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何時，有一個真理放諸四海皆準：人越富有，受教育程度越高，扔掉的東西就越多。在美國，富人不僅買的東西比較多，而且其中更多的是可回收再利用的東西，比如盛放東西的可回收的罐子、瓶子與盒子。因此，如果你在廢品回收日開車經過受過高等教育、高收入鄰居的門口，一定會看到藍綠兩色的回收桶裡裝滿了整齊分類的報紙、iPad包裝盒、紅酒瓶和健怡可樂罐。同時，如果你開車經過一個並不富有的鄰居家，一定不會看到那麼多的回收桶和可回收利用之物。
比較有錢的鄰居所進行的垃圾分類，使人可從中收獲可循環再用之物，這說明他們是非常稱職的垃圾管理員。可如果他們不是大量消費的消費者，就無法成為優秀的垃圾管理員（正如窮人買的東西少，在某種程度上便無法收獲可回收的廢品並進行再利用一樣）。下面的統計資料便可支持這一觀察結果：在1960至2010年間，據美國環境保護署（USEPA）所提供的最新數據，美國人從家中和辦公地點收獲的可回收廢品數量從560萬噸上升到6500萬噸。然而，在同一時期内，垃圾總量則增長了三倍，從8810萬噸上升到了2.499億噸。毫無疑問，美國人在廢品循環再用方面做得十分出色，但他們制造垃圾的能力同樣不遜色。人數越多，財富越多——從1960至2010年，堪稱積累財富時期——扔掉的垃圾就越多。事實上，在過去的五十年裡，只有一年垃圾總量出現了銳減，而這還要歸功於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
收入和循環再用之間的關系業已存在了幾十年。以明尼蘇達州人口為116.8萬的亨内平縣為例。我出生在亨内平縣的最大城市明尼阿波裡斯市，2010年，其回收利用率為36%，平均年度家庭廢品回收量為153千克，而亨内平縣各社區的回收利用率則為41%。同時，在明尼阿波裡斯市西部的富人社區明尼唐卡湖畔園，其年度家庭廢品回收量為175千克，在亨内平縣排名第一。為什麼？其中一個原因在於，2010年，明尼唐卡湖畔園的家庭年均收入為168868美元，而擁有大量貧困人口的明尼阿波裡斯市的家庭年均收入僅為45838美元。當然，這其中還有其他原因（在採集這個數據時，明尼阿波裡斯市要求市民把可回收廢品按照七個不同的類別進行分類，因此垃圾分類成了讨厭又耗時的工作，但明尼唐卡湖畔園的居民則無須分類），可有一個事實很難忽略，相比明尼阿波裡斯市的低收入住宅區，像明尼唐卡湖畔園這樣的地方，無疑會貢獻更多整潔的可回收的白色iPad包裝盒和週日版的《紐約時報》。
從前住在美國時，我有藍綠兩種顔色的回收桶，在道德動力的驅使下，我會把可回收廢品扔進這兩個桶裡，而且如有可能，我塞進這兩個桶裡的東西要比扔進垃圾桶裡的東西還要多。廢紙丢進其中一個回收桶，其他可回收廢品丢進另一個，然後把這兩個桶放在路邊，可是，因為小時候在家裡經營的廢品站待過，所以我感覺這麼做是在自欺而已。我很清楚，鋁罐可以按重量賣錢，學校放暑假時，我經常都會被委以重任，給流浪漢、大學生和節儉的家庭回收者送到我家廢品站的鋁罐稱重。祖母經歷過經濟大蕭條時期，因此覺得所有可再利用之物都有價值。她在晚年依然堅持開車把她那些為數不多的鋁罐送到我家的廢品站，而不是免費送給城市回收處。
通常情況下，在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對於如何利用扔出家門的垃圾問題，必須要搞清楚答案的應該是各個城市和少數大型廢品回收公司，而不是那些在自動售貨機上買鋁罐飲料的青少年。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收走我們扔進回收桶裡的東西。而在有選擇之際，他們只會接收那些可賣掉獲利的廢品，譬如祖母不願意交給他們的鋁罐。那些可賣掉獲利的東西一般均可輕易翻新，制造出全新的物品。將用過的鋁罐重制成新的鋁罐非常簡單；然而，要想把皮箱重制成其他東西可就困難了。
