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100年前，全世界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基於對美好理
想的追求選擇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然而經過近百年的嘗
試，終於在20世紀末回到了私有制或混合所有制。在這個
巨大的制度轉變中，發生了無數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堪
稱人類追求真理的巨變。其實在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
還沒有結束，各國正處於走向公有制的起步階段，後來獲
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哈耶克就寫了《通往奴役之路》，警告
公有制將會有的悲慘結果。可是深邃的理論並不能改變廣
大群衆的選擇。原先中國完全是私有制的經濟，在1956年
不到幾個月就完全公私合營了，而且基本上是和平不流血
的。公有化的順利進行一方面是共產主義美好理想的鼓勵，另一方面是公有制占
有道德的高地。私有企業的老闆之所以能夠擁有企業的所有權，是因為剝削所
得。把企業回歸於公似乎是符合道德的。
1956年以後，“越大越公越好”的信念主宰著中國發展的全過程。1958年開
展“大躍進”運動，1959年農村實行公社化，到“文革”時把僅剩下的一點點
私營工商業全部公有化。工農業陷入巨大困難，國民經濟終於被搞到了崩潰的邊
緣。鄧小平撥亂反正，提出“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務實政策，
給經濟註入了活力。1992年他發表南方講話，開放了私營企業的發展道路，以後
經濟一路高歌猛進，終於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人均收入從全球末位提升到
中高收入的檔次。
然而中國的人均收入還不到發達國家的四分之一。剩下的四分之三如何趕
上，依然是擺在全國人民面前的重大問題。按理說中國經濟的潛力很大，要素的
使用效率很低。而要素是在企業裡面使用的，所以要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首先
要讓企業有效率。這就涉及國企改革的問題。事實上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將大量
國企轉為民企，在所有的轉型國家中是最成功的。所以現在中國的經濟結構中，
民企已經占了七成。沒有這一轉變，中國改革不可能有現在這樣的成績。然而剩
下的三成—國企的改革卻是最困難的一件事。國企享受著地租、利息率、稅收
和壟斷價格的優惠，當然賺了很多錢。如果把國企的這些優惠去掉，大部分國企
實際上是賠錢的。這已經在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的國企研究報告中充分論證過了。
中國國企改革的問題涉及國民經濟最重要的部門：能源、通信、交通、金
融。這些企業效率的高低直接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國企低效，利潤基本不
上繳，封閉運行，腐敗醜聞不斷，作為企業主人的百姓還對它們毫無辦法。這一
極不正常的狀況顯然不能長久下去。可是，國企改革的問題像一個非常難啃的
堅果，近10年來可以說沒有進展，甚至發生了“國進民退”的現象。造成這一
現象的原因既有意識形態方面的，更有具體操作方面的。如何使改革既公平又有
效？讨論這些問題的文章可說汗牛充棟。現在放在各位讀者面前的這本書完全與
衆不同。這是作者對國企改革多年精心研究的總結，可以說是我看過的相關讨論
中最傑出的一本。
這本書有許多特點，我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
首先，作者具有廣闊的研究視野。讨論國企改革，不僅僅中國有這個問題，
民主德國、聯邦德國、蘇聯，甚至英國、日本、韓國、新加坡在20世紀下半葉
都發生過國企改革的問題。這些國家的具體條件非常不同，但在國企改革中面臨
著共同的困難。通過國際視野觀察這個問題就能發現哪些是有共同性質的，哪些
