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時任奧巴馬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首席經濟學家的奧斯坦•古爾斯比（Austan Goolsbee）曾經發表過這樣的評論：“如果哪天設立了諾貝爾邪惡獎，這些家夥肯定會獲得我的提名。”他所說的這些家夥不是指基地組織，也不是指哈馬斯，而是指美國國際集團（AIG）的高層管理人員。在富有企業家精神的巨人—莫裡斯•漢克•格林伯格（Maurice Hank Greenberg）的苦心經營下，該公司用了38年的時間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保險公司之一。
對於美國經濟而言，21世紀的頭10年是一個醞釀著重大危險的時期，是經濟大衰退的前奏。美國國際集團在這個時期内也經歷了由盛到衰的轉變，主要原因就在於該集團的金融產品部門發行了規模高達2.7萬億美元的信貸違約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信貸違約掉期類似於一種保單，債務所有者可以使用它對沖另一債務違約情況，但是由於沒有實際持有資產或者遭受損失的要求，信貸違約掉期也可用於投機目的。由於美國國際集團的信貸違約掉期規模高達2.7萬億美元，所以，如果被保險證券出現了違約情況，該集團的賠償金額最高可達到2.7萬億美元。巧合的是，該集團首席執行官漢克•格林伯格在2005年由於受到時任紐約州總檢察長艾利奧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的一系列指控而被集團董事會驅逐出了管理層。雖然這件事情為美國國際集團的破產埋下了伏筆，但斯皮策後來居然當上了紐約州的州長。斯皮策對美國國際集團的經濟活動的指控中沒有提到那2.7萬億美元的信貸違約掉期，但堅持認為美國國際集團在全球超過130個國家、總值為1 000億美元的商業運作中存在許多假賬，這些假賬加起來，涉及的逃稅金額接近3億美元。2005年，格林伯格被解除管理職務之後，該集團失去了一位金融大師。在將近40年的管理中，他一直是一位非常富有熱情的管理者，而且對美國國際集團的資產狀況和風險敞口掌握得最詳細。
從2007年到2008年，金融危機使美國國際集團的風險敞口終於演變成了現實危機，而唯一能指望的再保險機構便是美國財政部。美國財政部為該集團提供了將近1 830億美元的救助資金（本次救助資金達到了空前大的規模，之後救助規模逐漸縮小）。雖然我、古爾斯比和其他旁觀者認為這一舉動讓人惱火，但政府對美國國際集團的救助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因為信貸違約掉期為次級住房抵押貸款的證券化部分提供了保險，而這些次級房貸對政府來說很有價值，並且已經擴展為提升住宅擁有率的一種手段。
最後，美國國際集團全部償還了財政部的救助資金，並給政府創造了150億美元的利潤。這也許會影響到古爾斯比對美國國際集團的諾貝爾邪惡獎提名，但無論如何，古爾斯比對這場銀行業和金融業危機所表現出來的認識與理解，和那些脾氣火爆的茶黨以及占領華爾街的喧鬧者沒什麼差別，但是後者可沒有耶魯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位，也沒獲得芝加哥大學的全額獎學金。
如同飓風一樣，金融危機也不是邪惡陰謀的產物。如果你在不合適的地方用了錯誤的材料和錯誤的方式造房子，就可能被擊倒。美國國際集團金融產品部門的加裡•戈頓（Gary Gorton）同時也是沃頓商學院的金融學教授，他針對“銀行恐慌”撰寫了一篇博士論文，但他因遭受重大挫折不得不改去耶魯大學。他為美國國際集團的信貸違約掉期業務貢獻了計算模型，並向他的上司保證這個系統可以挨過“惡劣的經濟環境”。他說，親身經歷過更能了解銀行恐慌下的經濟環境是多麼惡劣。
加裡•戈頓在2012年出版的《對金融危機的誤判》（Misunderstanding Financial Crises）一書中展現出了悲觀但睿智的一面。他以深刻的筆觸匯總分析了20世紀70年代到1995年之間發生在69個國家的86個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機。1這些危機事件給所在國家造成的損失平均維持在該國國内生產總值的10%到40%之間，而該書沒有來得及讨論的泰國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蒙受的損失高達其國内生產總值的97%。從1936年到20世紀80年代的儲蓄與信貸危機之間的那段時間是美國經濟的“平靜期”。即便如此，美國仍然發生了數十次這類金融危機事件。
