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往常一樣搭乘地鐵5號線去上班，在華爾街站踏出綠色的車廂，沿著多年以來走過成千上萬次的路線去公司。我只是慣性地往前走—多年來一向如此，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小心翼翼地擠來擠去。人群中，有些人穿著筆挺的西裝，有些人背著郵差式通勤包。我艱難地擠出了自動檢票門，沿著髒兮兮的樓梯一步步往上爬，最後終於步入了華爾街。
熾熱的陽光灑滿這條街道，一幕幕景象映入眼簾，卻似乎什麼都看不太清楚。喧嚣讓我感到心煩意亂。空氣中充斥著汽車的鳴笛聲、修路工人操作氣錘的轟鳴聲和賣報人的叫賣聲。這位賣報人一邊抱著《紐約郵報》，一邊高聲喊著最新發生的具有轟動效應的性犯罪。卡車呼嘯而過，地面下駛過的地鐵發出了擾人的噪聲。救護車發出了刺耳的警笛聲，為了避開大街上的施工點而擠占了人行道。一家星巴克咖啡店裡傳出了陣陣雜亂無章、令人心煩的歌聲。我走進星巴克，本想上衛生間卻發現沒有。此時的我只感到暈頭轉向，思緒也淩亂不堪。
不過，在一片嘈雜之中我聽到了一種聲音，猶如瑞格舞的節奏一般，時而高，時而低，時而快，時而慢，但律動一直都依稀可辨。這是心跳的聲音或生命的律動嗎？這種聲音傳遞出了什麼信號、差異或新聞嗎？在各式各樣的經濟渠道中，這是難能可貴的創意律動之聲嗎？
1995年，我拿著投資者的500美元，向對方誇下海口說：“我選擇的投資必定穩賺不賠，我還將發現下一個微軟。”現在回想起來，真不知道自己當時究竟是怎麼想到許下這種承諾的。股市實在太嘈雜了，讓你無所適從。每一家企業對自己的描述都很精彩，每一只股票看起來都不錯，但企業實在太多了，它們的描述一個比一個精彩。太多的描述融合在一起，就構成了股市連綿不斷的震蕩。大多數希望通過技術分析參透股市的人，都把噪聲誤認為有用的信息，以至於最後被湮沒在股市的隨機運動中。
我認為自己確實與衆不同，具備了真正的投資知識，能夠幫助投資者賺取令他們驚異的收益。按照華爾街的慣常說法，就是賺取alpha收益，即高於市場平均收益水平的收益。雖然每個人都對此夢寐以求，雖然每個人都說自己能賺到，但實際上大部分人只能賺到beta收益，而且在茫茫投資大海中隨波逐流，收益水平高低不一。市場行情回暖向好之時，投資者自然表現神勇，反之，一旦行情回落，則被殺個片甲不留。為了獲得alpha收益，我需要依靠種種幫助、指導、指標和分析，有時候甚至還需要向交易員當面請教。
走在華爾街上，我眼前能看到的路標，只有位於華爾街和百老匯交叉路口的那座華盛頓紀念銅像，他橫伸的臂膀指向了附近的紐約證券交易所，似乎在提醒路人提防著交易所的那些交易員。街角就是摩根大通總部所在地—華爾街23號。1920年，無政府主義者曾經用炸彈從外部襲擊了這裡，而現在，無政府主義者卻是從各大銀行内部發起了襲擊，創造了一場又一場虛幻的alpha收益。
我必須用客戶的錢賺取新的收益，買入的股票必須升值5到10倍，才足以證明自己真正具備賺取alpha收益的本領。這本書沒有直接提到alpha收益，而是大量運用了“熵”的概念，其實二者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基本上意義相同，均代表突如其來的信號和出乎意料的回報。意料之内的回報已反映在價格和利率之中，我要為客戶帶來並非只包含在現價之中的“驚喜”，而且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月複一月、年複一年地做出成績。我要及時抛售被追捧過度的股票，從而加以對沖，以免落得泰坦尼克號那樣的慘淡結局。然而，如此宏大的願望
很容易實現嗎？我希望如此！
在搭乘地鐵5號線時，我想起早在1973年，一位穿著休閑裝、名叫拉裡的基金經理告訴我：“想當年，每天早上9點鐘，魏爾德公司（White Weld）的機構投資經紀人就會給我打電話，及早告知公司内部分析員對寶麗來、施樂、菲利普•莫裡斯（Phillip Morris）幾只大股的股價分析。雖然每股交易成本要75美分，但又何足挂齒？畢竟當時紅得發紫的股票只有50只，因而有‘漂亮50’（Nifty Fifty） 之稱，買入之後就不要出手。我可能需要從《華爾街日報》的《股聞天下》欄目或《商業週刊》的《深入華爾街》專欄獲得一些啟發。
可惜“漂亮50”的股票後來也形勢不妙，而由指數基金教父約翰•博格爾（John Bogle）創辦的投資管理公司先鋒集團（Vanguard Group）卻逆勢而起。1975年，在市場放寬管制、佣金浮動制以及交易成本下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該集團意識到所謂alpha收益不過是神話而已，凡人是無法打敗市場的，因而索性編制了一些指數作為投資指導。因此，購買先鋒基金就等於購買股市的統計樣本，以至於股價包含的真知灼見蕩然無存。