在美國，偶爾在廢品回收日開車經過鄰居家，我都會註意那些裝滿舊皮箱之類東西的回收桶，人們把這些東西放在那裡的初衷既算是誤信，也算是正當的認知：廢品回收公司也需要採用合適的方法去“再利用”它們——無論所謂的再利用意味著什麼。廢品回收公司絕不會白白放棄採取合適方法的機會。他們只是尚未找到有利可圖的途徑，譬如如何分類制成皮箱手柄和皮箱箱體的兩種塑料。這種工作只能由可從中獲利的人來完成，而迄今為止，收走藍綠兩色回收桶裡東西的大型回收公司尚未找到這樣的生財之道。然而，他們已經開始了解如何深層挖掘回收箱，從而得到那些回收起來有利可圖的東西。這既不是最吸引人的活，往往也不是政客和環保主義者在讨論“綠色工作”時會談論的話題。可對於某些人而言，這意味著一個機會，它與矽谷人的夢想一樣，擁有無盡的潛力。
艾倫•巴克拉克就是這樣的人。作為北美最大的家庭廢品回收商——南得州區廢品管理公司的回收經理，他是廢品回收的專業人士，對這一行充滿興趣，認為其有利可圖。與全球廢品回收業的很多同行一樣，不再年輕的他依然具有青春活力，這樣的朝氣蓬勃只能說明一點，他是真的真的很喜歡那些分類垃圾的機器。有人會因為自己所做的是處理別人家垃圾的工作而覺得羞恥，可艾倫並沒有這樣的感覺，他熱愛這一行。
我們是在2012年1月認識的，相識的地方就在廢品管理公司斥資1500萬美元興建的超大型廢品回收廠的訪客區。艾倫是這家工廠設計工作的中流砥柱，現在是這家工廠的負責人。即便我們非常愉快地聊著天，艾倫的目光也不在我身上，他關註的對象是厚玻璃窗另一面的車間以及下面兩層樓裡的車間：塑料瓶、紙闆、廢紙快速移動（速度為A級），被傳送帶運上運下，擠壓，來回往複，然後那些塑料瓶、紙闆、廢紙就會被整齊分類，堆成幹草捆大小的一堆，並用不鏽鋼紮帶捆綁好。“對於這份工作，你要麼是愛，要麼是恨，”關於這一行從業者的心情，他是這樣告訴我的，“你或許會在六個星期後離開，也許到不了六個星期你就不幹了，否則，這一行將會成為你的終生事業。”
在某種意義上而言，這裡可以說是一個綠色天堂，在廢品回收日被清理出來的家庭可回收物，如人們細心收藏的報紙、瓶子和鋁罐等物，最後都到了這裡。如果說艾倫是守在天國之門的聖彼得或許並不準確，可他的確是指揮鍊條中的一環。然而，如果休斯敦材料回收廠堪稱綠色天堂的話，那麼必須得說，休斯敦市肯定就是綠色地獄了，如果你註意到這裡的家庭廢品和回收利用狀況，一定會覺得這個說法並不過分。
數字最能說明問題。2010年，美國回收再利用了將近34%的“城市固體廢品”。也就是說，在家庭、學校和辦公地點（不包括工業設施、建築工地、農場、礦廠等場所）產生的廢品中，有34%並沒有進入垃圾填埋地，而是被送到了廢品回收工廠中，在那裡，它們得以被再利用，得到了“重生”。在長期廢品回收工程的幫助下，紐約、明尼阿波裡斯市和其他美國城市的廢品回收再利用率也大致如此，只是上下稍有浮動。可休斯敦呢？2008年，休斯敦只回收再利用了2.6%的城市固體廢品。其他的97.4%呢？總的來說，它們都進了垃圾填埋區。艾倫尴尬地告訴我，自2008年以來，這個比率已經提升至6%或7%。無論從何種定義來說，這都不是一個拿得出手的數字。如何解釋呢？
對於住在舊金山這種地方（廢品再利用率超過70%）的人來說，一個比較流行的解釋是，鄉下人不喜歡循環再利用廢品。這種解讀並不僅僅體現了城市人的優越感，從中還可以看出，對於舊金山如何做到以及為何廢品回收再利用率這麼高，人們懷有巨大的誤解。
毫無疑問，對於一個人或一個地方回收再利用廢品的實際數量，文化、教育和收入必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根據我的經驗來說，沒有哪一種文化能像窮人的文化那樣，如此鼓勵提高回收再利用率。大體而言，如果一個人沒錢買新東西，往往就會多次利用現有的東西。因此，在舊金山，喬氏超市裝意式烤面包片的玻璃罐很可能會被直接丢進回收桶；而在孟買的貧民窟，同樣的玻璃罐——如果那裡的人買得起的話——或許會成為廚房裡的盛物工具。孟買貧民窟的廢品再利用率遠高於舊金山郊區，原因有二：一是他們的消費並不多，比如說，沒有iPad包裝盒可供回收再利用；二是日常生計需要他們節儉度日。然而，不論某一人群多麼貧窮或具有環保意識，他們的廢品再利用率歸根結底還是取決於是否有人能從廢品再利用中獲得經濟利益。在孟買，這樣的經濟利益基本上都與個人利益有關；而在富裕的舊金山，很少有人會在乎賣了一堆廢報紙得到的那幾個小錢，收走別人的廢品是否有利可圖只是廢品回收公司必須要找出答案的問題。
