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中國人知道廢品循環再用除了有關道德，還帶來利益。世界上最大的廢品回收業，也就是美國的廢品回收業，亦是在自我獲利動機的驅使下誕生的，一個多世紀以來，這一行業一直在繁榮發展，進行著廢品循環再用工作，從未引人註意，直到20世紀60年代，一場新興的美國環保運動才重塑了這個行業的新形象。
環保主義者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非常在理的主張。資源稀缺是一個嚴峻的問題，隨著中國、印度和巴西等發展中國家通過各種方式開始享受美國式中產階級的消費方式，這個問題也就越來越重要。除非月球和其他地球以外的天體上的採礦業能取得巨大進步，那麼次佳選擇就是重複利用現有資源。
然而，重複利用和循環再用向來不是一件容易事。這不僅要求心靈手巧，還要求有創業精神。近來，這些特質常見於亞洲的發展中國家，在這些地方，消費量正在急劇增加，由此產生的可循環再用廢品也在快速增加。根據我的經驗，對於想方設法從日益增長的回收業市場中獲利的亞洲人來說，拯救地球並不是他們的主要目標。不過這並不是新鮮事：在美國，企業家們也不是在慈善動機的激勵下開創出全球回收業的。
現如今，美國廢品回收業的業界巨頭占據著董事會的會議室和寶馬豪車。可他們掌管的生意並非始於董事會的會議室。相反，這些生意是靠著背包、小貨車，或許還有一兩個互不連接的後院才逐漸發展起來。經過了數年的發展，他們已經發展壯大，組成了股份公司，或者說被收購，並入了股份公司。然而，無論如何，增長的驅策力都是相同的：有人缺乏某種資源，其他既心靈手巧又具有創業精神的人則擁有創意，提供前者所需的資源。
倫納德•弗裡茨坐在辦公室裡，他可謂一個奇觀：那一頭幾乎全白的頭發向後梳成大背頭，早晨10點左右的陽光穿透窗戶照射在他的頭發上熠熠生輝。他身著一條白色便褲、一件白色短袖襯衫，裡面套一件白色T恤衫，身上帶顔色的東西只有脖子上的一條金鍊子，以及臉上一副琥珀色的大太陽鏡。因為工作和年齡的關系，他長臉上的五官早已經軟化，變得十分慈祥。他稱不上大塊頭，卻有寬闊的肩膀，不難想象曾經支撐雙肩的一定是一具鋼鐵般的身軀。握手的時候，我註意到他的手很有力，而且因為工作關系還留下了很多傷疤。
他身後的窗外有一座廢棄鋼廠的構架黑乎乎地矗立在地平線上。這家工廠曾是當時十分繁榮的底特律汽車工業的一個供應商，他回想起了年輕時在那裡打雜工的日子，整天翻找廢品堆，尋找被鋼廠認可的廢品碎片。已是八十高齡的他大部分工作時間都是在這棟二層建築的二樓辦公室裡度過的，這棟建築曾經屬於另一家鋼廠，現在則屬於這家他在大約九歲時就創立起來的企業。他的企業取得了非凡成就：2007年是美國工業廢品回收業史上發展勢頭最強勁，也是最有利可圖的一年，這一年，他創辦的休倫谷聯合鋼鐵公司收購了超過5億千克可供循環再用的廢舊鋼料。2011年，該公司的加工量為3.5億千克。世界上很少有回收廠能達到如此規模。
