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蜂蜜,大麥

2015-06-17 11:23:15

  早晨,打開美國一個小廢品站的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保險櫃數錢。當然,這首先是因為你沒有把錢帶回家。在20世紀80、90年代,我從十幾歲的少年成長為一個大學畢業生,期間一直在家裡的廢品站幫忙,那時我們選擇把錢留在保險櫃裡,原因有二:首先,把3000美元放在車子行李箱裡然後開車到處亂走始終不是個好主意(不過我父親經常這樣做);其次,你永遠也不知道顧客什麼時候來,會不會早晨第一件事便是收購價值數千美元的廢品。如果我們需要更多現金——這種情況經常出現——便會派人在上午9點銀行開門時跑去取錢。

  至少在我記憶中事情就是這個樣子。

  夏天,我的妹妹艾米會和父親及祖母一起,坐在前台數錢。大學畢業之後我也加入了他們。可大多數時候只有父親和祖母兩個人在早上6點30分一起數錢,然後放入收銀機裡。你可以看到這樣的畫面,一個大腹便便、頭頂上有一圈頭發的矮個子男人在數大額鈔票,一個體重45公斤、長著一雙冰藍色眼睛的瘦弱老太太在數小額鈔票。然而,按照慣例,電話鈴聲響起,母子相處的平靜被打破了,父親就讓祖母獨自一人完成數錢工作,而他則去前台後面他的辦公室接電話。

  那間辦公室裡有兩個特別顯眼的東西:一只破爛不堪、用一截大樹樁制成的挂鐘,是從明尼蘇達州博覽會買來的;一扇巨大的窗戶,可以看到前台和那裡的收銀機。從那裡,父親不僅可以看到祖母和她付錢的情形,還可以看到電視屏幕,畫面上有存放著鋁、銅、黃銅和鉛等廢品的金屬倉庫,有買賣廢品的磅秤,還有堆滿廢金屬的場院,人們把各種各樣的東西送到那裡,從舊汽車,到20世紀70年代流行的大型計算機,再到19世紀的大型鑽床,無所不有。

  他坐在那張破爛的辦公椅上,看了一眼電視監控器,然後按下了電話上的一號線鍵。“這裡是斯凱普廢金屬回收公司。有什麼可以幫你的?”對方要賣的可以是任何廢品:鋁罐、棒球棒、明尼蘇達大學化學實驗室的銅絲網、整部汽車、只剩下一半的冰箱、鍍銀線,甚至一大堆浴室秤。沒有令人驚訝的東西,每一件廢品都有個價錢。“音叉?”他問電話線另一端的那個人,“大概每千克30美分,不過我得親自看看。你來的時候找米基就行。”然後他挂斷電話,轉過身,撥開百葉窗,飛快地看了一眼窗外,不僅看到了不遠處明尼阿波裡斯市的天際線,還看到他的員工們開著汽車來上班了。

  大約在這個時候,收銀機的抽屜砰一聲關上,已經準備好開始做生意了,然後祖母就會回到充滿榮耀的雜物室,她說那裡是她的辦公室。這裡值得註意的特色有很多:一台微波爐、一台冰箱,她那些符合猶太教飲食規則的熱狗就放在裡面,一組奇怪的黃銅雕像和勉強可算是古董的古董,父親的員工從金屬倉庫裡把這些古董偷了出來,藏在了似乎只有她才知道的地方,然後她又從這些員工那裡把它們偷了回來。在整個辦公室裡,只有這個房間彌漫著為全世界的廢金屬收購商(和我的祖母)所熟知的廢品站氣味:濃得像金屬,又淡得像電線。我曾在四個大洲聞到過這種氣味,從泰國的小鎮到芝加哥邊境的倉庫,莫不如是。每一次到這樣的地方,每一次呼吸,都能讓我想起祖母的辦公室以及裡面一堆堆的廢金屬。

  在祖母做熱狗的時候,父親走出他的辦公室,穿過走廊,打開金屬倉庫的大門,開燈,擡起閘門。電燈嗡嗡兩聲,散發出冰晶般寒冷的光,他就會在倉庫裡轉一圈,在昏暗中眯縫著眼看他的存貨。

  要是有時間,父親會摸摸一個紙闆箱的邊緣,裡面裝著來自聖保羅一家工廠的黃銅刨花;看看另一個紙闆箱,那裡盛放的是郊區一家維修廠送來的汽車散熱器。前門附近總是放著很多盒子,裝有黃銅“掉落物”——即工廠在鍛造過程中掉落在地上的黃銅;剪掉的鋁廢品,即機械工用鋁箔裁下小部件時掉下來的幹淨廢品;水管工送來的一盒盒銅管、一盒盒水表;而一盒盒閃閃發光的細銅線,是國防制造商完成了激光制導炸彈訂單後送來的;一個個鋼桶,裡面裝著鄰居們送過來的鋁罐;很多裝滿了舊電腦的紙箱,是由好心的環保主義者送來的;還有很多紙箱裡裝滿了黃銅子彈殼,是從當地一家靶場撿來的,那裡很受警察和小混混的歡迎,根據我的經驗,牙醫也很喜歡那裡;還有來自一家當地印刷商的印刷版,我家廢品站的名片和信箋擡頭都是找他們印刷的;一家大型航空公司要賣掉的叉子、餐刀和湯匙,父親出價競買並且贏得了競價。