和大多數美國人一樣，休斯敦人也沒有興趣嘗試孟買式的節儉。如此一來，壓力就轉嫁到了廢品回收公司身上，而這些公司很不幸地發現在休斯敦做廢品回收這一行極難獲利。問題是多方面的。休斯敦的面積很大，人口密度卻很低，每平方千米只有1270人，而舊金山的人口密度則為6540人。從人口學角度來說，舊金山每平方千米土地上的回收桶要多於休斯敦，因為那裡每平方千米土地上的住家數多。從廢品回收業的角度來看，也就是說，為了收集同樣重量的廢報紙，廢品回收公司的卡車在休斯敦開出的距離要比在舊金山的遠。換句話說：休斯敦的廢品回收公司必須付出更多的勞動、更大的成本，才能獲得與舊金山的廢品回收公司同樣的收入。
有一種方法可以克服這一問題，即當地政府給予廢品回收公司補貼或採取類似措施。可在反對稅收和收費的休斯敦，這是個棘手的問題，特別是得克薩斯州的垃圾堆填費用在美國是最低的。通情達理的納稅人或許會詢問原因（政客更是會借此大做文章），如果以較低成本便可以填埋處理同樣多的垃圾，為什麼還要求他們支付更多的稅金去進行循環再用。
另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是鼓勵休斯敦的居民貢獻更多可循環再用的廢品，如此一來，每一輛小卡車都可以為廢品回收公司帶去更多潛在的獲利機會。不管你相不相信，這個方法做起來非常容易（而且不必鼓勵增加消費即可實現）。做法如下：拿走兩三個，有時候甚至可以是七個小回收桶（美國家庭都是通過這些小桶來分類可循環再用廢品的），然後換上一個大回收桶，所有可回收再用之物都可扔進去。這種做法被稱為單流循環再用法（與雙流循環再用法截然不同，這種方法要求把廢紙裝在一個回收桶裡，其他可回收廢品裝在另一個回收桶裡）。在試行這一方法的社區，廢品回收率提高了30%。為什麼不找機會試一試呢？無論你喜歡與否，即便具有環保意識的人有時也會因為太忙而懶得分類垃圾，然後扔進不同的回收桶裡（我喜歡把這種情況稱為“玩垃圾”）。因此，廢品管理公司數年來一直在休斯敦推行單流循環再用法。
可如果休斯敦的居民不對他們扔進廢品管理公司卡車裡的所有額外可循環再用之物進行分類，那廢品管理公司應該如何從中獲取更多的可回收再用廢品呢？這就是艾倫和一群工程師負責研究的課題，也是投入了1500萬美元的項目。
高中生都會到麥當勞找工作，也有些很喜歡做剪草坪的工作。艾倫卻不是這樣的學生。他是那種極富創業精神的孩子，他尋找的是那些可低價買入、高價賣出的東西。他找到了兩種這樣的東西：一是電腦打孔卡，在20世紀60年代末之前，這是向大型主機輸入數據的主要工具；另一種就是連續式電腦打印紙。這兩種東西很受當地紙廢品站的歡迎，而且可以現金交易，紙廢品站會把這些東西整理好，以便加工成新紙。因此，艾倫在高中時就成了一個小富翁。事實上，他可能比當時的大多數人都有錢。
是什麼吸引他進入廢品回收這一行的呢？他這麼告訴我：“我很幸運，我很有這方面的天分，而且這一行也很適合我的註意力缺失症和強迫症。”與許多年輕企業家很早就感受到強烈的使命感一樣，艾倫的大學生涯也沒有持續很長時間，退學後，他便到朋友的一家垃圾搬運公司上班。在那裡，他建議垃圾工人把可循環再用的廢紙和紙闆賣給廢品站賺錢，而在接下來的三十年裡，他一直致力於回收再利用休斯敦地區各家公司（而非家庭）的廢紙和紙闆。不過，2008年事情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廢品管理公司當時正在尋找一家合適的廢品回收公司，幫他們在休斯敦開展家庭廢品回收生意，他們認為擁有近三十年廢品回收經驗的艾倫就是他們一直在尋找的合作夥伴。這可謂一個大好時機。艾倫當時正好希望海灣廢品回收公司進軍家庭廢品回收業，可他們接觸不到大量可循環利用的廢品。“那些廢品都是由垃圾公司回收的，”他解釋道，“因此，如果沒有充足的廢品可供使用，也就沒有理由斥資1500萬～2000萬美元去購買設備。”