“我出生於1922年10月12日，”他飛快地說著，還有點口吃，“和哥倫佈的生日是同一天。當時正是經濟蕭條時期。”他告訴我，他的母親是收售舊佈的，她把家用和工業用的二手舊佈分成洗滌可再用的廢佈和扯碎後可用於造紙業的舊佈。在20世紀前半葉，舊佈業發展得十分繁榮，甚至擁有行業期刊，而且對沒有其他技能的人來說，這也是他們最後的選擇。現而今，除了經歷過的人，那些歲月早已被人們遺忘了。“每星期賺2美元，”倫納德回憶道，“每小時賺五六美分。”
循環再用在當時並沒有特別之處。事實上，recycling（循環再用）這個單詞被創造出來的時間並不長。根據《牛津英語辭典》所載，這個詞最早出現於20世紀20年代，當時石油公司需要一個單詞來描述他們把原油送進精煉裝置以減少雜質的過程。這也是一種循環再用，卻絕非這個詞當今所代表的含義。又過了半個世紀，這個代表石油循環提煉的詞則演變成了一種具有公德心行為的同義詞：積攢廢舊報紙和鋁罐，把它們進行再加工，生產出新產品。
我們把這種行為稱為循環再用，倫納德和他的家人則稱之為“翻掘”。在你沒本事做其他工作的時候，這是你唯一的選擇。九歲的倫納德很想要一件新校服，於是在1931年的夏天，他去工作了，也就是在底特律郊外的垃圾場中“翻掘”。他特別向我強調，那可不是“貴族”垃圾場，而是為窮人準備的垃圾場。
“垃圾堆邊上的情形宛如流浪漢村，”他解釋道，“舊瀝青紙搭成的棚屋，50加侖的圓桶式鍋，諸如此類。那裡沒有別的孩子……”垃圾場本身就設在一個深坑裡，上面有岩架，運垃圾的卡車就把車上的垃圾從那裡翻倒下去。如倫納德所說，卡車一到，包括流浪漢和九歲大的他在内的所有人全都聚攏過來，隨時準備撲過去抓住所有可以再出售的東西。12個瓶子可以賣3美分，不過倫納德清楚地回憶道，真正值錢的是一種羅馬清潔劑的瓶子，一個就能賣5美分。“在那裡，人們會為了這樣的瓶子大打出手。”倫納德歎了口氣。他口中的那些流浪漢會拿著沒有墩佈頭的墩佈把出現在垃圾場。原本用來鈎住墩佈頭的挂鈎裸露在外，變成了武器，可以鈎住人的手，“他們才不在乎你的年紀、你的身份。這是真真正正的血腥金錢”。
再也沒有人會去翻掘美國的垃圾場了（人們現在會把瓶子分類好，扔進藍色和綠色的回收桶）。可在倫納德年輕時，人們確實會這樣做，發展中國家的人們也依舊在這麼做。我在印度、巴西、中國和約旦都見過倫納德所說的那種垃圾場，裡面星星點點地分佈著一些窮人，一般都是母親和小孩，他們真的會為了生計而打架。最著名的垃圾場自然是在孟買，《貧民窟的百萬富翁》這部電影已經惟妙惟肖地演繹了那裡。在電影裡，孤兒翻掘垃圾，尋找可循環再用的廢品，換回食物。我就曾見過倫納德所說的打架的情形，只是打架的雙方是孩子。成年人往往會分開翻掘垃圾，而大多數情況下所有人翻掘垃圾都是為了維持生計。
1931年，倫納德為了新校服和一個漸漸清晰的未來而去翻掘垃圾。通過這種方式，他比在那個垃圾場謀生的大部分人賺得都多，到了夏末，他賺到了12.45美元。“那個時候，對一個小孩子的暑期工作而言，這可是相當豐厚的一筆報酬啊。”
那麼，一個人是怎麼從翻掘垃圾轉而經營起了廢品回收生意呢？人們若有其他更好的選擇，一般不會把時間浪費在分類他人的垃圾上。美國廢品回收業史學家卡爾•齊姆林指出，這是外地人才會幹的職業。他的經典作品《垃圾換現金》（Cash for Your Trash）一書認為，19世紀的廢品回收業是一個門檻很低的行業。“從事廢品回收業，只需很小一點投資即可。這種工作肮髒、危險，而且地位低下，有其他工作可幹的本地人很少會選擇這一行，即便只是暫時的也不願意。啟動成本低，沒有根基比較穩固的本地人的競争，使得移民有可能在這一行獲得立足點。”