是中國特有的。這樣能夠對問題的觀察深入到最本質的層面。作者對國際文獻的
掌握也是一個難得的優勢。大家知道，30年以前國際學術界對中國經濟很少關
心，但是近年來情況大變，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不斷增多。他們對中國的情況當
然沒有我們自己了解得那麼清楚，但是他們比較自由，沒有條條框框的約束，
做學問更客觀、更認真。所以他們研究的結果應該對我們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本書作者在這方面做得很好。
其次，作者掌握的數據非常豐富。這是客觀研究經濟問題必不可少的。作者
在總結過去30年我國國企改革的經驗時列出了改革前後比較的大量數據，從而
能夠客觀地評價改革的得和失。過去30年中國從一個百分之百的公有制經濟體，
轉變成具有七成以上民營企業的經濟體，這是中國改革成功的重大原因。其中，
中國政府和企業家發揮了巨大的創造性和能動性，探索出一條與衆不同的道路。
與其他原社會主義國家民營化的過程比較，可以看出我國的諸多成功之處。作者
能夠擁有那麼多的數據，和他本人的工作崗位有關。他多年來一直研究企業，使
他寫這本書有了資料方面的特殊優勢。
再次，作者具有很強的分析能力，能夠從極為複雜的現象中歸納出條理分明
的合乎邏輯的發展軌迹。過去30多年的民營化嘗試過無數不同的方式，有政府
主導的，也有民間自發的，更有二者博弈產生的。但萬變不離其宗，作者分析為
企業控制權的下放和所有權對控制權的幹預。這一對矛盾至今還在按其自身邏輯
往前推進。作者更把握住在國企改革中各相關利益方的立場、妥協和鬥争。政府
主管部門、企業中的高管和一般員工各有其特殊的利益立場。他們既有一致的方
面，更有矛盾的方面。在國企改革的道路上充滿著矛盾的鬥争和妥協。作者又以
經濟學的效率眼光對博弈結果加以分析，指出哪些對全社會是有益的，哪些是有
害的。比如，在改制中，國企的底層員工在改制中最關心的是自己的鐵飯碗能不
能保住，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受不受影響。為了解決這兩個問題，政府拿出了
巨額資金給因國企改制而下崗的員工。而國企高管考慮的利益完全不同。他們更
關心的是改制後由誰來控制企業，以及新高管將受什麼新的約束。政府主管部門
當然要考慮改制對國家經濟發展的總體影響，但也會有部門利益，甚至個人利益
在起作用。
最後，作者看問題完全擺脫了意識形態的影響，用客觀和理性的思維來記錄
和分析國企改革的全過程，並指出前景有哪些可能的選擇和各自的利弊。根據作
者多年研究的結論，作者在最後提出，光下放控制權，不變更所有權，終究不能
擺脫困境。這已經是過去國企改革30年反複證明了的。作者多次指出，國企改
革的實用主義思路容易滑向機會主義，能夠解決一些迫在眉睫的問題，但是對長
遠的發展並無幫助。這種思路必須轉為以戰略考慮為出發點的思路。換句話講，
所有權的轉變終究是不可避免的。作者甚至提出要有國企改制的時間表，不可再
拖延下去了。這是語重心長的勸告，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依我看本書也有一些不足之處。一是内容有點重複，比如讨論控制權和所有
權的關系，書中反複強調多次。二是沒有註意到國企改革初期中國的民企和民間
資本還非常薄弱。出售國企本來是一個很好的備選方案，但是當時社會上的民企
沒有足夠的資金兼並國企。這極大地限制了可供選擇的機會。如果與民主德國、
聯邦德國合並時民主德國國企改革相比較就能明顯看出我們當時的困難。民主德
國的國企不但沒有賣出錢，聯邦德國政府還大量補貼用於國企改制。中國的國企
改革完全沒有這種有利條件。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深化改革的希望被點燃。
國企改革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重頭戲，但在過去近10年時間
裡，國企改革近乎停頓，社會上還不時出現“國進民退”
還是“國退民進”的議論。未來幾年，國企改革會取得實
質性進展嗎？國企改革到底應該怎麼改？這些問題並未隨
著三中全會的落幕而消失，相反，許多人的疑慮、困惑與
關切在增長。在這個時候，以更加理性的態度、更加時代
