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調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盡管經歷了全球經濟危機的沖擊，中國經濟在過去5年依然呈現高速增長的態勢，GDP年均增長達到9.3%。總體看來，過去10年中國經濟迷戀GDP的高速增長，在“重量輕質”的發展邏輯下，經濟發展的質量遠遠跟不上高增長的步伐，中國的經濟轉型任重道遠。現在，中國處於調結構、促轉型的關鍵時期，中國人必須開始習慣中低增長速度，而著眼於長期的可持續發展。
所以，未來的經濟決策，不必糾結於“穩增長”的慣性邏輯。面對新的問題和危機，也要擺脫慣有的危機處理思維，應該換一個思路。不要對國内和國際形勢變化的風吹草動做出過度反應，而要凝神靜氣，堅定自己改革和發展的目標，走好未來的路。長期停留在危機思維的窠臼中，頻繁使用危機刺激政策，讓調結構為穩增長讓路，就會贻誤改革和發展的時機，也等於拱手放棄後發優勢。未來的經濟分析和決策，必須遵循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首先，經濟週期理論認為，經濟增長有一定的規律，當一些領域有利潤，投資就會蜂擁而至，推動經濟快速增長。大規模投資和快速發展使得主流產業出現飽和，產品庫存增加，利潤下降，投資減少，經濟增長呈現下滑。然後經過產業的調整或者新的產業結構形成，對新產業的投資開始增加，經濟重新恢複增長。
經濟週期理論指出了經濟週期變化的兩個關鍵問題。一是增長變化的原因是產業發展規律。產業的“初期—成長期—規模擴張期—飽和期”是與“增長—繁榮—蕭條—衰退”的經濟週期變化相關的。二是走出危機進入新一輪週期的經濟增長，是與飽和的產業結構被調整，特別是與新產業結構形成同步的。產能過剩、經濟衰退、經濟危機爆發，經濟要走出危機，一方面必須調整已經飽和過剩的產業，在一個新的層次上恢複投資和增長；另一方面要找到新的增長點，形成新的產業結構，對新的產業結構增加投資，經濟才能在新的產業結構上開始新一輪的增長，經濟才能進入新一輪增長週期。換句話說，新一輪的經濟增長週期，不是簡單地在原有產業結構下的補庫存的恢複性增長。真要走出危機必須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要麼是產業層次的提升，要麼是形成新的產業結構，或者兩者共同成為增長動力。僅恢複和釋放過去的過剩產業帶來的增長，並不是新一輪經濟增長週期的開始，反而可能帶來未來更大的問題。新一輪經濟的增長週期一定要與產業結構的調整同步。
其次，發達國家走出危機恢複增長的實踐印證了經濟週期理論。美國2001年的網絡科技泡沫危機，起源於個人電腦的快速發展，個人電腦進入586時代以後市場開始飽和，投資下降，泡沫破滅，2000多家網絡科技公司從納斯達克退市，導致經濟下滑。雖然美聯儲採取下調利率的措施，但是最後經濟走出危機是因為一批互聯網公司的創造性發展。互聯網把個人電腦連接成網絡，形成網絡高速公路。搜索引擎又相當於高速公路上的車，把信息傳播和處理能力大幅地提升。網絡科技產業經過大規模的整合和調整，出現全新的產業結構。谷歌、蘋果公司脫穎而出，微軟、IBM重新定位，當然還有矽谷培養的大大小小遍佈各個領域的應用平台的發展，美國經濟這才走出網絡科技泡沫危機，在新的層次上、在新的產業結構下進入新一輪增長週期。
現在，美國仍然處於危機的疲軟增長狀態。美聯儲已經實施了四輪量化寬松政策。但是美國最終要走出危機，開始新的增長週期。這一輪新的增長可能會以第三次產業革命的階段性新產業結構為驅動力。而這一次產業革命的兩大特徵將會是以3D打印為例的智能化制造業的發展和以頁岩氣為主體的新能源結構的調整。近期美國制造業的回歸，在完全喪失勞動力比較優勢的情況下，絕不可能是過去意義上的回流，而是基於拓展更人性化服務的市場需求和智能化生產技術的發展。美國經濟的危機修複，不是以恢複落後的過剩產業來推動短期增長為主，而是需要創造新的增長動力。市場機制能夠順應經濟週期的變化規律，形成新的經濟增長動力，是美國經濟最強有力的内生修複能力。美國危機修複重複印證了新產業結構形成與新一輪增長週期同步的週期理論。
實際上，歐債危機雖然難以在短期内解決，但是在危機解救的過程中，歐元區的體制改革也在推進。比如福利體制的改革、財政一體化的改革等。也就是說，當歐債危機緩解以後，歐元區的體制也會有一定程度的理順，走出危機和新歐元區的結構調整也是同步推進的。