金融災難席卷了很多地方—日本、墨西哥、智利、加拿大以及亞洲大陸的國家和地區。因此，對一個全球知名的經濟學家來說，將這些金融災難的責任全歸咎於在一個有創新卻沒有領導的國際性保險公司裡一群邪惡的人，似乎不太科學。但其他的經濟學家對此也沒有提出更多的解釋。《瘋狂、驚恐和崩潰：金融危機史》（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這部經典著作的作者、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1984年曾經指出：“從經驗角度來看，金融業是失敗的，它應該學學經濟史。”
事實上，在這些金融危機的背後，並不是向傳統觀點所說的宏觀經濟的循環流動受到了幹擾，而是短期性的、低熵的、有利於消除交易過程的混亂無序的資本（比如儲蓄）和追求更高利潤的長期性的、高熵的資本（比如投機資本）之間存在著嚴重信息錯配。
在《財富與貧困》一書中，我以更加直白的語言總結了這種信息錯配。
也許現代市場經濟成功的秘密在於它能讓尋求保障者去追求冒險，具體的表現是人們願意用存款來投資企業。金融市場（主要是各種銀行）上演了這出關鍵的煉金術表演，將恐懼化為經濟增長，將謹慎化為創造力，將膽怯化為企業家精神，將存錢的欲望化為建造與革新的動力。
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個關鍵緩解就在於一個特殊的制造過程：它能把人們對未來的焦慮作為原材料，加工制造成稀有的資產—信心，並為這個生產過程提供生產設備。商業精英扮演了其中一個角色，另一個角色則由上百萬的儲戶扮演，這是現代市場經濟心髒内兩股密切相連的動力，它們是財富制造和收入循環過程中的收縮與舒張。
當經濟心髒的這兩種脈沖出現錯配後，就需要一個關鍵的調節過程，而金融危機正是這個過程導致的劇烈波動。這種錯配存在於所有經濟體當中，當企業肆無忌憚地從事風險交易之際，這種錯配的程度就容易達到最大化。發展迅猛的企業將勇於冒險的創業者和惴惴不安的儲戶之間的距離拉得越來越大。這讓人們懷疑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裡這兩種增長動力間的差距是否可以得到彌合。
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金融恐慌是無法避免的。即便在存款富裕時，偶爾也會出現信息不對稱現象，引發儲戶對其存款安全性的擔憂。他們的銀行賬戶並不是完全安全的。他們的存款不再像以前那麼不透明了，到處都充斥著引發嚴重混亂的謠言。存錢的人懷疑銀行是不是做了高風險投資，猜測在鐵欄後面的金庫裡可能早就沒錢了。這是一個龐氏騙局，泡沫即將破滅。儲戶要將他們的存款取出。從銀行裡洩露出這些消息後，人們便拼命地取出自己的存款，這就是銀行擠兌。
這種擠兌現象往往發生在經濟繁榮接近頂峰時，這時候人們突然覺得一切都太過美好以至於顯得不真實，就像平靜而不透明的湖面之下似乎潛伏著水怪一樣。金融危機往往並不會突如其來地給經濟增長帶來一場無可挽回的大災難，相反，經濟危機可能更加類似於經濟體偶爾的抽搐。戈頓提出的一些證據表明，一般來講，與那些沒經歷過金融危機的國家相比，在金融危機頻發的國家裡，經濟增速往往更快。比如，在過去幾十年裡，泰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印度的兩倍。印度沒有經歷過金融危機（也許是因為印度大部分銀行家都在華爾街），而泰國的銀行擠兌現象比任何國家都多。戈頓還指出，在經濟危機中，民主國家的損失少於非民主國家的損失，因為非民主制國家的信任缺失問題比較嚴重。
在金融恐慌的迷霧中，一切都不是表面看上去的那樣。民衆患得患失需要逐日盯市，信用評級機構又恐慌不已，財富之船在謠言的暴風雨中被擊得粉碎。2008年爆發的那場金融危機讓人們看清了那些經過重重包裝的所謂“優質”貨幣證券和債務證券的真實價值。全世界的人都伸長了脖子來圍觀銀行等金融機構，看看它們究竟是如何把一堆垃圾債券包裝成優質債券的。
