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土地公共投入均等化有利人轉，土地公共投入高低懸殊有礙人轉
現代城市地租理論的研究認為，在一個最優規模的城市中，總地租等於社會公共品的投入，這一點也符合我們直觀的判斷：地價高昂的大城市也是公共財政、公共設施、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投入最多最集中的地方。就如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隨著巨量資金的預期投入，就有知名地產商預計，北京房價地價將會迎來新一輪飙升，結果很快也得到了驗證。總之，與肥沃程度及運輸成本決定農業社會的地租完全不同，城市地租是由公共品投入決定的。
人們往大城市聚集，是因為大城市能提供更大的規模經濟和更好的文化生活。所以我們在一些歐洲小國看到，一個首都往往就聚集了一個國家近半的人口。但像中國這樣十幾億人口的世界大國就肯定不行，因為我們遇到了在既定資源和技術條件下城市規模的人文和生態的瓶頸。因此，中國抑制大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的發展有其客觀合理性。但是，如果我們用各種其中主要是行政手段限制大城市的人口流入，同時又將公共產品進一步向大城市集中傾斜，這樣就會造成更大的公共產品提供的落差，導致人們渴望進入的城市其戶籍制度是封閉的，無法進入，而政府鼓勵人們轉移落戶的中小城市由於公共產品投入不足，人們並不願意移往。這樣，人轉即城市化轉型同樣會受阻。
其實，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最大差距不在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而在於鄉村和小鎮。發展中國家的旅行者往往驚歎的是在發達國家的任何一個鄉鎮角落，其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水平和覆蓋相對於當地不多的人口而言，依然到位。而在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即便只要離開首都北京城市中心幾十公裡，公共產品的供給相對於人口比例而言，已經有天壤之別。因此，要成功地實現人轉即城市化轉型，城市内部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均等化，中心城市與衛星城市乃至不同城鎮相對於人口的服務均等化，最後到全國城鄉人均公共產品的均等化，恐怕是一條不可避免的發展道路。這樣就需要對我們今天公共財政與公共品投入的方式進行根本性的反思和調整，首先從中心城市與衛星城市的城市群人均公共服務均等化出發，來設置城市化佈局和引導人口的市場化遷移與融入。
本文摘自《新土改》
城市化道路的選擇，反映和制約著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抉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未來二三十年中國的前途與命運。在本書中，華生從城市化道路選擇的戰略高度，全面分析了纏繞中國社會幾千年的“老三農”問題如何向“新三農”問題演變，剖析了城鄉對立的二元體制和土地財政的困境，揭示了土地權利的症結。在總結中國和世界各國城市化道路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新型城市化道路以及土地和戶籍制度改革的總體規劃設計，包括如何統籌解決土地財政、戶籍制度、房產稅和小產權房等焦點、難點問題的具體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