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平等的世界。國家間的差別跟兩個諾加利斯間的差別差不多，只不過範圍更大一些。在富國，人們更加健康、更長壽，受到更好的教育。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夠獲得更多的福利設施，並且擁有更多的選擇，40比如從休假期到職業規劃等，而這些都是窮國的人們夢寐以求卻難以得到的。富國的人們可以在沒有坑窪的道路上駕車，可以在家裡使用衛生間、電器和自來水。同樣重要的是，他們的政府不會隨意拘捕或騷擾他們；相反，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包括教育、衛生保健、道路和法律秩序等。同樣值得註意的是，人們在選舉中有投票權，在國家所採取的政治方向上有話語權。
世界不平等的巨大差距對每個人都很明顯，甚至對那些窮國的人也如此，盡管他們沒有接觸到電視或互聯網。就是對這些差距的認識和現實驅使人們非法穿越格蘭德河或者地中海，以便有可能享受富國生活水平和機遇。這種不平等不僅僅對窮國每個人的個體生活具有影響，它還引起了怨恨與不滿，在美國和其他地方產生了重大的政治後果。我們這本書的核心，就是要認識到這些差距為什麼存在以及它們由什麼引起。建立這種認識本身不是最終的目標；對於如何改進仍舊生活在貧困中的數十億人的生活，這麼做是獲得相應的新想法的第一步。
諾加利斯栅欄兩邊的差距僅僅是冰山一角。這裡跟墨西哥北部其他地區一樣，都從與美國的貿易中得益，盡管不是所有的貿易都合法，諾加利斯的居民比墨西哥其他地區的人要富裕，戶均年收入大約5000美元。索諾拉州諾加利斯的相對富裕源於集中在產業園的組裝工廠，其中最早的一家工廠是由來自加利福尼亞的籃子生產商理查德·坎貝爾（Richard Campbell，Jr.）創辦的。最早的承接商是Coin?Art，這是理查德·鉑斯（Richard Bosse）所有的一家樂器公司，鉑斯還是亞利桑那州諾加利斯生產長笛和薩克斯的Artley的所有人。Artley之後又有了梅莫雷克斯（Memorex，生產計算機配線）、艾文特（Avent，加工醫院服裝）、格蘭特（Grant，生產太陽鏡）、張伯倫\[Chamberlain，為西斯（Sears）公司生產車庫門開關\]和新秀麗（Samsonite，生產箱包）。重要的是，所有這些公司的總部都位於美國，老闆也是美國人，使用美國的資本和技術。相比於墨西哥其他地區，索諾拉州諾加利斯更顯繁榮，但其根源是來自外部。
跟美國與全球許多國家之間的差距相比，美國和墨西哥的差距要小。美國普通公衆的富裕程度是墨西哥普通公衆的7倍；是秘魯和中美洲國家居民的十多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普通居民的大約20倍，是馬裡、埃塞俄比亞、塞拉利昂這些最窮非洲國家的幾乎40倍。並且，世界上不僅僅是美國一個富國，還有其他富國，這些富國的數量雖少，但在不斷增加，大部分在歐洲和北美洲，外加澳大利亞、日本、新西蘭、新加坡、韓國，這裡的居民過著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居民完全不同的生活。
亞利桑那州諾加利斯比索諾拉州諾加利斯富得多的原因非常簡單：這是因為國境線兩邊採取的是完全不同的制度，這給亞利桑那州諾加利斯和索諾拉州諾加利斯的居民創造了完全不同的激勵。美國現在遠比墨西哥或者秘魯富得多，是由於其制度——無論是經濟制度還是政治制度——所形成的產業、個人或政治家們的激勵方式。每個社會都是由國家和公民共同形成和實施的一系列經濟和政治制度推動的。經濟制度形成經濟激勵：受教育的激勵、儲蓄和投資的激勵、創新並採用新技術的激勵，等等。政治過程決定了人們生活在什麼樣的經濟制度下，政治制度決定了這個過程如何運行。例如，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決定了公民限制和影響政治家如何行事的能力。這又決定了政治家是不是公民的代理人，盡管這種做法並不完美，或者政治家能夠濫用委托給他們或者由他們篡奪的權力來積累他們自己的財富，並從事可能對公民有害的事務。政治制度包括但不限於成文的憲法，也不限於社會是否是民主社會。他們包括國家管理和治理社會的權力與能力。42廣泛考慮決定政治權力如何分配的因素也是必要的，特別是不同集團集體行動追求自己的目標，或阻止其他人追求其目標的能力。