化的視角全面剖析國企改革，顯得十分必要。
一
我國的國企改革起始於三十五六年前，當時的起因其
實很簡單，就是要刺激國企的生產積極性，促使國企多生
產，特別是多生產那些老百姓需要、政府沒有安排生產計劃、商店裡難得買到的
日常用品。完全可以說，國企改革的啟動並不是出於一種什麼理論，而是出於一
種常識和常理，改革的推進也談不上有多少理論指導，那時除了格式化的馬克思
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沒有什麼人懂得現代經濟學中的理論。當時“文化大革命”
剛結束，無論城市還是鄉村，商品交易“合法”了，對商品的需求也就迅速上
升，商品供給，特別是工業品的供給，倒成了問題。所以不管是國家領導，還是
政府官員、學者、普通民衆，只要你不違背常識，只要你不排斥常理，自然而然
就會想到這個社會應該增加生產，增加供給。那時不搞階級鬥争了，上至廟堂、
下至江湖，重新接受常識和常理，所以就把增加生產、供給當成國家經濟中的頭
等大事。由於當時基本上沒有私營企業，工業品的生產、供給幾乎全靠國企（另
外還有一些集體企業），所以自然而然地要引入一些改革舉措來刺激國企的生產
積極性，國企改革就這麼上路了。所以，社會上就多了一些常識和常理，這對於
啟動改革和推動進步是大有裨益的，就如托馬斯•潘恩的小冊子《常識》對於
美國獨立革命的影響盡人皆知。
當時的主要改革舉措是政府給國企放權讓利，即政府允許國企根據市場需
要在國家計劃之外多生產，多生產所獲得的利潤不全上繳國家了，企業可以發獎
金、搞福利、擴產能。回過頭來看當年的放權讓利改革，還挺有意思的，這項改
革舉措非常聰明，同時涵蓋了國家作為公共事務管理者和國企所有者的兩種身份
來調整與國企的關系。放權，主要是作為公共事務管理者的國家對國企的生產活
動在一定程度上實行去計劃化、去管制化的改革。為什麼說進行放權改革，國家
主要是以公共事務管理者的身份來調整自己與企業的關系？因為計劃經濟、生產
管制覆蓋的是整個社會，是各種所有制的生產者，不僅僅是針對國家所有制的企
業，盡管那時幾乎並沒有非公有制企業。如果僅僅放權而不讓利，對其他所有
制的生產者就足夠了，因為多生產而獲得的利潤是他們自己的；而對國企來說就
不足以刺激生產積極性，因為即使給予國企多生產的權利，如果多生產帶來的利
潤，作為所有者的國家全部收走了，國企為什麼要多生產呢？所以還要加上讓利
才行。所以，那個時候國家並沒有產權改革的意識，但實際上具體的改革舉措卻
隐含了產權擁有者的行動。遺憾的是，那時我們並不能有意識地區分國家作為公
共事務管理者和國企所有者的身份，因而此後很長時間裡，國企改革沒有直接觸
碰國家所有權。
放權讓利改革在當時可是起到了立竿見影的顯著效果，國企的生產積極性
大為提高。不過，國家作為所有者來處理與國企的關系，比國家作為公共事務管
理者來處理與國企的關系，要困難得多。也就是說，放棄計劃經濟、放松政府管
制，只要破除違背常理的意識形態的束縛並打破管制者的權力迷戀，技術上相
對來說還沒有那麼難，主要就是“松綁”；而搞好理順國家所有制的企業，比起
初想象的不知要難多少，至少到30多年之後的現在還沒有根本解決。放權讓利
提高了國企的生產積極性，但是作為所有者的國家，從生產增加當中所得到的
利潤好處卻相形見绌。要知道，那時國家財政收入主要靠國企利潤，因為那時
沒有一個獨立的稅收體系。如此一來，國家作為國企所有者就得重新調整與國
企的分配關系、責任關系和權利關系，這個結到現在為止也沒有解開。不能不
說中國人點子多、辦法多，國企改革方面，推出過許許多多的連國外經濟學家
和企業家想都沒有想過的點子和辦法；不能不說中國政府的改革政策多、措施
多，國企改革的政策和措施從中央到地方都可以說是文件等身，看都看不過來，
但談了30多年的國企“活力”問題，至今還是一個改革主題，這難道還不足以
說明問題嗎？
二
經濟學對於國有制並沒有太多的理論研究，但國有制的代理成本方面和道
德風險方面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這有著廣泛的共識，我無須多言。即使抛開
理論，從實際情況來看，國企效率低下也是一個普遍現象，這方面有許多的實證
研究。一些人可能不服氣，他們可以舉出不少搞得好的國企作為實例：你看，國
企不也搞得很好嗎？國企的效率不也可以很高嗎？這裡可以引用莊週的一句話：
“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盡管有些國企的確“做大做強”了，但是從資