“你需要規模。”我說。
廢品管理公司負責公關的副總裁林恩•佈朗站在我身邊高聲說道：“或者說，你需要的是一份與休斯敦市政府合作的合同。”
艾倫露出了燦爛的笑容：“在這一行裡，規模相當重要。”
廢品管理公司於2008年收購了海灣廢品回收公司，2010年，該公司開始著手把海灣公司轉型為單流循環再用廢品加工廠，並於2011年2月正式營業。時至今日，該廠每天可分類272～318噸的單流循環再用廢品。而這大約是一架空客A380客機的重量，只是構成這一重量的都是報紙、塑料奶罐、啤酒罐和鞋盒。我請艾倫粗略估計一下，這些廢品來自多少個家庭，他告訴我，一個休斯敦家庭平均每月提供的單流循環再用廢品為23千克。然而，並非每個人都會循環再用廢品，也不是每個人都會一個星期倒一次他們家的回收桶，而有些人倒回收桶的頻率則要高於平均水平，比如艾倫的家人每星期會倒六個回收桶！與此同時，在這家工廠處理的廢品中，有一小部分來自商業場所，如超市後面裝滿紙闆的大垃圾桶。然而，根據粗略估算可知，休斯敦廢品加工業每日的加工量約等同於1.2萬個休斯敦家庭一個月回收再利用的廢品總量。
“準備好去轉轉了嗎？”艾倫問我，他的臉上帶著孩子般的光芒。廢品管理公司負責發展和商品銷售（銷售廢品制品的部門）的副總裁馬特•科茨和林恩•佈朗隨行。他們兩個人經常出入工廠，還親自參與了工廠的規劃工作，可對於再次參觀的提議，我沒有感覺到他們有絲毫的不情願。
我們四個人走到外面，繞過工廠大樓，走進了一個封閉收貨區，一輛卡車正在那裡把回收回來的廢品倒在混凝土地面上。傾倒單流循環再用廢品時，相比哐啷聲，更常聽到的是嘶嘶聲，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中七成都是廢紙：廢棄的信件、報紙和辦公用紙。一輛前端裝載機開了過來，而大部分人都是習慣看到這樣的機器在建築工地裡挖土。裝載機將前臂伸進這些飽含善意的廢品中，舉起，然後倒進一個設備裡，據艾倫說，這個設備會以平穩且均勻的速度把這些東西送到傳送帶上。“這一環很重要，”艾倫說，“關系到你即將看到的其他環節能否正常且持續地運轉。”
我們走進了那個我從樓上看到的超大型車間裡，我發誓，我腦海裡閃現的第一個畫面就是威利•旺卡（電影《查理與巧克力工廠》中的角色。——編者註）的巧克力工廠：廢品傳送帶急速向上行進，把廢品送進旋轉的星形機器中，這個機器抛擲廢品的方式我只能用“有趣”這個詞來形容，就像是爆米花在煎鍋裡蹦跳一樣。有些廢品被繼續運走，有些則掉了下去。我不僅看到洗滌劑和洗發水的瓶子以超過每秒122米（艾倫請我不要透露真實速度，因為這是商業機密）的速度急速行進，還看到奶瓶從未知的幾個點掉到了一個巨大的籠狀物裡。我忽然想到那句台詞，“孩子們一定會喜歡這個地方”，然後把這句話對他大聲說了出來，可他沒有任何反應，或許因為這是明擺著的事情，或許因為他沒聽到我的話，因為我的聲音已經被徹底淹沒了，畢竟，機器的轟鳴聲、廢紙的嘶嘶聲，以及玻璃、鋁和塑料廢品撞擊時發出的咚咚聲是這樣嘈雜。
走上一道樓梯，來到了艾倫口中的“預分類區”。這裡有兩個工人站在一條快速運轉的傳送帶邊，而帶子傳送的都是剛剛運到、尚未分類且需要進行循環再用的“可循環再用之物”！其中一個工人伸出手，從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中抓住一個棕色塑料袋，然後，這個塑料袋飛快地消失了，原來是被正上方的一個大真空管吸了進去，太像威利•旺卡的工廠了。隨後他開始重複剛才的工作。“並非每個人都能忍受這份工作，”艾倫靠過來，沖著那條快速傳送亂糟糟廢品的帶子點點頭說，“有些人被搞得頭暈目眩，嘔吐不止。”
然而，我對此並不感興趣：“那些塑料袋呢？”
“塑料袋是最麻煩的東西。”艾倫沖我大聲喊道，“它們會把輪軸纏住，我們得花費數小時才能把它們拉下來。”
我在心裡告訴自己：絕不再用塑料袋盛放我那些用過的啤酒罐。“你們仍舊能再利用那些塑料袋？”
“當然！”
