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週知，管理學是從近代西方興起的學科，在追求效率和管理的流程化等方面，西方早已產生了一套體系嚴密的管理理論，西方的管理學可以說是一種追求標準化、制度化的科學。從古希臘時代開始，西方就脫離了血緣紐帶與農業社會形態，進入城邦文明，形成契約化與法制化的社會。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更是引入工業社會與民主政治的模式，在此基礎之上，建構了現代管理體制。且西方有完整的宗教體系和哲學體系，西方的管理科學有著註重邏輯、崇尚實證的理性精神。
中國的傳統文化與西方截然不同，中國社會幾千年來是血緣宗法制的社會，靠人倫道德而非法律和宗教來維系，中國文化中的儒家文化起著宗教作用，但嚴格意義上來講，儒家文化是一種倫理道德的哲學體系，不具備宗教的神聖性，所以中國人沒有與某種神仙構成契約關系，而中國人敬畏的是天，是自然，中國人追求的是天人合一和天人和諧。中國人沒有一個共同的、不可逾越的神來約束自己的行為，中國人追求的是格物致知，追求的是自我修煉和慎獨。
在上述兩種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採取的管理方式是不相同的。中國從幾千年前的氏族時代就構建了獨特的管理方式，孔子所敬仰的堯、舜、禹之所以被人們傳頌，就是因為他們順應中華民族的深層心理來管理教化民衆，這是他們成為中國幾千年來被傳頌效仿的最傑出的管理者的關鍵。
傳說在堯的管理下，人們一邊勞作，一邊唱著《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這首歌出自《帝王世紀》。《帝王世紀》記載：帝堯之世，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這首歌謠是在堯時代，一位八九十歲的老人在田間唱的，意思是：太陽升起就起來勞動，太陽下山就休息；鑿井可以取水飲用，耕田勞作獲取食物；帝王的力量大小與我有何關系？歌謠描繪的是在上古堯時代的太平盛世，人們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太陽出來就開始幹活，太陽落下就回家休息，開鑿井泉就有水飲，耕種田地就有飯吃，最後一句“帝力於我何有哉”，表達出人們自給自足、衣食無憂的生活是靠自己的勞動得來的，而君王對此並沒有什麼作用。在中國的文化中，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百姓很快樂和幸福，做著自己該做的事情，而感覺不到管理者的存在。堯帝的《擊壤歌》唱出的是管理的最高境界，即每個被管理者都能做到自動自發而感覺不到管理者的存在，並且每個被管理者都是幸福的。
中華民族是一個傳統的農業民族，中國人敬仰的是孕育萬物的天與地。天不但被賦予了撫育萬物、奉養人類的屬性，也逐漸被賦予了道德比類與審美觀賞的屬性。人們向天地學習如何做人，將天地看作擁有最高權威且默默無言的管理者。中國人把天對人類的管理思考總結，應用於人與人之間的管理中去。因為天是廣義的，天無處不在，又缥缈無形，天的管理就是人人自動自發，又人人感覺不到它的存在。中國自古的管理者一直順應這個文化基因來進行管理，否則不但達不到管理目的，甚至還會自取滅亡。秦始皇企圖用殺戮和烈火來消滅積澱的思想文化，用自己的方式來獨斷管理，卻落得秦國傳承不到三代而亡，為天下笑。之後幾乎每代皇帝都會在诏書中再三提到唐虞之治，表示自己不敢丢棄祖先傳統於不顧。直到清代，統治者自知為外族，更加尊重效仿中原文化，以此來治理國家。民族文化與管理的關系，這個天的管理法則被中國的偉大哲學家老子定義為“無為而治”。
老子在《道德經》中說：“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這其實就是管理的最高境界，似乎感覺管理者每日無為，無欲無言，但是因為他的管理，世間和諧自然，人民每日安居生活，根本想不到有管理者在進行管理，管理者的身份被隐去。老子強調返璞歸真的自然管理，強調“不争”，這種“不争”和“無為”不是無所事事，而是以不争為争，“為無為”。他傾向於無為無造的自然狀態，崇尚水的德行，曲直隨形地實施管理手段，嚴格地保護這種純淨的自然狀態，不用一些人工的技巧自作聰明地去加以破壞。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讓人感覺不出在管理。