中國在國際危機沖擊下經濟增長放緩，雖然不是本身經濟週期變化引發的危機，但是中國經濟過度依賴外需的經濟結構的不合理性，在外部危機沖擊下也暴露無遺。短期應對危機沖擊，採取一些短期刺激政策穩定經濟增長是有必要的。要真正走出危機的陰影和影響，絕不能長時間停留在危機思維之中，依靠應對危機的短期舉措，釋放已經過剩的產能，“穩定”過去不合理的產業結構下的高投入產出比的低效率增長。千萬要註意的是，短期政策釋放的信號是維持局面，是在被動等待發達國家“恢複”過去的增長結構和市場。但不論是經濟週期理論還是發達國家應對危機實踐，走出危機都不是一個簡單“恢複”過去的概念，而是一個主動變革的過程。我們不主動變革調整，讓短期的“增長”為結構調整讓步，這是違背經濟規律的。這樣做的結果是，等發達經濟體真的調整到位走出危機後，我們在體制、產業結構、技術進步上又變成“落後”國家。
可喜的是，進入2013年以來，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顯示了遵循經濟發展規律的科學態度。比如，十二部委聯合推進汽車、鋼鐵等九大行業兼並重組，旨在解決產能過剩、惡性競争等問題。再比如，新型城鎮化帶來清潔能源使用的巨大市場將帶動清潔能源產業的發展，服務消費的巨大需求也將推動多層次服務業發展，信息化城市將帶來信息產業的發展，等等。這與經濟週期必須形成新的經濟增長引擎的理論也是一致的。
最新發佈的政策，體現了尊重客觀規律的新發展思路。需要註意的是與發達國家修複經濟的市場調整體制不同，國内還是政府主導政策引導的結構調整。在這樣的體制下，各級政府的執行力是否到位是關鍵。不論是對落後產能的調整，還是新興城鎮化可能推動的按照產業規律形成新產業結構的過程，都與一直以來GDP增長為導向的發展理念是不同的，也就一定會遭遇相關利益群體的博弈。這也就是為什麼產能過剩的調整不斷受阻，越調越過剩，也是清潔能源產業還沒有在國内大規模使用，替代不可再生能源的戰略思想還沒有開始實施就產能過剩的原因，也是新型城鎮化被“一廂情願”地解讀為放松房地產調控政策，以至房價被推動上漲的原因。
中國經濟要按照經濟規律進入新一輪增長週期，在結構調整上達成共識是第一步，要認識到經濟結構調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但是，必須註意，政策執行的阻力仍然不可忽視，要特別註意防止在執行層面再次將“調結構”讓位於“穩增長”，甚至為了短期的投資增長而做出錯誤決策，制造系統性金融風險。與此相適應，如何按照產業發展規律推動新的產業結構形成，也是一篇宏大的文章。
經濟轉型比高增長更重要
國家統計局於2013年7月15日發佈2013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的宏觀經濟數據。這份“成績單”顯示，經初步核算，上半年國内生產總值248009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6%。其中，一季度增長7.7%，二季度增長7.5%。而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華盛頓舉辦的2013年“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新聞發佈會”上說，中國GDP就算只增長6.5%也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隨後馬上又補充道：對7%的增長目標很有信心。這兩個數字都低於大多數經濟學家的預期。事實上，中國經濟放緩不是一個短期的調整，從2012年一季度開始，經濟增速就一直在向下調整，實際上已經調整了六個季度。從經濟理論上講，如果經濟調整超過三個季度，就是一個比較長期的趨勢。對此，大家應該形成一個共識。由於國内外的需求，尤其是外需低迷不振；而投資的需求方面，由於過去產能擴張太快而出現產能過剩，短期内這些行業的投資呈下降的態勢，加上勞動力成本、環境資源成本大幅度上升，依靠以前的方式推動高速增長的模式難以為繼，所以經濟增速必然會有放緩的趨勢。
實際上，不接受中國經濟有必要適當放緩，而單邊放大中國經濟放緩的所謂負面影響，強調中國經濟硬著陸的觀點，並堅持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回到印鈔票的粗放增長軌道，是對形勢的極大誤判。而且如果誤導了政策，短期内可能成為經濟不穩定的主要因素，長期來說，可能成為中國經濟轉型的極大阻力。
其實，2012年的“兩會”報告就已經將經濟增長速度從8%下調至7.5%，釋放了當年經濟適度放緩的信號。從國内經濟環境分析，短期内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是充分考慮了房地產和產能過剩的宏觀調控政策將帶來投資增長適當放緩的影響，這些影響在數據中已經體現，房地產投資從大大超過平均投資水平的32%高位，下降至趨於20%的平均投資水平的19.7%；也充分考慮了歐債危機對中國出口市場的影響，相關方面已經把全年出口增長的平均增長指標從2012年的15%下調至10%，也下調了貿易順差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所以，我國經濟增長率的放緩是有序的。