  這裡雖小,卻是個相當典型的廢金屬庫。雖然如此,憑借這家倉庫買下郊區一棟房子並負擔兩個人的私立學校的學費(我和我妹妹)還綽綽有餘。然而,在年輕的我看來,這個倉庫最令人驚奇之處不是那些廢品,也不是這些東西很值錢(這兩點都是必不可少的),而是存貨的週轉速度相當快。倉庫週一和週五的存貨肯定不一樣。對可循環再用廢品的供給和需求似乎永遠沒有盡頭。

2012年,美國廢金屬回收業約7000家回收廠把約1.35億噸的可循環再用廢品轉化成了制造新產品的原材料。無須挖地,亦無須砍伐森林,就能得到包括鐵、銅、鎳、廢紙、塑料和玻璃在内的約1.35億噸可循環再用廢品。同年,家庭、政府辦公室和各家公司還產生了數量十分驚人的5500萬噸可回收城市固體廢品,也就是扔進藍色、綠色和單流回收桶中的可循環再用廢品。

  廢品站循環再用的廢品和送到休斯敦材料回收廠這種工廠的廢品之間有何區別?確實有一些廢品是重疊的,可一般說來,廢品站處理的是辦公室和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產生不了的一切廢品。你的舊汽車被送到了廢品站;汽車制造商制造新發動機時掉落的金屬碎屑亦如此;你房子後面的舊電表被送到了廢品站(如果電力公司知道要將之賣掉的話);房子裡被替換下來的舊電線和電話線亦如此;超市後面的紙闆包裝箱被送到了當地廢紙回收站;報紙箱裡未售出的報紙亦是如此。

  總而言之,根據美國廢料回收工業協會提供的數據顯示,2012年,購買、包裝和加工從金屬到橡膠等各類可循環再用廢品的美國廢品回收企業的雇員人數為13.8萬人。但除了所有有據可查的回收商和員工,還有很多回收商和員工無據可查:既有在底特律遊蕩的有組織廢品盜竊團夥,也有把手伸進地鐵垃圾桶裡尋找可樂罐的乞丐。我明白,很難把乞丐當成某個行業的從業人員,可相信我,如果乞丐不去把地鐵垃圾箱裡的汽水瓶揀出來,就沒有人會幹這事了。乞丐處於廢品回收鍊條的最底部,而這個環節從你家的回收桶開始(乞丐可能會把你回收桶裡的東西偷去賣掉,而不是讓你把廢品送出去),經過父親這樣的加工商和包裝商,到達可把廢品熔化和轉化成新金屬、新紙張和新塑料的工廠。

  每到週末,清晨7點前出現在父親廢品站的顧客大都是水管工、電工和承包商,他們帶來的都是因最近的工作而得到的廢品,通常是管件、電線、牆闆和窗框。他們不是乞丐,可他們亦處於美國廢品回收鍊條上的最底層,收集的是像廢品管理公司那種大公司懶得收集的廢品,因為數量太少了,根本不值得費事。有時候他們帶來的僅是一天產生的廢品,換來的現金只能買幾箱啤酒;有時,他們帶來的東西足夠換來一頓一流的烤肉去搭配那些啤酒。然而,廢品交易往往處於這兩個極端之間。比如說,會有勤雜工帶來幾個白色塑料桶。一個桶裡裝的可能是衛生間用的銅管;另一個桶裡可能是舊黃銅管件,或許還有一些黃銅電連接器;最後一個桶裡裝的沒準是各種輕型電線和一兩個電表。

  父親天生擅長與來廢品站裝卸平台的各色人等打交道,他會帶著賭徒的自信閑庭信步地走過去:“是什麼東西?”然後,不等對方回答,他就會抄起其中一個塑料桶,放在餐桌大小、固定在地面裡的金屬磅秤上。很多第一次來的顧客都很驚訝這並非電子秤,而是一個磅秤,秤砣可在長秤桿上滑上滑下。對於我父親和大多數廢品回收行業的從業者來說,這種磅秤要比僅裝有數字輸出系統的電子秤準確多了。我至今也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

  電工在一旁看著,父親則在秤桿上移動平衡棍,非常快地就完成了稱量,並且在清單上把重量記錄下來。等父親伸手去抓第二個桶時,一般這個時候客人都尚未想到問問當日銅管的收購價。“噢,你們現在的銅價是多少?”電工看著第二個桶被放在磅秤上,才想到開口詢問。

  一般都需要進行一番計算。廢金屬雖然是廢品,可和一升升玉米、一桶桶原油和一塊塊金條一樣都是商品。如果顧客給父親帶來的是一塊固體銅錠,那麼價格就很好決定了。在互聯網時代之前,父親會去翻《華爾街日報》,查看倫敦金屬交易所的銅價,或紐約商業交易所金屬交易區的信息,把查到的價格減去幾美分作為利潤,然後據此報價。接下來,他會把銅錠賣給熔化銅的工廠,或許就是附近一家用銅鑄造炊事用具的鑄造廠。