其中一個分類工人抓住了一個東西——速度太快了，我沒看清——然後將之扔進了一個方形斜槽裡，可這個斜槽通向何處呢？據我所知，有可能通往地球另一邊（中國？）。“另一個工作環節是挑揀出大塊塑料和垃圾。”他指了指遠處那些我剛才在底下看到的旋轉著的星形機器。最終我沒來得及問問那個斜槽連接著什麼地方。
傳送帶進入星形機器後，報紙在星形機器頂端彈跳起來，很像一層泡沫，仿佛翻騰海浪裡的泛白的海水。那些星形機器採用特種塑料制成，十分耐用，中間設有間隔，這樣一來，塑料、玻璃和鋁制品就會掉到另一條傳送帶上。與此同時，報紙則跳躍著跨過星形機器，出現在另一端，從而實現了分類。下面那些從星形機器中掉下去的材料（含有更多的廢紙）被傳送進了另外幾台星形機器中，這些星形機器之間的間隔較窄，可以過濾出更多較小的廢紙，而塑料、玻璃和鋁罐則繼續向下掉落。這很像瀑佈，每一個環節的角度都比下一個環節更加傾斜，每一個環節都可以分離出廢紙和塑料。對於清理65%～70%都是報紙、辦公用紙和郵寄宣傳品的廢品而言，這是一個關鍵步驟，也許還是最關鍵的步驟。
下方有一個裝置可發出電流，阻擋金屬物，毫不誇張地說，鋁罐就是從這個設備中噴湧而出的。在我看來，這有點像鋁罐要從廢紙和塑料的洪流中跳出來自殺，結果卻掉進了一個籠狀物裡，它們在那裡匯聚在一起，等待被再次熔化。同時，得益於玻璃比廢紙重這一明顯特點，經過了幾個環節後，玻璃便被分離了出來。這樣想象一下：如果把一個啤酒瓶放在一堆報紙優惠券邊上，用吹風機對準它們猛吹，最後剩下的，可能只有啤酒瓶。這與廢品管理公司用來分離這兩種物質的物理原理大致近似。
必須承認，我對此真的很感興趣，這時候，一直在嘎啦嘎啦行進的傳送帶突然“吱呀”一聲，全部停了下來。我轉頭看著艾倫：“怎麼了？”
“大概是有東西卡住了，”他揮揮手說，由此可見這種情況已經司空見慣，“這東西可能很大。所以所有機器都停了。”
等著機器重新運轉時，我伏在欄桿上，這才意識到我現在的位置大概有六米高，而且我們才剛剛開始參觀這個龐然大物。艾倫告訴我，廢品從頭到尾在這些機器上過一遍大約需要十二分鐘。我看到下面有一輛鏟車拖著一大捆足有成千上萬張像是郵寄宣傳品的東西快速駛過。這捆東西將被放進集裝箱裡，隨後很可能會被運往中國制造成新紙。
機器突然又開始呼嘯起來，傳送帶動了，那個巨大的循環再用機械慢慢轉動起來，先是遠處一條傳送帶開動，然後是星狀過濾器，接著是振動台，天知道後面一個接一個運轉起來的機器叫什麼名字。“不能同時開啟所有機器，”艾倫解釋道，“很複雜，所以得分階段開啟。”如果我感覺沒錯的話，只過了十五秒鐘，那些傳送帶就又動了起來。
我們又上了幾級台階，來到了設備的更高處，廢紙早已被分離了出來，所以這裡已經看不到廢紙了。現在這裡分類的是不同種類的塑料。“這是工人們最喜歡的。”艾倫沖一個懸挂在很多瓶子上方的黃色設備擡擡下巴。該設備裝有兩百個傳感器，其發出的紅外線光照射在下方經過的廢品上。比方說，紅外線光照在紅色汰漬清洗劑瓶子上，沒有反應；照在白色美汁源橙汁瓶子上，仍然沒有反應。可如果在嗖嗖經過的廢品中，紅外線光照到了透明的可口可樂瓶子，電腦就會準確地自動記錄下這個瓶子在具有精確計時功能的傳送帶上的位置。
“聽到了嗎？”艾倫帶著頑皮的笑容大聲問道。
在一片喧鬧聲中，我聽到一聲很不尋常且非常尖厲的壓縮空氣的爆裂聲。在距離傳感器幾米遠的地方，一個阿誇菲納水瓶搖搖晃晃地向後被運到了另一條傳送帶上，仿佛被擊斃了一樣，它後面是一個可樂瓶子，同樣也像是被擊斃了似的。電腦十分清楚這些瓶子的位置，以及它們到達氣槍處所需要的時間。現在我可以看到氣槍噴嘴，這些小小的針尖可把空瓶子刺破。這樣的發射速度，讓我似乎有置身於密集槍炮射程範圍内的感覺。砰砰，兩個瓶子爆了。砰砰砰，又有三個瓶子爆裂。據艾倫說，這個帶傳感器和氣槍的設備可代替六到十個分類工人，這些工人和機器不一樣，看到塑料在下方旋轉，他們會累，會嘔吐。
然而，這些紅外線傳感器因為本身複雜精密的特性而具有局限性。據艾倫說，其中一個局限便是“它們無法從帶顔色的聚乙烯瓶中辨識出白色聚乙烯瓶”。用外行的話來說，這就是區分紅色汰漬清洗劑瓶和白色美汁源橙汁瓶子的過程，但無須擔心：“我們擁有最精密的設備——人。”果然，三個人站在一條傳送帶邊，抓起白色瓶子，然後扔到下面的斜槽裡。人類的“分類”極限是每分鐘四十五次左右，這個成績還不賴，可一排氣槍和傳感器能做到每分鐘數百次，二者沒有可比性。由於尚未研發出分類這類塑料的技術，所以目前只能由人工完成。