從長期來說，7.5%的放緩增長率也是戰略性的既定方針。中國經濟粗放式高增長的條件已經發生變化。從低勞動力成本已成過去、能源環保約束加大、粗放式增長帶來的高投入產出比的壓力、危機後的全球經濟再平衡過程中相對縮小的外需市場新格局等綜合因素的影響，都可得知中國經濟增長在轉型過程中適當放緩是正常的，是符合經濟規律的。
不論短期因素還是長期因素，中國經濟的適度放緩都是合理的。
從世界經濟當前和動態環境分析，現在是中國經濟轉型難得的時機。在當前全球危機的恢複和調整過程中，不論是從短期減少貿易摩擦或者外需不振倒逼加工貿易企業調整的角度，以及拉動内需產業結構調增長，增長方式轉型都是最佳解決方式。特別是發達經濟體自顧不暇的困境，給中國經濟提供了主動轉型和調整的空間。從動態變化的角度，經濟危機爆發後，美國向全球借錢推動過度消費和增長的發展方式可能會發生一定程度的改變，歐洲依靠借債和高赤字提高福利、增加消費、維持增長的模式顯然不可能延續，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新格局可能與危機前不一樣。不能前瞻性地關註國際國内經濟環境的變化，忽略中國經濟現階段的特徵和矛盾，常態化流動性泛濫與泡沫化經濟增速，可能致使中國經濟錯失轉型時機，甚至加劇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矛盾。
樂觀地看，2013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長了7.6%，仍高於經濟增長7.5%的年度目標。二季度經濟增速的小幅回落，沒有必要過分解讀，7.7%和7.5%是在同一個水平上。應該看到，同2012年一至四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分別為8.1%、7.6%和7.4%、7.9%的情況相比，2013年前兩個季度的經濟增長表現出了很好的穩定性（2013年第三季度為7.8%）。
2013年全年經濟是否能夠平穩增長，取決於是否能夠接受中國經濟適度放緩的現實合理性。相對過去10年兩位數的增長，7.5%的增長目標肯定是增速下降的。如果單邊強調增速變化，合理適度的經濟增長放緩，被危言聳聽地放大成大幅放緩的“硬著陸”，很容易“挾持”貨幣政策而放松銀根，重新回到印鈔票、上項目的粗放式高增長軌道，推動通脹反彈，制造經濟的大起大落。如果深刻認識中國經濟現階段增長放緩的必要性，接受7.5%增長目標的合理性，就會堅持實施現行的穩健的貨幣政策目標，就能確保2013年實現經濟的平穩增長目標。只要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堅持以中國經濟平穩增長水平和4%通脹水平為目標，充分滿足經濟正常平穩增長所需要的貨幣需求的增長，2013年的中國經濟就不會“硬著陸”。以過高的經濟增速為目標推動貨幣供應量過快增長，可能再次泡沫化中國經濟的無效增長，把好不容易平穩的通脹水平推高，帶來經濟的更大不穩定。
未來中國經濟的平穩增長和持續增長，需要在培養新的經濟增長點和創造有效需求上做大文章。中國經濟增長方式正在轉變為可持續的以内需為主要驅動力的增長結構。所謂“内需”，是指投資和消費的需求。非常重要的是“需求”是指“有效”需求，而不是重複建設，加大產能過剩和高投入產出比推動的泡沫化增長速度的無效投資需求。而“有效”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增長產生於合理的產業結構中，在有成長空間的新興產業和服務行業中被“創造”出來。印鈔票、發貨幣，除了短期内會讓泡沫化經濟增速以外，是創造不了“有效”需求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發貨幣推高增長速度與經濟轉型的既定方針相悖。
中國經濟的有效需求增長有很大的空間。短期内，扶持吸納70%就業，創造超過50%GDP的中小企業，加大保障性住房的投入，增加在建的基礎設施項目資金支持，都可以創造投資和消費的有效需求，保持經濟的平穩增長。中長期來看，科學地推動新興產業的發展，以及不同層次服務業消費的供給增長，高端制造業的升級，傳統產業的整合，將創造持續的投資和消費的有效需求，這也將成為未來持續平穩增長的新的增長點。