齊姆林利用美國人口普查數據推測，1880年，美國廢品回收業超過七成的從業人員都是歐洲人，大多來自愛爾蘭、波蘭和德國。在這些人中，絕大多數都是東歐猶太移民，之所以會從事這一行，除了齊姆林列出的原因外，還因為反猶太主義，這些移民被擋在了其他行業之外。許多人選擇在包括紐約在内的東岸城市定居。事實上， 根據一項調查顯示，1900年，居住在紐約的猶太人中有24.5%活躍在廢品回收業。我的曾祖父亞當•萊德於20世紀初才從俄國來到了得克薩斯州的加爾維斯頓市，可他的經歷與齊姆林描述的19世紀末在東海岸從事廢品回收的猶太先輩們的命運如出一轍。在臭名昭著的反猶太城市明尼阿波裡斯，因為教育和種族劃分的限制，外曾祖父根本無法從事其他職業，於是，他開始收集那些被早已紮根下來的當地人扔出家門的東西。這是一份非常值得付出努力的工作：我的祖母，也就是亞當的五個孩子中的老二，很喜歡回憶一件事：他們能有錢給大哥莫特舉行成人禮，得益於她和幾個兄弟姐妹付出的勞動：把鐵從廢舊銅管裡“清理”出來。“那是父親的銀行，”她帶著得意的笑容這樣告訴我，“我們坐在地下室的台階上清理那家銀行。”
齊姆林對19世紀美國廢品回收業從業條件的描述，對我的祖母、外曾祖父以及倫納德來說肯定十分熟悉：“廢品回收總是與肮髒密不可分，因此有其他工作可做的本地人都不願從事這一行，識別和收集可用的廢品並非一項簡單或快樂的工作。成功收集廢品，需要分類整理一堆堆垃圾，並且有能力辨別出具有價值的廢品。這項工作需要在很不舒服的環境中付出體力勞動，如在城市的垃圾場、工廠的廢料堆，以及其他被認為是不健康和不衛生的環境。”
齊姆林採用過去時創作了關於美國廢品回收業發展史的書，可他真該談談21世紀的中國和中國數百萬收廢品的小販，他們在大城市裡騎著速度十分緩慢的大三輪車，從事著這份工作。在外行人看來，他們肯定毫無組織可言，而且分佈隨意。然而，如果你能像我在2011年9月末所做的那樣，在北京隨便一條街道上找一個小販打聽一下，便會了解到更多的内幕：“做收垃圾生意的都是四川人。”一個身著格子羊毛夾克、一臉皺紋的人停下三輪車，坐在車座上這麼告訴我。四川距離北京1600千米，存在很多亞文化群，有自己的方言和飲食，從四川來北京的務工人員很多，而像我那位從俄國來明尼阿波裡斯市的曾祖父一樣的移民也很多，二者的數量不相上下。“做廢品回收生意的小販都來自河南，”這個收廢品的小販又說，“那些買下所有我們收來東西的商人都是河北的。”
和我在一起的是北京一家非營利性環保組織“達爾文自然求知社”的年輕研究員陳麗雯（音譯），她大部分時間都在想方設法提高北京人的環保意識。“北京人怎麼樣？他們對廢品循環再用感興趣嗎？”
小販看了一眼大街和一個正盯著他的警察說道：“沒興趣，年輕人對這種工作不感興趣。他們只對大事感興趣。”
別過小販，我對麗雯講起了我的一個朋友，他是湖南人，據他講，他小時候不喜歡做作業，為此，他的父母便感覺受到了很大的威脅：“你長大以後要當個收破爛的嗎？”
麗雯搖搖頭：“有些拾荒者賺了大錢。比那些好好做作業的人強多了。”
不消說，倫納德肯定不愛做作業。他雖缺少書本上的智慧，卻收獲了更多垃圾場帶給他的智慧。
