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見到保羅R26;沃爾克是1986年深秋在哈佛大學古色古香的桑德斯劇場。他應邀參加一個主題為“凱恩斯與哈佛：滞脹後的宏觀經濟政策新範式”（Keynes and Harvard: The New Macroeconomic Paradigm post Stagflation）的研讨會，發言嘉賓還有詹姆斯R26;托賓、保羅R26;薩缪爾森、馬丁R26;費爾德斯坦與勞倫斯R26;薩默斯。經濟學研讨會通常都在Littauer經濟系大樓舉行，但這場報告會因為聽衆實在太多，便在平日安排到訪國家元首演講及大一學生上公共大課的桑德斯劇場舉行。雖然台上就坐的都是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但最令我關註與著迷的是沃爾克。他當時還是在任美聯儲主席，因為成功制服了困擾美國多年的通貨膨脹，其聲望與地位可以說如日中天。沃爾克坐在台上比其他人高出了整個頭，魁偉的身材，犀利的目光，低沉有力的語調，鮮明利落的觀點，給我及所有聽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後來，我多次在國際經濟與金融論壇會議上見到沃爾克，聆聽他的演講，並曾有幸與他在同一專題讨論會中交流分享觀點。在他卸任後，與他私人的交往日漸增多，對他的個性、脾氣與為人有了更多了解。他在我心目中，不再只是一位令人肅然起敬的超級中央銀行家、德高望重的國際金融泰鬥、堅持原則剛正不阿的公仆，而且是一位親切和藹的謙謙長者、誨人不倦的師長，還是一位令人信賴的忘年之友。
沃爾克獻身公職六載春秋，曾在六位民主黨和共和黨總統執政期間分別擔任財政部、紐聯儲與美聯儲的核心領導職務，多次臨危受命擔任重要專門委員會的負責人，處理各種各樣的經濟、金融與公共信任危機。他在應對20世紀70年代的佈雷頓森林制度國際貨幣體系危機，在治理70～80年代愈演愈烈的美國通脹危機，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的金融監管改革中，都扮演了關鍵的角色，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領導力與影響。沃爾克在應對處理這三大危機中的突出作用與貢獻，就足以在世界經濟與金融史冊上長留芳名。
在與沃爾克多年的交往接觸中，令我最欽佩、最敬重的是他的人格。他大半個世紀的專業生涯都是在風雲激蕩、複雜莫測的經濟金融與政治旋流中度過的，但他自始至終堅持了自己的理念、獨立的人格與忠於公共利益的精神。沃爾克在共和黨尼克松總統、民主黨卡特總統和共和黨裡根總統任内，都任勞任怨，克己奉公，作出了卓越貢獻。但當總統為了選舉的政治目的需要聯儲寬松貨幣政策時，沃爾克卻絲毫不為所動，堅決地捍衛著央行的獨立。
他走馬上任美聯儲後，就下決心制服困擾美國多年的通脹頑症，大幅提高利率，緊縮貨幣，帶來了失業激增衰退加劇等痛苦的短期成本。勞工組織、企業、金融機構都怨聲載道，國會更是口誅筆伐，批評指責不絕於耳，連親自提名他為聯儲局主席的卡特總統都在私下與公開場合抱怨聯儲貨幣政策，可以想象沃爾克承受了多大的政治壓力。但正因為沃爾克倔強獨立的性格與非凡的勇氣，他頂住了各方面的巨大壓力，終於徹底根治了通脹，提升了市場與公衆的信心，從而為美國經濟進入歷史上最長的繁榮期奠定了穩固基礎。
沃爾克被人貼的標簽是一位凱恩斯主義者，但事實上，他從不迷信任何教條，不為任何時髦的理論與學說所束縛。基於他的專業訓練、市場經驗與直覺判斷，沃爾克相信過度財政赤字有害，因此畢生主張審慎財政。
沃爾克具有很深的中國情結，非常關註中國的經濟金融改革與發展。他兼任中國香港特區政府顧問，多次訪問中國。他特別欽佩鄧小平與朱?基兩代領導人，他本人與朱?基年齡相近，脾氣性格也很相像，剛正耿直，堅毅執著。中國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成功治理通貨膨脹，並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沃爾克非常推崇贊賞。我有一次與他讨論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他說人民幣國際化是好事，人民幣的成功國際化意味著中國經濟更加成熟、金融更加發達、監管更加有效、央行更加獨立與專業。至於人民幣能否取代美元，他幽默地說，可能在他的有生之年還難以看到這一現實。不過，他相信，隨著中國經濟的繼續發展，人民幣將成為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和美元、歐元一道成為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最重要通貨。
作為當代全球最負盛名的中央銀行家，沃爾克認為中央銀行的神聖職責就是捍衛貨幣穩定，控制通脹或者貶值。至於充分就業、經濟增長或收支平衡都是穩定貨幣與審慎財政的結果，而非平行獨立的貨幣政策目標。他擔心央行盲目自信，試圖單純用貨幣政策解決經濟中的所有問題，包括根深蒂固的結構問題。對於當下美聯儲、歐洲央行、英格蘭銀行與日本銀行競相實行量化寬松政策，大規模地購買政府債券，增加基礎貨幣，擴張央行平衡表，沃爾克在公開場合不予評論，但在私下對於濫發貨幣深感憂慮。他有一次對我說，央行最容易做的事莫過於easy money——寬松貨幣?策，既可讓企業和金融市場高興，又可取悅於白宮和國會山，減少短期痛苦，人人皆大歡喜。但是，最迎合公衆口味的往往未必是最明智的政策，央行其實最應當做的是可能短期讓一些人不太開心，但中長期卻真正惠及大多數人的事情，即維持幣值的穩定。
