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上半年，倫敦黃金市場發出的紅色警報從未被忽視。［30］維持美元地位成了沃爾克最鐘愛的委員會——現被稱為“沃爾克小組”，其中每個成員都至關重要——的中心工作。4月以後，法國走到了旋渦中心。法國總統戴高樂在憲法改革的公投中失利，於1969年4月28日辭職。［31］巴黎的報紙《法蘭西晚報》稱：“戴高樂將軍每隔兩到三年就要舉辦一場新的加冕禮。”［32］而一旦未能如願，他就會憤然挂冠而去。
美國財政部裡沒有人同情戴高樂的離去，這位法國總統對美國黃金的執念在美國所激起的憤懑尚未消退。財政部早前在為尼克松會見戴高樂準備的一份口徑備忘錄中提醒道：“法國對待國際貨幣體系的基本態度與我們大相徑庭。”［33］戴高樂已失去擁護，因為他在6個月前為了維持法郎幣值，強制推行財政紀律，得罪了不少人。也許那只是一個利己主義的行為，一切只是為了“法蘭西的榮光”，但那也是一個争奪固定匯率主導權的重要灘頭陣地，美國財政部的每個人都不敢掉以輕心。
法國人在德國的開銷巨大，主要是因為普魯士人效率更高，也可能是因為巴黎人對德國漢堡夜生活的癡迷，超過了柏林人對巴黎皮加勒廣場的喜愛（差不多同樣的服務，巴黎的價格太貴了）。法國法郎在德國堆積成山，德國央行德意志聯邦銀行不得不購買法國法郎以阻止其貶值。當時為維持法郎與馬克之間的固定匯率（或任意兩種貨幣之間的固定匯率），都必須靠央行幹預，即在供給過剩時買入，在需求過度時賣出。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匯率制度就是這樣得以維持的。
戴高樂知道德意志聯邦銀行會從市場上買入一時過剩的法國法郎，但同時也會阻止法郎持續流入德國境内。連續的購買將使德國面臨通脹的威脅，因為只要德意志聯邦銀行買入法郎，就會釋放出馬克，造成德國貨幣供應量增加。［34］法國不得不減少從德國的進口，降低漢堡夜生活的吸引力，否則就要任由法郎貶值。
戴高樂在1968年11月出台了一項緊縮計劃，以加強財政紀律，防止法郎貶值……這正是固定匯率醫生的典型藥方。他用一個不怎麼連貫的愛國口號來振作民心：“法蘭西的女性們，法蘭西的男子漢，我們國家的貨幣面臨的困境，讓我們又一次認識到：生命需要抗争，成功要靠努力，勝利才能救國！”［35］法國政府的預算緊縮成功維持了法郎的幣值，但代價是僅僅過了不到5個月，戴高樂的支持率就下滑不止。奧爾良市火車站的一位青年工人給出了答案：“我不相信任何人，我投票時要聽聽我錢包的意見，但這次它說的是‘不’。”［36］
沃爾克知道，即便戴高樂退出巴黎政壇，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壓力也減輕不到哪裡去，黃金的問題也得不到解決。一些更為根本性的力量——國内通脹和國外競争——破壞了美元的信譽。沃爾克小組一直在為總統準備一份關於美國政策選擇的備忘錄，沃爾克本人也為解決這些問題貢獻了白天的全部時間。他專心致志，心無旁骛，把家人芭芭拉、詹妮思和吉米都留在新澤西，直到1969年6月學期結束時。
1969年上半年，沃爾克一直住在華盛頓西北區比較荒僻的14街。他對住宅所處位置倒是無所謂，畢竟他作為財政部的三號人物可以擁有公車和司機。他擔心的是，在住宅樓門廳逡巡的那些讨厭鬼可能會對他產生錯誤的印象：這個有司機、有汽車的家夥一定是一個有錢的主兒。他穿得盡量樸素一些——這很容易做到，他衣櫃裡僅有幾套破舊的、按照他那碩大體態定做的西裝。有一回這些老古董中的一套被洗衣店弄丢了，沃爾克等了一個月才收到賠償金。“那可是一套好西裝啊。”［37］
沃爾克當上了副財長，免不了要在華盛頓參加很多正式的社交活動，無論是參加國務院歡迎阿富汗王子的自助餐招待會，還是出席白宮迎接德國首相的雞尾酒會，他都很想念妻子芭芭拉。她很會開玩笑，善於營造機智诙諧的氣氛。他還記得先前在財政部工作的那段時間，他都是默默地站在芭芭拉身旁，安靜得讓人以為他是一位男仆，而芭芭拉卻愉快地開起了愛爾蘭財政部長的玩笑：“我都不知道愛爾蘭過去還曾有過財政部長！”