在剛開始聊天的時候，他說起了1931年12月12日那一天，那是個週六，猶太歷新年哈羅什•桑納節的第一天。之所以清楚地記得那一天，是因為有個猶太人肖蒂是那些流浪漢翻掘垃圾場可循環再用之物的大買家，可他在羅什•哈桑納節不收東西。沒有了肖蒂的現金，垃圾場那些“嗜酒如命”的流浪漢就開始不好過了。當時僅有九歲的倫納德剛剛因為暑假去翻掘垃圾和早熟的心智賺了12.45美元這麼“大”一筆錢，於是他就帶著一個自從工業革命開始便驅策著舊貨商的問題去找他的父親：“如果我們買了，能賣出去嗎？”
父親告訴他答案是肯定的，於是九歲的倫納德就大幹起來。“我認識特別多醉鬼，他們在那一天會把價值1美元的東西以5分鎳幣賣掉。”可能是意識到談論一個九歲的孩子和一群醉鬼打交道並不太好，他又忙著岔開話題，“噢，這不是說我買的是便宜貨，但我只有這麼多錢。”
買下了醉漢的東西，倫納德和他父親利用週末把這些物品運到當地一家廢品站，賣了36美元，這幾乎是他們投資的三倍。“我們一輩子也沒見過這麼多錢，”他回憶道，“經濟蕭條，這成了非常誘人的生意。”他父親立刻就讓倫納德和他的兄弟姐妹去了其他垃圾場，收購廢品，再轉手賣出。這並非一項可以賺大錢的生意，比如說，他們家連室内抽水馬桶都沒有，可倫納德回憶說他們非常幸運，是窮人堆裡最有錢的。
到了1938年，倫納德便不再和那些流浪漢一起翻掘城市裡的垃圾場了。他去了鋼廠的廢料堆，有時是他一個人幹活兒，有時候是和他父親雇來的幾個人一起。就這樣，此時他不再尋找瓶子、鋁罐和骨制品，轉而尋找起了煉鋼過程中產生的殘餘物，這些東西的數量很多。這一步無疑非常明智。對於這個有抱負的拾荒者來說，鋼廠的廢料堆才能幫助他建立屬於他的生意王國，城市裡的垃圾場可做不到這一點。當時和現在一樣，制造企業和其他大型公司扔掉的廢品可比家庭廢品要多很多。而且和家庭廢品不一樣，在將之撿走之前，這些金屬已經都按照等級和種類分類好了。無須坐在地下室的台階上，像祖母和她的兄弟姐妹在哥哥莫特的成人禮前所做的那樣。把衆所週知的鐵和銅分開，有一點更加有利，一個家庭一個星期才會扔掉0.5千克鋁廢料，而一家工廠一分鐘可能就會扔掉這麼多。因此，這個聰明、資本不多的拾荒者沒有挨家挨戶尋找500千克鋁質廢品，然後賣給再熔廠，而是一直在尋找一家可以一次性給他這麼多廢品的工廠，即便必須為此付出代價。
然而，正如倫納德很快就將學到的，一個有抱負的拾荒者從垃圾堆或其他地方的謀生能力與別人願不願意買他從垃圾堆裡挖出來的東西成正比（這一點衆所週知，可以說是一個真理）。在倫納德開始幹的時候，鋼廠裡有垃圾堆，垃圾和煉鋼殘渣都會被扔進去。後者之中主要包括沙粒、磚塊和煉鋼過程中掉落的鋼鐵碎片。在這些鋼鐵碎片中，數量最多的是熱鋼在冷卻過程中其表面所形成的一種薄片。
在1938年的時候，這些被稱為“軋屑”的薄片毫無用處，既無法將之熔解成新鋼，也確實沒有其他用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現在，軋屑既可以和混凝土混合，也可以用來制造合金和新鋼鐵。
可在1938年根本不存在這樣的技術，於是，由於沒有用處，各個鋼廠都把軋屑扔進垃圾填埋地。然而，倫納德很走運，一些廢品站會廉價收購這種東西，用來和其他廢品混合在一起。這個市場沒有巨大的潛力，也帶不來巨額利潤，且乏人競争，只要有一兩個人像倫納德那樣苦幹，肯定有薄利可圖，而且不必擔心其他翻掘者削價競争。