球，只能被他人控制，無法塑造他人。 而先鋒集團告訴我們說，我們並不是一個時刻處於被動地位的高爾夫球，我們本身就代表著市場。但即便我們代表著市場，我們也絕不是市場的塑造者，而只是像一個皮球一樣被市場踢來踢去。我們在本書中將深入了解的香農就沒有被所謂的指數基金迷惑，他最後成了一個能夠賺取alpha收益的投資者。
25年之後，市場指數已泛濫成災，意味著人們只能賺取beta收益。真知灼見反而湮沒於噪聲與快速交易之中。電腦入，人腦出，正是20世紀70年代科幻式想象的典型寫照。正當我回想著人類在20世紀70年代表現出來的智慧時，一位正在拿著蘋果手機玩兒“憤怒的小鳥”的流浪漢突然尖叫了一聲，將我的思緒拉了回來。
指數折射了市場，可說是一種投資渠道，就如貝爾實驗室的香農在其別具一格的信息論著作中基於數學角度界定的信道一樣。事實上，指數只能用來推斷可以預測的市場回報，但幾乎完全忽略了創意與創新所帶來的利潤，而這種利潤往往來自未納入指數範圍的新公司。我必須打敗指數，争取獲得遠遠超出指數預測的投資收益，我必須依靠真正的、不具有可預測性的知識。在利用指數作為渠道的同時，真正的知識有助於預示指數平均值造成的扭曲現象。真正的知識的一個標志性特徵就是它能給人帶來驚異，無論是好的驚異，還是壞的驚異，只有在充分了解令人驚異的信息之後，才能獲得真正的知識。
當本書描述的信息革命開始飛速發展之際，我就獲得了一個優勢，可以借助信息論作為投資指導。我在貝爾實驗室的事業，起步較香農遲了35年。實驗室會在所有新員工上班的第一天發一個9×12英寸的皮革手提包，手提包的一角上印著貝爾實驗室的標志。實驗室内所有出入口都有門衛把守，以防止員工拿走實驗室的設備，但實驗室規定門衛不得檢查員工的“貝爾手提包”。 在個人電腦遠未流行的年代，貝爾實驗室的員工（哦，這裡指的就是本人）曾暗中把PDP?11 微型電腦拆件放進貝爾手提包中帶回家，這種方式與電影《風流醫生俏護士》（M*A*S*H）中的拉達爾•奧賴利（Radar O’ Reilly）將一輛吉普車運回家的方式一模一樣。據說肖克利等人就是通過這種方式發明了晶體管。用真空管制造而成的機器不具備盜竊價值，因為材料太多，信息量太少。在當年的貝爾實驗室，信息化手段已經初現端倪，而今天的技術已經能夠對一切事物進行信息化處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盜取最值錢的信息，不必再使用手提包，而只需要一個小小的“拇指驅動器”即可。
我在貝爾實驗室工作了幾年之後便辭職了，轉而去華爾街從事投資事業。當我走在華爾街上時，街上回蕩著震耳欲聾的音樂聲。這就是市場，是華爾街的律動，充斥著每個人的思維。作為投資界的從業人員，我日複一日地受到來自四方八面的信息沖擊，其中包括《華爾街日報》、雅虎財經、實時股市報價、新聞稿、“股市推特”（Stock Twits，股票投資者的微博社區）中林林總總的消息。
雖然有這麼多的信息源，我仍然沒有獲得真正的知識，而只能對市場上的種種意外發展加以事後分析，以便從中找到新的說法。為求對市場行情的意外發展做出預測，我不得不全力以赴，苦苦思索，但當務之急始終在於把握住市場脈搏。
雖然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但足以構成真正知識的深刻見解著實少之又少，但最後總算略有所成，否則我當年受托投資的500 美元資金就會重返指數的苦海沉浮其中。在泡沫嚴重的特殊時期，雖然市場上一片叫好聲，根本沒有什麼噪聲，投資者仍然能夠獲利。不過這種時期比較少，在大多數情況下，如果市場上沒有噪聲，就不會有回報。而如果市場衆口一詞，一如20世紀70年代的“漂亮50”，或者連退休者也在機場旗艦俱樂部的會員候機大堂的閑談中提到考慮多買點蘋果股份，那你就應該暫時收手，靜待市場噪聲的重現，再重出江湖。
作為一名投資者，我必須每天為市場把脈，在源源不斷的市場傳聞中去僞存真，才能為客戶淘金，因為我只有深入把握市場脈搏，才能領會當前的市場信息。在這個過程中，我必須抗拒傳統觀念，而冒著風險去傾聽市場噪聲，從中甄別出新信息，然後預測接下來會發生什麼。這個過程可以讓我獲得真正的知識。真正的知識從來都是來之不易的，雖然跟發現座頭鲸的難度差不多，但經過一番艱苦的努力，真正的知識的確是可以獲得的。
