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革命開始於英國。其最初的成功是通過水力並在後來採用蒸汽機驅動新機器來生產棉佈。棉紡織業生產的機器化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生產效率，後來效率的提升又擴展到其他產業。整個經濟中技術突破的發動機是創新，充當先鋒的是新企業家，以及熱心採用它們的新思想的商人。這種創造性的做法很快就跨越大西洋傳到了美國。人們看到了應用在英國發展起來的新技術可以帶來巨大的經濟機會。他們也受到激勵，開始動手發明。
通過看看誰被授予專利，我們就能夠理解這些創新的性質。保護思想產權的專利系統在1623年英國議會制定的壟斷法中就系統化了，特別是阻止了國王隨意給他想給的人發“專利證書”——這樣就能有效地把排他性權利授予特定活動或商業。在美國關於專利授權最驚人的特徵在32於被授予專利的人來自各種背景、各個生活階層，而不僅僅是富人和精英。許多人就是由於自己的發明專利致富的。就拿托馬斯·愛迪生（Thomas Edison）來說，他是留聲機和燈泡的發明者，通用電氣公司的創始人，該公司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愛迪生是七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他的父親薩缪爾·愛迪生（Samuel Edison）從事過很多種職業，從劈面闆做屋頂到裁縫到開旅館。托馬斯幾乎沒有受過正規教育，而是在家裡接受他母親的教育。
在1820年到1845年間，美國只有19%的專利權人的父母親是專業人士或者來自大地主家庭。同一時期，40%的專利權人只受過初級或更少的教育，就像愛迪生一樣。而且，他們通常利用他們的專利開辦企業，這一點也跟愛迪生一樣。正像19世紀的美國在政治上比其他同時期的國家民主一樣，在鼓勵創新上也比其他國家民主。這對它成為世界上最具有經濟創新性的國家至關重要。
如果你很窮但是有一個好的想法，拿到專利是完全可能的，因為申請專利畢竟花不了太多錢。但是，要用專利賺錢就完全是另一個問題了。當然，一種方式是把專利賣給其他人。愛迪生早年的時候就是這麼做的，為的是積累資本，比如他把其四路多工電報的專利以10000美元賣給了西聯公司。但是出售專利只有對像愛迪生這樣的人才是一個好的想法，他形成想法比他付諸實踐快得多。（他在美國就獲得了1093項專利，在全世界範圍内獲得了1500項專利，這在全世界都遙遙領先。）從專利中賺錢比較實際的方式是自己開公司。但是，開公司需要資本，需要銀行借錢給你。
美國的發明者又一次很幸運。在19世紀，金融中介和銀行業的迅速擴展成為美國經濟迅速增長和工業化的重要推動力。1818年，美國開了338家銀行，總資本達到了1?6億美元。到1914年，美國有27864家銀行，33總資本達到273億美元。美國有潛力的發明家都可以立即獲得資本開辦企業。而且，銀行之間的競争和美國的金融制度意味著資本以相當低的利息就可以獲得。
在墨西哥，情況就不是這樣。1910年，就是墨西哥革命發生的那一年，墨西哥只有42家銀行，並且其中的兩家銀行控制了整個銀行資本的60%。墨西哥不像在美國那樣，銀行業的競争那麼殘酷，在這裡銀行之間基本上不存在競争。這種缺乏競争意味著銀行能夠向客戶收取非常高的利息，這就只能夠把錢貸給特權階層和已經非常富有的人，他們利用能夠得到的信貸加強對不同經濟部門的控制。
墨西哥銀行產業在19世紀、20世紀表現出來的形式是這個國家後殖民時期政治制度的直接結果。桑塔·安納（安東尼奧·洛佩斯）時代的混亂之後，1864年到1867年間，拿破侖三世（Napoleon Ⅲ）的法蘭西政府試圖在馬克西米連（Maximilian）國王統治下的墨西哥建立殖民制度。法蘭西人被趕走了，新憲法制定了。但是，先是華雷斯（Benito Ju?rez）後是塞巴斯蒂安·特哈達·科拉爾（Sebasti?n Lerdo de Tejada）建立的政府很快就受到一個名叫波菲裡奧·迪亞斯（Porfirio Díaz）的年輕軍人的挑戰。迪亞斯在抗擊法蘭西的戰争中是一個常勝將軍，滋生起對權力的強烈渴望。他建成了起義軍，並在1876年11月的特考克戰役中擊敗了政府軍。第二年5月，他當選為總統。他繼續採用多少有些頑固並且日益獨裁的方式統治墨西哥，直到34年後爆發革命才被趕下台。