然而，向廢品站提供軋屑卻是非常辛苦的體力勞動，所用工具不過是一把鐵鏟和幾個篩子。據倫納德描述，過程很簡單：鏟起一鐵鏟軋屑、泥土和磚塊的混合物投進篩子裡，然後搖晃篩子。剩下來的是理論上具有一半價值的軋屑。這種工作會讓一個男孩子成長為男人，而年近九旬的倫納德滿懷激情地回顧著那段時光:“十五歲的時候，我的樣子可和現在坐在這裡的樣子不一樣。我當時的體重有85千克，身高1.73米左右，腰圍2.2尺，壯得像頭牛！”
我別轉目光，看到倫納德右邊的架子上幾乎空無一物，只有一些小擺設和一小幅耶稣畫像，上面寫著：“我就是道路（I am the way）。”他辦公桌上的擺設和那些架子不一樣：上面只有一部電話、一碗糖果和一盞帶有綠色玻璃罩的小燈。我突然想到，如果可以，他肯定會把採訪地點選在垃圾場，而不是這裡。撇開那條信仰宣言不談，這個空蕩蕩的空間與倫納德之間的聯系似乎並不大。
1917年11月24日，《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雜志出版了第2186期副刊，在328頁上有一篇短文，名為《垃圾是美國最富有的戰時新娘：驚人浪費衍生的結果》（Junk Is America’s Richest War Bride: The Result of Amazing wastefulness）。這篇文章刊載時正趕上美國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主要原材料在戰争期間都處於短缺狀態，當時一些受過教育的讀者看了這篇文章後，驚訝地了解到一個事實：毫無疑問，那些形形色色吃苦受累的外地人通過翻找他們的垃圾發了財，還建立了同業協會，並在華爾道夫酒店舉行週年晚宴，“在戰争之前，美國廢品商的總交易金額平均為1億美元。最近，廢棄材料經銷商大會在紐約舉行，會議稱美國廢品商現在每年的交易總額就超過10億美元”。
在外行人看來，廢金屬回收業的規模和收益率總是作為驚喜存在的，如果這不算侮辱的話。在某種程度上，這與大衆認知之間肯定存在著一定的關系，一般人都覺得幹這一行的主要是流氓、流浪漢和小偷。這種認知往往是由階級偏見引起的（在20世紀初的美國，這種認知還帶著反猶太主義的意味），但可以肯定的是，廢品回收業的企業家正是來自於較為貧窮的階級。果不出所料，《科學美國人》雜志上那篇文章的作者詹姆斯•安德森顯然與那些不是從廢品站起家的階級是一國的：“從這一行裡賺得盆滿缽滿的廢紙大王在百老匯大街上沒有摩天大廈，在華爾街大樓裡也看不到他們。如果你想找廢紙大王的工廠，就沿著碼頭區一直走，找到最破爛的建築就是了。”
十五歲的倫納德與父親鬧翻了，然後帶著3美元離開了家，但無處可去。出走後的第一天，他一整天都沿著鐵軌無所事事地向南閑逛，後來，他來到了迪爾伯恩的薩德勒煤廠。倫納德回憶道，他需要一份工作，可埃爾•薩德勒並沒有工作給他做。然而，薩德勒在倫納德身上看到了特殊品質，於是提出賣給他一輛已經開過兩年的雪弗蘭卡車，售價300美元，從倫納德開始做廢品生意起，每天支付1美元。“我簡直不敢相信，”倫納德回憶道，“我腦子裡想的都是可以撿廢品的各個地方。”他再也不用花錢雇人把他每天收集的廢品送到廢品站了，現在他自己就可以做到了。而且他還能運得更多，這意味著他可以賣得更多。