就像制度影響現實生活中的行為和激勵因素一樣，他們會決定國家的成敗。個人才能在社會的每個階層都很重要，但是需要一個制度框架把它轉化成積極的力量。比爾·蓋茨，就像信息技術產業的其他優秀人物［比如保羅·艾倫（Paul Allen）、史蒂夫· 鮑爾默（Steve Ballmer）、史蒂夫·喬佈斯（Steve Jobs）、拉裡·佩奇（Larry Page）、謝爾蓋·佈林（Sergey Brin）、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一樣，具有很高的才能和抱負。但是，他最終是要對激勵做出反應。美國的教育體系能夠讓蓋茨和其他像他一樣的人，獲得一系列獨特的技能，實現他們的才能。美國的經濟制度能夠讓這些人非常容易地開辦公司，不會面對不可逾越的障礙。那些制度也使他們為自己的計劃融資成為可能。美國的勞動力市場讓他們能夠雇用有資格的人才，相對而言更富競争性的市場環境能夠讓他們擴大公司和產品市場。這些企業家從開始就對自己夢想的計劃能夠實現滿懷信心：他們相信這些國家的制度和法制，無須擔心財產安全。最終，政治制度確保了穩定性和持續性。一方面，他們確信不存在獨裁者篡奪權力、改變遊戲規則、徵用財產、監禁他們或者威脅他們的生命或生活。另一方面，他們也確信，社會中沒有特殊利益集團能夠扭曲政府的做事方式，做出有害經濟的行為，因為政治權力是既有限又足夠廣泛地分散，這使得創造出繁榮的激勵因素的一系列經濟制度能夠出現。
這本書將表明，盡43管經濟制度對決定一個國家的貧富非常重要，但是政治和政治制度決定了一個國家有什麼樣的經濟制度。美國良好的經濟制度源於1619年之後逐漸形成的政治制度。我們關於世界不平等的理論，表明了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如何相互影響，導致貧富的差距，以及世界的不同地區是如何最終形成了這些不同的制度。我們對美洲國家歷史的簡要回顧，讓我們開始意識到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力量。當前不同的制度模式深深植根於歷史，因為一旦社會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組織起來，它傾向於一直持續下去。我們在本書中還將表明，這一事實來自政治和經濟制度相互作用的方式。
這種持久性及形成它的力量也解釋了，為什麼消除世界不平等、讓窮國致富是如此困難。盡管制度對兩個諾加利斯之間、美墨之間的差異至關重要，但是那並不意味著墨西哥就一致同意要改變制度。只要有一種制度對控制著政治和政治制度的人來說可能更好，這個國家就不覺得有必要採用對經濟增長和公民福利最好的制度。一個社會的權力階層和其他階層經常在保留哪些制度、改變哪些制度上無法達成一致。盡管新產業的進入能夠造福數以百萬計的墨西哥人，但卡洛斯·斯利姆不願看到其政治上的關系和保護其產業壟斷的準入壁壘消失。由於無法達成這種一致，社會最終採取哪些規則是由政治決定的：誰擁有權力以及這種權力如何運作。卡洛斯·斯利姆有權力得到他想要的一切。比爾·蓋茨的權力就有限得多。因此，我們的理論不僅關乎經濟學，還關乎政治學。它關乎制度對國家成敗的影響——因此是關於貧困和繁榮的經濟學；它也是關乎制度如何被決定，如何因時而變化，以及即使它們造成了數百萬人的貧困和痛苦，卻仍然無法改變——因此也是關於貧困和繁榮的政治學。
本文摘自《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回答了困擾專家們幾個世紀的問題：為什麼有的國家富、有的國家窮；國家為什麼按照富裕不富裕、健康不健康、食物充足不充足來劃分？是文化、天氣、地理特徵還是不知道正確政策？
簡單說，什麼都不是。沒有任何一個因素是確定的或註定的。德隆·阿西莫格魯和詹姆士·羅賓遜令人信服地表明，人為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對經濟成功（或經濟不成功）至關重要。在15年原創性研究的基礎上，作者整理了羅馬帝國、瑪雅城市國家、中世紀威尼斯、蘇聯、拉美、英格蘭、歐洲、美國和非洲的大量歷史證據，建立了一個跟當今社會下列重大問題高度相關的新政治經濟學理論，包括：中國會以如此快的速度持續增長嗎？能夠超越西方嗎？美國的最好時光過去了嗎？我們正在從限制精英人物擴張權力的良性循環走向使少數人致富和擴張權力的惡性循環嗎？什麼是幫助數十億貧困人口走向繁榮的最有效方式呢？是來自西方富裕國家更多的慈善援助？還是學習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創造性觀點得出的關於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相互作用的經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