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與新社會主義的再起
雖然從前面的分析來看，仇富的心態、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階級的鬥争將會是未來的趨勢，然而貧富差距與失業率不可能無限制地擴大，因為這將會影響到一個社會的安定與存續。各國的政府必然需要自行提出解決的方法，否則就是由民衆揭竿而起來解決這個問題，後者我們已經從“阿拉伯之春”獲得印證。
一如我們在前面所提到的，資本主義的問題在於蛋糕的分配，特別是在整個蛋糕大縮水之後，分配的重要性就又更被凸顯出來，未來的數年，甚至於十幾年，我們很可能看到全世界的富人必須要付出比過去高出許多的稅賦，一則改善負債累累的各國政府財政、二則改善社會結構與對立，而這些都是為了迎接下一個繁榮階段的到來。
根據美國經濟智庫（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在2011年所公佈的一份資料顯示，2009年美國人口前1%的富人，擁有美國35.6%的財富、而前5%的人口擁有63.5%的財富、前20%的人口擁有 87.2%的財富，社會最底層80%的人口只分到了12.8%的財富。然而凱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在其著作《財富與民主》（Wealth and Democracy）中曾指出，在1976年的時候，美國前1%的富人僅僅擁有美國20%的財富，這意味著近30年來，美國的貧富差距持續在擴大當中。
然而美國的貧富懸殊並不是近30年來才出現這樣大的差距，凱文·菲利普斯在同一本著作當中也提到，在1929年時，美國前1%的富人擁有美國將近45%的財富，當時的貧富差距比起現在其實是不相上下，而當時的失業率將近25%，更是遠遠的高於目前9%的水平，也因此在大蕭條期間，各式各樣的示威遊行活動不斷，一如我們在本章一開始所提到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一樣。
1932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羅斯福（Franklin Ddano Roosevelt，1882~1945） 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次年便啟動了一系列的新經濟政策，史稱“新政”（New Deal），其核心是三個R：救濟（Relief）、改革（Reform）和複興（Recovery），政府試圖通過大力的幹預來解決經濟疲弱與階級對立的問題。
羅斯福的新政，其實是一種以平等為取向的政策，如果以政治學的角度來看，就是一個偏向左派的政權。因為大蕭條期間的長期失業與高失業率使人們感覺到，所謂的社會平等根本不存在，而這也就是我們前面所提到的分配蛋糕問題。政府為了有充裕的資源來進行前述的社會改革與救濟，同時著重於所得的重分配，因此在稅制上進行了一連串的改革。
1932年，由於美國預算赤字大幅增加，讓主張減稅的胡佛總統也不得不採取加稅措施，將美國所得稅最高級距的邊際稅率從25%調升到63%，最低級距的邊際稅率則由1.5%增加到4%。1936年，羅斯福總統則將最高級距的邊際稅率再往上調高到79%，然而在這個時候，絕大多數的美國人因為未達最低課稅金額，因此是不用繳交所得稅的。但到了1942年，最低課稅金額2 000美元的邊際稅率調高到13%，美國的納稅人數從1939年的390萬人大幅增加到1945年的4 260萬人，占總人口的60%，而到了1944年，則再度調升最高級距的邊際稅率到94%以支應二戰的戰争支出費用。
除了所得稅率的調升之外，1937年，美國首次提出薪資所得稅方案，稅率為2%，該項稅收是用以支付社會福利退休體系的資金。此外，營利事業所得稅在1932年僅為13.75%、1936年增加到15%、1938年為19%、1940年為 38.3%、1941年為44%、1942年為53%。在羅斯福執政期間美國的企業與個人稅率出現了大幅度的提高。
羅斯福的新政著重的是政府的主動幹預以及所得的重新分配。政府在這段期間從企業與富人手中徵得了更多的稅，並對於一般工作者與家庭提供了更多的幫助與保障方案，加上工會勢力的擡頭，讓工作者不會受到管理階層不平等的待遇，例如美國汽車業工人聯合工會（UAW）成立於1935年，積極争取工人福利，汽車工人不僅時薪最高，其所享受的醫療和退休保障更是其他行業工人所望塵莫及的。
所以從1930年代到1970年代，大多數的社會利益其實是流入所謂的中產階級手裡，而這也造成了前述在1976年，美國前1%的富人僅擁有美國20%財富這種貧富差距相對較小的情形。
而1980年代上任的共和黨總統，裡根（Ronald Wilson Reagan，1911~2004）則採取了不一樣的做法。不同於前述的經濟政策多是以追求平等為目標，裡根的經濟政策更多是在追求自由的競争。他所推行的經濟政策為供應面經濟學，將所得稅降低了25%、減少通貨膨脹、降低利率、擴大軍費開支、增加政府赤字和國債，繼續對商業行為撤銷管制，全力推行市場化改革，減少政府幹預，恢複自由市場競争機制。