在倫納德看來，拾荒者的工作就是從別人認為毫無價值的東西裡找出值錢的東西，或者從垃圾中找出別人懶得親自尋找的有價值之物。“你知道，我之前最早做過的工作，就是把章克森大街上翻倒在地的煙囪裡的鋼鐵加固梁弄出來，”他告訴我，“我得使勁敲擊巨大的煙囪，才能把橫梁弄出來。過去那種大錘子，掄起來真費勁。”他當時的薪水是每天4～6美元。
在底特律的其他地方，作為該市汽車業的主要供應商，阿姆克鋼廠正在試驗一種新型煉鋼爐。可阿姆克鋼廠面臨著一個代價昂貴的問題：煉鋼爐預燒礦石的價格約為每噸100美元。這種新煉鋼爐的設計師是一位冶金學家，也是那個鋼廠董事長的女兒，經過一番計算之後，她發現，如果在礦石裡加入含有軋屑的化學合成物，預燒時間就能縮短，成本就可以減少99美元，僅為1美元。可阿姆克鋼廠到底要到何處去搜尋這麼多的軋屑填進煉鋼爐呢？不知為何，尋找軋屑的工作落到了這位冶金學家丈夫的頭上，這個年輕人於1938年7月2日去了底特律附近的凱爾瑟海斯車輪鍛造廠。
碰巧的是，那一天倫納德正在這家鍛造廠的停車場裡忙著篩選一堆重300噸的軋屑，並可以按照每噸1.25美元的價格將之賣出去。下午3點左右，當他從那堆軋屑中擡起頭來，只見那位阿姆克鋼廠冶金學家的丈夫正朝他走來：“他頭戴霍姆堡氈帽，穿一件真正上好的駱駝毛外套。我連襯衫都沒穿，你知道的，因為我正在大院裡掄鐵鏟工作。他是哈佛大學畢業生，但當時有些摸不清門路，‘年輕人，你這堆軋屑有多少？’”
“我看大約有300噸。”
“不夠。”
“噢，你需要多少？”
“我要3000噸。”
倫納德當時只有十五歲，可他已經知道了很多事，其中一件就是：底特律有一個垃圾場，而煉鋼廠常年都把軋屑丢到那裡。“你得把軋屑挖出來過篩，”這個戴氈帽的男人解釋道，“可除此之外就不要做別的了。”如果這個人真願意和他簽下購買3000噸軋屑的合同，他就需要雇人去挖，即便按照當時每噸1.25美元這個價格，他也肯定能賺到3750美元，而且雇幾個能幹的幫手絕對用不了這麼多錢。“我想我可以挖，但你準備出多少錢？”
那個冶金學家的丈夫猶豫了一會兒：“大約每噸32美元。”
倫納德自然有點蒙。“多少？”他大聲道。
坐在企業總部這個絕佳的位置上回顧將近七十年前的往事，倫納德因為那位冶金學家的丈夫接下來的話哈哈大笑起來：“他認為我說‘多少’的意思是‘你在胡說八道’。”
那位冶金學家的丈夫顯然沒有意識到他談判的對象在這一刻之前還相信軋屑每噸只值1.25美元，然後擡高了那個在他眼裡是故意壓低的價格：“好吧，36美元。”
“於是我趕緊說，‘成交！’”
軋屑市場開始重新組合。自從1938年7月2日開始，這個市場就取決於鋼廠可以利用軋屑在煉鋼過程中節省了多少錢；而軋屑也從幾乎與垃圾別無二致的東西變成了重要的原材料。倫納德不僅知道從何處得到軋屑，在獲取這種物質的方法方面也很有經驗。而正是因為方法和源頭，像倫納德這樣的人才能從小販中脫穎而出，跻身到少數創業者的行列，從而可以積累大量可循環再用材料和巨額財富。
然而，這是一項艱巨的工作，特別是對一個十五歲的少年而言，倫納德利用預付款3600美元雇了幾個朋友，還購買了一些額外的設備，包括兩輛自卸卡車。借貸也無所謂；幾個月之後，他十六歲生日沒過多久，阿姆克鋼廠交給了少年倫納德一張18.6萬美元的支票。