貨幣經濟賴以存在的基礎是特定的信息結構。這個結構的底層是透明的，信息是密集的、具體的。這個底層就是信息論所定義的“物理層”。在這裡，債務也是以詳細信息為基礎的。房屋抵押貸款、汽車貸款、商業信用額度、風險投資、天使投資或銀行卡債務的發起人（即債權方）都清楚地知道債務方的交易詳情、信用記錄、抵押品的價值和可回收性。在這個層次上，信息量很高，但信息流動性較差，如果債務人要重新獲得資金，就要經歷錯綜複雜、成本昂貴的過程，如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破產或扣押財產等。
當我們通過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向經濟金字塔上方移動時，就失去了具體的信息，但信息流動性變大。水體的透明度與其流動性成正比，而金融工具的透明度則與貨幣流動性成反比。這並非貨幣和活期儲蓄的缺點，而是合理的特性。由於你並不了解口袋裡的貨幣經歷了哪些投資活動（也就是其價值的終極來源），所以，現金和活期存款可以隨時隨地被合法或非法地使用。如果你一定要證明你資金的價值，那麼它就無法流動了，你需要花上數小時甚至數天的時間來談妥一項簡單的交易。
創造流動性，即從高熵的投資中獲得零熵的貨幣，是金融中介機構的工作。銀行雖然也能提供貸款，但它們的貸款被劃入到了債務的類別，而且它們的貸款也不是憑空制造出來的。實際上，銀行往往很吝啬，每筆貸款背後都有抵押物，而且申請貸款者還要交納一定的利息。銀行只是按票面價值為債券提供擔保，因此消除了交易過程中的信息和熵。
貨幣與存款的一個重要特徵就在於它們不會帶來驚異。利用這些不含驚異的貨幣，一個經濟體每天可以進行數十億的交易，企業家也能提前做出許多年後的規劃。曾經先後在美聯儲和房地美公司擔任過經濟顧問的阿諾德•克林與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尼克•舒爾茨（Nick Schulz）曾經共同撰寫了一本名為《看不見的財富》（Invisible Wealth）的重要著作，他們解釋了房屋抵押貸款是如何運作的：
投資銀行家通過經紀人匯集資金，需要的只是概括性的統計數據，如借方的信用評分、貸款本金利息之和與抵押物估值的比例（即貸款價值比）和經紀人與基金資助機構的歷史合作記錄。緊接著，投資銀行家把貸款聚集起來。而買下這些資金的銀行、共同基金、養老基金只知道它的基本情況（即它的信用評分和抵押率等）。這些資金接著被劃分成不同的“等級”，因此，如果貸款無法被償還，有些投資者會立即遭受損失，而其他人則能繼續保有本金和利息。在這個分層過程的每一個步驟中，一些關於潛在風險的具體信息會被忽略……增加了中介層後，當具體的風險信息減少，流動性則加大。
克林和舒爾茨寫道，結果是“最終的借方（在住房抵押貸款的情況下是購房者），只需支付很低的風險溢價。然而，這個事實與銀行在這個過程中起到的經濟作用相比微不足道：銀行將充滿高黏性、粗糙的高熵信息的房屋抵押貸款和其他長期貸款轉成易於流通並且不含信息的金錢，人們就可以在商店、加油站、非法的保姆式服務或貝寶中使用這些錢。畢竟，人們在交易中需要的是錢而不是信息，是金錢支撐了市場經濟中的交易。
銀行的目的是轉嫁違約風險，以期能夠收回貸款。貨幣與流動性具有内在的矛盾性。經濟體内供需之間的基本差異是造成金融危機的根源。需求面—即金錢面，幾乎是沒有信息的，但供給面卻充滿信息。這種差別是因為商業週期長而交易週期短，要將一個商業理念付諸實踐所需的時間遠遠長於完成一筆金錢交易的時間。真正的投資是長期的、具體的、高熵的，它無法避免地與流動性大的消費和交易存在沖突，消費和交易是短期且理想的零熵活動。
將市場當成一個信息系統，很容易發現它的脆弱性。人們想要流通的貨幣（currency一詞來源於拉丁語currens，意為流動的），而且立馬就要。人們想要用它來買漢堡，買大杯拿鐵，買蘋果手機，買寬帶上網服務，買滿箱的汽油，或者買車買房。他們需要貨幣的流動性，想通過他們的銀行儲蓄卡、支票和信用卡買東西。他們不想讓其他人問不相關的問題來確認身份。如果他們想回避身份問題，可以使用現金，現金不含任何信息。同時，他們的金錢的價值完全是通過供給方的生產活動來體現的。這和保羅•克魯格曼告訴我們的相反，是物品與服務的供給創造了所有的需求。
