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教授2012年10月17日在“包容性發展和減貧北京研讨會”上的主旨演講。
一、
增長和發展是不同的，但二者緊密相連。僅有增長是不足以實現發展的，我們要承認這一點很重要。同樣重要的是，我們要清楚地理解經濟增長所創造的資源將如何促進發展進程。下面就讓我介紹一下這兩個概念，先講二者的區別，再講聯系。
增長和發展有何不同呢？這是一個基本區別，如果問題提得尖銳，人們似乎很容易接受。但將二者混淆，即使並不明顯，也是發展思路中一直存在的一個特點。經濟增長速度反映了一個經濟體真實收入擴張的速度，它與收入和產出有關，尤其與收入總額以及全國產出的真實價值總額有關。相反，經濟發展主要關註的根本不是收入和產出，而是人們的生活質量及其享有的幸福和自由。
增長和發展有區別的中心理念是亞裡士多德在兩千多年前提出的，即我們追求收入和財富不是為了它們本身，而是要實現我們的其他追求。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亞裡士多德指出：“財富明顯不是我們追求的物品；因為它只是有用而已，只是可以用來換得其他東西罷了。”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不能僅僅是收入或財富的增長和擴張，它們只是誘人的衍生物——是為了實現其他的追求。我們重視這些追求本身，比如可以自由地做我們認為有價值的事，自由地過我們重視並且值得過的生活。評價發展就必須看它是如何擴大實質自由的。
因此，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明顯是不同的，但這並不能說明二者毫無關聯。事實上，經濟增長非常有助於實現經濟發展，這取決於我們如何利用經濟擴張的成果，即更高的收入和產出所創造的機遇。通過增長加強發展的進程是可行的，並且可以獲得巨大的成功。在與讓•德雷茲合著的《饑餓與公共行為》一書中，我們將這一進程稱為“增長調和型”發展進程。
當然，可持續性也是一個重要問題，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關註環境問題。不可持續的增長可能只是幻想。但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可以釋放巨大的力量，通過改善人的能力和自由，不僅可以提高收入，也可以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應該承認，如果配套公共政策能有效地利用增長成果，那麼經濟增長將對人們的生活水平產生更大的影響。
即使經濟增長的成就十分顯著，人們也不會自動地就平等地共享經濟擴張的成果，分配上的考慮也不能保持其重要性。但在關註一國人民生活和自由的同時，增長必須具備為所有人帶來好處的潛力，因為收入多少決定了人們能否實現繁榮和幸福，並且自由地做自己重視的事情。這一點很好理解，雖然還有更多可說的内容，但二者的基本聯系是非常直接的。
還有不那麼明顯的聯系，即經濟增長增加了一國的資源，使其可以做必要的事情，比如維護法律秩序、進行物質和社會基礎設施建設。這是經濟發展分析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那些熱衷於市場而忽略國家的支持行動的人常常忽略了這一點。現代經濟學創始人和市場經濟的捍衛者亞當• 斯密早在兩個世紀前就對經濟增長這一方面的重要性——即增加公共收入用於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進行了清楚的探讨和強調。
我們的確希望有良好的經濟狀況和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但是我們必須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希望。斯密繼續解釋說，政治經濟的任務就是追求“兩個不同的目標”：“第一，為人民提供足夠的收入或生活保障，或更確切地說，是使人民有能力為自己提供足夠的收入或生活保障；第二，為國家或聯邦提供足夠的收入用於公共服務。”增加國家可以用於追求公共目標的資源與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私人收入的增加是同等重要的目標。遺憾的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往往忽略了這一點，即亞當•斯密對於市場經濟應該實現哪些目標的讨論本質上並沒有傾向任何一方。