然而，盡管艾倫開玩笑把人比作機器，他卻一直非常尊重廠裡分類工人所做的工作。如同一直以來我所認識的廢品回收業的創業者，他與分類工人有感情共鳴。畢竟，他們都是分類他人廢品行業中的一分子。“我會為這些人擋子彈，這些工作非常棒……”他猶豫了片刻，隨後激動起來，“在人們眼裡，這些工作的收入即便不是最微薄的，也是非常低的，所以人員流動率肯定非常高。可是，我這裡的員工有的做了十年、十五年，還有的一幹就是二十年。”
這或許不是收入最高的工作，或許不是那種你的孩子願意向小夥伴們炫耀的刺激工作。可如果你尋找的是一份穩定工作，有養老金可拿，而且幾乎從未有過裁員，那麼，再也沒有比從事美國廢品回收業更長久的工作了。在休斯敦這樣一個嘗盡了經濟起伏滋味的城市，這樣一份穩定工作可並不僅僅意味著能拿到薪水。“我的老闆，”艾倫再次燦爛地笑了，“也就是廢品管理公司本區域的負責人，之所以會從事這一行，是因為他的父親是做石油的，看著父親在那一行起起伏伏，因而他下定決心，‘我要找一個永遠都很穩定的行業’。”
在遠離休斯敦的丹佛、密爾沃基、波士頓和芝加哥的辦公室中，有三十五位男女職員每天都來此上班，他們的工作就是為休斯敦和廢品管理公司數十個遍佈北美的其他回收廠分類過的可循環再用的廢品找到一個家。對他們來說，一捆可循環再用的清洗劑瓶子與最初制造它們所使用的一桶桶石油同樣具有經濟價值。他們所做的不是一份富有情感的工作，也稱不上特別綠色或具有環保意識。說白了，他們的工作就是把廢品賣個高價。舉例來說，如果中國阜陽的一家工廠出高價買下那些塑料瓶，那麼那些塑料瓶很可能就會被運至阜陽；如果一家美國制造商更需要它們——這很有可能，而且願意花錢來證明這一點，那麼塑料瓶就會留在美國。這只是生意，能對其產生影響的只有海運成本，以及美國和廢品管理公司希望的出口國的法律法規。
曾經陪同我和艾倫參觀休斯敦回收廠的負責發展和商品銷售的副總裁馬特是市場營銷方面的負責人，我們來到高處的一個房間内，在這裡，一捆捆曾經的可循環再用廢品、現在的合格商品高高地堆在一起，足有五米高。“看看這些鋁罐，”馬特指著一捆閃閃發亮的東西對我說，“送到這裡的廢品不計其數，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卻在這個工廠的總產值中占一大部分。”換句話說：每千克廢報紙價值兩三美分；而在北美市場上，每千克鋁罐則價值約一美元。現在想象一下吧，你擁有數噸這種鋁罐，得到它們的成本卻非常低：這就是廢金屬收購商和廢品回收商的獲利之道。
我回頭看了看主廠房，只見一輛鏟車正拖著一捆廢報紙離開，隨後我把註意力放回到這個庫房。我註意到，在一堆堆塑料清洗劑瓶子中間，有幾捆看上去像是廢品管理公司的大塑料回收桶和輪胎等東西。
“我沒看錯吧？”
艾倫笑了：“司機把回收桶裡的東西倒進卡車，有時候就會失手把桶掉在車裡。這種情況時有發生。”
我走近其中一堆。這些回收桶看上去很新，但事實卻是它們都被壓扁了，和同樣被壓扁的桶、洗衣籃和很多奶瓶捆綁在一起，仿佛處在一堆蛤殼化石中的恐龍骨骼化石。這使我想起了一件事：2008年，包括強納森•法蘭森在内的舊金山的幾位作家舉行了一場募捐活動，他們買了276個回收桶，作為禮物送給了休斯敦那些沒有循環再用意識的鄉巴佬。雖然這麼做有那麼點恩賜的態度，但絕對是善意之舉，可我非常肯定，如果此刻我眼前所見有代表性的話，那麼那些回收箱很久以前就已經被壓扁運去了中國，並且制造成洗衣籃賣給了上海那些日趨重要的中產階級。在全球廢品回收業中，實用性和利潤幾乎總比好意重要得多，不論這份好意中是否夾雜著盛氣淩人的氣焰。
“不把它們挑選出來嗎？”
“不值得這麼做，”艾倫答道，“它們在被運送到此處的過程中就已經破損了。所以不值得關閉機器，把它們挑出來，再送回居民區。”