  1千克電線可不是說買就能買的廢品。畢竟,1千克電線不是1千克金屬,而是1千克金屬和絕緣材料的混合物。絕緣材料很輕,可得花錢雇人把絕緣材料拆下來,而且把不同種類的金屬分開也需要投入很大成本。因此,購買電線的價格需要涵蓋這些成本,否則對於買主而言就只能賠本賺吆喝了。像父親這樣經驗豐富的廢品商就算不是出於本能,憑借經驗也能知道某種電線的金屬回收率。如果他們沒有這個本事,就會找有這種本事的人來做。而這或許折射出了廢品回收業最重要的一條共識:在買廢品而不是賣廢品時賺錢。比如,如果你在收舊電線時認為含銅20%,而結果證明含銅量只有10%,那麼只有倫敦金屬交易所的銅價出現不可能出現的上漲,你才能挽回損失。無論是對於小型商販還是大型跨國公司,這都是一條黃金定律。

  無論如何,一旦廢品回收商知道,或者認為他知道一堆廢品中的金屬含量,就會通過查閱倫敦金屬交易所或紐約商業交易所的交易價(比方說銅價)來計算收購價,並從交易價中扣掉加工成本。舉例來說,只用了紐約商業交易所交易銅價的兩成就買到了電工收集的電線,幸運的話,售價則會達到交易價的四倍。因此,在和其他廢金屬收購商或回收公司裡了解廢金屬市場行情的人交談之際,父親不會說實際價格(“我們花了1.25美元”),而是說在扣減交易所價格後的行話(“我們的買價是減5分”)。

  同時,那個電工會像註意父親如何報價一樣,註意他如何操控磅秤,在小型廢金屬回收生意中,這是一樣重要的。比如說,我和父親都認識明尼阿波裡斯市一位廢品回收商,在稱重金屬時,他一邊和顧客愉快地聊天,一邊把他那個始終如一的大雪茄(裡面嵌著一個BB氣槍彈,所以變重了)放到其中一個平衡棍上。他把這額外的煙草和BB氣槍彈放在秤桿上的合適位置,看似無心之舉,實際上這位廢品回收商因此占了一些便宜。明尼阿波裡斯市的其他回收商用的方法更赤裸:我認識一位小型廢金屬收購商,他會派發一些鋼筆,上邊印著豐滿模特的相片,而模特穿的比基尼泳衣都可以刮掉(我還認識這位回收商的母親,這些筆都是她替他買回來的)。趁著顧客分心去刮比基尼泳衣的當兒,這個廢金屬收購商就會來回擺動平衡棍,像是在上演一出令人目眩的啞劇,看上去紙闆和廢金屬似乎一樣重。正因如此,這只是一種騙局而已,早已因為刮比基尼而心不在焉的顧客一點也沒註意到他們損失了多少分量。

  可這並不僅僅說明買家在利用秤耍花樣,也表現出了他們真正的貪婪。確實,很少有廢品站從未買到過放了石頭的鋁制易拉罐、後備廂裡放了圓石的汽車,或者裝了沙土的廢散熱器。這都只是些小騙局而已。我曾經見過一家中國造紙廠拆開從美國進口的廢報紙,結果發現每一捆裡都夾帶著一塊煤渣磚來增重,而賣主還是美國一家著名的大型廢紙回收公司。全世界的廢品進口商都很樂意分享類似的受騙經歷。

  等父親寫好早晨第一張稱重單,他的雇員就會過來。其中一個員工會拿起那個勤雜工的桶,根據裡面廢品的種類,要麼將之倒進裝有相同廢品的盒子裡,要麼推到一邊,等著裝進更大的盒子裡,大概轉過天來就會有同樣的盒子出現。同時,我們的一輛運貨卡車該到了,車上幾個洗衣機大小的箱子裡裝著銅刨花,這是城鎮另一端的一家工廠夜班時產生的,二十分鐘前剛剛收集起來。這一車東西比水管工和電工一個星期裡收集並送來的所有廢品都值錢(而在一個星期内,其他工廠還會送來約十倍這樣的銅刨花)。父親這時會拿著承包商的單子走進辦公室,交給祖母,然後回他自己的辦公室,此時多半會有熱狗和猶太莳蘿腌菜在那裡等著他,這些食物放在一個紙盤上,紙盤旁邊是一份清單,上面列明了庫存和可供出售的廢品。

廢金屬的買家有三類,其中有一些重疊之處:工廠、精煉廠和鍛造廠,將這些廢金屬熔化,生產成新金屬;較大的廢品回收公司,他們有實力從較小的廢品站購買大量廢品,以高價賣給急需大量廢品的工廠;與上述這些買主打交道的是中間商。然而,不論買方是誰,父親始終都是以相同的方式——從早晨的電話開始的。他先是問候買主,這些人很可能與他是多年的舊識;他們互相問候家裡人,聊聊體育,講一兩個葷段子,然後開始談正事,全球廢品回收業的門外漢根本不可能聽得懂他們的談話。“你們收蜂蜜多少錢?嗯,大麥呢?就這點?好吧,我屁股底下有一大片海洋,很想把它移走。好吧。那桦木/懸崖呢?”

  蜂蜜、大麥、海洋……桦木/懸崖?