在充斥華爾街的走勢預言中，你很難區分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根據財務信息的全面披露規定，公司只能在每個季度舉行一次的財務報告發佈會上就行業發展趨勢給出一些指導意見，即使公司業績表現理想而受贊賞，面對有關未來稅率走向的提問，公司也只能給出一些所謂的指導意見。這種指導不會傳遞出任何新信息，這就是香農所說的“零熵通信”。 在我對信息的需求越來越迫切之際，市場上可以獲得的信息卻變得越來越少。
市場樣本或許只能反映出市場的平均收益水平。只有從相關信息中提取真正的知識，才能取得alpha收益，才能在華爾街稱雄。指數不過是一堆無用的信息，其中雜亂無章的信息只會湮沒真正的知識，而無助於揭示出它們。因此，將指數作為投資依據，你只能獲得beta收益，而不是alpha收益。
面對如此形勢，有真本領的基金經理又有何對策呢？他們自當全力掌握市場脈搏，繼而根據個人經驗從中理出頭緒，辨別市場出人意表的轉變所在—驚喜即將出現，即香農所說的高熵的知識，這種知識是非常珍貴的。指數投資策略、即日平倉交易策略、趨勢投資策略等都不如根據真正的知識去投資。
我前往位於矽谷中心的帕洛阿爾托市尋找機遇。那裡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子就能賣到250萬美元。我為什麼要去矽谷呢？因為那裡可以發現令人意想不到的驚異。事實上，擊敗市場，獲得高於市場平均數的收益之道，不在於華爾街中的買賣手法，而在於對驚異、市場變化、經濟體的生產力結構的理解和預測。至於其他的一切，只不過是噪聲而已。
在矽谷，每天都有令人驚異的事情發生。比如，有人寫出了某種別出心裁的計算機代碼，推動了零售業的變革，或者有人運用信息論寫出了某種安全算法（security algorithm），或者有人發明了某種新式Wi-Fi光束。凡此種種，都屬於驚異。要想獲得切實可行的知識，必須超脫於股市交易的範疇，深入地分析科技變化態勢及其對各種人機界面的影響，並分析為什麼現有的很多公司將會倒閉。
在矽谷的每一天，我都能感受到科技發展帶來的驚異。很多年以前，我曾經跟一組科研人員見面，當時他們以每秒5GB的速度將信息儲存於短短數米的電纜之内，而且成本非常低廉，在當時來講，這種技術是前所未聞的。後來，高清晰度多媒體接口技術（HDMI）橫空出世，我敢說正是有了這項技術，你才能夠用你的平闆電視播放高清視頻。其實，種種驚世科技之所以能夠產生改變既定遊戲規則的奇效，是日積月累的結果，而非一蹴而就所得。雖然這類科技企業未必能夠成為下一個微軟，但在科技發展中也算是做得足夠好了。這些企業只能從噪聲中去僞存真，形成主見，把握市場脈搏，最終創造巨大財富。指數畢竟只能幫助你回顧以往的股市行情，而無法幫你把握未來的市場脈搏。要想獲得投資界趨之若鹜的alpha收益，要想獲得高熵的信息，要想捕捉到能夠促使股價呈線性增長態勢的信號，就必須對企業創造的驚異有深刻的認知。
有關經濟趨勢的說法每天都會變化，這是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的表現，也是市場作為一個載體帶往未來的高熵信息。
—投資家安迪•凱斯勒（Andy Kessler）
本文摘自《信息如何影響決策及財富創造》
《知識與權力》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經濟學家、數字時代三大思想家之一喬治R26;吉爾德的最新重磅作品。喬治R26;吉爾德80年代所著的《財富與貧困》一書，被稱為“美國新右派的資本主義宣言書”，為美國裡根時期的改革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論支持，也對中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本新書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探讨了政府與企業家、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權力代表政府，知識代表擁有智力和創新能力的企業家。喬治R26;吉爾德提出，企業家掌握的知識以及企業家分享知識、利用知識的自由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之源，要想讓經濟有效發展，關鍵是要解決具有創新意識的企業家與看得見的政府之手之間的矛盾。
在西方，《知識與權力》被認為是將重塑經濟學，重新設定人們讨論經濟學時措辭的重要作品，也被認為將會改變人們判斷政府行為對經濟所造成影響的方式。無論對於政府、智庫、學者還是企業家、創業者等，這都是一本不容錯過的經濟學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