二、
實際上，承認經濟增長和公共收入擴張之間的聯系是發展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共收入非常重要，因為不僅内部和外部安全以及法律秩序需要它，而且追求一國有理由追求的目標也需要它，比如良好的公共教育（這一點斯密深有感觸）和公共醫療（基於歐洲、美洲和包括亞洲在内的其他地區的發展經驗，這一點的重要性也日益明顯）。
值得指出的是，通過經濟增長創造公共收入對於實現許多其他的目標也非常重要，比如減少財政赤字和削減公共債務。今天，不論是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還是歐洲和北美，增長可以帶來的結果都應得到強調。歐洲似乎陷入了一個削減財政赤字的困境，其減少公共支出的方式會大幅削弱經濟增長，因此使其更難——而不是更容易——減少財政赤字。我個人認為今天歐洲經濟政策背後的經濟學是很不恰當的，歐洲大陸的主要國家何時才能從深陷的泥潭中脫身尚不明確。然而，我們目前的主要關註點並不是歐洲和美國的問題和混亂，而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和世界上發展中國家的總體狀況。
增長調和型發展可以成為消除貧困、缺失和發展不足的一項重要策略，前提是這一策略的各項要求得到充分理解。經濟增長與提高個人執行能力和質量的關系取決於許多因素，包括經濟和社會總體不平等的狀況。因此，增長的“包容性”，即經濟增長成果的惠及範圍是非常重要的。同樣重要的是，如何利用經濟快速增長創造的公共收入對於追求增長調和型發展也十分關鍵。
國民生產總值快速增長，不僅僅通過提供人民的收入促進發展，也通過創造公共收入而強有力地推動發展。事實上，公共收入往往比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得更快。比如，印度的情況表明，當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在7%~9%之間時，公共收入的年增長率通常會更高，在9%~12%之間。目前，根據不變價格計算，印度政府的淨稅收總額是1990—1991年的四倍多——遠遠高於經過價格調整後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幅度。而制定政策的一些主要挑戰就在於這些公共資源的利用，因為經濟增長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如何使用經濟增長創造的公共收入。
三、
不僅確保經濟增長進程會促進公共部門手中資源的增加，而且必須審慎地分配公共資源來實現發展。極其重要的是，要詳細檢查公共領域的運行情況，強調對該部門運營的問責制和效率。這兩個問題都很重要。最近，我和讓•德雷茲在合寫一本關於印度經濟問題的書——《不確定的榮耀：印度及其矛盾》幾個月後就會出版。我們指出，需要更關註公共支出重點的評估檢查以及強化對公共部門的問責。
在這兩個方面，印度可以向中國學習。參見阿馬蒂亞•森2011年5月12日發表在《紐約書評》的論文《生活質量：印度和中國》。很明顯，中國正在更好地利用公共收入促進發展。比如，中國在醫療領域的政府支出幾乎是印度的五倍。當然，中國人口更多，人均收入比印度高，但即使相對來看，中國在醫療領域的政府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3%，而印度僅占1.4%。這樣的對比可以很好地說明了為何中國的醫療成就會遠遠超過印度。
印度在公共醫療領域相對較低的投入致使全國許多窮人非常依賴私人醫生，而許多私人醫生幾乎未接受過任何醫療培訓。因為健康也是“信息不對稱”的典型例子，當病人可能不了解醫生（尤其是“所謂的醫生”）的知識程度及其開的藥方的時候，發生詐騙和欺騙的可能性就很大。我於1998年用諾貝爾獎獎金成立了一個公益基金，它的一項研究發現，有很多案例都是詐騙者利用貧窮病人的無知，欺騙病人用攢下的救命錢交付了治療費，最後病人卻得不到醫治。這不僅僅是可恥的剝削造成的，根本原因在於印度許多地區公共醫療服務的匮乏。