裡根之所以推出這樣的政策與當時的經濟環境也有關系，當時的貧富差距與經濟狀況相對於大蕭條時代而言是好上許多，而以中產階級所組成的社會其實需要的不是平等，而是自由與開放，也就是偏向右派的政策。裡根的政策符合當時的美國環境，因而造就日後衆多的創新與創意出現在美國市場，例如電腦時代就是在當時所開啟的，進而產生了後續的信息革命與網絡革命。
信息革命造就了一群新的富豪，根據《富比士》的 2011年美國富豪排行榜顯示，前20名中就包括微軟的比爾蓋茨、甲骨文的艾利森（Larry Ellison）、亞馬遜的貝佐斯（Jeff Bezos）、臉書的馬克·劄克柏格、谷歌的佈林（Sergey Brin）與佩吉（Larry Page）、戴爾的麥克·戴爾（Michael Dell）等7位信息界的富人，一如當年的亨利·福特等工業巨子。而40年後的現在，美國的經濟環境似乎又自由得過了頭，金融環境的混亂最終產生了次貸風暴。
同樣的經濟蕭條，同樣的貧富差距，這讓2008年上任的民主黨總統奧巴馬，在競選時便提出了相關稅制改革的想法，他主張對勞工階層及年收入7.5萬美元以下低收入戶減稅，同時提高平均年薪25萬美元以上家庭的賦稅：房市危機方面，設立基金，協助使民衆房屋避免因拖欠償還貸款遭到查封，並由聯邦政府協助取得貸款。
2011年9月，奧巴馬提出了删減赤字與加稅的方案。估計未來10年可删減政府支出逾3兆美元，同時呼籲應加稅，主要針對年所得逾100萬美元的富人課“巴菲特稅”，希望通過新的最低稅率，確保他們的稅率與中產階級相當，而美國的股神巴菲特也在這個時候站出來認為應該提高“巨富”的稅率，因為他提到他的稅率竟然比他的秘書還低，這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
除了對國内的富人課稅之外，根據美國國稅局的《海外賬戶納稅法案》（FATCA）實施細則規定，符合一定資產條件以上的美國公民，需要在2012年4月15日前向政府申報截至2011年12月31日的海外資產狀況。而海外金融機構，須與美國財政部簽署協議，同意提供美籍客戶賬戶資料，美國政府甚至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向海外的美國公民追回逃漏稅款。
除了美國需要減赤之外，深陷債務危機的歐洲更是不得不把政府的財政寄望在加稅上。在歐洲，意大利的改善財政收支計劃中包括一項要對年所得超過30萬歐元者加課特別捐（special levy），法國也針對年所得超過50萬歐元的富人課徵特別稅（exceptional contribution），而英國則早自 2010年起，已悄悄地將個人所得稅最高級距稅率由40%調升至50%。
當各國政府財政陷入困境，階級對立情緒高漲，我們可以預期的是在未來的幾年，甚至於十幾年，這樣對中高所得階級加稅的措施將會成為一種趨勢，甚至是全球主要國家所仿效的方向。這樣的做法除了改善各國的財政之外，減少階級間的對立，甚至於意識形態的對立則是更為遠大的目標。
上述這些信奉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必須要在接下來的數年逐漸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若非如此，新形態的社會主義將會開始崛起並與之對抗。例如1999年就任委内瑞拉總統的查維斯（Hugo Rafael Chávez Fríras， 1954~2013）便大力推行所謂的“21世紀社會主義”，並且嚴正抨擊資本主義。該國自2007年以來便大量地將國内外企業的石油、鋼鐵、礦產、電信等強制國有化，並借此提供大量的補貼與就業機會，借以實現資源國家的社會主義模式。由於油價長期維持在高水位，因此委内瑞拉這個石油產量占石油輸出國組織近1/10的經濟體，在過去的數年擁有相當亮眼的經濟成果，而失業率與窮人數量也大幅度地減少，在這樣的成就之下，我認為在未來將會有更多天然資源輸出國跟進仿效這個模式，例如非洲盛產各類資源的獨裁國家，而這將可能成為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未來不得不正視的問題。
不論是資本主義的再分配或者新形態的社會主義崛起，未來全世界的經濟發展方向將會從追求自由開放轉向追求平等，屆時能夠從中獲取最大利益的將會是目前處於中下階層的弱勢團體，這將會逐漸地改善貧富差距並讓財富的分配更為常態化，然而這樣的調整卻是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在那之前，階級的對立與意識形態的對立仍然不會停止。
本文摘自《預見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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