土的控制力卻因戰争造成的嚴重傷亡與物資短缺而大大減弱。英國的經濟與國際貿易地位亦受到戰争影響，出現了嚴重衰退，從此其全球金融中心及世界霸主的地位不得不讓給了美國。而美國則趁機強大起來，全世界1/3的黃金流入美國，美元成為強勢貨幣，紐約取代倫敦，成為全球實力最強的金融中心。
戰後，美國撤回了對英鎊的支持，不出所料，由於英鎊已無力與黃金挂鈎，再加上又失去了美元這個後盾，英鎊開始大幅貶值，在一年時間裡貶值了1/3。由此可見，全球進出口貿易商當時已將美元視為一種更具吸引力的穩定貨幣單位，美元的優勢逐漸在國際間顯露出來。
建立紐約銀行承兌匯票市場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國際進出口貿易商熱烈擁抱美元，將其作為國際貿易的標準計價單位，但是作為貿易押匯融資的美元承兌匯票的買賣交易市場，還是不足以與倫敦市場相提並論。關鍵就在於流動性，高昂的交易成本讓投資者裹足不前。由於缺少投資者，紐約貨幣市場的交易無法活躍起來，買賣交易報價始終無法具有競争力。當出口商拿著承兌匯票向銀行押匯時，銀行無法在第一時間找到買主，因此，必須以自有資金來持有其所發行的匯票，並記入銀行的資產負債表。
而這樣做的結果是，銀行持有承兌匯票的成本將非常高昂，因為持有該票據的到期收益（票據貼現收益率）往往不及一般銀行借款給貸款方時所獲得的利息收入，匯票收益率通常也低於一般銀行的存款利率，也就是存款利息成本高於票據收益率。換句話說，銀行持有承兌匯票的收益低於吸收大衆存款的利息支出，甚至還會阻塞銀行對大衆放款的資金需求，這對銀行的日常經營來說相當不利。
同時，貨幣市場投資人一般都有保守的傾向，他們過去習慣於購買英鎊承兌匯票，對於戰後要馬上轉向購買美元承兌匯票，一開始通常都會猶豫不決，這需要時間，要慢慢熟悉美元及美元投資商品。
斯特朗之手撐起一片天
第一次世界大戰讓美元走出國境，然而建立足以和英國倫敦相抗衡的貨幣市場，依賴的並不是一只看不見的手，而是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時任主席本傑明•斯特朗之手。秉承漢密爾頓主義傳統，斯特朗認為由聯邦政府直接調控金融政策，確實很有必要。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是美國開國元勳之一，他是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也是美國憲法起草人之一及首任財政部長。他在外交上主張和包括英國在内的列強修好，建立安定的週邊環境；在經濟上主張建立先進的金融體系，實行保護主義發展本國工業，讓美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
斯特朗和戈德曼的觀念一樣，都看到了用國際貿易承兌匯票市場穩定美國金融市場的必要性。作為聯邦儲備銀行的主席，斯特朗也認識到，倫敦貿易承兌匯票市場可以給英格蘭銀行一個強有力的支撐，有助於其管理國際貿易信貸業務。在他看來，這一市場的發展壯大將會增強美國實業的競争力，擴大美國的對外貿易。因此，美聯儲應全力支持建立一個完善的紐約貨幣市場。
在斯特朗的堅持下，美聯儲首先發出通知，要求聯邦儲備系統的15個地區分支機構以貼現方式購買承兌匯票，換句話說，聯邦儲備銀行以政府的資金介入市場，使貨幣市場交易更加活躍、流動性更好。聯邦儲備銀行購買承兌匯票可以穩定貨幣市場，降低貼現利率，而穩定市場和降低貼現利率又有利於貨幣市場的建立，帶給投資人對流動性、安全性與收益性的信心。