過去的時間裡，國際上有16個中等收入的國家保持了7%以上的高增長，但是只有6個國家走出了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經濟現在處在不轉型就可能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的境地。借鑒可攻玉的“他山之石”，中國經濟增長適度放緩，通過增長方式的轉型保持長期持續平穩增長走出中等收入的陷阱，比推動短期的過高增長要重要得多。短期内只要不出現“黑天鵝”事件，沒有導致系統性風險的金融事件發生，就不要濫用刺激政策。刺激政策是危機政策，濫用危機政策，將使中國經濟永遠處於危機之中。當下的主要任務，是解決深層次的矛盾和結構性的問題，把經濟增長的後勁、新的增長點培育出來，把過去不合理的結構調整到合理的水平，這些都需時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千裡之行、始於足下，從現在開始不要糾結於增長速度，必須放緩經濟增長，著眼於轉型，而不能坐待刺激政策的拯救。改變以往“危機狀態”下的宏觀經濟思路，早日實現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中國經濟才可以創造持續增長的奇迹。
如何推動經濟結構進一步調整
2012年12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廣州主持召開經濟工作座談會時強調，“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大勢所趨，刻不容緩”。經濟結構的調整是經濟發展必然經歷的過程。經濟有週期變化規律，經濟結構必須順應規律、適應經濟的發展變化而不斷調整。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已經在進行中，重提經濟結構的調整絕不是老生常談，應該是旨在推進下一步的經濟結構調整。下一步的結構調整需要調整思路，而且有待在幾個方面做好更充分的準備。
首先，企業做好了結構調整的市場和知識的準備嗎？傳統的經濟危機和週期的經濟衰退，都是主要產業的企業發生產品過剩，經過企業改造、產品升級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最終才能走出經濟危機帶來的低谷，經濟在新的結構上重新開始新的擴張。經濟結構的問題是產業結構的問題，產業結構的問題是企業的問題。經濟結構調整雖然是一個宏觀概念，但如果一直停留在宏觀層面的讨論，結構調整很難真正實現。
筆者參加APEC（亞太經合組織）中小企業論壇時發現，企業提得最多的問題是：企業應該向什麼地方轉型？企業的結構如何調整？政府政策支持什麼產業的發展？這些問題表面看起來是與結構調整相關的正常問題，但是由企業提出來，就顯得不正常了。
結構調整的主體是企業，企業應該最清楚自身的比較優勢，最了解市場的需求和競争，當年中國台灣、香港地區的出口加工貿易企業轉移到内地，都是企業自己的選擇，包括美國、歐洲的制造業轉移到中國也是企業行為。20世紀末，個人電腦飽和並與互聯網分離的模式遭遇危機，是微軟、谷歌、英特爾以及所有與互聯網相關公司自身的調整，實現個人電腦聯網，突破飽和的瓶頸，不斷提升互聯網的速度，並開發互聯網搜索引擎，給互聯網這條虛擬的高速公路加載了裝滿信息的傳送，實現互聯網的革命，不但使網絡科技行業走出了危機，而且走進一個嶄新的發展空間。
結構調整應該以企業為主。如果企業自身沒有做好準備，不知道自己的企業未來如何發展，可能出現盲目擴張的後果。或者會出現哪裡能賺快錢就“轉”向哪裡的“溫州現象”，結果出現產業的空心化，企業“轉”到連實業也不做了。比如浙江就有做眼鏡的企業借貸22億元“轉型”做光伏加工出口，結果出口市場已經產能過剩，投資失敗賴賬跑路。而事後的說法是“政府讓我們轉型”。
推進下一步的經濟結構調整，必須要明確企業才是結構調整的主體。企業必須有調整的主動性，做好市場和相關知識的準備。不論是“三次產業”的結構調整，還是從依靠外需轉變為依靠内需的增長結構調整，或者是參與全球產業鍊重新佈局，只有企業敏銳地感受到國内外大形勢的變化而實現調整，產業結構才能實現調整，經濟結構才能最終實現調整，中國經濟才能在全球經濟新格局中占領有利地位。
最近在東莞參觀一家服裝企業。該公司的法人企業家在國内外進行了長達一年多時間的調研，整合了市場及相關資源，合並了十數家服裝制造廠，抓住中國年輕人的消費特點，以每天都有新裝上市的嶄新思路，打開了服裝行業的新空間，使企業重現活力。
推進下一步的經濟結構調整，應該是引導結構調整向以企業為主體的回歸，是以企業家的主動調整和聰明才智為動力的新的務實思路。企業的結構調整，不是頂層能夠“設計”出來的。
其次，適應新經濟結構技能的勞動力準備好了嗎？不論是傳統制造業產品的升級換代，還是新興產業結構的形成，都將伴隨著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升，伴隨著新水平上的更高更新的勞動技能需求。如果大規模勞動力培訓跟不上去，會產生新結構下的大規模失業。
