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講的“不平等產生情感”，是在人際互動中自覺把彼至於我之上，側重於彼，傾斜於彼，形成我低而彼高的態勢，情感如此產生於彼心中。如果說經濟交換必須是“等價”的，那麼情感交換則是“不等價”的。所以我們才說“不平等產生情感”。
在社會生活中，我們中國人總是不自覺地按照這條規律來處理人際關系，以增加彼此的情感聯系，悠久漫長的歷史為我們反複展示了各種例證。
1．攻心
成都武侯祠有對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該聯非常有名，是清人趙藩以諸葛亮治蜀為例來諷喻當時的四川總督岑春煊。對聯的背景與其中的寓意我們不多講，這裡想借“攻心”來說“情”。
中國歷史上的許多帶兵打仗的人都深谙此道。吳起當將軍，為受傷的士兵親吮膿包。西漢的窦嬰，拜為大將軍，受賜千金，他全放到走廊下，但凡軍吏經過，令他們隨便取用，金沒有進自家裡的。我們肯定會說，這是“收買人心”。確實，是收買。但收買不是個貶義詞，應為中性的。買賣是交易，只不過其性質是情感交換。
讓我們再把話題轉回到諸葛亮“攻心”的事上。“攻心”的對象衆說紛纭，難成定論。有人認為是以孟獲為首的少數民族，有人認為是蜀漢内部長久積壓下來的各派矛盾。 “攻心”其實是個情感問題，如何讓有問題的人服氣，自消反側之心，而有擁戴和忠誠意識。當然，此類情感問題，絕非施點小小恩惠這麼簡單，關系到政策的調整、妥協、讓步，讓有異心者切實感受和認同作為政權的主導者調和彼此關系的誠意，並把接受以及回應誠意作為特定形勢下的最佳選擇等等；然而，把争取的焦點定位在情感上，建立互信、互重的關系，還是可行的。
再看一個例子。一個十五歲就加入國民黨軍隊而後歸入共產黨軍隊的老兵，講述了他内心的轉變歷程：“在國民黨中時，說解放軍要殺人，心裡有些怕，但是一解放過來，吃又吃得好，天天吃火腿，同志對我很好，又發衣服，發兩雙鞋，比老同志還多些，我就感覺優待俘虜就是不錯。”
身為俘虜，所發的鞋居然比共產黨自己的老兵還多，這種“厚”彼而“薄”此的“不平等”做法，自然讓他内心受到強烈震動而對共產黨生出情感來，由此便有了信任感和歸屬感。對待投降過來的和自己的老兵，一視同仁，是公平；而待遇稍向降兵有所傾斜，“不平等”了，情感便產生出來。
所以，通常人們所說的“攻心”，就是“攻情”，通過某種程度上“不平等”的方式來表示己方的誠意，並換回對方同樣的情感。就像在酒桌上，通常做法是自己“先幹為敬”，而讓對方“隨意”；對方見狀，自須“回敬”，很少真的“隨意”，這也是情感交換典型的一幕。
2．讓利
什麼是讓利呢？讓利，是把本屬於我的正當利益讓渡給人。讓利，當然有多種原因了。如，以讓小利來贏得更大的、更多的利益，這是精明的計算。還有一種，則是基於純粹情感的立場。我們要詳細說說。
唐代的柳宗元曾為一個叫宋清的長安藥材商人寫過傳記。傳中提到，宋清在長安藥市經營四十多年，他的藥材質量好，長安的醫生得到他的藥材，藥效頗佳。最奇特的是，有的人來宋清處求藥沒帶現錢，宋清不假以顔色，打個白條，照樣給藥。到年終該結賬時，宋清估摸有人還不出錢，自個兒就把借條燒了，也不多說話。這樣的事做多後，有人笑他是白癡，有人贊他是有道高人。宋清一概不承認，只說他是個賺錢養家的小商人。那麼，宋清不按商人規則辦事，專做些讓自己吃虧的事，是否就敗光了生意呢？柳宗元交代，受宋清恩惠的人不知凡幾，其中有的飛黃騰達，特別感激，回贈宋清以厚禮，雖然有很多死賬無法收回，但宋清還是獲利不少，成為富商。
柳宗元這個人，青年時代春風得意過一陣子，政治上失敗後貶谪地方，失意連連，對人情冷暖體會很深。他寫宋清傳，無疑有批評趨炎附勢的世風的用意在内，特別表彰像宋清這樣熱情好義、不肯拒人千裡的人。不過，這並不在我們讨論的範圍，我所感興趣的是，柳宗元正好為我們留下一個唐代成功的有情義的商人的範例。
做生意能做到公平交易、童叟無欺，已經相當不錯了。不過這麼做，有時候缺少點人情味兒，因為它以人我兩利為預先設定的原則而排除了人情幹擾。宋清恰恰註重到人情往來，所以面對無錢買藥、只能賒賬的客戶，甯冒風險也不拒絕。當然，這個風險不小，數十年來積累的欠條不知多少，而他寬厚的名聲也由此傳揚開去，積累下信譽，也贏得時人的敬重，更為他最終收獲豐厚的回報。吃虧的人，好像最後通盤算下來也沒怎麼吃虧。