大家也發現保羅在社交場合中從芭芭拉那裡得到了不少助益。美聯儲主席馬丁的太太辛西娅就曾經變更過一次正式晚宴活動的邀請，並建議說：“等芭芭拉搬來後我們再聚吧。”［38］興許沃爾克孩提時代最喜歡的幼兒園老師帕爾默女士在說起保羅“不願參加集體讨論”時，冥冥中對此也有所感知吧。
芭芭拉從外地遙控管理著沃爾克家庭的“華盛頓分店”，她經常提醒丈夫要把最近幾個月的工資存到銀行裡，這樣她才有錢支付房租和電話費。有一次沃爾克實施其“總是拖到最後”的策略，誤了與房屋中介的見面，芭芭拉的留言是：“我已告訴CBS房屋中介的瑪西娅R26;克勞普頓，下次對你別太客氣。”［39］
1969年6月26日是個星期四，在白宮内閣室，沃爾克站在總統面前，指著活動挂圖介紹了沃爾克小組過去5個月的工作情況。沃爾克的上司大衛R26;肯尼迪財長安排了這次會面，並讓沃爾克負責匯報。總統身邊坐著一批國際事務領域的關鍵人物，包括國務卿威廉R26;羅傑斯、國家安全顧問亨利R26;基辛格、美聯儲主席威廉R26;麥克切斯尼R26;馬丁，以及總統顧問阿瑟R26;伯恩斯。
會前，沃爾克就像一個準備首次約會的孩子一樣，内心有些憂慮。這並不僅僅是因為他要在理查德R26;尼克松面前擔綱主演而感到緊張——這個原因就足夠了，他因為有民主黨背景總被貼上“局外人”的標簽——而且還因為有一次洩密事件，差點終結了他在這個無法擺脫洩密夢魇的政府中的任期。
沃爾克知道尼克松不會事先閱讀已提交給總統辦公室的那份長達48頁、名為《國際貨幣事務基本選擇》的備忘錄。［40］因為總統總覺得“美元問題是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輕松搞定的”。［41］為此，沃爾克讓他的副財長幫辦、後來成為華盛頓中左派智庫佈魯金斯學會主席的佈魯斯R26;麥克勞瑞準備一些框圖來演示擬議中的一些主要政策選擇，希望借助視覺效果能在口頭匯報時引起尼克松的興趣。麥克勞瑞把草樣交給了一家商業性的藝術圖片公司負責加工制作，其中一張上面有黃金官價從35美元翻番漲到70美元的情景圖示。
“你心裡想什麼去了？”沃爾克嘟囔著批評道，“投機商可能會先在倫敦市場購買黃金，然後把圖示透露給媒體，再輕松地賺大錢。”［42］麥克勞瑞無話可說。幸好圖片設計師只學了色彩設計而沒學過高級投機技巧，所以沒有導致任何負面影響。
沃爾克小組的報告中沒有把提高金價納入政策選擇，因為這將刺激市場上對黃金的投機興趣。而且，價格翻番將使俄羅斯、南非兩大黃金生產國和另外一個黃金囤積國法國獲益。這三個國家都不在美國的最惠國名單上。沃爾克小組希望降低黃金在國際金融活動中的熱度，做出那張圖僅僅是為了把觀點說全。
正式的備忘錄文本語氣和緩，用了像“現有體系的演進”一類的話，完全可以埋在《紐約時報R26;商業版》的蕪雜内容之中，或藏在《美聯儲週報》之後不為人所註意（但用指南針就可輕易找到）。實際上，如果公之於衆，沃爾克的建議肯定會上頭條的。
沃爾克了解到，尼克松很關註美國的對外實力，於是他把工作目標說成是確保“美元作為居於世界領導地位的儲備和交易貨幣的關鍵地位”，好像美元是核彈頭一樣。［43］他說，對美元主導地位的主要威脅來自“一種普遍的認同，即當有大量美元希望兌換成黃金時，會因美國的黃金儲備不足而無法滿足兌換要求”。［44］沃爾克點出了“過去四年美國強烈的通脹壓力是破壞美元信心的主要因素”。［45］他把美國的不合理做法與德國的良好經驗進行了對比，指出德國“將抵抗通脹作為頭等要務”，並建議，我們應當“在固定匯率體制框架下，增強貨幣目標的一致性”。［46］