20世紀末計算機軟件大規模使用在生產和管理方面。美國政府和企業大規模開展網絡程序員的培訓，使新的生產結構和管理方式的提升和改變過程中，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結構性失業。德國企業長期以來的企業辦技能培訓學校的機制，一直是“德國制造”的技術工藝領先的保證。實際上，稍大一些的中國企業過去都有技工學校，以夜校的形式不斷提升工人的技能，對工人適應企業不斷的技術革新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在企業結構調整、技術革新勢在必行的今天，如能恢複過去一些好的做法，應該可以緩解未來技能勞動力不足和結構性失業的矛盾。
再次，金融體系做好了支持企業結構調整和轉型的準備嗎？在企業轉型過程中，收購兼並、產品的升級換代、新領域的發展、技術改造、工藝更新、海外投資等經濟活動是基本轉型和發展的方式，都需要大量資金的支持和金融服務。但是我們的金融體系，不論是銀行還是證券市場，都主要以自我膨脹的經營模式運作，沒有形成以提供中介服務為主的經營方式。對大型國企問題不大，對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貸款難問題還沒有很好地解決，更缺乏支持轉型的相對長期的金融服務體系的準備。對於不合理結構的調整，政府財政可能需要更多地承擔責任。推動企業在更高程度上和新領域的發展，應該打造從天使到PE（私募股權投資）的完整投資產業鍊，而不是現在這種以上市為目標賺快錢的最後一公裡的所謂PE模式，讓民間資本參與企業的早期轉型，為未來的投資回報做鋪墊。推動利率市場化的改革，讓資金流向那些通過調整和轉型具備成長性的優秀企業，流向那些通過收購兼並整合市場實現擴張發展的企業，實現資源的市場化優化配置。資本市場應該通過改革釋放制度性紅利，讓那些預期未來能夠轉型成功、能帶來回報的優質企業，通過債券融資和股權融資獲得投資者的支持。金融市場本身的改革，是實現經濟結構調整的必要條件之一。
最後，關於經濟結構調整的政策和環境準備好了嗎？經濟結構調整，第一要捋清政府與市場、企業之間的關系。政府“規劃”經濟結構調整，政府“告訴”企業如何轉型，是違反經濟規律的，弄得不好越調越亂。比如現在浙江、江西和山東的政府按照GDP增長的思路一味鼓勵光伏企業擴大產能，違反產業發展第一步應該投資研發、突破技術瓶頸，第二步擴大消費市場，第三步才是擴大產能的規律，結果使清潔能源遠未替代不可再生能源，形成新能源結構，實現新能源戰略，產能過剩的問題就嚴重困擾企業的發展。美國近期的頁岩氣開發帶來的能源結構的調整不是政府規劃出來的，是30年來數以千計的小能源開發企業，看到油價上漲帶來的能源替代的市場機遇，堅持頁岩氣的開發生產。頁岩氣的大規模開採和使用降低了能源成本，極大地推動了美國在危機爆發後面對新結構調整和第三次產業革命序幕拉開的全新背景下的“再工業化”。美國政府的作用就體現在了通過立法，制造公平的市場秩序，支持企業的行為，保護企業的利益。
推進下一步的經濟結構調整，政府的角色定位，應該是進一步打破行業壟斷，制造公平的競争環境。引導新興產業按照行業規律發展，避免政府以盲目的方式誤導企業調整。政府成立的投資基金應減少直接投資，避免擠出效應，而要加大結構調整中技術改進和研發的投入，最好是通過招標配套研發資金和專利權的方式，優先給予在實體經濟中轉型發展的企業更多機會，而不是通過審批的方式導致不公平的尋租結果，阻礙企業調整。政府職能的改革對於下一步經濟結構的調整至關重要。
在國内外大環境的變化中，中國經濟結構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近30%左右的加工貿易企業已經轉移到其他國家和地區，美國企業也正在第三次產業革命的序幕中回流，中國下一步經濟結構是否能夠順應全球化的規律不斷調整，事關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新格局中的競争地位，事關中國經濟未來持續發展，所以經濟結構的調整勢在必行、刻不容緩，但是做好準備，沿著正確的思路調整更重要。
如今，中國步入了新的改革時代。帶著陣痛加速轉型和升級，尋找發展新引擎，正確的決策和成功的改革將把中國經濟帶入新的黃金時代。新一屆政府下定決心將中國經濟帶上一條可持續發展的正確道路，這就需要新政府清醒認識，堅定意志，為中國制定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經濟增長計劃，這應該包括：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槓桿化、推行結構性改革，以短痛換取長期的收益。正如李克強總理2013年5月在與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會談時所表示的，當前中國正致力於轉方式、調結構、促增長，全面推進工業化、信息化、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