源配置的角度來看，它們既不具有普遍意義，也未必有利於資源的優化配置。這
就好比有一些挂著“白牌”的大排量越野車在路上跑，這些車跑得很快，但對整
個交通體系而言並不是好事；有幾輛車正好碰上身手不凡、責任感也較強的司
機，但不是每輛白牌車都會有這麼好的司機。
把國企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國有部門也有很大的
起色。王小波不是有幾本小說，分別叫作《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
《黑鐵時代》嗎？國有部門在21世紀第一個10年，可以說進入了20世紀80年
代第一個黃金時代逝去之後的第二個黃金時代。但是要看到，國有部門第二個
黃金時代的到來，是以90年代末對國有部門大規模的改革和大規模的救助為前
提的，是以21世紀初重化工業化突然加速及其帶來的宏觀景氣為基礎的，而今，
改革紅利幾乎耗盡，救助紅包逐漸掏空，重化工業化的鼎盛時期已經過去，宏觀
經濟似要進入新的階段。因此我判斷，國有部門已從第二個黃金時代進入第二個
白銀時代，如果我們不通過有力的改革打破國有部門的興衰週期律，國有部門可
能會進入第二個青銅時代和第二個黑鐵時代。
如果缺乏一個行業範圍廣泛的民營部門與之競争和對比，我國國有部門效
率低下的問題就不至於那麼突出，也不那麼容易暴露。如今，隨著效率更高的民
營部門的崛起，矛盾就越來越尖銳了。從市場競争的角度來看，高效率部門優
勝，低效率部門劣汰，資源會自然流向高效率部門，低效率部門將不複存在，也
就是說，國企要麼自然破產關閉，要麼被民企並購重組。但我國不是這樣的情
況。我國事先已經賦予了國家所有制高於其他所有制的地位，公有制為主體、多
種所有制共同發展被定為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不管如何共同發展，公有制必須
為主體、國有制必須占主導，國有資本必須要絕對控制石油石化、電力、電信、
民航、運輸等行業，要較強控制裝備制造、汽車、電子信息、建築、鋼鐵、有色
金屬、化工、勘察設計等行業，這豈不等於未開賽就定勝負？這到底是市場在資
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呢？因此，對於國
企而言，特別是對於那些規模較大、行業較重要的國企而言，國家所有制已被事
先鎖定並賦予主導地位。在這樣的情況下，國企盡管效率低下，也能夠得到優先
的資源分配，這對於市場機制無疑是一種扭曲。如果國企只限於極少數領域，這
種扭曲就比較有限，對經濟社會運行的傷害還可以控制在較小的範圍。但是在我
國，盡管國企改革已經搞了30多年，國有部門的體量依然不小，國企數量仍然
較多，因而市場扭曲問題就比較嚴重了。
我國現有14萬多家國企，幾乎分佈於所有的行業。我國國企的產出在GDP（國内生產總值）中的占比並沒有準確的數據，許多人估計在1/3左右，而工業
國企產出在工業增加值中的占比目前在25%左右。從總量上來看，國企占比並
不算高，而且由於民營部門的增速更快，國企的占比還在下降中。但是，國企在
多數重要行業都占有主導地位，中國的大型、特大型企業多數也是國企。因此，
要緩解市場扭曲、優化資源配置，國企改革就必須要有突破。
要在未來進一步挖掘經濟增長的潛力，保持經濟持續較快增長，恰恰需要
我們在糾正市場扭曲、改善資源配置方面下更大的功夫。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
的30年時間裡，實現了近10%的GDP年均增速。但是這一高增長奇迹是一種外
延追趕式增長，主要依賴於大量的要素投入和要素在行業之間的流動。也就是
說，生產要素從生產率低的行業不斷流向生產率高的行業，而這些行業的出現以
及產業技術的應用，基本上都是複制或者追隨先發經濟體，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實
現。但是這種外延追趕式增長的動能看來越來越弱了。中國過去兩三年裡，實際
經濟增速已經明顯放緩，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這不僅僅是一種週期性因素導致
經濟增速的階段性下滑，而且存在一種長期的趨勢性力量和一些深層的結構性因