沃爾克提到的“貨幣目標的一致性”反映了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脆弱性。他深知，如果沒有各國央行之間的合作，固定匯率體制就會崩潰，成為三頭怪獸——後被稱為“三元悖論”的犧牲品。［47］“三元悖論”有時候被稱為“罪惡的三位一體”，其思路在於，如果各國承諾實施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自由流動，就必須實施同樣的貨幣政策目標。但如果各國保持不同的利率水平，就會產生對沖基金行業在21世紀所謂的“套利交易”。但利率之差，早在聖經時代的埃及投機行為被發明之初，就已成為外匯交易商的主要食糧了。［48］這一並不複雜的策略把投機商變成了非常富有的套利者，並最終摧毀了佈雷頓森林體系。
外匯投機商並非特別虔誠，肯定也不會比華爾街更虔誠，但當他們禱告時，他們會祈求金融上帝賜給他們兩個匯率固定但利率不同的國家。例如，當德國利率為7%，而美國利率為4%時，投機商就會以4%的利率借入美元，換成德國馬克，再用馬克來投資獲得7%的利息。只要美元和馬克之間匯率固定，他們就可以在不承擔風險的情況下，穩獲3個百分點的利潤。［49］3個百分點聽起來不算多，但如果外匯交易規模為尚不算大的1億美元的話，那就是300萬美元。只要肯做，投機商可隨時從事此類交易，因為這是一種無風險、高贏利的套利機會，而且還不需要任何自有資本（他們想借多少錢就能借多少）。投機商已經達到了天堂的境界。
這種境況對投機商十分有利，使他們既賺錢又開心，但對固定匯率制度來說，卻不啻於夢魇。投機商無限度地購買德國馬克、出售美元，便將馬克幣值推高，而使美元貶值。根據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規則，德意志聯邦銀行必須幹預，在市場上釋放出馬克，買入美元，以阻止美元繼續貶值。但是如果投機商不停手，德意志聯邦銀行最終也只得停止買入美元，否則全世界就到處都是馬克了。為了防止馬克泛濫，他們將允許匯率浮動，成為“三元悖論”的犧牲品。
考慮到投機沖擊如此這般就能輕易瓦解固定匯率制度，各國政府為了維護本國幣值穩定，紛紛織就出一張張資本管制的大網，以阻礙投機盛行。沃爾克早期在財政部工作時，曾協助設計過此類管制措施。經過了當時的年輕氣盛和欠缺謹慎，使得沃爾克後來成為一?堅定的反對政府幹預派。盧薩曾經醞釀過“利息平衡稅”，即對國際投資徵收特別稅，防止美元外流，投資到外國的高收益債券中。他把這個想法交由沃爾克去設計具體方案細節。可是最終在立法環節卻導致了若幹光怪陸離的豁免請求：對加拿大要例外，對日本要例外……誰叫嚷得最兇誰就能享有豁免。［50］沃爾克發現了“完美想法與實際應用之間存在的巨大鴻溝”。［51］
本文摘自《保羅-沃爾克和他改變的金融世界》
保羅-沃爾克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美聯儲主席，對美國和世界經濟影響最大的金融泰鬥之一。
這位“溫柔的金融巨人”身高逾兩米。比身高更突出的，是他輝煌傳奇的職業生涯：20世紀70年代，應對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和美元危機；70至80年代中，在美聯儲主席任上，成功制服惡性通貨膨脹；2009年，應奧巴馬之請再度出山，應對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自1963年以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他被六位總統委以重任。
尤其在上世紀80年代，沃爾克成功馴服高達兩位數的通脹怪獸，創造了“沃爾克奇迹”，為美國此後的經濟繁榮增長奠定了穩固基礎，被譽為“過去20年裡美國經濟活力之父”。
更為寶貴的是，他剛正耿直，堅毅執著，忠於公共利益，不迎合任命他的總統。沃爾克罕見地不謀求聚斂個人財富，他放棄投資銀行提供的高薪，長期過著算得上是清貧的生活，其高貴、正直和獨立的品格倍受世人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