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經濟思想中，最為奇特的一項是鼓勵消費，他甚至倡導奢侈，這在古往今來的治國者中可謂僅見，在《管子》一書中就有一篇奇文《侈靡篇》。
中國歷代的治國思想向來以倡導節儉為正途，這顯然是長期短缺經濟的必然產物。然而管仲卻提出“儉則傷事”的觀點，在他看來，大家都不消費，就會造成商品流通的減少，從而妨礙生產營利的活動，故曰“傷事”。[ 《管子·乘馬》：“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要如何才能推動消費？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費，甚至無比奢侈地去消費。[ 《管子·侈靡》：“問曰：興時化若何？莫善於侈靡。”]
管仲的這一論述曾經迷惑了此後數千年的中國學者，很多他的信奉者言及於此，要麼視而不見，要麼顧左右而言他，要麼百般替管仲聲辯。直到近世，歷史學家郭沫若才給予了合理的解釋。郭氏認為：“他是肯定享樂而反對節約的，他是重視流通而反對輕視商業的，他是主張全面就業而反對消極赈濟的，為了能夠全面就業，他主張大量消費，甚至主張厚葬。他的重點是放在大量消費可以促進大量生產這一面。因而在生產方面該如何進行，如何改進技術之類的話，他就說得很少，幾乎可以說沒有。”[ 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歷史研究》195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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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倡導奢侈的理由是，“丹砂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就是說，只要不人為地堵塞利源，商賈就會日夜不息地從事營運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斷地消費，貧窮的人才有工作可做。為了強化自己的觀點，管仲甚至做過極端的比喻，他建議在煮蛋之前應先加雕繪，在燒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後瀹之，雕?魅緩箪嘀?！?br/>
管仲本人就是一個富足的享樂主義者。孔子說他的奢侈堪比國君——“其侈逼上”，《史記》說他“富擬於公室”。據《韓非子》和《論語》等書記載，齊桓公把齊國市租的十分之三賜歸於管仲。
當然，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對侈靡的推崇，並不僅僅為了自己的享樂。在《管子·乘馬數》中，他談及了一個非常先進的觀點。他說，每當年歲兇歉的時候，人民沒有本業可作，國家就應該進行宮室台榭的修建，以促進人民就業，尤其要雇用那些喪失了家產的赤貧者。這時候修築宮室，不是為了享樂，而是為了促進就業，平衡經濟。
這種通過政府的固定資產投資來刺激經濟複蘇、促進就業的做法，西方人在兩千多年後才學習到手，以1929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為例，當時的美國、德國等無一不是採用了這樣的政策，才走出低谷。可是在兩千多年前，管仲就有這樣的智慧，確實是讓人驚歎的。據美籍華人經濟學家楊聯?的考據，在漫長的中國經濟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範仲淹等極少數人曾經有過類似的思想。
本文摘自《歷代經濟變革得失》
兩千七百年前，春秋時期的管仲改制變法，使得齊國一躍成為霸主，傲視群雄；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一時國庫充實，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為之緩解；公元1978年，鄧小平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百年積弱的中國經濟再度崛起，重回強國之列。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裡，中國經歷了十數次重大的經濟變革，每一次變革，都順應社會發展而發生，也都對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今，新的社會發展又提出了繼續變革的要求。
本書是作者近年來研究中國經濟變革史的集大成之作，對中國歷史上十數次重大經濟變革的種種措施和實踐作了系統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變，坦陳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總括了中國式改革的歷史脈絡，又剖析了隐藏在歷代經濟變革中的内在邏輯與規律。辯駁得失，以史為鑒，實不失為一部簡明的“中國經濟史”。