素，其中的結構性因素就包括國有部門對資源配置的扭曲。如果要使中國經濟在
未來仍然保持一定增速，就必須要更加依賴企業創新和生產率提高，更加依賴要
素的企業間流動，即從效率低的企業不斷流向效率高的企業，而不是像過去那樣
主要依賴大規模的要素投入和要素的行業間流動。對於國企而言，這不是一個好
消息。
三
許多人是健忘的。何況從領導人、官員到學者、輿論發聲者，那些活躍在一
線的人物，在過去30多年裡換了一茬又一茬，有多少人還記得我們曾經努力推
行過的許多國企改革舉措都無功而返或者只是剜肉補瘡？有多少人能意識到我們
今天要準備的一些改革大餐是以前熱炒多次而不能煮熟的冷飯？
主流的國企改革政策主張，是實行國企的市場化。既然國有部門造成了市場
扭曲、劣化了資源配置，我們對國企實行市場化改革不就行了嗎？由於1992年
黨的十四大已經正式決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體制，盡管經歷一些風雨，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始終為官方所堅持。黨的十八屆
三中全會進一步確定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因此，推行國企的
市場化在邏輯上是完全說得通的，在政治上也是沒有風險的。但問題在於，國企
市場化的具體内容究竟有哪些？到底有沒有一條可以回避國家所有權改革的國企
市場化途徑？
在我看來，離開國企產權改革來推行國企市場化改革，不過是水中撈月、鏡
中摘花。你永遠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你也永遠無法叫醒一個躺在國有制被
窩裡的企業。我在前面已經講到，即使在30多年前的放權讓利時期，國企改革
也隐含了所有者的行動。如果我們回顧一下後來的諸多改革舉措，如承包制、租
賃制、股份合作制、股份制，都包含了產權改革方面的内容。的確，國企應該面
向市場開展經營，但從根本上來說，這其實不屬於真正意義上的國企改革，而是
屬於政府改革，是政府的去計劃化、去管制化改革。而國企面向市場開展經營之
後必須面對的問題是：誰來判斷國企在市場中經營得好還是不好？誰在國企經營
成功或經營失敗中受益或受損，以及如何受益或不受損？如果經營得不好，誰來
處罰或更換國企管理層，以及如何做到這些？如果經營失敗，誰來決定企業退出
市場，以及如何退出市場？處理這些問題才是國企改革方面的内容。而這些問題，
實際上就是產權與公司治理問題。
國企即使已經面向市場開展經營，如果回避產權問題，也無法實現真正的市場
化。市場體制不但包括產品市場，也包括要素市場、勞動力市場、經理市場、資產
市場、產權市場、控制權市場等，還包括市場交易行為，更包括維護交易、維護契
約、維護競争、維護權利的制度基礎設施等。我們推進國企改革已經30多年，決
定實行市場經濟已經20多年，國企實現市場化了嗎？其實大部分國企已經不存在
了、被市場淘汰了，但並不是國企主動退出市場，而是國家拿出財政資源和金融資
源付出巨大代價之後，才勉強退出市場；而剩下的十幾萬家國企，它們究竟在哪些
範圍、哪些層次實現了市場化呢？目前主要還局限在產品市場這個範圍和市場交易
這個層次，而在要素配置領域國企遠遠沒有做到市場化。譬如，國企的勞動力市場、
經理市場、資產市場、產權市場和控制權市場目前基本上是自我閉鎖的，離市場化
還有相當的距離。在遵循和維護市場的制度基礎設施方面，國企也享有不少治外法
權。許多人都認為，真正實現國企領導人的選聘和解聘市場化，就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解決國企的問題了。但回顧一下國企改革的歷史，這其實也是在20多年前就嘗試
過的事情，而事實已經證明，在國有制的前提下，這根本就走不通。盡管披著市場
化經營的外衣，國企並不是與其他類型企業一樣平等進入市場，平等獲取生產要
素，平等競争並平等接受市場淘汰機制，平等受到國家保護並在特定境況下平等
獲得國家救助。許多國企經過一些市場化改造之後反而走向了反面，商業意識和
自我膨脹的欲望大大增強，但軟預算約束的問題又以新的面目出現。這不過是一
種“僞市場化”，其實是一種對真正市場體制的破壞。
從邏輯上來講，如果國家預先設定某些企業的所有權必須由國家擁有，這
些企業的所有權被國家事先鎖定、永遠不變，國家就會排斥產權市場和控制權市
