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的70~80年代，世界正處於巨變之中。拉丁美洲也不例外。迪亞斯建立的制度與安東尼奧·洛佩斯建立的或者西班牙殖民政府的制度不同。世界經濟在19世紀的後半葉迅速發展，像蒸汽船和鐵路這些運輸業的創新，大大擴展了國際貿易。全球化的浪潮意味著像墨西哥這樣的資源豐富的國家——或者更恰當的是這些國家的精英——能夠通過出口原材料和自然資源給工業化的北美或西歐國家而致富。這樣，迪亞斯及其同夥發現他們自己處在一個完全不同的、迅速變化的世界之中。他們意識到墨西哥也必須要變。但是，這不意味著徹底廢除殖民制度，用跟美國相似的制度來代替這些制度。相反，他們的制度是一種“路徑依賴”的變化，只是把原本就使拉丁美洲貧窮不平等的制度帶到了下一個時期。
全球化使美洲的廣大地區即待開發的邊疆更有價值了。通常，這些邊疆地區只是虛假地呈現出待開發的狀態，因為這些地區早先居住的都是被殘酷剝奪了一切的原住民。同樣，搶奪攫取這些新發現的有價值的資源，成為19世紀後半葉美洲多個國家的一種主流的行為。這種具有極大價值的邊疆的突然開發不僅沒有讓美國和拉丁美洲國家出現同步發展，甚至還造成了更大的不同，這是由已經存在的制度差異形成的，特別是那些關系到土地所有權的條款。在美國，一系列立法行動——從1785年的《土地條例》到1862年的《宅地法》，賦予了人民更廣泛地獲取邊疆土地的機會。36盡管原住民被排擠走了，但是這在一定程度上創造了一個平等的、更具經濟活力的邊疆地區。然而，在大多數拉美國家，政治制度造成了完全不同的結果。邊疆地區的土地分配給了權貴階層和富人，以及和他們有關系的人，並使這些人變得更有權勢。
迪亞斯也開始廢除阻礙國際貿易的殖民時代遺留下的制度，他期望這樣做能夠讓他及其支持者致富。然而，他所採用的模式並不是他所看到的格蘭德河北邊的經濟發展模式，而是科爾蒂斯、皮薩羅和托拉多的模式——精英們可以攫取大量財富，而其他人被排除在外。當精英們投資的時候，經濟就增長一點，但是這種經濟增長通常總是令人失望。在這種新秩序下，經濟增長也是以犧牲沒有權利者的利益為代價的，比如說索諾拉諾加利斯的雅基族人。在1900年到1910年之間，大約3萬雅基族人被驅離家鄉，實際上變成了奴隸，被趕到尤卡坦半島的劍麻種植園工作（劍麻纖維是非常有價值的出口品，因為它們能用於制作繩索和麻線）。
這種對增長有害的特定制度模式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一直頑固持續到20世紀，其影響通過下面的事實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就像19世紀一樣，各種集團為争奪權力而鬥争，這種模式造成了經濟停滞和政治動蕩以及持續不斷的内戰和政治運動。迪亞斯最終在1910年失去了權力。墨西哥革命之後，玻利維亞在1952年、古巴在1959年、尼加拉瓜在1979年也發生了革命。同時，内戰先後在哥倫比亞、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和秘魯發生。資產徵用和被徵用的威脅仍在繼續，同時在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危地馬拉、秘魯和委内瑞拉發生了大規模農業改革（或者試圖進行改革）。革命、徵用、政治不穩定伴隨著軍政府和各種不同形式的獨裁而來。盡管也存在著漸進的變化，給予民衆更多政治權利，37可是直到20世紀90年代大多數拉美國家才開始民主化，而且即使那時，它們還深處動蕩的泥潭。
這種並不穩定伴隨著大規模的鎮壓和謀殺。1991年智利國家真理與和解委員會報告確定，在1973年到1990年皮諾切特（Pinochet）獨裁統治期間，有2279人由於政治原因被殺害，大約50000人被投入監獄遭受折磨，數十萬人被解雇。1999年的《危地馬拉歷史澄清委員會報告》確定，總共有42275人被謀殺。也有其他報告宣稱在危地馬拉1962年到1996年間有20多萬人被謀殺；在弗拉因·裡奧斯·蒙特（Efrain Ríos Montt）將軍統治期間就有7萬人被害，他犯下了這些謀殺罪行卻不受懲罰，甚至還在2003年競選總統，幸好他沒有當選。阿根廷全國失蹤人口委員會認為在1976年到1983年間被軍隊殺害的人口達9000人，盡管它註意到實際的數字可能要高得多（人權組織估計的數字通常是30000人）。
本文摘自《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回答了困擾專家們幾個世紀的問題：為什麼有的國家富、有的國家窮；國家為什麼按照富裕不富裕、健康不健康、食物充足不充足來劃分？是文化、天氣、地理特徵還是不知道正確政策？
簡單說，什麼都不是。沒有任何一個因素是確定的或註定的。德隆·阿西莫格魯和詹姆士·羅賓遜令人信服地表明，人為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對經濟成功（或經濟不成功）至關重要。在15年原創性研究的基礎上，作者整理了羅馬帝國、瑪雅城市國家、中世紀威尼斯、蘇聯、拉美、英格蘭、歐洲、美國和非洲的大量歷史證據，建立了一個跟當今社會下列重大問題高度相關的新政治經濟學理論，包括：中國會以如此快的速度持續增長嗎？能夠超越西方嗎？美國的最好時光過去了嗎？我們正在從限制精英人物擴張權力的良性循環走向使少數人致富和擴張權力的惡性循環嗎？什麼是幫助數十億貧困人口走向繁榮的最有效方式呢？是來自西方富裕國家更多的慈善援助？還是學習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創造性觀點得出的關於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相互作用的經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