堯帝的《擊壤歌》被老子智慧地總結為“無為而治”，為中國人指明了一條最根本的管理道路。在競争得你死我活、硝煙彌漫的商場上，管理者最好的做法就是回歸自我，保持人格獨立，明白一切都在不停地轉化，最自然、最樸素的管理方式也許就是最長久的方法。被譽為日本“經營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就是運用堯帝和老子“無為而治”的管理思想管理企業而獲得成功的。當有人問松下“你的經營秘訣是什麼”時，他強調：“我並沒有什麼秘訣，我經營的唯一方法是經常順應自然的法則去做事。”松下這裡所說的自然的法則其實就是老子“無為而治”的另一種表述。GE前掌門人傑克•韋爾奇也認為，成功的企業家就是做到“無為而治”的企業家。他在《勝者為王》這本書中指出，領導走到一旁，充分放手，進行觀望的企業家是最好的企業家。
蘋果的創始人喬佈斯走了，但蘋果的市值一直平穩，經營有條不紊，新產品的上市和研發不受任何影響。人們在談論喬佈斯時，大都贊美其卓越的創新力和天分，而忽略了他本人離開企業後，雖然企業受一些影響，但只是微乎其微的影響這種無為的管理境界。
在當今之中國，第一代企業家已步入老年，其治理下的企業帝國是否能順利地接班和繼續發展下去，其實不單單取決於第二代的能力和敬業精神，而是取決於第一代企業家是否為企業的基業長青構建了“無為而治”的管理理念和模式。企業不可能靠一個人來發展，企業發展是靠傳承和管理的慣性的。我們不能否認，近100年中國學習運用的更多是西方式管理，對中國傳統的國學智慧反思和整理得非常之少。中國的傳統管理，往往被作為封建中國落後的罪魁禍首加以批判，作為孔孟之道遭到粗暴的傷害。古代帝王的治國之道被看作封建統治階級愚弄人民的手段而被鄙棄，近代曾經輝煌的儒商被看作一個歷史悲劇而塵封，一批又一批的政府官員與企業領導出國學習，回來便都大刀闊斧地根據西方模式和經驗進行改革，對於自己的老祖宗不屑一顧。現在，許多問題正在慢慢顯露，經濟發展中忽視了人的存在，盲目追求冰冷的GDP和經濟效益數字，自然環境淪為犧牲品，社會中不均衡的發展矛盾日益突出，物質生活日益豐富的同時人們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機，幸福感越來越低。中國企業普遍壽命短也是近年來被普遍關註的現實，有關資料顯示，中國企業的平均生命週期僅為2.5年，不及發達國家的1/4，全國每天都有成千上萬家企業倒閉。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沒有找到適合中國特色的管理經驗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以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狀況來看，盲目推行西方管理經驗必然是不明智的。我們全然不顧老祖宗留下的管理智慧，而一味地去盲目照搬西方的管理方式，如此舍本逐末，必然會造成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關系緊張，必然會對自然環境造成污染。我們中國的現代化一定要在學習西方的同時，重視自己的國學遺產，因為中國的管理智慧博大精深。
堯帝的《擊壤歌》，讓我們看到了管理的最終目的和管理的最高境界。在現代社會激烈的競争中如何由躁轉靜，從最根本的地方開始思考生命，用管理生命的態度來管理政府和企業，是每一個中國人都要思考的問題。自動自發和幸福的生活是中國人對美好未來的向往，我們要從古代智慧中感悟管理哲學的意義，以此來引領現代文明的方向。
本文摘自《中國管理往事》
本書是著名國學專家，著名書法家、知名管理學者段俊平先生繼管理暢銷書《企業幸福力》《傳承的力量》和《大道行簡》後的又一本中國化管理專著。段俊平先生多年來浸潤在中西管理學研究之中，並著書立說，創立了以中國傳統哲學理念為管理之道，以西方管理科學為管理之器的“中國化管理”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為以中國傳統哲學智慧為核心的中國化管理實踐提供了方法論和學術源泉，為中國管理理論在世界管理學中占有一席之地提供了可能。
本書中32篇中國化管理文章，都是從著名的歷史故事與現代管理典型案例相結合展開論述，中國歷史上的管理案例與現代企業管理案例相映成趣，每一篇文章中都蘊含令人深思的管理智慧。段俊平先生深厚的國學涵養及優美的文採使管理文章猶如散文，行文信筆由缰卻如走線串珠，散而不亂，一文一墨無不有的放矢，每言每事皆都切中肯綮。其文筆的精煉诙諧，視野的寬廣，見解的獨到，無不使人為之贊歎，使得本書成為值得管理者借鑒的中國化管理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