場，就會對這些企業不斷註入國有資本以維持國家所有權，不斷註入資源以維持
經營狀態，那麼，將不會有平等競争和優勝劣汰，當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場經
濟。因此，從根本上來說，國有制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國企並沒有實現與市
場經濟的結合，也無法實現與市場經濟的結合。
以更廣泛的視角來觀察過去30多年中國的改革進程，完全可以發現，沒有
民營化就沒有市場化。民營化進程的快慢決定了市場化進程的快慢，凡是民營化
最快的時期，也是市場化最快的時期，而民營化最慢的時期，也一定是市場化最
慢的時期。在過去10年裡，市場化改革的推進速度大不如前，甚至在某些方面
還有所倒退，而這10年也恰恰發生了一些“國進民退”的情況。實際上，“國進
民退”和政府進市場退是發生、聯系在一起的。如果大講市場化，實際上卻回避
甚至抵制民營化，不過是在繞彎子、兜圈子，再過多少年還在老地方，除非任由
國企自然萎縮，但也需要付出巨大的時間代價、經濟代價。
四
在現實世界中，民衆對於事物的認識，在大多數時候並不直接來自於學術研
究成果，而是來自於現象和印象。因此，學者通過學術研究面對大衆以通俗的方
式來解釋紛繁多變的現象，糾正可能背離事物本原的印象，就很有必要了。民衆
對於國企的認識和評論，輿論對於國企的功能和作用發出的話語，往往也跟隨時
代背景的變化而變化。在2008年美歐爆發金融危機之後的一段時間裡，有這樣
一個段子：1949年，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1979年，只有資本主義能夠救
中國；1989年，只有中國能夠救社會主義；2009年，只有中國能夠救資本主義。
那些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突然陷入深重的危機之中。它們的
國家不得不投入國家資金出手救助，一些大型私有制企業得到國家註資入股從而
變得有些“國企化”了，而不少中國企業，特別是那些能夠獲得中國政府融資支
持的大型國企，紛紛到資本主義國家去收購私有制企業，不時引起全球驚歎。連
《經濟學人》這樣有著巨大的全球影響力的保守派雜志也開始讨論國家資本主義
與自由資本主義的各自優勢了，許多政治家、企業家、學者都將中國視為國家資
本主義的代表性經濟體，我們自己中的許多人也更加起勁地談論“中國模式”、
“中國道路”。一時間，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青睞和褒揚，中
國越來越多的精英人士，似乎開始陶醉於“中國奇迹”和“中國模式”之中。
學者的目光應該具有穿透力，才能避免“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
愁”。陶醉於所謂的“中國模式”、“中國道路”，實際上已為浮雲遮望眼。回顧一下
1929年爆發的那一場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那時美國、歐洲等資本主義世界陷
入嚴重而持久的危機之中，而大搞國有制的蘇聯卻如日中天。蘇聯模式被稱贊和
傳頌，國家資本主義正是在那個時期成為流行語的。後來的事實已經證明，美歐
的自我修複能力和持續增長能力不但將美歐帶出了危機的泥潭，也帶上了持續繁
榮的道路；而蘇聯的增長方式沒有可持續性，蘇聯模式、蘇聯道路已經成為歷史。
推崇國企、國家資本主義，只不過是被一些階段性的現象迷惑。國家直接控
制重要的生產要素，運用行政權力強制分配資源或強力影響資源配置，設立大量
國企從事經營活動，這種國家資本主義方式在一個後發經濟體的外延追趕階段，
或者在某個恢複重建時期，可能會發揮強制實行資本積累、強行動員生產要素、
集中突破產業瓶頸、快速形成產業體系等方面的作用。許多東亞經濟體在其外延
追趕階段，都利用了國家資本主義的一些因素來加快追趕進程。在整個東亞範
圍内來看，構成中國過去高增長奇迹的許多要素並不獨特，如果一定要說有“中
國模式”的話，其實“中國模式”在很多方面並沒有超出東亞模式。當然中國也
有其他東亞國家所沒有的某些獨特的東西，這主要就是中國在市場化的過程中仍
然保留了龐大的國有部門。但是看一看過去30多年裡，中國國企的產出在GDP中
的比重已經從90%左右降到30%出頭，在工業中的比重已經從80%下降到25%