在廢品管理公司不斷發展壯大的兵工廠中有三十六條單流廢品分揀線，休斯敦的這條則是由最新和最先進設備組成的分揀線之一。也就是說，這十之八九也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家庭廢品分揀線之一。休斯敦這條分揀線具有強大的功能，卻也存在一項缺陷，那便是太過靜態，而這一點非常重要。一定要改進這一缺陷：休斯敦人的消費習慣在不斷變化，因此廢品也在不停地變化。這條單流廢品分揀線也應該隨之不斷改進。
現在這條分揀線的設計和調整功能是分揀約七成都是報紙、雜志和郵寄宣傳品之類的單流廢品。可情況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多的休斯敦人都選擇用電子閱讀器看報紙。很多有力的統計數字均可說明這一改變確有其事，根據亞特蘭大廢紙循環再用咨詢公司摩爾聯合咨詢公司提供的數據：2002年，美國人循環再用了1049.2萬噸報紙；2011年，他們循環再用的報紙數量為661.5萬噸。這一變化導致的直接結果便是，郵寄宣傳品在可循環再用廢品中的比例增加了。從機械分揀線的角度來說，這可以說是一個巨大的轉變：郵寄宣傳品比報紙分量輕，價值低。等到報紙在廢品中所占總體比例再降低五個百分點，艾倫和廢品管理公司的工程師們就不得不對機器稍作調整了，或許是再增加一兩個星狀過濾器，或許是改變幾條傳送帶的速度，以便可以趕上時代的步伐。
“我喜歡將這一行比作煲湯，”艾倫告訴我，“可以在湯裡放一點辣椒、一點大蒜，但一鍋湯裡不能只有辣椒和大蒜。煲湯是一個需要持續融合的過程，真算是一種手藝。”“這一行”分類的對象是美國人扔掉的東西，如果美國人懶得親自分類，艾倫和廢品管理公司的工程師們則樂於耗資數百萬美元研發技術，為他們做分類工作。“我們愛這一行的這個特點，因為我們中大多數人都有註意力缺乏症，並且需要這一行不斷發展，”他告訴我，“如果這一行停滞不前，你肯定會覺得無聊。”
碰巧的是，中國對報紙的需求量也在不斷增加，對宣傳印刷品亦是如此。可你在中國找不到像艾倫這樣“煲湯”的人，在印度、肯尼亞、越南和約旦，同樣也找不到這樣的人。原因在於，這個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依舊非常貧窮，因此找不到理由雇佣工人去做艾倫憑借星狀過濾器及氣槍所做的事：分類，收獲可循環再用之物。同樣地，如果一個地方十分貧困，沒有合適的理由建立艾倫那樣的分類廠，那麼很有可能的是，這裡也產生不出足夠的可循環再用之物來為投資建立這樣一個工廠提供正當的理由。
想想看，我住了九年的上海高層建築庭院中，每天晚上都會發生的情況：午夜剛過，你可能會聽到瓶子彈跳著從水泥地面上翻滾而過時發出的當啷聲。如果倒退回去尋找瓶子的來源，你將會來到一個比單車車庫大不了多少的水泥小屋，那裡堆滿了氣味“芬芳”的垃圾，而且垃圾已經溢出了一兩米遠，落到了狹窄的柏油路上。這些垃圾看起來與美國的垃圾不同：很少有盒子、鋁罐、瓶子，或任何堅硬到可以裝東西的物體。大部是垃圾都是食物殘渣——皮、殼和骨頭。
走近一點，你或許會看到在那些已經外溢的垃圾堆上面，有兩三個彎腰駝背的影子，肩膀上挂著搖搖晃晃的帆佈包，正用赤裸的雙手在垃圾堆裡翻找金屬罐、塑料瓶，或者更好的東西——被別人丢掉的硬幣。他們並不是上海人，驕傲的上海人永遠不會被人看到去翻鄰居家的垃圾箱，即便午夜時分也是如此，這些人往往是外地人，來自欠發達省份中的農村，很窮，正在盡全力地讨得最好的生活。我有充分的證據相信，為了得到特許進去翻垃圾，他們會給我所在公寓的前台接待員一點好處，並且要保證天亮時把一切都收拾整齊。這兩項要求都得到了毫無怨言的執行，後者尤為不存在任何問題：要想過上像樣的生活，以此類提揀原材料工作為生的家庭需要在夜裡去好幾個小區翻撿垃圾。他們需要量的累積。
中國並不缺少給這些移民家庭翻找的垃圾。事實上，在2008年左右，中國產生的垃圾要比過度浪費的美國還要多，每年約3億噸，而美國只有大約2.5億噸。然而，如果按照人均來看，美國是中國四五倍（美國人更有錢）。舉例來說，美國每人每年消耗296千克紙，在中國是45千克，而印度的人均耗紙量只有8.5千克，低到令人難以想象。即便考慮到這兩個發展中國家的人口相對較多，從而導致總耗紙量相對較高，可正是因為較低的人均消耗量，這些國家中的家庭和收廢品的小販在分類可循環再用的廢品時才省事得多。