  這是全球廢品回收商發明的行話,假如你喜歡的話,可以稱之為回收商的世界語,這些行話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1920年。當時,舊佈和舊衣的回收商遇到了一個問題:如果每噸棉質舊佈都不一樣,那麼買賣雙方又怎麼就一噸棉質舊佈達成交易呢?美國國家廢棄物交易商協會在1914年首先就這個問題給出了答案,他們創造出了具有約束力的規格,詳細列明舊佈的各個等級。如果送到買方手中的舊佈與說明不符,買方就有理由要求索賠、仲裁或訴諸法律。這個辦法很有效,到了1917年,舊佈由最初只劃分為三個等級(主要適用於造紙業)拓展到了二十三個等級。早期的三個等級包括:

優質1號白色棉佈:白色潔淨大棉佈,無編織痕迹,包括厚編織毛衣、帆佈、花邊窗簾、拉絲舊佈或髒舊佈。

  2號白色棉佈:帶有污漬的白色棉佈,家庭舊破佈,燒焦、帶有油漆漬和油漬的舊佈。

  黑色棉襪:只包括黑色棉襪。遮腳部分和邊緣可為白色。

可對一個要控制寫字紙顔色的造紙廠來說,保證只收購黑色棉襪、不摻雜其他顔色的要求可謂至關重要。1919年,不僅僅有棉襪和廢紙方面的廢品規範,也出現了廢金屬規範,而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這些已經成為國際廢品回收業沿用已久的規範。

  可還有個問題:當時達成交易最快捷的方式是利用電傳打字機,而電傳打字機公司是按照字母數收費的。為了簡化通訊,降低昂貴的電傳費用,廢品回收商同意用一系列由四到六個字母組成的單詞代表他們交易中各個等級的可循環再用廢品。舉例來說,talk(談話)就成了鋁銅合金散熱器的簡稱,lake(湖)表示黃銅臂桿和沒有彈藥的來複槍子彈殼,Taboo(禁忌)則代表低含量銅鋁合金碎邊和固體。

  因此,父親說到清潔電線時便用Barley(大麥)這個詞來表示,這是華盛頓廢品回收業協會、美國廢料回收工業協會直接根據國家廢棄物交易商協會提出的規格而創造出的一種規格:

大麥1號銅線由無塗層、非合金的1號裸銅線組成,不小於B&S線規16號。(鏽蝕的)綠色銅線及液壓成坨的貨物是否包含在内由買賣雙方協商確定。

如果父親在早晨通電話的過程中同意賣掉一批大麥,那麼按照合同規定,他一定要確保他交付的不是絕緣線,比如說聖誕樹彩燈。畢竟,要求的是裸線,交付裸線以外的東西就是違約。如此一來,父親和他的員工就要相當辛苦地把倉庫裡那些胡亂糾纏在一起的電線和線纜分開,並把少量絕緣線從裸線中抽出來,確保滿足規範的要求。若非如此,買主則有權拒收貨物。然而,買家對一批電線提出索賠更可能是為了要求降價,而父親就會因此而損失一部分利潤。

  物品的規格不僅僅對廢金屬收購商很重要。不同等級廢紙之間的差異與一個世紀之前相比同樣巨大,為了進行識別和區分,人們投入了大量資源。2006年,在印度德裡郊外大約97千米處的拉瑪造紙廠,數十名婦女忙著扯掉廢舊學生筆記本上的紙闆封皮。原因很簡單:紙闆皮要比白色紙頁值錢,而且在造紙廠也有不同的用途。這些筆記本的迪拜出口商如果雇人分類就無利可圖了,因為迪拜的人工費用相當高,所以他們把筆記本低價賣給了印度的造紙廠,由此反映出一個事實:大量不同等級的廢紙混雜在了一起。對於拉瑪造紙廠而言,“升級改造”便宜的可循環再用筆記本,而得到昂貴的紙闆和不那麼昂貴的白色紙頁,是一筆相當賺錢的買賣。

  現在的廢品規格有數百種。有些針對特定的國家(但韓國和日本則擁有自己的規格),可最主要、使用最廣泛的規格則是北美廢料回收工業協會的規格。這些規格一直在變化:隨著人們扔掉廢品的種類和加工這些廢棄物的技術而不停變化。顯而易見,這個負責編制規格的協會很有幽默感:2007年,他們認為Tata、Toto和Tutu這三個詞可作為三種不同類型鋁廢料的簡稱,而此時電傳打字機早已退出歷史舞台。這些簡稱和從前那些使用更為廣泛的交易規格就像美元、噸和貨物等詞匯一樣,成了這一行的術語。這讓我想起,2010年,我身在印度西北部的小城市占姆納格,當地的廢金屬行業提供了數千個與黃銅有關的工作,推動經濟蓬勃發展。一天下午,我和一個大型廢品進口商路過一片工業區,碰到了一個骨瘦如柴的拾荒老者,而他的投資只有一輛三輪車。看到我這樣一個在那些區域裡很少出現的外國人,他認為我有可能也是廢品進口商,便指著三輪車車廂裡一堆各式各樣的黃銅,笑著說:“蜂蜜。”