左右，政府對要素的分配和對產業的幹預已經大為緩解。如果我們忽視這個進程，
卻把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崛起歸結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勝利，我覺得這是莫大的
誤解。恰恰相反，中國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的過程主要是民營企業不斷壯大和不
斷強化的過程。顯然，要使中國的增長得以持續，要使中國的繁榮得以加強，未
來需要做什麼是再也清楚不過了。
即使國家資本主義、國有企業在外延追趕階段起過一些積極作用，但代價
高昂且難以持續。過了這個階段之後，已有模式所產生的慣性和人為的固化，將
成為未來發展的桎梏。國家資本主義和國有企業的後遺症實際上要比許多人想
象的大得多。要使經濟增長的進程延續，要使社會變得更加繁榮，我們不得不
清理這些後遺症，這也使得後續的改革任務變得尤為艱巨。經過過去30多年的
高速增長，2013年，中國人均GDP按現價美元計算應該接近7 000美元，如果
以1990年的G-K國際元計算，應該超過9 000美元。這些數據和其他迹象表明，
“十三五”時期可能是我國外延追趕式增長的收尾階段。因此，我們要準備轉入
一種新的增長軌道，我稱之為内生平衡增長，就是要更多地依靠廣泛意義上的技
術進步來打破經濟學上收益遞減的魔咒，並實現經濟的再平衡。要轉入内生平衡
增長的新軌道，我們必須要考慮如何處置國家資本主義、國有企業這個問題。所
幸，中國已經發展起來一個規模較大、效率更高的民營部門了，再保留這麼多的
國企，再使國企在重要行業占有主導地位或者控制地位，已經沒有必要。
五
國企下一步改革，要走民營化的道路。中國國企改革折騰了30多年，總想
繞開民營化，實踐證明最後是繞不過去的。我們搞過國企轉換經營機制，離開民
營化能根本轉換經營機制嗎？實踐已經證明不行；我們搞過國企内部涉及幹部人
事、勞動、薪酬的三項制度改革，離開民營化能持續推進三項制度改革嗎？實踐
證明也不行；我們搞過董事會和治理結構改革，離開民營化能搞出真正承擔受托
責任的董事會和現代化的公司治理嗎？實踐證明還是不行；我們搞過主輔分離和
國際對標，離開民營化能實現業務結構調整和核心競争力的建立嗎？實踐證明眼
前行但長期不行。因此，要深化國企改革，民營化是不可回避的。
我談論的民營化，不僅僅是國家所有權轉向非國有投資者，而是包含兩層意
思：第一層意思當然是所有權的轉移，第二層意思則是公司治理的轉型。公司治
理轉型，就是隨著所有權結構的變化，過去行政化、形式化再加上内部人控制、
分享的公司治理，應該過渡到商業化、實質化並有基本透明度和制衡性的公司治
理。總體而言，民營化就是產權民間化、治理商業化。
國企民營化，對於全國超過10萬家的中小型國企而言，完全可以選擇整體
出售的辦法實行一步到位的完全民營化，同時應該進行職工身份轉換；而那些大
型和特大型國企，特別是集團性國企的母公司，包括央企的母公司，可以通過混
合所有制的方式實行走一步看一步的漸進民營化，國家可以持有一定的國有股，
而且要盡量進行職工身份轉換，並在股權多元化的基礎上推動公司治理轉型；在
極少數特殊領域，譬如說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普遍性服務的領域，以及真正關系
國家安全的領域，在目前階段，如果國家看不準、民衆有疑慮，繼續保留一些純
粹的國企也是可以的，以後再根據情況來考慮後續的改革舉措。
民營化絕對不是要將國企“搞掉”。民營化之後，多數國企的國家所有制將
不複存在，但企業仍將存在，而且民營化有機會使這些企業變得更大更強，我們
何樂不為？當然也會有一些國企必須破產重組，這對於整個經濟而言不是壞事而
是好事。同時，國家可在很長時期保留一個現代化的、具有較強流動性和滿意回
報率的國有資產組合，這個國有資產組合應該用完善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納入到
國家預算體系當中，並能惠及國民。要特別強調的是，對於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
業，產權改革在比較長的時間裡不會實現完全民營化，而會長期保持一種混合所
有制狀態，盡管混合所有制可能是一種中間狀態而非終極狀態，但在混合所有制