然而，在供給方，情況就大不相同。物品和相關財富的生產者需要很多年來培養技能和調動資金，可能要幾十年才能讓產品進入市場。蘋果手機用了很多高通公司的微芯片，這些微芯片是一家晶原制造廠生產的，而這個制造廠花了至少5年才建成並且裝配好設備。這些微芯片從設計到調試到接受工程師的檢測，一共要經歷700多道工序，耗費至少4年的時間。在這整個過程中，基本沒什麼東西是“流動的。”資本已經緊縮在水泥、鋼鐵、矽、化學系統、光刻設備、光纖線、房地產、空運貨物以及全球各個公司花高成本培訓的工程師和執行官上。
人們對商品的需求需要及時滿足，而供給方則要通過長時間的生產才能提供產品，銀行和金融機構的作用便是縮小這兩者間的差距，即彌補交易和生產之間的斷層。通常它們可以彌合得很好，但這不是絕對的。銀行吸收流動的存款，發行長期債券，利用償還期限的錯配謀求贏利。在那場金融危機中，也就是說從2007年到2008年，銀行的負債包括了債務、存款、商業票據、主要經紀機構的餘額及回購債券協議（回購和銷售協議，隔夜存款的一種形式），因此這些負債是短期的、流動的債券。它們沒有驚異，也沒有熵。這些負債的抵押品卻是高熵的，受很多因素影響，如市場變化、企業的脆弱性、知識產權的沖突以及不可抗力因素（如飓風、地震、戰争、公衆恐慌和漢克•格林格林的解職）。
金融恐慌反映出短期性的流動負債和長期性的抵押物之間的信任之橋發生了斷裂。貨幣和準貨幣的不透明已經是次要問題，人們更擔心貨幣無法流通。貨幣與支票招致驚異，別人懷疑和鄙視你的百元美鈔，不收你的旅行支票。你的50美元鈔票價值打了折扣。當人們需要完全的透明性時，貨幣就無法流通，經濟就退化成無法調節的以物易物系統。
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家羅納德•麥金農（Ronald McKinnon）很久以前說過，金融發展和金融中介機構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它從交易媒介中移除信息，將信息註入投資過程，創造了知識與財富。零熵貨幣和高熵投資之間的經濟兩極化是經濟增長的一股動力之源。它為經濟的雙方提供所需：存錢者獲得低熵，投資者獲得驚異。這兩股截然相反的推動力是經濟活力之源，也是金融的脆弱之源。當大部分投資變成低熵的（大公司一成不變的商品和由政府擔保的規劃項目），貨幣本身蘊含的熵就會變得很高，可能出現貶值和流動性不足的問題，經濟便開始停滞不前。
問題不在於政府是否在金融危機中有所行動。戈頓指出，政府極少在銀行擠兌或銀行恐慌中袖手旁觀，眼睜睜地看著金融系統崩潰。當貨幣與銀行業暴露在外時，權威人士便急急忙忙地想遮羞。在危機中，及時的貨幣與長期貸款之間的錯配暴露後，政府總是通過各種方法來緩解危機，比如銀行休假、延期償還以及其他能修複儲蓄與投資、恐懼與信任之間缺口的措施。在1914年美聯儲成立前，銀行為了能進行集體操作建立了清算系統。但在銀行擠兌經常發生的時候，如果沒有像摩根大通這樣的巨頭幫忙，這個系統也應付不過來。美聯儲建立後（在摩根大通疲憊不堪後），金融危機發生的頻率有所降低。存款保險使得銀行賬戶更加不透明，貨幣也更加堅挺。美聯儲常常通過調和貨幣和投資之間的差異成功地緩解危機，争取了更多時間。
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有所不同是政客參與其中。在這次危機中，人們不再是努力找出失敗的投資，而是要努力地讀懂高熵的政府官員在想什麼，他們變化不定，一邊拯救這個公司一邊又打擊那個公司。美聯儲也被困在這個過程中。貨幣的生產變得政治化和高熵，經濟的前景也黯淡下來。結果，在21世紀前10年的中期，30%到40%的經濟利潤不是來自於生產投資和企業冒險，而是來自於投機性投資的零和遊戲和信用風險轉移。按帕金森的推論，公共債務越滾越大，吞並其他的金融手段，使其變得無效。
於是，政府開始擔保一切，包括房屋抵押貸款、儲蓄、養老金、醫療保健、工業財團、利維坦式的銀行、太陽能發電廠、小宗商業貸款、海濱物業、玉米的價格、大學學費、風車、廚房洗滌槽等等，但唯獨不能擔保貨幣的價值，而自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的時代後，穩定貨幣的價值一直是政府的職責。與此同時，革新的領域主要集中在社交網絡和金融衍生品。人們很少關註最下面的“物理層”。金融領域的贏利開始超越企業創新帶來的贏利。
金融危機的本質原因有沒有可能是貨幣制度缺乏低熵的物理層呢？縱觀幾百年的貨幣歷史，人們一直用黃金來代替不穩定的貨幣。一些批評家認為金本位制受到基於互聯網的信息標準的沖擊，他們並沒有抓住信息論的本質。信息論以信息所含有的“消息”來衡量信息（以數字形式，即出乎意料的位元與熵來表示）。高熵、有價值的信息需要低熵載體來傳輸。