那是1938年。
1942年夏初，美國即將加入“二戰”戰圈，紐約經歷了這個國家最初幾次“拾垃圾熱”中的一次。這股熱潮的目的在於獲取鋁這種輕型金屬，用來制造飛機。舊的壇壇罐罐是主要的收集對象，而窗框、炊具，甚至兒童玩具也在需求之列。一旦收集起來，這些鋁制廢品將被送到鋁廠再熔化。
在傳統上，舊貨商是中間人，他們挨家挨戶收來廢金屬，然後送到工廠再熔化。小型舊貨商知道從何處收購舊的壇壇罐罐，市價幾何，最重要的是，他們知道把廢品送到再熔廠前如何做好準備工作，以及誰可以進行再熔化工作。他們擁有耐心、經驗，而且因為利益驅動，他們還會按照類型和形狀，把鋁廢料和非鋁制零件分類，比如拆掉壺上固定提手的鋼螺絲，否則會污染煉鋁爐。祖母和她的兄弟姐妹們在她大哥的成人禮前做的就是這種工作。
平時，紐約人可以接受舊貨商利用他們的廢舊物品謀生。可戰争期間這種態度發生了變化。在美國，外國人都是受懷疑的對象，特別是那些廢品商，他們在過去三十年裡通過出口廢金屬到世界各地發了大財，而出口國中還包括臭名昭著的軸心國。於是，包括紐約市市長法瑞羅•拉嘎迪亞在内的紐約人出於善意，自然也就不再有熱情把他們的壇壇罐罐交給廢品回收業。在疑心的驅使下，拉嘎迪亞要求由業餘愛好者組成的社區委員會負責收購廢品，並送到鋁品再熔廠。在影響深遠的社會史著作《廢物與需求》（Waste and Want）一書中，歷史學家蘇珊•斯特拉瑟對由此產生的災難進行了最簡明扼要的叙述：“（那些再熔廠）一般購買的都是經舊貨商分類過的廢舊鋁制品，而這股熱潮送來的都是整台的電冰箱和嬰兒車，這些東西可能整體重23千克，所含的鋁卻不過只有0.06千克。”換句話說，沒有了利益的驅動，沒人會把那0.06千克的鋁從嬰兒車上分離下來，社區委員會只是送來了一堆又一堆的好意——“為了幫助打贏戰争，我把我的冰箱都捐出去了呢！”——那都是些十分相似的垃圾，除了一點點價值（鋁）之外，別無其他價值可言。這也就無怪乎一堆堆含鋁的廢品閑置在再熔廠裡了。這些在絕大程度上毫無價值的慷慨贈予物的受益人，也就是再熔廠，只能雇人把上面的鋁拆下來，即翻掘這些廢品，把無價值的東西和有價值的金屬分開。如果紐約人能聽其自然，舊貨商會更加有效地完成這項工作，或許成本也會更低。
毫無疑問，在“二戰”期間，家庭廢品處理者在把垃圾扔進收集桶裡讓別人去分類時感覺很惬意。事實上，現在家庭垃圾分類者把蘋果手機盒扔進藍色回收桶，然後把桶放在路邊，也會感覺良好，這二者的感覺可能是一樣的。可他們的行為對真正的廢品回收商並沒有多大幫助，這些回收商就是把那些廢品轉化成新物質的公司。或多或少就是因為這一點，在災難性的1941年收鋁熱後，聯邦政府便轉而要求傳統的廢品收購商和拾荒者在戰争期間負責收購可循環再用廢品。
20世紀上半葉，廢品回收業得到了快速發展，交易的廢品包括舊佈、報紙、金屬、骨制品和其他物品。根據齊姆林提供的數據，在倫納德的家鄉底特律，廢品回收業像氣球一樣膨脹發展：1890年有60家廢品回收公司，1910年有127家，到了1920年，就發展到了296家。根據美國政府當年工商業普查的結果，截止1948年，美國已擁有3044家廢舊鋼鐵回收公司，銷售額將近17億美元。但相比“二戰”後的美國廢品回收業，這可謂小巫見大巫了。“二戰”後期，美國的繁榮創造出了歷史上最富裕的消費者階層，以及隨之而來的垃圾。已經存在了一個世紀之久的美國廢品回收業剛剛開始大展宏圖。