制度進步帶來發展轉型的紅利
未來中國的經濟目標將以發展方式轉型為主題，結構調整為主線。發展方式是一個非常全面的概念，從經濟增長角度講，發展方式的轉型就是增長方式的轉型，實現從投資增長為主向消費增長為主的轉變。若更完備地闡述增長方式轉型的概念，我們提出註重“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模式。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推動經濟增長的模式是比較理想的增長思路。“十二五”規劃的轉型戰略，給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實現創造了很大的空間。
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是產出增長率與各要素投入增長導致的產出增長率之差。換句話說，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體現的是要素投入對產出增長貢獻以外的，不能被要素投入解釋的那一部分產出的增長，也就是著名的“索洛（Solow）殘差”。
如果我們能加大“索洛殘差”的增長，就會增加非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對靠投資推動增長的依賴就會下降。而且完全可以在投資下降的同時，經濟仍然保持增長。
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包括幾個重要的方面。
第一個方面，制度變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要改變目前這種“高投入低增長”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制度性進步應該有巨大的紅利可圖。
首先，我們應該針對導致過度投資的資源配置非市場化的制度性原因進行改革。支持經濟增長的主要資源是資金、土地和勞動力。銀行是配置資金資源的主要金融機構。但是銀行以利差為主的經營模式和保護這種模式的各種制度，使其不可能把資金優化配置到對經濟貢獻最大的經濟主體中去。銀行贏利模式的改變，通過多元收入結構來降低壞賬，培養利率定價和防範風險的能力，是完善市場化配置資源機制、增加投資有效性的一個重要體制變革。
政府職能的轉移是另一市場化配置資源的體制因素。因為政府職能和財政預算體制的問題，地方政府利用權力配置資源，特別是土地資源和地方國企的資金，以及銀行資金支持GDP增長的行為是比較突出的問題。這些行為的目標不是最大化資源的收益，而是扭曲了市場各參與主體之間的關系，所以帶來過度投資、產能過剩、低水平重複建設、不公平的招商引資政策等一系列問題。所以政府在靠權力配置資源和相應的體制問題上的改革，應該大大促進市場化配置資源機制的完善，提升投資的有效性，實現“降低投入保持增長”的制度性貢獻。
其次，對導致高貿易順差的國内高“儲蓄—投資”差異的内部失衡的經濟結構進行調整。高貿易順差帶來的國際貿易摩擦和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也是近年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之一。事實上，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貿易的不平衡等於國内“儲蓄—投資”的差異。外部的不平衡實際是内部不平衡所致，解決經濟失衡問題必須從内部結構調整著手。
如果我們通過轉變財政儲蓄的投資為公共事業的支出，調整“儲蓄—投資”結構，降低“儲蓄—投資”差異，可以改善國内外經濟失衡的現狀。如果政府儲蓄投入國内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會降低國内居民的“風險儲蓄”和“審慎儲蓄”，加大當期最終消費。
從理論上來說，如果企業和居民行為也都能按照經濟規律正常循環，調整“儲蓄—投資”的結構，縮小“儲蓄—投資”差異，最後會達到外貿平衡，進而達到國内“儲蓄＝投資”的“充分就業”的理想的整體平衡。如果貿易順差不斷減少，不斷向理想的貿易的均衡狀態收斂，相應的外匯積累速度會明顯放緩。一般來說，在“儲蓄—投資”的差異和貿易順差降低的同時，消費會相應增長，促進更多依靠内需而不是外需推動經濟增長，推動投資增長和依賴外需增長的模式向消費增長模式的轉移。國際收支不平衡和國内外經濟失衡帶來的國際國内的矛盾，在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過程中會得到部分緩解。