在人類歷史上開採出來的13萬噸的黃金是最優異的低熵載體。如果沒有黃金，貨幣市場就很容易受到高熵的政治因素的影響。這些貨幣市場就像一個沒有穩定載體的通信體系，無法從噪聲中分辨信息。這些自然浮動的市場缺少客觀的手段，無法從貨幣流中將“白噪聲”和消息（即“經濟環境與價格的變化”）區分開來。在這樣的系統中，沒有信息的企業家只有利用貨幣噪聲的波動來創造新的金融財富。
貨幣是結算生產服務的一種表現形式，但從定義上來說，它和由它支付的服務不同。如果沒有黃金設立一個基準線，企業家精神就會蛻化為投機商和政府内部人員為了自身利益對貨幣的操縱。就像腐敗行為和投機的律師操縱法律一樣，這是現代就會的痼疾。
解決貨幣危機的一個方法就是黃金。在現有環境下，設立金本位制也許是不可行的。但跟金錢打交道的人都知道黃金價格的貨幣信號，也知道這些信號如果被忽視了是要付出代價的。如果一個政府毀滅了貨幣與價格傳遞出的信息量，那麼必然會導致黃金的回歸。
史蒂夫•福佈斯（Steve Forbes）經常說貨幣是價值的標準，是經濟體中衡量商品和服務的標尺。6他指出，讓貨幣浮動起來就像讓時鐘浮動起來一樣，也就是說，比如你今天將一個小時定為60分鐘，明天定位55分鐘，後天又定位85分鐘，那麼你很快就需要採取一些平衡措施，來應對時間衡量尺度的變化帶來的問題，從而便於計算出實際的工作時間。在這種情況下，就會有一堆人拼命購買“時間保險”。如果你不知道你貨幣的價值，也會發生同樣的情況。
銀行本質上屬於信托機構，但當銀行和政府機構内部的親信或密友勾結在一起時，就辜負了公衆的信任，銀行最重要的信托角色便岌岌可危了。
在經濟體系中以黃金為基礎來衡量貨幣價值，就相當於在法律體系中以憲法為基礎制約其他法律法規一樣，黃金與憲法都扮演著基本標準的角色。金本位制的存在使得貨幣能在全球之内進行自由兌換，而如果沒有黃金，那麼法定不兌現紙幣和主權債務領域就會出現全球性的資金出逃。黃金預先阻止了由於害怕政府操縱和銀行詐騙而引起的經濟動蕩。因此，黃金擴展了世界經濟範疇的内涵。
然而，黃金無法終結銀行體系的内在醜聞，因為在市場經濟體系中，長期性的、高熵的供給和短期性的、低熵的需求之間永遠存在期限錯配，這是造成醜聞的根源。只要自由意志主義者聚在一起，你就能聽到這種醜聞。其實銀行裡根本沒有錢，準備金制度是個騙局和錯覺。享有貨幣發行權的中央銀行可以沒有限制地印鈔。
已故的穆瑞•羅斯巴德和其他主張金本位者認為銀行總是存在醜聞，也是他們傳播了這些恐懼情緒。他們認為銀行裡必須要有黃金，而且這些黃金必須隨時能夠用於交付。銀行僅僅在名義上享有大量貨幣的所有權是不夠的，貨幣還必須具體化，隨時能夠流通，並隨時可以凍結，可以用來還債。實際上，這種情況永遠不可能發生。
在人類創造財富的過程中，金錢醜聞是一種必然存在的現象。
本文摘自《信息如何影響決策及財富創造》
《知識與權力》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經濟學家、數字時代三大思想家之一喬治R26;吉爾德的最新重磅作品。喬治R26;吉爾德80年代所著的《財富與貧困》一書，被稱為“美國新右派的資本主義宣言書”，為美國裡根時期的改革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論支持，也對中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本新書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探讨了政府與企業家、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權力代表政府，知識代表擁有智力和創新能力的企業家。喬治R26;吉爾德提出，企業家掌握的知識以及企業家分享知識、利用知識的自由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之源，要想讓經濟有效發展，關鍵是要解決具有創新意識的企業家與看得見的政府之手之間的矛盾。
在西方，《知識與權力》被認為是將重塑經濟學，重新設定人們讨論經濟學時措辭的重要作品，也被認為將會改變人們判斷政府行為對經濟所造成影響的方式。無論對於政府、智庫、學者還是企業家、創業者等，這都是一本不容錯過的經濟學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