狀態下，如何建立良好的治理結構仍然是一項不容忽視的挑戰。
當然，也有不少人對民營化比較擔心，他們擔心民營化的過程會成為少數
人，特別是權貴人物，大肆瓜分和掠奪國有資產的過程，從而在中國出現一個像
俄羅斯那樣的寡頭階層。我認為，如果人們反對少數人在民營化過程中以不法手
段和不當途徑化公為私，這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應該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我這
裡借鑒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提出的“好的資本主義”和“壞的資本
主義”的概念，主張在中國推行“好”的民營化，避免“壞”的民營化。“好”
的民營化就是：競争性領域的中小國企，通過公開性、競争性的方式以公允價格
出售轉讓給非國有投資者，大型、特大型國企通過公開性競争性的方式以公允價
格出售部分國有產權或者在證券市場釋放部分國有股份，所有的鼓勵性優惠購買
計劃都要經過嚴格程序並公開透明；帶有壟斷租金和資源租金的大型國企主要走
上市道路和在證券市場向境内投資者釋放國有股，並推進公司治理的商業化，同
時通過開放準入以破除行政壟斷，通過拆分和替代性競争以弱化自然壟斷，通過
公開競拍和增發牌照以回收資源租金；對於極少數特殊領域的國企，在目前沒有
把握的時候，可以選擇保持國有獨資，但要提高公司治理的透明度並強化政府監
管。這樣一種“好”民營化，不是瓜分國有資產的民營化，而是促進財富創造的
民營化，應該得到民衆的歡迎。
在上一輪國企民營化改革的時候，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和
規章制度，以防止國資流失和腐敗，防止各方合法權益受侵害。在過去幾年裡，
防止國資流失的各種技術性措施也更加完善。這些都使我對民營化過程更有信
心。因此，唯一的問題就是國家是否有意願、有意志啟動新一輪民營化。同時，
應該認識到，民營化過程中腐敗的根源是政府腐敗，我們必須要大力推進政府自
身的改革。事實上，政府改革可能比國企改革要重要得多，不過這不是本書的主
要議題。
誠然，民營化不可能解決中國國企的全部問題。即使那些天生的私有制企
業，無論是單一股東企業還是多股東企業，無論是非上市企業還是上市企業，它
們也有它們自己的公司治理方面的問題。現階段我國一些民營企業在誠信守法、
承擔社會責任等方面還存在很多不足，這也毋庸諱言。但是，這些問題要麼無關
所有制，要麼通過完善市場機制和改進政府監管就可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緩解。更
重要的是，一個正常的社會，一個繁榮的、以民衆福祉為上的社會，應該是一個
民有產權能夠自由伸張的社會，而不是一個國有產權排擠民有產權的社會。從這
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國企民營化過程，實質上也是中國的民權自由化過程。
本文摘自《民營化的邏輯與改革路徑（精裝）》
《解放國企》指出中國國企改革的問題涉及國民經濟最重要的部門：石油、石化、電信、鐵路、金融……這些企業效率的高低直接影響到整個國民經濟的運作，因此，國企改革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重頭戲，但在過去近十年時間裡，國企改革近乎停頓。未來幾年，國企改革會取得實質性進展嗎？國企改革到底應該怎麼改？中國是否應該停止國企產權改革？國企改革下一步是市場化還是民營化？國企與市場經濟融合了嗎？我們的國企改革方案是毒藥還是良藥？……這些問題並未隨著三中全會的落幕而消失，相反，許多人的疑慮、困惑與關切也在同時增長。《解放國企》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最權威的國企改革藍圖詳解，以更加理性的態度和更加時代化的視角來全面剖析國企改革，讓這些幾十年都未厘清和看透的問題有了清晰的解決思路和行動戰略，《解放國企》將為中國國企的未來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和實踐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