跟他之前的伊圖爾維德和安東尼奧·洛佩斯一樣，迪亞斯也是從軍隊指揮官開始其政治生涯的。這種進入政治的職業路徑在美國當然衆所週知。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也是獨立戰争中的常勝將軍。尤利塞斯·S.格蘭特（Ulysses S.Grant），美國内戰中獲勝聯盟的將軍之一，在1869年當選總統；艾森豪威爾（Dwight D.Eisenhower），34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盟軍最高司令，在1953年到1961年間任美國總統。然而，與伊圖爾維德、安東尼奧·洛佩斯和迪亞斯不同的是，他們沒有一個是運用武力獲得政權的；他們也沒有一個運用武力來避免不得不放棄政權的可能。他們遵守憲法。盡管墨西哥在19世紀也有憲法，但是他們對伊圖爾維德、安東尼奧·洛佩斯和迪亞斯的所作所為幾乎沒有限制。這些人的權力被剝奪的方式跟他們獲得權力的方式相同：運用武力。
迪亞斯侵犯了人民的產權，方便了大量土地的徵用，授予各商業領域的支持者以壟斷權和支持，包括銀行業。這些做法並沒有新東西。這些恰好就是西班牙徵服者曾經的所作所為，之前的安東尼奧·洛佩斯也是這樣做的。
美國擁有對其經濟繁榮尤其重要的銀行業的原因，跟擁有銀行者的動機毫無關系。實際上，強化墨西哥銀行壟斷性質的利潤動機，在美國同樣存在。但是這種利潤動機實現的方式完全不同，這是因為美國有完全不同的制度。銀行家面對不同的經濟制度，面對的是讓他們參與更激烈競争的制度。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為銀行家制定規則的政治家自己所面對的是完全不同的激勵因素，這些因素也是由不同的政治制度造成的。事實上，在18世紀後期，也即美國憲法實施之後不久，看上去跟墨西哥占主導地位的銀行系統相似的銀行系統開始出現。政治家盡力建立起國家銀行壟斷，這樣他們就可以讓他們的朋友和合夥人獲得部分壟斷利潤。銀行不久也參與到貸款給管制他們的政治家的業務中，就像墨西哥一樣。但是，這種狀況在美國持續的時間不長，因為試圖建立這種銀行壟斷的政治家們，跟墨西哥的政治家們不同，他們要面對選舉的制約。建立銀行壟斷並放款給政治家，對政治家來講是種如意的生意，前提是35如果他們能夠逃避處罰的話。然而，對市民來講不是特別好。跟在墨西哥不同，在美國，人們可以約束政治家，並且把那些運用權力謀取私利或者幫助同夥獲得壟斷者趕下台。結果，銀行壟斷沒有了。在美國政治權力的廣泛分配，特別是與墨西哥相比，保證了人們都可以同等地獲得融資和貸款。結果，這確保了有想法和創新的人可以從中獲得收益。
本文摘自《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回答了困擾專家們幾個世紀的問題：為什麼有的國家富、有的國家窮；國家為什麼按照富裕不富裕、健康不健康、食物充足不充足來劃分？是文化、天氣、地理特徵還是不知道正確政策？
簡單說，什麼都不是。沒有任何一個因素是確定的或註定的。德隆·阿西莫格魯和詹姆士·羅賓遜令人信服地表明，人為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對經濟成功（或經濟不成功）至關重要。在15年原創性研究的基礎上，作者整理了羅馬帝國、瑪雅城市國家、中世紀威尼斯、蘇聯、拉美、英格蘭、歐洲、美國和非洲的大量歷史證據，建立了一個跟當今社會下列重大問題高度相關的新政治經濟學理論，包括：中國會以如此快的速度持續增長嗎？能夠超越西方嗎？美國的最好時光過去了嗎？我們正在從限制精英人物擴張權力的良性循環走向使少數人致富和擴張權力的惡性循環嗎？什麼是幫助數十億貧困人口走向繁榮的最有效方式呢？是來自西方富裕國家更多的慈善援助？還是學習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創造性觀點得出的關於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相互作用的經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