具有一定諷刺意味的是，正因為沃爾克在20世紀80年代初成功地制服了通脹，美國經濟從此欣欣向榮，低通脹、高增長，進入了所謂的“大穩定”時代。金融市場一派歌舞升平，房地產市場開始泡沫化，金融機構在住房按揭抵押債券的風險敞口不斷增大，而金融監管變得松弛。就在沃爾克的繼任者格林斯潘矢口否認泡沫風險的時候，沃爾克雖不便對聯儲低息政策直接評論，但在研讨會上多次表達他的擔憂，並铮铮警告，持久的風平浪靜背後很可能在醞釀潛伏著一場新的金融危機。遺憾的是，就像沒有人理會巴菲特對於高科技互聯網股票泡沫的警告一樣，監管當局、金融機構與投資者對於沃爾克的警告也置若罔聞。日益強大的主流共識相信，美國經濟與金融市場進入了一個不再有週期性波動的新時代，金融機構管理風險的手段與工具日益先進，抗風險的能力顯著增強。巴菲特也罷，沃爾克也罷，他們的智慧與經驗顯得過時了。
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人們才如夢方醒，重新發現了沃爾克這位前輩的驚人遠見、判斷與洞察力。年輕的民主黨總統奧巴馬恭請年屆八十的沃爾克再度出山，擔任總統經濟複蘇顧問委員會主席。年邁的沃爾克不辭辛勞，在紐約與華盛頓之間穿梭不息，與奧巴馬總統及其内閣部長、國會議員和華爾街代表磋商斡旋，不遺餘力地推動艱難複雜的金融改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最終以他姓氏命名的“沃爾克規則”。
“沃爾克規則”的核心内容是通過限制自營與直接投資業務而控制銀行控股公司的風險，本質上是一個技術層次的監管規則，關註面較為狹窄。但是，這一規則從最初提出到最終被採納放進了《多德—弗蘭克金融改革法案》（全稱為《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卻是經歷了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
在2009～2010年期間，我每次與沃爾克見面，都會向他讨教金融改革問題。我完全認同他一針見血指出的金融機構“太大不能倒”所衍生的道德風險與系統性風險，並尊敬他所持的任何受聯儲“最後貸款人”，實際上是納稅者保護傘保護的銀行機構不應該無限制地賭博這樣一個原則性立場。但是，我認為光限制自營交易猶嫌不夠，應該更進一步，恢複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後引進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將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嚴格分離。正是拆除“防火牆”後所出現的混業經營新格局使得金融機構“太大不能倒”、“太關聯不能倒”、“太複雜不能倒”，成為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我擔心，“沃爾克規則”並不能有效地防止未來的系統性金融危機。我相信，沃爾克以其無與倫比的個人聲譽和威望可以推動和帶來更加深遠的金融改革。
2010年5月，沃爾克獲得了斯坦福大學頒發的一項傑出公共服務大獎。他邀請我等一些私人朋友參加了授獎儀式與晚宴。次日我們幾個人驅車到舊金山附近的納帕山谷短暫休假兩日。我們遊覽了納帕山谷一個著名但從不對外開放的高級酒莊，風和日麗，風景宜人，但沃爾克顯得心不在焉，不時拿出手機與華盛頓的助理通話，密切跟蹤了解國會正在進行的《多德—弗蘭克法案》辯論情況。隨著國會山激烈辯論的起伏，沃爾克的臉色時而凝重，時而輕松。我和他坐在酒莊花園裡的一條長凳上，他與華盛頓通話兩小時之久，華盛頓的政策大辯論還如此牽動著他的心，使他未能安靜片刻，盡情享受納帕山谷的美麗景色與陽光。我默默地註視著這個八十餘高齡的退休老人，心中湧現了無比的崇敬之情。他早已功成名就，他的道德權威與個人聲譽在美國與西方經濟金融界已經無人能及。他真正做到了不為名、不為利，只是利用他的有限餘生繼續服務最佳的公共利益，繼續履行他的公共責任。
謹以此序獻給沃爾克這位令我敬仰愛慕的世界金融泰鬥，以及我人生與事業中的特殊老師和朋友。
胡祖六
春華資本董事長
2013年5月於中國香港
本文摘自《保羅-沃爾克和他改變的金融世界》
保羅-沃爾克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美聯儲主席，對美國和世界經濟影響最大的金融泰鬥之一。
這位“溫柔的金融巨人”身高逾兩米。比身高更突出的，是他輝煌傳奇的職業生涯：20世紀70年代，應對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和美元危機；70至80年代中，在美聯儲主席任上，成功制服惡性通貨膨脹；2009年，應奧巴馬之請再度出山，應對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自1963年以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他被六位總統委以重任。
尤其在上世紀80年代，沃爾克成功馴服高達兩位數的通脹怪獸，創造了“沃爾克奇迹”，為美國此後的經濟繁榮增長奠定了穩固基礎，被譽為“過去20年裡美國經濟活力之父”。
更為寶貴的是，他剛正耿直，堅毅執著，忠於公共利益，不迎合任命他的總統。沃爾克罕見地不謀求聚斂個人財富，他放棄投資銀行提供的高薪，長期過著算得上是清貧的生活，其高貴、正直和獨立的品格倍受世人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