再次，對導致消費增長平緩的收入分配方式和社會保障體制做相應的完善。消費是經濟增長的三大引擎之一。消費增長與收入增長密切相關。收入分配有三個層次：第一次收入分配是工資，第二次收入分配是轉移支付，第三次收入分配是來自社會的慈善捐助。我們的收入分配制度有很大的改進空間。根據邊際收入傾向理論，低收入群體的工資收入改善對消費增長的作用比較明顯。減少支出也是增加收入，所以針對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分配制度，包括低收入群體在内的社會保障體制的完善，應該對促進消費增長有非常實質性的作用。
第二個方面，以對自然條件的投入，來改變環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這一點是很明顯的，如果能保持自然生態的平衡，風調雨順，減少自然災害帶來的防範和恢複的成本，人和自然的和諧必然帶來經濟的和諧。我們的自然生態環境已經為“不顧一切”的高增長付出了代價。如果我們能夠逐漸恢複自然生態，或者減少進一步的破壞，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從長期來說也會增加對經濟的貢獻。
第三個方面，技術進步，包括技術效率的提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通常人們容易把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狹義地理解為技術進步，事實上，技術進步是其中的一部分。技術進步提高生產率、推動經濟增長是被理論和實踐都證明了的。現階段，如果我們能在能源使用的效率上有較大的技術突破，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同時大力開發可再生能源，短期内可以緩解能源短缺的瓶頸，長期可以解決能源限制這一經濟增長的最大約束條件。
從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出發，我們不必過分擔心經濟增長得太“快”，也不必過分擔心國内外經濟失衡，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能保持投入產出基本平衡的增長。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帶來的經濟增長，應該是與經濟潛在增長率相適應的增長，是有質量的增長，是和諧的增長。如果我們堅持制度性改革，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一定能夠像改革初期那樣靠制度進步的紅利，實現新層次上的“低投入高增長”的經濟增長模式。我們期待“十二五”規劃的5年，以及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能夠得益於制度進步的紅利，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成功，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帶來平穩較快的經濟增長。
本文摘自《經濟的真相》
房市，越調越高為哪般？股市，何以“跌跌不休”？
地方債，如何遠離“火山口”？全球為何唱衰中國經濟？……
衆說紛纭之下，何為中國經濟的“真相”？ 《經濟的真相》是“中國女性經濟學家第一人”左小蕾首部重量級作品，體現了實戰派的經濟認知邏輯，是讀者最應信賴的業界良心。《經濟的真相》從房市、股市、債市、貨幣、改革、發展、市場、風險8大熱點，把脈當下時局，厘清迷霧噪聲，還原經濟真相，精準趨勢預判。
人民幣對外在升值，對内卻貶值，到底是在升還是在貶？當前幣值的“真相”是什麼？國内缺資金，為什麼把這麼多美元借給美國花？房價為什麼越調越高？中國經濟改革到底該如何推進？經濟增長的動力會來自哪裡？宏觀趨勢性的轉折究竟何時出現？什麼樣的新政策才能帶來樂觀的變化？
當下的人們對中國經濟各種問題的解疑難以自圓其說，紛紛表示真相難辨，迷惑不解。而專家學者對此也是衆說紛纭。到底如何說清中國經濟真相，澄清經濟分析的是非？
面對當前中國錯綜複雜的經濟局面，“中國女性經濟學家第一人”左小蕾基於長期以來對中國經濟的跟蹤觀察和研究，在《經濟的真相》一書中，不管是論及經濟增長、結構調整、後危機時代再平衡等問題，還是論及股市、房市、地方債、人民幣國際化等問題，字裡行間，體現一個經濟學家的專業素養和良知，堅持“接地氣”，堅持獨立性，試圖從時間、空間、自系統等多個維度，探尋中國經濟潛藏的真相，解除大衆的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