  我知道他的意思,把蜂蜜出口到印度的人也知道。然而,更重要的是,他那些蜂蜜的買家肯定也知道其中的含義。這些奇怪的術語並非古怪生意的遺留物;那些雜亂無章的廢品能從一堆垃圾變成可以出售的產品,這也是手段之一。畢竟,如果你無法描述你所出售的東西,很可能就無法將之售出。因為有了規格,可循環再用的廢品才能到達需要它的人手中。有時候,這些人來自中國、印度,當然,這些人也很可能居住和生活在美國中西部這樣的地方。

2011年8月中旬,在一個工作日的早晨,7點剛過,印第安納州韋恩堡當地人蓋伊•杜馬托就開著一輛又大又貴的黑色敞篷貨車穿梭在他家鄉的街道上。我坐在他邊上,在巨大的駕駛室裡我們之間的距離看上去只有幾米遠,我看著他用一個特大號塑料杯喝咖啡。年近四旬的他體格結實,肌肉發達,作為一個早已習慣上早班的人來說,喝下去一大杯提神咖啡,就已經徹底清醒過來了。

  蓋伊是歐姆尼資源公司(世界上最大的廢品回收公司之一)的一位經理,2007年,一家上市鋼鐵公司斥資11億美元收購了這家公司。數年前我還在父親的廢品站工作時,我們就會把廢金屬賣給歐姆尼資源公司。可直到現在為止,我也不知道那些廢金屬被用在了什麼地方。路上,他告訴我他剛到歐姆尼資源公司時地位很低,只是個工人,做的都是既要有力氣還要有意志力的工作。然而,令人好奇的是,蓋伊並不記得他過去都做了什麼工作,只記得廢金屬的價格。

  “我記得有段時間銅價是每千克1.2美元,”他回憶道,“一拖車銅價值2.4萬美元。”那時候銅價很便宜,20世紀90年代就不再有這種價格了,然後,印度、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開始需要大量原材料——最受歡迎的就是廢金屬——來建造基礎設施,改變生活方式。在我和蓋伊一起出行的那個早晨,美國經濟仍處於衰退期,可因為來自中國(在那裡,城市如雨後春筍般突然在農田裡建立起來)等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需求,銅價漲到了每千克超過7美元;蓋伊從前裝滿一拖車銅廢料價值2.4萬美元,現在的價值則接近15萬美元。而這正是一輛福特福克斯汽車和一輛法拉利的區別。

  “就是這樣。”然後我們右轉來到一個小停車場,旁邊是一座很高的磚砌倉庫,大街上很安靜,邊上就是一片住宅區。這個地方看上去和世界上最大的工廠一點兒也不挨邊兒。可這裡確實是世界上最大一家電纜和電線切割(即回收再用)工廠,在這裡,電纜和電線被切割成為不同的部分,主要是銅、鋁和絕緣材料。

  蓋伊帶我走進倉庫。距離大門不遠處有一堆五顔六色纏繞在一起的電纜,有些密密地纏在一起,如同一個軟球。正如混雜的顔色一樣,這些電纜的來源也各不相同:有的是近來被光纖替代的銅電話電纜;有的可能是被公用事業公司挖出來的,因為實行風力發電工程需要升級改造,這些電纜就沒用了;還有些零碎的東西可能是生產廢料(美國電線制造業曾輝煌一時,現在依然有幾家工廠在堅持生產,這些廢電線可能就來自其中一家)。可這些材料中的大部分(將近60%)都是從美國各地較小的廢品站收購來的,比如說我家的廢品站,而廢品站的電線和電纜都來自於勤雜工或工廠等處。

  尚無統計資料顯示美國每年能產生多少廢舊電纜和電線(其他地方也沒有相關的統計資料),但透過歐姆尼資源公司的韋恩堡切割廠,便可以對這個數字有個大致了解:這家工廠一天二十四小時不停運轉,可加工200噸電線和電纜——與自由女神像的重量差不多。

  歐姆尼資源公司並不是北美唯一一家電線切割廠:至少還有40多家這樣的工廠,不過沒有哪家工廠能達到歐姆尼資源公司的規模和精密程度,而這還只是北美地區,印度、中國和越南的廢品回收公司和歐姆尼資源公司一樣急需廢品,這些公司運營著數千家小型電線加工廠,在這些工廠裡,我受邀去參觀的都是他們的手工勞動和替代龐大設備的簡單機械。可蓋伊先帶我拐了個彎:“先來看看我們是如何知道我們在做什麼的吧。”

  我跟著他來到了一個連窗戶都沒有的狹小房間裡,裡面有兩個身材瘦長且健壯的年輕人,其中一個身著白色T恤衫,肌肉發達的手臂和文身露在外面,正用鐵鉗小心翼翼地切割出一塊5厘米大小的電纜樣品。蓋伊讓我看一面6米高的釘闆牆,這面牆從上到下都挂滿了鈎子,而挂在鈎子上的是數千個5厘米大小的電線和電纜切片。在左邊,大部分細電線形成了一條沒有漏縫的黑色條紋;中間的切片更細,色彩也更豐富;右邊的牆面上是緊密閃亮的銅電纜橫截面大切片,橫切面有10厘米寬,這讓我想起了等著撒糖的葡萄柚。