20世紀20年代初，斯特朗主導下的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是主要的貨幣市場交易場所。此外，其他一些頗有見識的投資機構也逐漸被吸引到這一市場，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持有大量美元盈餘的外國銀行（也包括外國中央銀行）。很快，承兌匯票就成了他們熱衷的短期投資商品。
漸漸地，專門從事承兌匯票業務的交易商開始出現，其中規模最大的就是當時由保羅•沃伯格擔任董事長的國際承兌匯票銀行。在市場困頓的20世紀20年代，雖然國際金融市場發育有些緩慢落後，但的確有一些銀行設立了子公司，專門從事承兌匯票交易業務，並將這些匯票出售給一般大衆投資人，作為其短期投資工具。
美元與英鎊平起平坐
回顧這段歷史，國際貿易始終是貨幣強權的博弈舞台。基於貿易承兌匯票市場的逐步發展，美元開始在國際貨幣舞台上扮演積極的角色，提供美元國際貿易信貸。到20世紀20年代後期，在美國所有的進出口貿易之中，有超過一半的貿易由以美元計價的銀行承兌匯票支撐。
得益於本傑明•斯特朗的努力，投資者紛紛轉向紐約市場，關鍵就在於進出口商現在支付的費用比在倫敦市場所支付的費用比例少了整整一個百分點。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期，美元承兌匯票被用於第三國之間的貿易以及海外倉儲商品的價值，已經與美國本身進出口貿易所發行的美元承兌匯票的價值相當了。這足以說明，美元已經逐步實現國際化。
美元在國際貿易中的角色變得越來越重要。歐洲經歷了戰争的摧殘蹂躏，重建所需資金相當龐大。擁有充裕資金的美國趁勢做大，當整個歐洲大陸都在尋求海外融資之時，紐約作為首選之地，順理成章地成為最重要的資本市場。
歐洲政府急需美國的資金註入，但是尋求融資管道的過程一波三折。斯特朗對於歐洲的情況了然於胸。他主動前往歐洲，與歐洲各國政府就貸款問題進行磋商，同時也派特使出使波蘭、羅馬尼亞等國。
在斯特朗的堅持和努力下，他與英格蘭銀行時任行長蒙塔古•諾曼直接進行了國際貿易談判。針對諾曼推動恢複英鎊地位的不懈努力，斯特朗採取的貨幣政策是，讓美國聯邦利率在1924~1925年間始終在低檔徘徊，提供充沛的美元資金，穩定美元匯率，使美國戰後經濟持續發展。他們二人雖然在其他領域是盟友，但在貨幣金融領域，卻是不折不扣的競争對手。斯特朗運用各種可能的手段鼓勵各國從紐約獲取穩定貿易貸款。整個20世紀20年代，充斥著斯特朗與諾曼的貨幣博弈。
然而，諾曼也不得不承認，國際資金一直在從充裕的美國市場流向匮乏的歐洲市場。美國的銀行普遍為歐洲政府和公司發行債券，並以美元作為計價貨幣單位，以便出售給美國投資人。它們開設了臨街店面，努力向一般散戶兜售這些債券。
本文摘自《人民幣崛起與投資新機會》
美、歐接連引爆全球金融風暴，美元、歐元相繼走弱。種種迹象顯示，中國政府正聚集所有能量，穩步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貨幣的野心”不斷博弈，新一輪國際貨幣戰争號角響起，一觸即發。
人民幣的崛起會給中國乃至全球投資者帶來怎樣的投資新機會？外幣匯率及國内利率格局會有怎樣的變動？黃金、房產、股市、就業會有什麼樣的影響？這些與我們每個人生活息息相關的動態趨勢，都將從國際貨幣格局的起承轉合中看出端倪。
《貨幣的野心》從金融實務面出發，以時事熱點引入主題，將枯燥的經濟數據以鮮活的故事叙述出來，為讀者展示了國際貨幣博弈的精彩内容，解析了從東盟開始人民幣一步步走出國門的發展路徑、匯率改革歷程以及中美貨幣的明争暗鬥。《貨幣的野心》還預測和分析了當前投資領域出現的新的機遇與挑戰，以深入淺出的方式，為投資者指明了應著重關註哪些方面，從而順應人民幣國際化大趨勢以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