倫納德將賣軋屑所賺的18.6萬美元，大部分都投資在了那些今後價值高昂的廢品上，正是這些廢品，使得美國的廢品回收業發展成了當今每年至少能帶來300億美元的產業。把薪水付給他弟弟雷和兩個在學校認識的孩子後，已經是有錢人的倫納德買了三輛福特A型車。“警察自然攔住我們警告一通，他們以為我們沒錢，”他說著爆發出粗啞的笑聲，“他們攔下這些孩子，因為他們認為我們幹了什麼偷雞摸狗的事兒。這其實算不上大事。我自己開的可是一輛全新的林肯轎車。”倫納德給他的母親買了一棟房子和一輛旁蒂克敞篷車。剩下的錢——那可是一大筆錢——他放在了香煙盒裡，“我不相信銀行。”
可是他相信他的商業意識。有了賣軋屑的錢，他買了卡車和設備，雇了員工，投標請求承包規模更大的廢品。趕上生意好的幾個禮拜，能賺1800美元，趕上不好的幾個禮拜，收入會降低到七八百美元。那是一段很惬意的生活，可在“二戰”爆發之後，他卻毫不猶豫地從軍了。“這讓我覺得自己很像個英雄，你知道的。”在為時兩個小時的採訪中，他頭一次找不到語言來確切解釋他為何要做一件事。“那種激動——你知道的，我的身體消失了，骨骼消失了，可那種激動依然存在於我的靈魂中。”他又頓了頓，這次停頓的時間較長，“一定會有更好的機會，我們可以做不一樣的事。”
在出發前往歐洲前，倫納德把他的生意交到了家人手上。兩週後，他們就把生意轉手他人，賣了5000美元。回首往事，他說僅那些設備就價值2.5萬美元。可他什麼都做不了。在戰争期間，他每星期賺52美元，並把其中一部分寄回家供養母親。1944年，退伍歸來，只留下了嚴重的腎結石病和樂觀的態度。“我的運氣好到讓人無法相信。”他說著微微一笑。這是肯定的。戰後美國經濟開始蓬勃發展，如果底特律有一個人知道如何從別人源源不斷扔掉的垃圾中生財，那這個人就是倫納德。
美國的汽車制造了規模最大且泛濫成災的廢棄物，這也為世界所共知。倫納德的休倫谷聯合鋼鐵公司最終從中積累了巨額財富。可這種發展要在一二十年後才會到來。與此同時，倫納德一直靠鋼廠扔進垃圾堆中的東西賺錢。到了20世紀50年代末，倫納德告訴我，他雇了127個人在“全國”挖垃圾。
這是一項艱難的工作，可像倫納德這樣的小規模企業家因此才可以和世界上最大的鐵礦礦主競争。畢竟，這二者的生意，即廢品循環再用專家和鐵礦礦主，都為相同的鋼廠服務。然而，翻掘要比採礦成本低，像倫納德一樣的小型企業家才可以進入這個行業，才能做上原材料供給生意。到了20世紀50年代末，他的生意已經壯大到可以用自己的熔爐煉鐵了。
本文摘自《從中國到世界的天價垃圾貿易之旅》
廢品回收、循環再用，事實上是一個人人參與、大多數人都不重視，少數人從中獲利，極少數人從中得到巨額利潤的產業，這個產業在中國和世界都是隐秘而茁長成長到驚人的地步，影響著全球的經濟、人文和環境，影響著中國在世界的位置。
本書作者是彭博社駐中國記者站記者，用十多年時間觀察和深入研究中國和世界廢品回收產業的發展，描繪近二十年來中國垃圾產業和社會發展現實，揭秘中國垃圾產業與世界經濟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