印度正在向依靠私人醫療的方向發展，而不是以建設公共醫療提供的堅實基礎作支撐。而世界上每一個成功的醫療服務轉型都以國家公共醫療為基礎、以私人醫療為補充，從英國到日本，從中國到巴西，從韓國到哥斯達黎加，無不如此。即使在印度國内，使用私人醫療的輔助設施來豐富一個運作良好的國家公共醫療體系（這在喀拉拉邦獲得了成功）和在國家幾乎不提供公共醫療設施的情況下依賴私人醫療（在比哈爾、中央邦、拉賈斯坦邦或北方邦是這種情況），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情況。
現代的學術研究對信息不對稱提出了警告，包括試圖通過補貼私人醫療來彌補鴻溝，或試圖提供私人醫療保險，因為在醫患對醫療情況了解程度不同的情況下，追逐利潤的市場交易不僅是經濟貧困的問題。從大部分衡量生活水平的社會指標來看，比如人均壽命（中國為73.5歲，印度為64.4歲）、嬰兒死亡率（中國為17‰，印度為66‰）、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國約為7.5年，印度僅為4.4年）和免疫覆蓋率（中國兒童接種百白破疫苗的比例為97%，印度僅為66%），中國的情況遠遠好於印度。雖然印度的經濟增長率幾乎趕上了中國，但印度在使用公共資源提供社會支持和相關的社會指標方面還遠遠落後於中國。雖然兩國的差距背後無疑還有其他因素，但在利用增長成果提供社會支持上的不同似乎是最重要的一點。
四、
這並不是說印度沒有取得任何值得驕傲的成績。印度的民主充滿活力，社會大衆積極地參與公共讨論，在主要語言群體和區域傳統的差異作用下仍能保持團結，公民政府對軍隊擁有領導權，這些都是印度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視為其發展成功的組成部分。但即使這些成就也不能掩蓋印度不夠重視發展分配帶來的問題。
這不僅僅是中央決策的問題。在印度的民主制度下，政府必須滿足公衆提出的要求，而相對富裕的中產階級選民的呼聲往往蓋過了社會最底層民衆的微弱呼聲。在公共政策讨論以及與此相關的決策方面都需要更強調發展的價值，決策時政府不要擔心可能會被呼聲更高的民衆推翻，即使他們不是最需要幫助的群體。我們在《不確定的榮耀：印度及其矛盾》，一書中廣泛地探讨了這一問題，也探讨了如何加強公共服務的問責和效率。
印度有什麼值得中國學習的地方呢？在此我不談兩國民主的差異，因為這是一個政治問題，比發展涵蓋的範圍更廣。但我相信印度的一些做法對中國的政策讨論是非常有益的。舉個例子，印度建立了積極的中小學午餐制度，雖然並不是所有地區都取得了同樣的效果，但在一些邦還是獲得了成功，比如泰米爾納德邦。責任和低效問題並沒有阻止這一目標的實現。中國兒童的營養狀況總體上好於印度，這得益於中國對醫療更為重視（這一點我之前提過了），但全國仍然存在營養不良的地區。中國有理由考慮引入午餐制度來解決這一問題。
印度的一些邦在兒童發展的學齡前幹預上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中國擁有更多的資源，更致力於實現發展目標，因此也可以在這方面借鑒國際經驗，向運行情況良好的印度各邦學習。
事實上，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很多的機會相互學習。全球經驗是一筆巨大的財富，可供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利用來促進本國發展。相對於其他原因而言，這一點更突出了此次研讨會的重要意義。
本文摘自《從增長到發展》
諾貝爾級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認為：增長和發展是不同的，但二者緊密相連。僅有增長不足以實現發展，這很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如何使經濟增長所創造的資源促進發展進程。
增長和發展之所以不同在於：經濟增長速度反映了一個經濟體真實收入擴張的速度，它與收入和產出有關；而經濟發展所要關註的不是收入和產出，而是人們的生活質量及其享有的幸福和自由，而可持續的增長和對環境的關註無疑是“發展”所必須關註的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人們不會自然地、平等地共享經濟擴張的成果。如何為更廣泛的民衆帶來福祉已經成為上下共同追求的目標。本書從如何實現利用經濟增長帶動國民生活水平上升、消除貧困、普及教育、提高醫療保障水平而展開，嘗試為中國在下一階段的發展問題出謀劃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