  這些東西真具有催眠效果,是一份出人意料的藝術品,恰巧也是對美國人在過去三十年來傳輸電力和信息歷程方面的全面盤點。可上面挂著的那塊寫有“僅供參考”幾個字的標識牌則具有更深刻的意義。對於歐姆尼資源公司而言,他們在一個地方回收再用的電線或許比世界上其他人都多,而這面牆就是確保他們確切了解自己所買之物的一種手段。每一截電線和每一段電纜外面都包有標記著確切記錄的白色標簽。蓋伊隨手拿過一段電纜——形狀很像數字8,粗細兩條線包裹在黑色絕緣材料裡,上面的標簽寫有:

  FIGURE8:3 1/8″

  37.81 #1 CU

  8.82 CU FOIL

  21.26 FE

把其中的意思翻譯出來可不容易。8號電線是一種懸挂在電線桿上的電線,這個樣本的種類是3 1/8″,即7.9毫米。8號電線由兩條導線組成。一根傳輸電力或通訊訊號,也就是37.81 CU的意思,或者簡單來說,就是含銅37.81%。另一條線為吊線纜,其作用是在另一條線懸挂在空中時對該線起支撐作用,21.26 FE標示其鋼鐵含量為21.26%。標簽上還記載著銅箔的信息(8.82 CU),銅箔一般包裹在那條銅線上,防止電子和其他幹擾。用廢品回收業的術語來說,這意味著46.63%的銅回收率。回收率越高,電線就越值錢。

  在電線和電纜參考牆對面,那兩個年輕人仍在切割電纜樣本。他們一剝掉絕緣材料,銅線就掉進了一個茶盤大小的不鏽鋼秤盤裡,隨後他們會將之放在電子秤上稱重。這看上去是在解剖,事實也的確如此:每年歐姆尼資源公司都要購買數百萬千克的電線進行精確切割。那兩個年輕人切割電線,是為了給歐姆尼資源公司從數百個供貨商那裡購買的電線和電纜提供實時數據,對參考牆來說也是必要補充。“最重要的是,我們依舊在尋找新東西,新型電線和電纜,”蓋伊解釋道,“以及更高的銅回收率。”他隨意指著牆上的一截電纜:“我們過去能從這裡回收六成多一點。”他指的是電線和電纜的銅回收率。“現在只能回收五成多一點。”

  出現下降趨勢的原因在於全球的銅價在過去二十年裡增長了五倍,不過這有點自相矛盾。具有成本意識的制造商從前使用大量的銅制造產品,現在則選用其他價格較低的替代金屬(鋁也可以導電,但成本低得多)。“如果拿到一卡車(各種)電線,我們可能會提取二十次樣本,”蓋伊聳聳肩說,“如果想知道買到了什麼,就必須要這樣做。為我們供貨的廢品回收商只知道一種回收率,現在我們必須告訴他們還有另外一種。”換句話說:如今,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銅消費國不僅對銅價具有決定性影響,電線中的含銅量也由他們說了算,而大多數老資格的廢品回收商仍然不習慣這種情形。

  “準備好了嗎?”蓋伊問。

  我颔首。

  蓋伊給了我安全帽、安全眼鏡和耳塞,然後我們轉過彎去。

  切割線——有時被稱為制粒機——位於自然光線充足的倉庫中,足有幾層樓那麼高,占地數百平方米,週圍是電動機的轟鳴聲,以及金屬碎片掉落在金屬上的嘶嘶聲和尖銳刺耳的聲音,已經不能用大聲來形容了,這堪稱一場雷鳴般的金屬音樂會,即便戴著耳塞還是聽得清清楚楚。

  切割線前面的兩條傳送帶是看上去唯一眼熟的東西;遠處有幾根軟管和更多的傳送帶,而且,加工線上有一個類似自動銅梯的東西抓著一把把閃閃發亮、胡椒子大小的銅碎片,送進機器裡,然後這些銅碎片便消失不見了。

  “在加工過程中,聲音真的非常重要。”我們向切割線前部走去時蓋伊大聲喊道。後面,一輛裝載機隆隆地開了進來,把一大堆重數百千克纏結在一起的電纜卸在一個抖動的斜向台上,這個斜向台和書架差不多寬,約5米長。隨著斜向台不停地抖動,那些電線慢慢向前移動到了一條傳送帶上,然後隨傳送帶向上,最後掉進了旋轉刀裡。當電線碰到了刀片,切碎機便發出一聲沉悶空洞的吱嘎聲,我感覺到地面都隨之震顫,甚至這聲音已經深入骨髓。“在這一步,耳朵非常重要。”蓋伊喊道。他示意我看一個人,只見此人身上全副武裝著圍巾、眼鏡、長袖工作服和口罩,有點像個武裝人員。蓋伊指著這個人的右腳:他腳下的踏闆控制著振動台的速度,也就是控制著向傳送帶傾倒電線的速度。“通過看和聽,確保數量適中,還要聽有沒有雜質,”他大聲喊道,這時另外一堆緊纏在一起的電線被送進了機器裡,廠房裡又響起了吱嘎聲,“那台制粒機的聲音有很大的作用。可以告訴你機器裡切割的是什麼東西。要想聽出門道,得有真本事,得有經驗。”