如果你關心資源保護，就會覺得這種趨勢十分不利。中國消費者正陸陸續續地加入全球中產階級行列，逐漸適應隨著這一地位而產生的消費習慣。舉例來說，在2000至2008年這一段中國歷史性經濟增長時期，中國的預包裝食物產業增長了10.8%。從購買生鮮食物到購買裝在塑料、鋁罐和玻璃容器的食物，這一轉變對午夜時分我所居住的公寓樓後面發生的事情產生了深遠影響，對每一天中國的垃圾填埋地亦同樣影響重大。
目前也有好消息，中國很少會把可循環再用的廢品送進垃圾填埋地或垃圾焚化爐中。半夜三更撿垃圾的人家只是這個有利可圖的撿垃圾過程中最後一個分揀環節，如果你一整夜在我所居住的大樓外面等著，就會看到，天剛亮，撿垃圾過程的第一個環節就在門口開始了。一個矮胖敦實的女性從街道對面走過來，看上去年歲稍大，實際上卻只有三十多歲，挎著一個裝滿零錢的腰包，還拿著一個小手秤。如果中國有人能和艾倫相提並論，管理著一個從垃圾中收獲可循環再用廢品的體系，那麼她就是這個人。她的目標是一堆用麻繩系著的紙闆，以及一個及腰高、可在市場裡看到的秤。她把那個大秤拉出來，這時候公寓樓裡起得很早的老太太們就會蹒跚地走下樓，她們有時提著一些塑料瓶，有時是一兩個小紙盒，還有時拿著一個裝有鋁罐的小塑料袋。塑料瓶和鋁罐分別計價；而紙盒則被鈎在手秤的一個小鈎子上稱量。這些東西價值幾角錢，而這些早起的老太太就會帶著這些錢去菜市場買一天所需的蔬菜。
天色漸亮，路上的車多了起來，這個收廢品的女人和她身材瘦小的丈夫會合在一起。接下來由丈夫來負責收購普通樓房裡的廢品，而妻子則冒險走進了我所居住的公寓樓，在警衛室的傳喚下到樓裡收購廢品：有人買了台新電視，想處理掉裝電視機的大紙箱；還有人積攢了好幾個星期的廢報紙，因為配偶不厭其煩，一直在催促，所以現在想賣掉。整個早晨，她乘著電梯上上下下，按照市場價格，支付幾角錢買下所有可回收再用的廢品。然後她會把這些東西搬到樓下，分類碼放。
在她忙活的時候，騎著三輪車的人就來了。有些人是來收廢報紙的，有的則是想買那些鋁罐。不管他們所需何物，他們付給她的錢都比她付給公寓樓住戶的錢要多，然後他們把收到的廢品捆在三輪車上，騎著離開，趕在天黑前把收來的廢品賣給一家小型廢品回收廠，這家工廠擁有倉庫，並不是那種街角生意。不過他們的生意經都是一樣的：低價買，高價賣。在這家小型廢品回收廠裡，這些蹬三輪車的廢品回收者會碰到其他同行，他們每個人都有一輛樣子差不多的中型三輪車，上面裝滿了等待出售的廢品，稍後，這些廢品將被捆紮成較大的捆垛，賣給紙廠、鋁冶煉廠和其他需要原材料的制造廠。
尚無可靠的統計資料顯示中國有多少家庭廢品得到了循環再利用，因為中國很多地區都是鄉村，且經濟欠發達，收集這樣的統計資料即便不能說不可能，代價也是極其昂貴。可有件事得到了從政府官員到午夜拾荒者在内的所有人的認同：在中國那些被送到垃圾填埋地裡的垃圾中，很少還有可回收再用之物。休斯敦和舊金山要是也能這樣就好了。
然而，上海並不會為居民提供回收桶；當地並沒有像休斯敦材料回收廠這種投資上千萬美元的回收廠；亦沒有紅外線傳感器，以及氣槍，去射擊快速運轉的傳送帶上的塑料瓶子。然而，這裡有成千上萬的小生意人，他們從數百萬居民手中收購紙闆、廢報紙和鋁罐，並以此為生，這些居民絕不會分文不取便把那些可循環再用的廢品拱手送人。剩下的可循環再用之物則被午夜拾荒者全部搜走。在中國的各個城市，無須用單流機制來提升廢品循環再用率，因為說到底，我的中國鄰居們擁有一個大部分美國人都沒有的特質：他們認為，“廢品循環再用”不僅僅是美德，還可以換回金錢。
本文摘自《從中國到世界的天價垃圾貿易之旅》
廢品回收、循環再用，事實上是一個人人參與、大多數人都不重視，少數人從中獲利，極少數人從中得到巨額利潤的產業，這個產業在中國和世界都是隐秘而茁長成長到驚人的地步，影響著全球的經濟、人文和環境，影響著中國在世界的位置。
本書作者是彭博社駐中國記者站記者，用十多年時間觀察和深入研究中國和世界廢品回收產業的發展，描繪近二十年來中國垃圾產業和社會發展現實，揭秘中國垃圾產業與世界經濟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