照我看來，像宋清這樣的生意人，不一定對儒家思想有系統的掌握和虔敬的信仰，但他做生意的法子是很符合儒家思想精神的。宋清沒把自己看成純粹的生意人，或者說除了商人這個身份，他始終為自己保留了“人”的底色。做生意講究公平交易，做人則註重情感、關懷他人。拿白條買藥，對宋清來說是不公平的；如此反複，情感也就確然發生。情感的積澱是信譽以及更大範圍的機會，而後者對經商極為有利。
中國歷史上一直都存在著這樣的商人：他們追求利益，但不絕對追求利益。由於始終對人存有溫情，人並沒有抽象成一個空洞的價值符號，導致他們在經營中自我克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沖動。如果引用馬克思的概念，那麼在傳統中國社會中，雖然有商品交易的行為，但並未產生出“商品拜物教”來。
我們的文化不否認賺錢的正當性，但否認賺錢的第一性，否認把賺錢放在壓倒一切的位置上，尤其是與人應有的情感發生沖突的時候。
3．情感交換與經濟交換的矛盾
是否存在著利益與情感之間的互換呢？經驗告訴我們似乎確有此類情形。如《紅樓夢》寫劉姥姥二進榮國府，隨身帶了些棗子、倭瓜、野菜之類的土特產作為進獻之禮，聊表心意。名義上是走親戚、聯絡情感，實際上是來打秋風。賈府衆人當然懂，熱情招待不說，劉姥姥臨走前更給足了錢物。在劉姥姥一方，是以“情”換“物”；在賈府一方，是以“物”換“情”——劉姥姥必覺得賈府雖闊，可不冷遇窮“親戚”，說明念舊、重情義，於是乎更有情感上的傾向。
這個事例表明，許多社會交換行為並不那麼純粹、單一，往往同時摻雜著利益與情感的成分，尤其是在熟人、親朋之間。這就有矛盾產生了，因為難以對交換的實質定性。
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舉過一個例子，非常有趣，可見情感交換與經濟交換的矛盾時人們的取舍：“在親密的血緣社會中商業是不能存在的。這並不是說這種社會不發生交易，而是說他們的交易是以人情來維持的，是相互饋贈的方式。實質上饋贈和貿易都要是有無相通，只在清算方式上有差別。……普通的情形是在血緣關系之外去建立商業基礎。在我們鄉土社會中，有專門作貿易活動的街集。街集時常不在村子裡，而在一片空場上，各地的人到這特定的地方，各以‘無情’的身份出現。在這裡大家把原來的關系暫時擱開，一切交易都得當場算清。我常看見隔壁鄰舍大家老遠的走上十多裡在街集上交換清楚之後，又老遠的背回來。他們何必到街集上去跑這一趟呢，在門前不是就可以交換的麼？這一趟是有作用的，因為在門前是鄰舍，到了街集上才是“陌生”人。當場算清是陌生人間的行為，不能牽涉其他社會關系的。”
鄰居甯願大老遠的到集市上去買賣而不必把生意放在門口，顯然要回避擡頭不見低頭見的熟人。熟人買東西，一般人抹不下臉要價。在維護情感的大前提下，交易很難出於“公平”的原則。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為了協調和保護彼此關系，使之長久而穩固。正是人都知道何為公平，都知道底線在何處，才有意暫時“破壞”交換的公平性，以此來增加情感。否則，情感又怎麼表現出來呢。
因為不想情感關系影響到正常獲利，所以有的鄉民就費勁跑到集市上去做買賣。顯然，之所以如此為之，是要在陌生的環境中擱置情感，把交易純粹化，純粹經濟化，剔除情感的成分。鄉民們採用了雙重原則：對熟人，講情感，肯讓利；對生人，則完全是去情的公平交易。對熟人講公平、講平等，有傷感情。
一個人付出了情感而未得到期待的回應，他絕不至於抱怨“不公平”，只能認定對方“不懂事”，或者檢讨自己用情是否足夠真誠。如果他立足於情感交換，而有不公平感產生，無形中把情感交換變格成了經濟交換——如一對情侶分手，索要分手費、青春損失費等。
這個時候，強烈的不公平感便化作了不堪忍受的情緒。
本文摘自《情商中國》
“做實際工作，情商很重要”。“情商”雖是外來概念，但中國傳統自古就十分重視。在本書中，作者沿文化脈絡，結合個人閱歷和管理經驗，對情商做出全新的闡釋：融“情商”於商業運作之中，提醒人們必須保持情感和利益的平衡，成全利益和情義。
作者揭示了情商的兩條運作規則——不平等產生情感和不公平產生情緒。這兩條規則滲入人的意識，支配人的心態和行為，在社會生活各領域中均可見其作用的軌迹。
這本書兼有“大文化”和“泛管理”特點，追古撫今，包羅宏富，必能給不同層次的讀者以不同的啟發和共鳴，從而更好的依照情商的邏輯來解決實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