  跟著蓋伊沿著加工線走,然後在切碎機一個封閉部件下停了下來,在此處,刀片把電線切割成了3厘米大小的碎片。這很簡單。難點在於分開不同種類的金屬和分開金屬與塑料,而這一套設備中的大部分機器都是用來做這個的。有些分類工序的工作原理很簡單:安裝磁石,把鋼鐵吸出來。有些則是雷蒙德在石角鎮的聖誕樹彩燈循環設備的高科技版本:零零碎碎的金屬和塑料沖到了振動台上,台子下面有風吹過來;較重的金屬流向一個方向,較輕的塑料流向另一個方向。

  蓋伊請我跟他一起站到橫跨幾個振動台的腳手架上,幹淨的金屬碎片閃著光,像瀑佈一樣從傳送帶掉下去。在蓋伊的指引下,我向身下看了看,源源不斷的幹淨金屬如同一條快速流動的溪流,掉進了結實的塑料袋裡,這種塑料袋可以容納洗衣機,在此處則可以裝下1800千克金屬。在廢品回收業中,這些袋子被稱為“超級袋”。

  我們又去了後面的裝卸平台,塑料從傳送帶掉進了水泥分隔間,那裡堆積著一大堆一大堆的絕緣材料,嘶嘶聲不絕於耳。在北美和全世界,金屬都是搶手貨。可作為電線和電纜循環再用時必不可少的副產品,絕緣材料就成了一個麻煩。不同種類的塑料不能充分融合,而且到目前為止,尚無人開發出有利可圖的塑料分類技術。與此同時,相比雷蒙德那些聖誕樹彩燈絕緣材料的買家,塑料拖鞋鞋底的制造商、美國制造商更註重質量。因此,因為沒有客戶購買大量混雜在一起的塑料和橡膠,歐姆尼資源公司和其他北美電線切割商一般都會把絕緣材料扔進垃圾填埋區。

  歐姆尼資源公司是將電纜在印第安納州進行切割還是用船運至外國加工,電纜中絕緣材料的比重起決定性作用。絕緣材料所占比重越大,歐姆尼資源公司就越有可能把電纜出口,不過這其中也涉及其他因素,比如說電纜中的金屬類型。銅和絕緣材料各自所占比重沒有硬性規定,可北美和歐洲的電纜切割商不會要金屬含量60%以下的電纜。相比之下,聖誕樹彩燈中只有28%的銅和黃銅,因此它們只能流向國外,那裡加工成本低,對各個種類的銅需求量大,而且有市場願意接收混雜的絕緣材料,因此,聖誕樹彩燈便成了緊俏產品。

  相比之下,切割線末端那些裝金屬的大袋子裡則裝有純度為99.9%的銅。想想吧:我參觀的時間是2011年夏末,當時的銅價是每千克7美元左右,也就是說,一個容量約為1800千克的超級袋裡的銅就價值1.4萬美元左右。

  不過蓋伊提醒我不要太興奮。“這種東西的利潤很低,”他指的是美國加工電線的成本非常高,“我們能賺到錢,全因為(每年的)加工量能達到4500噸以上。”他帶著我轉過一道彎,走進了另一個很長的倉庫,數百個超級袋整整齊齊地堆放在裡面,每個袋子裡都裝著特定混雜的銅線。不可能所有銅線都達到99%的純度,大部分的純度在96%~99%之間,但毫無疑問,在透過高高的窗戶照射進來的陽光的照耀下,數百萬美元已經唾手可得。

  蓋伊隨便找了個袋子,打開袋口,裡面6毫米大小的銅碎片像黃金一樣閃閃發光。他把手伸進去,抓住一把銅,放在陽光下。“這些銅的純度是99.75%,並不是我們最好的產品。”與最佳產品的差距在於其中0.25%的黃色碎片,我註意到這些東西泛著光。那是黃銅,很可能是安裝在電線終端的電連接器,很難把銅和黃銅區分開。更糟糕的是,黃銅是銅和鋅的混合物,因此,如果銅裡面混有黃銅,那麼所有的東西就變成了黃銅,不能稱之為銅了。不過這也並非不可挽回:歐姆尼資源公司認識一些黃銅廠很願意購買這種黃銅,因為其中黃銅所占的百分比數很明確。這些工廠有的在印度,但大部分都在美國,多半將之再熔化成新黃銅。對於他們來說,這種混合物是一種主要原材料,可以保證產品完全符合規格,一點兒浪費都沒有。

  “這種混合物的市場很大嗎?”

  “很大。”

  一桶舊電線被賣到了印第安納州一家廢品站,一條USB連接線掉進了紐約的一個回收桶裡,對於以此為始的蜿蜒供給線,這個市場可謂是自然而然且引人註目的終端。在這條供給線上,電線經歷了買、賣、切割和分類,然後達到一個地方或一個階段,在這裡,有人負擔得起,可以將之做成新產品。這個鍊條十分普通:冰箱、塑料瓶和舊課本都經歷了同樣的供給線,僅有的區別在於將廢品轉化成原材料的加工過程不同,有意願購買原材料的人和公司所處的地點也不同。二十五年前,這些人和公司大都在北美;而今他們分佈在世界各地。

  我在我家的廢品站裡,以及後來去過的全亞洲和全世界的廢品站裡,見證了這些變遷。

昔日我在家裡的廢品站工作時,大多數早晨,父親都是一邊翻明尼蘇達州制造商的名錄,一邊打電話聯系他們。可他並非是想把廢品賣給他隨機聯系的工廠。相反,他是想買廢品,諷刺的是我們亦稱之為“銷售”。“誰在收你們的廢金屬?”他問電話那一端的陌生聲音,“嗯。我保證我給的價格好得多。”

  偶爾他的價格確實高。可即便如此,也並不足以獲得資格去收購一家小型工廠的過剩廢金屬。然而,父親還是要說服某家廢金屬賣主(比方說,一家每年可產生數百噸鋁磨屑的食品加工設備制造商),他會準時收走廢品,提供優質服務,或許還要保證如果對方需要,就可以搞到明尼蘇達雙城隊和維京隊比賽的門票。然而,這麼做我們誰都沒有損失,畢竟其他廢品站也會給出類似的特別優惠(包括維京隊比賽的前排座位門票),來吸引當地工廠出售廢金屬。坦白說,維京隊比賽的門票根本不值錢。有些廢品回收商甚至樂於把裝著現金的信封塞給工廠的裝卸平台經理,條件是在他們把工廠裡一桶桶值錢的廢金屬拉走之際,這位經理裝作沒看到;在一些國家,如果你想和某家工廠的老闆商談購買廢金屬的事,基本的必要條件往往是先擺一頓奢侈的晚宴,吃到最後,一般還要有某些特別的安排。

  事實上,在全世界的各個市場上,對廢品的争奪都非常激烈。這真和食物一樣:沒有吃的,就得死,食物不夠,就長不大。所以你得出門找廢品,打電話給工廠、公共事業公司和市政部門,報更高的收購價,承諾提供更好的服務,希望借此打敗競争對手,拿走他們的廢品,同時他們也在盡力奪走你的廢品。九歲的倫納德和那些想偷走他的廢品的流浪漢一起翻掘垃圾,小小年紀便體會到了競争;父親與明尼阿波裡斯市的其他廢品回收商擡價競買,競争貫穿了他的整個職業生涯。

  在競争中避免損失的唯一措施就是維系好客戶關系。在父親生意最好的時候,我估計他從大約兩百家小型制造商、公共事業公司和市政部門收購廢金屬。一些客戶的規模比其他客戶的大,即便損失了一兩個客戶,他依然可以在生意場上存活下去。而較大的廢品回收公司,包括那些和我父親競争的公司,或許擁有數百位客戶,即便失去十幾個也不會在意。可無論何種規模的公司,從小廢品回收商到跨國廢品回收企業,都在彼此激烈競争,以便有資格花錢買到廢品。如此一來,這就與普通商業模式正好相反了:正常情況下,都是你選擇供應商(事實上,應該是他們在競争把貨物賣給你)。

  因此,在廢品回收業有這樣一個準則:買廢品難,賣廢品易。

我不大記得第一位來自中國的廢金屬買主確切是在什麼時候出現在父親廢品站的窗前了。那大概是1994年,當時中國政府剛剛開始解除對基礎工業的控制,一些私人企業家認為他們可以從廢金屬回收業中賺到大錢。這是一個很好的投資機會:中國發展勢頭強勁,即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中國既有充足的勞動力,也有政府支持;他們唯一需要的東西就是原材料。開礦是獲取原材料的方式之一;而另一個辦法就是到美國去。許多廢品回收商把美國稱為廢品沙特,這裡的廢品太多了,多到這裡的人已經沒有能力自行處理了。廢品沙特是個很有趣的昵稱,可這並非恭維之辭,而是描述一個可供挖掘的機會。

  那些最初到來的中國大陸商人並沒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不過他們並非是最先到來的亞洲買主,因為我們曾一連數年向中國台灣地區出口小批量的廢金屬)。我只記得那些中國人的面孔、蹩腳的英語,還有他們願意買下我們的所有庫存:“你們有2號電線嗎?”

  我們當然有。我們還有客戶可以提供這種電線:“你們打算要多少?”

  “我們能先看看嗎?”

  於是我們去了倉庫,快速查驗一番後,他們提出買下所有存貨。父親報了一個價格,比我們給北美客戶的價格要高出很多,他們並未讨價還價,當場就同意了。然後,如果他們有空,就會利用下午剩下的時間監督我們將所有庫存電線裝箱,等待運往中國的港口,只有那裡才是他們所認為的真實存在的地方。對於我而言,或許當時大部分其他廢品回收商也抱著類似的想法:佛山和亞特蘭蒂斯一樣,並不是真實的存在。


本文摘自《從中國到世界的天價垃圾貿易之旅》


   廢品回收、循環再用,事實上是一個人人參與、大多數人都不重視,少數人從中獲利,極少數人從中得到巨額利潤的產業,這個產業在中國和世界都是隐秘而茁長成長到驚人的地步,影響著全球的經濟、人文和環境,影響著中國在世界的位置。 本書作者是彭博社駐中國記者站記者,用十多年時間觀察和深入研究中國和世界廢品回收產業的發展,描繪近二十年來中國垃圾產業和社會發展現實,揭秘中國垃圾產業與世界經濟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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